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自網路
這是有故事的人發表的第773個作品
作者：張軍
原標題：電影和人生都是以餘味定輸贏
“你經歷了很多人生之後，
生活在別處
我出生在一個江邊的縣城——雲陽， 在重慶東部挨著奉節與巫山， 離長江三峽很近。
整個童年， 我都在搬家。 父親先是在南充， 接著搬到和母親一起， 然後去了文教局， 再到進修學校， 最後又進了黨校， 所以小時候我從來沒有一個固定的玩伴， 這點像王小帥導演。 王小帥從小就是這樣， 他生在上海， 一個月後去了貴陽， 去了貴陽之後又搬到武漢， 然後又考上中央美院附中。 他就像個流浪者一樣， 但我的漂泊是在城市之間， 不在全國， 基本上是搬家。
變動的生活使得我今後不太依附於別人， 跟某些人很難形成同黨， 有一個圈子或者聯盟。 這是計劃經濟下中國人的無奈，
1973年， 5歲的時候， 父親帶我去看了第一場電影， 文化大革命的樣板戲。 那個年代電影很少， 《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紅燈記》……八個樣板戲， 文革以後這些電影就不放了。
在我很小的時候， 電影是露天放映的， 在廣場上支起非常大的銀幕， 全城的小孩都擠在那看。 有些小孩去的比較早， 就帶個木頭小板凳在那占座， 下午就去了天還沒黑。 後來就是在房子裡面看電影了， 我記得當時的電影院非常神奇。 不是木頭的凳子， 是水泥墩子， 之後慢慢發展才有了翻蓋的木板座椅。
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 每個小孩都覺得吃瓜子是一種享受， 電影院是允許嗑瓜子的。 小時候經常買不到電影票，
現在我還愛吃瓜子， 常在中國電影資料館外面攤子上買， 挺邪門的。
我從小就愛看電影， 那個年代沒有電視機， 只要有電影就去看， 一部電影即使看過兩遍三遍也還要去。 父親是教語文的， 每次都會佈置一個任務， 讓我看完這部電影回去再複述一下故事。 真沒想到多年之後我上電影學院還要學這個， 寫故事梗概， 我小時候就寫過這個嘛。 父親的培訓讓我對電影和文字有了一定的敏銳度。
記得有一次父親帶我去看電影， 但是電影院的票已經賣完了。
孔那兒看完了電影。 我跟其它小朋友不太一樣， 小朋友每次看電影都會特別當真， “啊， 那個演員肯定死了， 那個人被壞人打死了， 演壞人一點都不好， 就會倒在那被子彈打死， 英雄也會被打死。 ”他們會覺得那個人真死了， 吵半天。
我也會被故事吸引， 為英雄犧牲與敵人的死感到驚恐。 但一看， 電影是用機器投影到螢幕上的， 裝的是膠片拷貝。 我知道這是假的， 虛構的東西我從不會去當真。 但我也願意投入到劇情很真的感情當中， 所以我從小就知道那是虛構編制出來的東西， 也喜歡去看。
走自己的路
中學之後我變得十分叛逆， 1982年我上初三，
我願意相信最愛我的外婆告訴我， 我們村那個地主是好人， 而不願意相信課本上描述的地主有多可怕有多壞。 我不相信老師， 不相信《**日報》， 不相信課本， 選擇相信我的外婆， 相信一個人說的話。 我很慶倖親人能夠教給我人性的課程， 讓我在那麼早沒有被洗腦。 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 以至於後來成為一個寫作者。
上高中後我桌子上擺的都是語文和小說，數理化從不看，幾乎一到晚自習就蹺課去看電影。坐在教室裡往窗戶上看老師有沒有在外面，“蹭”的一下就跑了。我當年寫的日記現在還記得，第二天被班主任訓話，“你昨天晚上去哪了，帶著班上的女同學去電影院看電影？”老師就以為我跟女同學有什麼事，根本不知道我是喜歡男生的。
爸爸媽媽給我買豆漿油條的錢，過年的壓歲錢，我都省下來看電影，不吃就餓著。那時哥哥也喜歡文學，他就把所有的錢省下來去買《三國》的小人書。但他沒有我幸運，他是按照媽媽的要求去讀書、去考大學，16歲就考上大學。
