秉持著“美國優先”執政理念的白宮新主人唐納德·特朗普正在向全球野蠻推開他的“貿易收縮”戰略， 其反全球化與極端貿易保護主義的行動不僅可能導致國際貿易規則的錯亂， 而且將破壞全球貿易的基本秩序與主流生態。 特別是對於同美國保持巨大貿易體量的中國而言， 最終遭受到“特朗普時代”的衝擊也許更大；而與特朗普這一重利輕義的總統打交道， 並試圖贏得兩國貿易上的雙贏，
“大嘴”要咬中國
按照中國農曆的屬相， 美國第45任總統特朗普屬狗， 雙子座， 此人從競選開始到正式就任總統至今， 幾乎口無遮攔， 不停地放出“嘴炮”， 且火藥味十足， 其中很多矛頭直指中國；加之又長了一隻與自己臉龐有點不相稱的大嘴巴， 外界就送給了特朗普一個逼真的綽號——大嘴。
作為“商人總統”， 特朗普當然想做只賺不賠的划算買賣。 在他看來， 美國在與中國發生貿易往來中產生了大量的貿易逆差， 證明美國吃了大虧， 而且自由貿易使得美國製造業大量流向中國， 導致中國人搶走了美國人的工作和福利。
就像他的不少前任那樣， 特朗普也揚言將中國定義為“匯率操縱國”。 一般而言， 每年3月末和9月末， 美國財政部會向國會提交《國際貨幣和匯率政策報告》， 該報告關於交易夥伴匯率政策評估內容， 是美國認定其交易夥伴是否為“匯率操縱國”的主要依據。 如果某種貨幣被認定為“根本性失調貨幣”，
特朗普獲《時代週刊》2016年度人物：“美利堅分裂國總統”
作為行將砍下的“第三板斧“， 特朗普將運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以對轉移到中國、墨西哥等國投資的美國企業進行調教。 一方面， 特朗普放出口風， 要對將生產轉移到海外、產品銷回美國市場的企業徵收10%的“邊境稅”， 以此迫使美國更多企業回流本土；另一方面， 特朗普力推“購買美國貨”和“雇用美國人”的兩項商業原則， 而且在特朗普行將推出的規模高達1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計畫中， 美國政府將通過財政採購“美國鋼鐵”的方式吸引更多製造業回流美國。
現在看來， 特朗普不僅僅是說說而已， 而且事實上已經行動起來。觀察發現，經特朗普親自提名組閣的政府官員中，“對華強硬派”的面目清晰可見，其中出任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之職的經濟學家彼得·納瓦羅曾出版三本炮轟中國的三本專著，他們是《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致命中國：美國如何失去製造業的根基》和《臥虎：中國軍國主義對世界意味著什麼》，《紐約客》為此曾這樣評論道，在美國很難找到第二位像納瓦羅這樣在貿易和對華看法上如此激進的經濟學家。與此同時，主政美國商務部的華爾街億萬富翁威爾伯·羅斯不僅擁有鋼鐵、煤炭等傳統產業的豐富投資與並購經驗，而且長期活躍在中美鋼鐵貿易戰的第一線。此外，作為白宮首席貿易代表，律師出身的羅伯特·萊特希更是一個貿易保護主義的堅定擁躉者，一向主張通過提高進口稅以保護美國國內工業，而且萊特希曾在雷根政府時期擔任美國貿易談判副代表，是一位國際貿易的談判高手，乃至主導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廣場協議”的簽訂。看得出，“三叉戟”的組合對於中美貿易而言是凶多吉少。
需要強調的是，儘管美國是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總統的權力受到很多的約束與羈絆，不過，按照美國的制度安排，有兩件事情特朗普是可以單獨作出決定的，一是指定某某國家為匯率操縱國，這是總統權力份內之事，且美國國會已經直接授權給總統；二是美國的法律授權總統可以向交易夥伴國加征一定的關稅。因此，只要需要，特朗普可隨時啟動對中國貿易戰的按鈕。
最易擦槍走火的地帶