1983年，我在《大眾電影》雜誌上發表人生的第一部影評《充滿希望的一年》，把當時全國那些電影廠上一年生產的所有電影做了一個點評，那一年我念高一。同年在《中學生》雜誌上也發表了文章，收到很多讀者的來信。碰巧當時劉曉慶發表了自傳《我的路》，看到後我更加堅定要走自己的路，成為一個作家。
1985年，我非常渴望離開家鄉雲陽。有一天在學校櫥窗上，看到《光明日報》刊登了北京電影學院招生的啟示，便匯款過去買了招生簡章。後來聽當地的人說，這裡從沒有人有過這麼大膽，敢獨自去報考電影學院。我看了招生簡章後發現北京太遠，碰巧武漢也有考點，便從雲陽坐船到宜昌，再從宜昌導汽車到武漢去了。
我是家裡的反面教材，父母不同意去，我就偷偷翻開母親的被子，偷了她們的錢當路費，但不夠。1983年我在《中學生》雜誌上發表了一篇作文，當時的稿費是二十幾塊錢。河北灤平縣叫王兆梅的一個女孩給我寫信，她是一個農村人，已經中學畢業了，在做花卉養殖業，希望我能夠支持她的事業。
我不顧家人的反對也不管她是否是騙子，便把錢寄給了女孩。但是沒想到王兆梅在1984年成為了那個時代像今天馬雲一樣的創業成功榜樣，被各種媒體報導和表彰。所以還有一筆錢是我考學時向王兆梅求助，她給寄來的，九幾年的時候王兆梅患癌症去世了。
武漢是我人生中去的第一個大城市，但是那一年武漢考點只有導演專業沒有編劇。在小縣城裡完全沒有接觸過相關知識，根本不懂什麼是導演，也沒有人輔助我任何東西。
回來後沒想到自己的人生會是這樣，真正考上北京電影學院是十年以後。那一年王小帥、婁燁都考上了，我跟他們是同一年考的，後來又成為很好的朋友，這些都是命中註定的，要是考上了就真成了同學。
我總覺得我不是這兒的人
沒考上大學後，我參加了縣裡的招工考試，來到小鎮放電影。那時我擁有了自己的第一份感情，迫切想離開。當時逃離只有考學呀，我不逃離就沒法離開那，跟我的初戀男友在一起。1987年我還參加了中戲考試，專業通過但文化沒過。1995年，在我發表的小說《盆地少年》的開頭，寫下這樣一首小詩:
"你羽翼未豐，便註定不能飛翔，因為你沒有自己的天空。"
川東這種險峻地方的生活讓我渴望離開，希望有一個改變，不想在窮山惡水的地方待著。與生俱來的孤獨感使我產生“生活在別處”的極度困擾，雖然說山水那麼的美，但人並不想在那待著。
你不要以為生活在高寒地、雪山上的人就喜歡待那，可能生活非常惡劣。不在那的人會有想像，覺得在山峽生活的人多好，那個時候你會看到視野的狹隘。後來章明導演給我講述他在巫山，每次出門看到燈火通明的船，從巫山縣城往宜昌方向走出三峽的時候，他都渴望被帶走。
我總覺得我不是這兒的人，有一天我一定會離開這裡，不會在這生活一輩子。這是我很小時就說過的一句話。
在電影公司一待就是九年，這九年放了多少部電影我也沒算過，春節一天要放八場，平時每天至少放三場。《紅高粱》、《老井》、《邊城》，商業片《峨眉飛盜》、《世界奇案的最後線索》、《危險的蜜月旅行》這些都是我當時放過的影片。
八十年代的商業片和現在的網劇很像，爛片多也有好片，《紅高粱》、《黑炮事件》、《芙蓉鎮》……那個年代的好電影也都放過。但八十年代和現在又不同，那個年代的產量低，電影上映一段時間後觀眾沒有什麼看了就會放複印片，比如《一江春水向東流》。再早一點就是把前兩年放過的電影再拿回來放，補缺嘛，1989年把1980年前後的電影都有放過。
當時也有國外引進的電影，日本的、德國的、甚至臺灣的電影。胡慧中演的《歡顏》，主題曲叫《橄欖樹》，大林宣彥導演的《姊妹坡》也是在我工作的電影院放過，《海街日記》跟它很像,非常動人。還有得了坎城金棕櫚獎的文德斯導演的電影《德克薩斯州的巴黎》，引進的時候要配上中國人的配音。