又是準備在美國與墨西哥的邊境修牆，又是譴責德國操縱歐元匯率，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之劍顯然並非完全針對中國，但是，由於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加工製造出口國，同時中國也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國，兩國之間的生意交往越多，矛盾就更多，摩擦可能就更頻繁。重要的是，在目前美國高達68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中，中國幾乎占了二分之一，如果特朗普執意要糾正貿易逆差，中國無疑會成為他重點攻擊的靶子。不僅如此，除了在鋼鐵、紡織等傳統產品上中美兩國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競爭關係外，在機電、晶片以及航天器材等高端領域中美間的產業結構也正在從互補走向交叉甚至重疊，正是如此，特朗普時代的中美兩國可能會發生更為激烈、面積更大的貿易摩擦，而且經常項目地帶將是最容易擦槍走火的領域。
有一點需要明確，特朗普在角色上是一個典型的逆全球化與反自由貿易的代表，而且針對中國貿易經常性發難也是他的歷屆前任的習慣性行為，既然如此，特朗普施加於中國的貿易制裁肯定不會遜于前任；重要的是，特朗普必須兌現自己競選時的承諾，畢竟在任期四年中，特朗普要經歷一次國會中期選舉以及一次國會與總統的換屆選舉，搞不好，連同特朗普在內的共和黨就會中途提前下課，為此，特朗普必須在對外貿易上拿出點成績來給選民一個交代，而中國就是他最能創造貿易戰果的國家。基於此，未來一段時間，不排除特朗普劍走偏鋒，點燃中美之間的貿易戰火。
但是，中美兩國的貿易關聯又浸入得很深，同時作為商人，特朗普也應當看得到，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其實並非完全由純粹意義上的中國企業所造成，因為，在中國對美出口陣營中，還有無數個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外國企業在華投資生產的商品，如果改變現行的原產地貿易統計方式，按照各國產生的附加值計算，對華貿易逆差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將會從約2%降至約0.8%。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真要打起“貿易戰”，美國在中國投資與經營的企業勢必受到牽連，再加上招來中國的報復，美國不見得能從中貪上多大的便宜。
基於此，在對華貿易挑釁與制裁上，特朗普不會擼起袖子蠻幹，先前威脅發動貿易戰可能是一項談判策略，並不是追求貿易戰本身帶來的破壞性快感，不過，要讓特朗普將手中的刀槍入庫則有沒有任何可能，而且他很可能還會添加新的武器。從中美雙方對弈的歷史看，美國頻繁使用的武器主要為反傾銷、反補貼以及特殊保障措施調查等，對於特朗普而言，針對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雙反”等貿易救濟可能會升級加碼，與此同時在國內勢必會通過政府採購與補貼以及投資保護等手段對中國進口形成強力抑制，因此未來不排除更多的企業從中國撤資而回流至美國。
基於以上分析，中美的局部貿易摩擦不可避免，且可能呈升級態勢，但全面貿易戰發生的可能性不大，預計美國將會更多地採用“精准打擊”的方式。分析返現，目前中國對美出口量較大的行業主要有電腦、電子設備和機械設備行業，因此這些領域最可能成為美國“精准”打擊的對象；同時，從中國各行業對美出口的敏感度來看，按排序分別是電子設備、機械設備、服裝製造、金屬製品、傢俱、化學製品、塑膠橡膠製品與食品，萬一中美燃起貿易戰火，這些領域將首當其衝。
相對於貿易領域即經常專案地帶的摩擦而言，中美兩國之間在資本項目間的對抗可能要緩和得多,畢竟可供特朗普在人民匯率上大做文章的空間並不大。一方面，特朗普要增強“美國國貨”的出口，離不開美元貶值的策應，同時特朗普推出的擴大支出、基建投資計畫又會造成美國財政赤字的進一步擴大以及美國國債規模的進一步擴張，對此，特朗普需要美元貶值來化解赤字與債務風險。因此，在美元貶值存在強烈內在要求的的前提下，人民幣具備了重新升值的可能。另一方面，作為全球五大儲備貨幣之一，人民幣在SDR中的比重是10.92%，按照這一比例測算，未來海外至少有七、八萬億的人民幣需求，這些需求都會拉動人民幣的升值。而且去年中國經濟增速再度回到全球第一的位置，未來將維持在6.5%到6.6%的增長區間，支持人民幣升值的內生動力仍在。既然如此，美國試圖再拿人民幣“低估”說事就站不住腳。對此，特朗普其實心中非常有數，以致他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也改口稱，要在人民幣匯率上“先與他們談談”。
貿易戰只能雙輸
作為中國的第二大交易夥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美國對中國經濟的作用權重不言而喻。統計資料顯示，2016年，中國對美商品出口占中國商品總出口的18％以及GDP的4.4％，同時對美出口為中國創造的就業機會也不可小覷。按照商務部、海關、國家統計局和外匯管理局共同發佈的《全球價值鏈與我國貿易增加值核算報告》測算，每100萬美元的對美商品出口可為中國創造59個工作崗位。
在外國直接投資（FDI）方面，過去十年美國對華的直接投資占中國全部FDI的3.3％，初略計算，十年內美資在華企業雇傭人數累計超過100萬。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對美貿易順差約占中國全部貿易順差的40％，如果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的話，中國目前每年龐大的貿易順差可能會因為出口被動下降，再加資本外流的策應，人民幣匯率將會承受更大的壓力。因此，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就業市場，或者是資本金融領域，中美貿易戰給中國形成的創傷都格外沉重。
但鬥則兩傷。統計表明，中美貿易額從1979年的25億美元增長到2016年的5196億美元，38年間增長了211倍,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的第一大交易夥伴和最大的進口來源地，吸納了美國商品總出口的8％，相應地對其GDP的貢獻達到了0.8％。同時，根據美國商務部統計，美國對中國的商品出口為美國創造至少67.8萬個就業崗位，占全部出口創造就業的10％。不僅如此，美國服務業對華出口長期存在順差，2016年高達500多億美元，直接為美國創造了近30萬個就業崗位。
在投資方面，據美國榮鼎集團公佈的資料，2016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達到456億美元，相應創造就業崗位1.5萬個，而從2000年至今，中國在美投資累計達到1090億美元，中企為美國創造的就業機會超過10萬個。值得注意的是，每年還有相當多的中資企業利用香港作平臺對美國進行投資與並購，最終為美國創造的工作職位要大於公開統計口徑。這樣，初步掐算出來，中國對美出口與投資兩項至少可以拉動美國110萬個就業崗位，約占美國非農就業總人數的0.8％。
特朗普在白宮會見零售行業巨頭
顯然，中美貿易一旦交火，美國實體經濟定會傷得不輕。更加重要的是，美國從中國的商品進口占美國商品總進口的21.3％，其中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中國進口占比更高，部分行業甚至高達80％。因此，若中美燃起貿易烽火導致兩國交易停擺，美國短期內要找到中國製造的完全替代品顯然難上加難。更具有現實意義的是，從傢俱、玩具、紡織服裝到皮革製品，優質廉價的中國產品出口可使美國年度物價水準降低1%-1.5%，並為美典型家庭節省850美元的開支，如果貿易戰真正開打起來，勢必會推升美國人民的生活成本並提高通脹風險，這一結果在奧巴馬執政時期美國對中國輪胎採取徵稅措施已得到有力的佐證。當時，白宮的貿易救濟儘管使中國出口到美國的輪胎從1300萬條降到500萬條，也國保住了美國國內1200個就業崗位，但美國消費者為更高價格的輪胎付出了近10億美元的代價。