黑白電視的年代電視劇還不是電影的競爭對手，電影很火，在那放電影時經常有人“走後門”找我買票，但到了彩色電視普及以後電影受到的衝擊太大。1990年電視劇《渴望》播出後簡直火得一塌糊塗，尤其是1990年到1997年，這七年是中國電影非常衰弱的時候，電影院就不行了，開始轉型放錄影。我在1991年就不再放電影，領導派我去錄影廳了。
九十年代初有很多的錄影，香港引進的大部分都支持錄影帶，它可以連看兩場甚至三場，夜場通宵呀什麼都有。記得當時還有林彪兒子林立果選美的一個八集錄影片，不是電視劇電影哦，是專門為錄影廳拍的，那種當時超級火。蔡明演過一部錄影片叫《地下俱樂部》，也是專門給錄影廳拍的。
錄影帶是彩色封面，很誘惑人，但不是情色而是暴力的封面。當然錄影廳外面也有貼海報吸引人，比電影院演得要暴力和情色得多，所以錄影廳非常火爆。
放電影的時候同事都在幹別的事，織毛衣、打麻將呀之類的，因為電影放出之後就可以歇會兒，但我一直都在看。把光調整以後我就看那個情節，我會想每一遍看跟上一次有什麼不同，有沒有新的發現。銀幕上畫幅資訊還是很多的，你不能看一遍就知道它的前後左右是什麼，沒有那麼確切，所以我喜歡多看幾遍。
在小鎮工作一年以後，上街去貼海報，他們遠遠的就喊我“程電影”。
背水一戰
我花了很多時間和力氣去做這個逃離，最終在1995年考上北京電影學院後，成功地逃離出來。1993年在父母反對的情況下，我執意辦了停薪留職回去準備這個考試。再次參加北京電影學院招生考試，已經27歲，那年電影學院招生對年齡是有規定的，要求在28歲以下，我只能選擇背水一戰。
1995年在老鄉邱永波的幫助下，我住進了他的宿舍，在北京電影學院進行備考。邱永波是賈樟柯班上的班長，宿舍裡面有四個人，邱永波、顧崢（賈樟柯的文學策劃）、王宏偉（飾演小武）、鄒健。但是宿舍裡只有四張床，住不下。晚上睡覺的時候邱永波在兩張床中間搭一個折疊椅，他睡折疊椅，讓我睡他的床備戰考試。
那時候顧崢，王宏偉和賈樟柯成立了一個青年電影實驗小組，準備拍一些學生作業短片，當時想找一個考生拍他考試的場景。然後顧崢就跟賈樟柯說他們屋裡住著一個，最終賈樟柯找到了我。起床、刷牙、去看張榜、體檢、考試……什麼都拍。
我認識邱永波班上所有的同學，他們對我都特別好。顧崢騎著自行車從電影學院送我去中戲考試、口試緊張時賈樟柯站在旁邊跟監考老師說，“我這個朋友非常不錯。”老師讓我放鬆好好考，郭小櫓陪我去看的張榜……那一年我感覺所有的人都來幫我，不管是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好像受到了老天爺的指令一樣。當你真心實意想做一件事的時候，全世界都會來幫你。
口試時，張獻民老師讓我高考後去巫山玩，當時他在拍《巫山雲雨》，那是我第一次進劇組。但是這一年成績還是不理想，文化分才考了270多分。據說當年是320的線，應該差50分，由於專業考試成績不錯，最終被破格錄取了。我成了1995年這屆唯一一個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書就去電影學院上學的學生，到學校後錄取通知書才被寄出。
在萬州的碼頭上，我穿著印有北京電影學院的黑色T恤，那是備考時在北京買的，這一次我終於成為正式的學生了。走的當天所有的親戚朋友都來送我，有畫家、音樂家、詩人……我後來自己總結道:
你經歷了很多人生之後，你的厚積薄發，一定會有一天得到回報，不管早與晚，只要你努力了。
這是我對人生的一個信條，有些人會覺得自己努力了都不能實現人生願望，我不認同。我認為只要你努力了你耕耘了就一定會有收穫，只是有些人收穫得比較早。但是收穫得早的可能很快就耗盡或者不行了，後面收穫的人可能會越來越好。“不著急”是我對人生的感悟。
(備註:本文由程青松口述，張軍整理)