另外，特朗普可以採取類似於開證“邊境稅”的野蠻方法強逼美國企業回歸，但《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發表的一份研究文章指出，如果蘋果iPhone 6s plus手機完全在美國生產組裝，其定價將達809美元至849美元，高於目前在中國組裝的定價749美元。重要的是，美國國內由於勞動力成本顯著高於中國，如果對企業課以各種高額關稅，在勞動力價格保持剛性的前提下，企業最終只會將成本壓力轉移到消費者身上，結果勢必壓抑占美國經濟70%比重的消費動能，同時推升美元價格，進而減少美國的出口競爭力，衝擊美國經濟的增長。到時候，特朗普所描述的3.5%至4%的增長規劃可能只是水中花與鏡中月。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摩擦與糾紛可以通過談判協商來解決，同時溝通與合作也會帶來兩利的效果。按照頂層設計規劃，未來5年，中國將進口8萬億美元的商品，吸收6000億美元的外來投資，只要雙方在貿易上求同存異，美國無疑會成為在中國市場的最大贏家，預計到2026年，美對華貨物和服務出口將增至3690億美元，到2050年將增至5200億美元。另外，雖然中美雙方的直接投資額度至2016年底累計超過1700億美元，但伸展空間還十分巨大，未來5年中國對外投資總額將達到7500億美元，同時中國每年還有7億人次的出境遊，只要中美兩國政府能夠彼此包容，中國也定會為美國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與服務性收入的紅利。
剛柔並用之術
動態地觀察，中美之間是否開打貿易戰完全取決於美方，中國總體上處在被動接招與後發制人的位置。為了最大程度地減少貿易摩擦的升級以及謀求可能合作的空間，中方既應當緊密關注特朗普及其新幕僚團隊的政策動向與運行軌跡，從中找出富有針對性的特別戰法，同時要借鑒國外成熟的貿易經驗，緊扣中國國情，適時更新與重構中美經濟貿易關聯的主流生態。
必須承認，在針對中國貿易問題的決策上，特朗普的個人觀點還是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其本人個性特點和決策風格應當成為我們重點考量的因素。易衝動、不考慮後果、我行我素、反復無常、極端自負、叛逆、報復心和好勝心極強是特朗普日常行為的基本畫像，而且對於一個七十歲的人來講，他的人生觀、價值觀、行事方式已經完全定型，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分析的那樣，特朗普的學習曲線是平的。另外，朗普是一位政治素人，沒有太多意識形態和政治概念，他最關心的是美國經濟的繁榮、基礎設施的改善和就業率的提高，這就意味著特朗普即便是挑起對中國的貿易衝突，既不是戰略性的，也不帶意識形態的規制，同時不以遏制中國的崛起為目的，其行為的核心訴求更多的是戰術性的，是以追求經濟利益為目標。既然如此，特朗普數次嚴厲指責中國無非就是想在商業談判桌上累積更多籌碼，據此，中方應當恪守以靜制動、以柔克剛與先禮後兵的姿態，在堅持底線原則的基礎上，靈活尋求與對方的耐性溝通與戰術性周旋。
應當看到，與38年前中美正式建交完全不同，在全球最大貿易國以及最大外匯儲備國的能量支撐下，中美兩國實力基礎已然發生顯著變化，在國際影響力上中國的戰略優勢越來越明顯，話語權也越來越大。另外，中美之間在過去30多年中搭建起了幾十個戰略對話與磋商機制，許多的貿易摩擦與爭端都在平臺上得以化解。只要中方繼續以互惠、包容的姿態尋求與對方的合作，特朗普斷然不是熟視無睹。為此，應儘快安排中美兩國領導人會晤，積極推動在各層次機構負責人之間建立良好的個人關係，進而建立兩國戰略互動的制度保證，借此基礎，中方要有意識地製造議題，在某些美國關心的話題上積極作為，而一旦發生貿易摩擦，中方應當首先立足於訴諸WTO或者通過雙方談判協商來解決，盡可能不讓矛盾激化與升級。
必須指出，必要的克制、隱忍甚至妥協並不是代表著軟弱與無能。在充分做好預案的前提下，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肆虐霸道，中國理應果斷回擊。不戰則已，戰則必勇。不只讓對方有皮肉之苦，更有筋骨之痛。須知，美國22%的棉花、26%的波音飛機、56%的大豆都銷往中國，美國有46個州將中國列入自己前五大出口市場。此外，中國還是通用汽車、蘋果手機的最大銷售市場，每年有以十萬計的學生赴美留學。一旦中美貿易戰打紅眼，中國並不缺乏可以給對方造成深度殺傷的牌九。
策略上與特朗普靈活周旋的的同時，中方還必須在經貿路徑上作出必要的戰略性調整。分析發現，特朗普經濟政策的核心是加大基礎設施投資，通過增加供給來拉動需求與推動增長，同時實現10年內創造2500萬個就業機會的目標。為此，在運用自身有限財政資金的同時，特朗普也勢必尋求外資的支持。這樣中方就可借勢加快中美已經進行了8年之久的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按照蒙代爾的觀點，一種商品可以通過貿易和投資兩種方式進入他國市場,投資是對貿易的替代。既然美國不少企業到中國投資形成了中國的出口以及順差，那麼就完全可以增大中國企業在美國的投資即增大中美資本專案順差從而增強美國出口能力，進而達到減少美中經常專案逆差的目的。為了能夠讓BIT儘快落地，中國有必要向美方創造更多的互惠性市場准入，盡可能放開能源、電信、交通運輸、金融等市場空間，而一旦BIT落地，中美兩國資本雙向流動的絆腳石就被正式踢開，在此基礎上，最終有望形成中美貿易投資協定(CHUSTIA)。
如前所述，中國對美服務貿易一直存在著顯著的逆差，而且我國的服務貿易額的占比僅為18%，比全球平均水準低4.2個百分點。因此，在積極謀求製造業產品出口升級的同時，在對美貿易上，中國應重點加強服務貿易的比重。一項權威資料表明，中國服務貿易非關稅壁壘折合成關稅壁壘的結果是70%，而美國服務貿易非關稅壁壘折合成關稅壁壘大概是51%。顯然，若中美雙方能削減服務貿易的非關稅壁壘，既可讓中國服務貿易出口贏得擴身的機會，更能使在服務貿易領域佔據絕對競爭優勢的美國獲取更大紅利，並以此彌補與平衡經常專案赤字。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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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易擦槍走火的地帶
又是準備在美國與墨西哥的邊境修牆，又是譴責德國操縱歐元匯率，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之劍顯然並非完全針對中國，但是，由於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加工製造出口國，同時中國也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國，兩國之間的生意交往越多，矛盾就更多，摩擦可能就更頻繁。重要的是，在目前美國高達68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中，中國幾乎占了二分之一，如果特朗普執意要糾正貿易逆差，中國無疑會成為他重點攻擊的靶子。不僅如此，除了在鋼鐵、紡織等傳統產品上中美兩國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競爭關係外，在機電、晶片以及航天器材等高端領域中美間的產業結構也正在從互補走向交叉甚至重疊，正是如此，特朗普時代的中美兩國可能會發生更為激烈、面積更大的貿易摩擦，而且經常項目地帶將是最容易擦槍走火的領域。
有一點需要明確，特朗普在角色上是一個典型的逆全球化與反自由貿易的代表，而且針對中國貿易經常性發難也是他的歷屆前任的習慣性行為，既然如此，特朗普施加於中國的貿易制裁肯定不會遜于前任；重要的是，特朗普必須兌現自己競選時的承諾，畢竟在任期四年中，特朗普要經歷一次國會中期選舉以及一次國會與總統的換屆選舉，搞不好，連同特朗普在內的共和黨就會中途提前下課，為此，特朗普必須在對外貿易上拿出點成績來給選民一個交代，而中國就是他最能創造貿易戰果的國家。基於此，未來一段時間，不排除特朗普劍走偏鋒，點燃中美之間的貿易戰火。