責編：蘇齡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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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於後來成為一個寫作者。上高中後我桌子上擺的都是語文和小說，數理化從不看，幾乎一到晚自習就蹺課去看電影。坐在教室裡往窗戶上看老師有沒有在外面，“蹭”的一下就跑了。我當年寫的日記現在還記得，第二天被班主任訓話，“你昨天晚上去哪了，帶著班上的女同學去電影院看電影？”老師就以為我跟女同學有什麼事，根本不知道我是喜歡男生的。
爸爸媽媽給我買豆漿油條的錢，過年的壓歲錢，我都省下來看電影，不吃就餓著。那時哥哥也喜歡文學，他就把所有的錢省下來去買《三國》的小人書。但他沒有我幸運，他是按照媽媽的要求去讀書、去考大學，16歲就考上大學。
1983年，我在《大眾電影》雜誌上發表人生的第一部影評《充滿希望的一年》，把當時全國那些電影廠上一年生產的所有電影做了一個點評，那一年我念高一。同年在《中學生》雜誌上也發表了文章，收到很多讀者的來信。碰巧當時劉曉慶發表了自傳《我的路》，看到後我更加堅定要走自己的路，成為一個作家。
1985年，我非常渴望離開家鄉雲陽。有一天在學校櫥窗上，看到《光明日報》刊登了北京電影學院招生的啟示，便匯款過去買了招生簡章。後來聽當地的人說，這裡從沒有人有過這麼大膽，敢獨自去報考電影學院。我看了招生簡章後發現北京太遠，碰巧武漢也有考點，便從雲陽坐船到宜昌，再從宜昌導汽車到武漢去了。
我是家裡的反面教材，父母不同意去，我就偷偷翻開母親的被子，偷了她們的錢當路費，但不夠。1983年我在《中學生》雜誌上發表了一篇作文，當時的稿費是二十幾塊錢。河北灤平縣叫王兆梅的一個女孩給我寫信，她是一個農村人，已經中學畢業了，在做花卉養殖業，希望我能夠支持她的事業。
我不顧家人的反對也不管她是否是騙子，便把錢寄給了女孩。但是沒想到王兆梅在1984年成為了那個時代像今天馬雲一樣的創業成功榜樣，被各種媒體報導和表彰。所以還有一筆錢是我考學時向王兆梅求助，她給寄來的，九幾年的時候王兆梅患癌症去世了。
武漢是我人生中去的第一個大城市，但是那一年武漢考點只有導演專業沒有編劇。在小縣城裡完全沒有接觸過相關知識，根本不懂什麼是導演，也沒有人輔助我任何東西。
回來後沒想到自己的人生會是這樣，真正考上北京電影學院是十年以後。那一年王小帥、婁燁都考上了，我跟他們是同一年考的，後來又成為很好的朋友，這些都是命中註定的，要是考上了就真成了同學。
我總覺得我不是這兒的人
沒考上大學後，我參加了縣裡的招工考試，來到小鎮放電影。那時我擁有了自己的第一份感情，迫切想離開。當時逃離只有考學呀，我不逃離就沒法離開那，跟我的初戀男友在一起。1987年我還參加了中戲考試，專業通過但文化沒過。1995年，在我發表的小說《盆地少年》的開頭，寫下這樣一首小詩:
"你羽翼未豐，便註定不能飛翔，因為你沒有自己的天空。"
川東這種險峻地方的生活讓我渴望離開，希望有一個改變，不想在窮山惡水的地方待著。與生俱來的孤獨感使我產生“生活在別處”的極度困擾，雖然說山水那麼的美，但人並不想在那待著。
你不要以為生活在高寒地、雪山上的人就喜歡待那，可能生活非常惡劣。不在那的人會有想像，覺得在山峽生活的人多好，那個時候你會看到視野的狹隘。後來章明導演給我講述他在巫山，每次出門看到燈火通明的船，從巫山縣城往宜昌方向走出三峽的時候，他都渴望被帶走。
我總覺得我不是這兒的人，有一天我一定會離開這裡，不會在這生活一輩子。這是我很小時就說過的一句話。
在電影公司一待就是九年，這九年放了多少部電影我也沒算過，春節一天要放八場，平時每天至少放三場。《紅高粱》、《老井》、《邊城》，商業片《峨眉飛盜》、《世界奇案的最後線索》、《危險的蜜月旅行》這些都是我當時放過的影片。
八十年代的商業片和現在的網劇很像，爛片多也有好片，《紅高粱》、《黑炮事件》、《芙蓉鎮》……那個年代的好電影也都放過。但八十年代和現在又不同，那個年代的產量低，電影上映一段時間後觀眾沒有什麼看了就會放複印片，比如《一江春水向東流》。再早一點就是把前兩年放過的電影再拿回來放，補缺嘛，1989年把1980年前後的電影都有放過。