但是，中美兩國的貿易關聯又浸入得很深，同時作為商人，特朗普也應當看得到，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其實並非完全由純粹意義上的中國企業所造成，因為，在中國對美出口陣營中，還有無數個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外國企業在華投資生產的商品，如果改變現行的原產地貿易統計方式，按照各國產生的附加值計算，對華貿易逆差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將會從約2%降至約0.8%。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真要打起“貿易戰”，美國在中國投資與經營的企業勢必受到牽連，再加上招來中國的報復，美國不見得能從中貪上多大的便宜。
基於此，在對華貿易挑釁與制裁上，特朗普不會擼起袖子蠻幹，先前威脅發動貿易戰可能是一項談判策略，並不是追求貿易戰本身帶來的破壞性快感，不過，要讓特朗普將手中的刀槍入庫則有沒有任何可能，而且他很可能還會添加新的武器。從中美雙方對弈的歷史看，美國頻繁使用的武器主要為反傾銷、反補貼以及特殊保障措施調查等，對於特朗普而言，針對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雙反”等貿易救濟可能會升級加碼，與此同時在國內勢必會通過政府採購與補貼以及投資保護等手段對中國進口形成強力抑制，因此未來不排除更多的企業從中國撤資而回流至美國。
基於以上分析，中美的局部貿易摩擦不可避免，且可能呈升級態勢，但全面貿易戰發生的可能性不大，預計美國將會更多地採用“精准打擊”的方式。分析返現，目前中國對美出口量較大的行業主要有電腦、電子設備和機械設備行業，因此這些領域最可能成為美國“精准”打擊的對象；同時，從中國各行業對美出口的敏感度來看，按排序分別是電子設備、機械設備、服裝製造、金屬製品、傢俱、化學製品、塑膠橡膠製品與食品，萬一中美燃起貿易戰火，這些領域將首當其衝。
相對於貿易領域即經常專案地帶的摩擦而言，中美兩國之間在資本項目間的對抗可能要緩和得多,畢竟可供特朗普在人民匯率上大做文章的空間並不大。一方面，特朗普要增強“美國國貨”的出口，離不開美元貶值的策應，同時特朗普推出的擴大支出、基建投資計畫又會造成美國財政赤字的進一步擴大以及美國國債規模的進一步擴張，對此，特朗普需要美元貶值來化解赤字與債務風險。因此，在美元貶值存在強烈內在要求的的前提下，人民幣具備了重新升值的可能。另一方面，作為全球五大儲備貨幣之一，人民幣在SDR中的比重是10.92%，按照這一比例測算，未來海外至少有七、八萬億的人民幣需求，這些需求都會拉動人民幣的升值。而且去年中國經濟增速再度回到全球第一的位置，未來將維持在6.5%到6.6%的增長區間，支持人民幣升值的內生動力仍在。既然如此，美國試圖再拿人民幣“低估”說事就站不住腳。對此，特朗普其實心中非常有數，以致他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也改口稱，要在人民幣匯率上“先與他們談談”。
貿易戰只能雙輸
作為中國的第二大交易夥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美國對中國經濟的作用權重不言而喻。統計資料顯示，2016年，中國對美商品出口占中國商品總出口的18％以及GDP的4.4％，同時對美出口為中國創造的就業機會也不可小覷。按照商務部、海關、國家統計局和外匯管理局共同發佈的《全球價值鏈與我國貿易增加值核算報告》測算，每100萬美元的對美商品出口可為中國創造59個工作崗位。
在外國直接投資（FDI）方面，過去十年美國對華的直接投資占中國全部FDI的3.3％，初略計算，十年內美資在華企業雇傭人數累計超過100萬。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對美貿易順差約占中國全部貿易順差的40％，如果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的話，中國目前每年龐大的貿易順差可能會因為出口被動下降，再加資本外流的策應，人民幣匯率將會承受更大的壓力。因此，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就業市場，或者是資本金融領域，中美貿易戰給中國形成的創傷都格外沉重。
但鬥則兩傷。統計表明，中美貿易額從1979年的25億美元增長到2016年的5196億美元，38年間增長了211倍,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的第一大交易夥伴和最大的進口來源地，吸納了美國商品總出口的8％，相應地對其GDP的貢獻達到了0.8％。同時，根據美國商務部統計，美國對中國的商品出口為美國創造至少67.8萬個就業崗位，占全部出口創造就業的10％。不僅如此，美國服務業對華出口長期存在順差，2016年高達500多億美元，直接為美國創造了近30萬個就業崗位。
在投資方面，據美國榮鼎集團公佈的資料，2016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達到456億美元，相應創造就業崗位1.5萬個，而從2000年至今，中國在美投資累計達到1090億美元，中企為美國創造的就業機會超過10萬個。值得注意的是，每年還有相當多的中資企業利用香港作平臺對美國進行投資與並購，最終為美國創造的工作職位要大於公開統計口徑。這樣，初步掐算出來，中國對美出口與投資兩項至少可以拉動美國110萬個就業崗位，約占美國非農就業總人數的0.8％。
特朗普在白宮會見零售行業巨頭
顯然，中美貿易一旦交火，美國實體經濟定會傷得不輕。更加重要的是，美國從中國的商品進口占美國商品總進口的21.3％，其中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中國進口占比更高，部分行業甚至高達80％。因此，若中美燃起貿易烽火導致兩國交易停擺，美國短期內要找到中國製造的完全替代品顯然難上加難。更具有現實意義的是，從傢俱、玩具、紡織服裝到皮革製品，優質廉價的中國產品出口可使美國年度物價水準降低1%-1.5%，並為美典型家庭節省850美元的開支，如果貿易戰真正開打起來，勢必會推升美國人民的生活成本並提高通脹風險，這一結果在奧巴馬執政時期美國對中國輪胎採取徵稅措施已得到有力的佐證。當時，白宮的貿易救濟儘管使中國出口到美國的輪胎從1300萬條降到500萬條，也國保住了美國國內1200個就業崗位，但美國消費者為更高價格的輪胎付出了近10億美元的代價。
另外，特朗普可以採取類似於開證“邊境稅”的野蠻方法強逼美國企業回歸，但《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發表的一份研究文章指出，如果蘋果iPhone 6s plus手機完全在美國生產組裝，其定價將達809美元至849美元，高於目前在中國組裝的定價749美元。重要的是，美國國內由於勞動力成本顯著高於中國，如果對企業課以各種高額關稅，在勞動力價格保持剛性的前提下，企業最終只會將成本壓力轉移到消費者身上，結果勢必壓抑占美國經濟70%比重的消費動能，同時推升美元價格，進而減少美國的出口競爭力，衝擊美國經濟的增長。到時候，特朗普所描述的3.5%至4%的增長規劃可能只是水中花與鏡中月。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摩擦與糾紛可以通過談判協商來解決，同時溝通與合作也會帶來兩利的效果。按照頂層設計規劃，未來5年，中國將進口8萬億美元的商品，吸收6000億美元的外來投資，只要雙方在貿易上求同存異，美國無疑會成為在中國市場的最大贏家，預計到2026年，美對華貨物和服務出口將增至3690億美元，到2050年將增至5200億美元。另外，雖然中美雙方的直接投資額度至2016年底累計超過1700億美元，但伸展空間還十分巨大，未來5年中國對外投資總額將達到7500億美元，同時中國每年還有7億人次的出境遊，只要中美兩國政府能夠彼此包容，中國也定會為美國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與服務性收入的紅利。
剛柔並用之術
動態地觀察，中美之間是否開打貿易戰完全取決於美方，中國總體上處在被動接招與後發制人的位置。為了最大程度地減少貿易摩擦的升級以及謀求可能合作的空間，中方既應當緊密關注特朗普及其新幕僚團隊的政策動向與運行軌跡，從中找出富有針對性的特別戰法，同時要借鑒國外成熟的貿易經驗，緊扣中國國情，適時更新與重構中美經濟貿易關聯的主流生態。
必須承認，在針對中國貿易問題的決策上，特朗普的個人觀點還是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其本人個性特點和決策風格應當成為我們重點考量的因素。易衝動、不考慮後果、我行我素、反復無常、極端自負、叛逆、報復心和好勝心極強是特朗普日常行為的基本畫像，而且對於一個七十歲的人來講，他的人生觀、價值觀、行事方式已經完全定型，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分析的那樣，特朗普的學習曲線是平的。另外，朗普是一位政治素人，沒有太多意識形態和政治概念，他最關心的是美國經濟的繁榮、基礎設施的改善和就業率的提高，這就意味著特朗普即便是挑起對中國的貿易衝突，既不是戰略性的，也不帶意識形態的規制，同時不以遏制中國的崛起為目的，其行為的核心訴求更多的是戰術性的，是以追求經濟利益為目標。既然如此，特朗普數次嚴厲指責中國無非就是想在商業談判桌上累積更多籌碼，據此，中方應當恪守以靜制動、以柔克剛與先禮後兵的姿態，在堅持底線原則的基礎上，靈活尋求與對方的耐性溝通與戰術性周旋。
應當看到，與38年前中美正式建交完全不同，在全球最大貿易國以及最大外匯儲備國的能量支撐下，中美兩國實力基礎已然發生顯著變化，在國際影響力上中國的戰略優勢越來越明顯，話語權也越來越大。另外，中美之間在過去30多年中搭建起了幾十個戰略對話與磋商機制，許多的貿易摩擦與爭端都在平臺上得以化解。只要中方繼續以互惠、包容的姿態尋求與對方的合作，特朗普斷然不是熟視無睹。為此，應儘快安排中美兩國領導人會晤，積極推動在各層次機構負責人之間建立良好的個人關係，進而建立兩國戰略互動的制度保證，借此基礎，中方要有意識地製造議題，在某些美國關心的話題上積極作為，而一旦發生貿易摩擦，中方應當首先立足於訴諸WTO或者通過雙方談判協商來解決，盡可能不讓矛盾激化與升級。
必須指出，必要的克制、隱忍甚至妥協並不是代表著軟弱與無能。在充分做好預案的前提下，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肆虐霸道，中國理應果斷回擊。不戰則已，戰則必勇。不只讓對方有皮肉之苦，更有筋骨之痛。須知，美國22%的棉花、26%的波音飛機、56%的大豆都銷往中國，美國有46個州將中國列入自己前五大出口市場。此外，中國還是通用汽車、蘋果手機的最大銷售市場，每年有以十萬計的學生赴美留學。一旦中美貿易戰打紅眼，中國並不缺乏可以給對方造成深度殺傷的牌九。
策略上與特朗普靈活周旋的的同時，中方還必須在經貿路徑上作出必要的戰略性調整。分析發現，特朗普經濟政策的核心是加大基礎設施投資，通過增加供給來拉動需求與推動增長，同時實現10年內創造2500萬個就業機會的目標。為此，在運用自身有限財政資金的同時，特朗普也勢必尋求外資的支持。這樣中方就可借勢加快中美已經進行了8年之久的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按照蒙代爾的觀點，一種商品可以通過貿易和投資兩種方式進入他國市場,投資是對貿易的替代。既然美國不少企業到中國投資形成了中國的出口以及順差，那麼就完全可以增大中國企業在美國的投資即增大中美資本專案順差從而增強美國出口能力，進而達到減少美中經常專案逆差的目的。為了能夠讓BIT儘快落地，中國有必要向美方創造更多的互惠性市場准入，盡可能放開能源、電信、交通運輸、金融等市場空間，而一旦BIT落地，中美兩國資本雙向流動的絆腳石就被正式踢開，在此基礎上，最終有望形成中美貿易投資協定(CHUSTIA)。
如前所述，中國對美服務貿易一直存在著顯著的逆差，而且我國的服務貿易額的占比僅為18%，比全球平均水準低4.2個百分點。因此，在積極謀求製造業產品出口升級的同時，在對美貿易上，中國應重點加強服務貿易的比重。一項權威資料表明，中國服務貿易非關稅壁壘折合成關稅壁壘的結果是70%，而美國服務貿易非關稅壁壘折合成關稅壁壘大概是51%。顯然，若中美雙方能削減服務貿易的非關稅壁壘，既可讓中國服務貿易出口贏得擴身的機會，更能使在服務貿易領域佔據絕對競爭優勢的美國獲取更大紅利，並以此彌補與平衡經常專案赤字。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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