當時也有國外引進的電影，日本的、德國的、甚至臺灣的電影。胡慧中演的《歡顏》，主題曲叫《橄欖樹》，大林宣彥導演的《姊妹坡》也是在我工作的電影院放過，《海街日記》跟它很像,非常動人。還有得了坎城金棕櫚獎的文德斯導演的電影《德克薩斯州的巴黎》，引進的時候要配上中國人的配音。
黑白電視的年代電視劇還不是電影的競爭對手，電影很火，在那放電影時經常有人“走後門”找我買票，但到了彩色電視普及以後電影受到的衝擊太大。1990年電視劇《渴望》播出後簡直火得一塌糊塗，尤其是1990年到1997年，這七年是中國電影非常衰弱的時候，電影院就不行了，開始轉型放錄影。我在1991年就不再放電影，領導派我去錄影廳了。
九十年代初有很多的錄影，香港引進的大部分都支持錄影帶，它可以連看兩場甚至三場，夜場通宵呀什麼都有。記得當時還有林彪兒子林立果選美的一個八集錄影片，不是電視劇電影哦，是專門為錄影廳拍的，那種當時超級火。蔡明演過一部錄影片叫《地下俱樂部》，也是專門給錄影廳拍的。
錄影帶是彩色封面，很誘惑人，但不是情色而是暴力的封面。當然錄影廳外面也有貼海報吸引人，比電影院演得要暴力和情色得多，所以錄影廳非常火爆。
放電影的時候同事都在幹別的事，織毛衣、打麻將呀之類的，因為電影放出之後就可以歇會兒，但我一直都在看。把光調整以後我就看那個情節，我會想每一遍看跟上一次有什麼不同，有沒有新的發現。銀幕上畫幅資訊還是很多的，你不能看一遍就知道它的前後左右是什麼，沒有那麼確切，所以我喜歡多看幾遍。
在小鎮工作一年以後，上街去貼海報，他們遠遠的就喊我“程電影”。
背水一戰
我花了很多時間和力氣去做這個逃離，最終在1995年考上北京電影學院後，成功地逃離出來。1993年在父母反對的情況下，我執意辦了停薪留職回去準備這個考試。再次參加北京電影學院招生考試，已經27歲，那年電影學院招生對年齡是有規定的，要求在28歲以下，我只能選擇背水一戰。
1995年在老鄉邱永波的幫助下，我住進了他的宿舍，在北京電影學院進行備考。邱永波是賈樟柯班上的班長，宿舍裡面有四個人，邱永波、顧崢（賈樟柯的文學策劃）、王宏偉（飾演小武）、鄒健。但是宿舍裡只有四張床，住不下。晚上睡覺的時候邱永波在兩張床中間搭一個折疊椅，他睡折疊椅，讓我睡他的床備戰考試。
那時候顧崢，王宏偉和賈樟柯成立了一個青年電影實驗小組，準備拍一些學生作業短片，當時想找一個考生拍他考試的場景。然後顧崢就跟賈樟柯說他們屋裡住著一個，最終賈樟柯找到了我。起床、刷牙、去看張榜、體檢、考試……什麼都拍。
我認識邱永波班上所有的同學，他們對我都特別好。顧崢騎著自行車從電影學院送我去中戲考試、口試緊張時賈樟柯站在旁邊跟監考老師說，“我這個朋友非常不錯。”老師讓我放鬆好好考，郭小櫓陪我去看的張榜……那一年我感覺所有的人都來幫我，不管是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好像受到了老天爺的指令一樣。當你真心實意想做一件事的時候，全世界都會來幫你。
口試時，張獻民老師讓我高考後去巫山玩，當時他在拍《巫山雲雨》，那是我第一次進劇組。但是這一年成績還是不理想，文化分才考了270多分。據說當年是320的線，應該差50分，由於專業考試成績不錯，最終被破格錄取了。我成了1995年這屆唯一一個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書就去電影學院上學的學生，到學校後錄取通知書才被寄出。
在萬州的碼頭上，我穿著印有北京電影學院的黑色T恤，那是備考時在北京買的，這一次我終於成為正式的學生了。走的當天所有的親戚朋友都來送我，有畫家、音樂家、詩人……我後來自己總結道:
你經歷了很多人生之後，你的厚積薄發，一定會有一天得到回報，不管早與晚，只要你努力了。
這是我對人生的一個信條，有些人會覺得自己努力了都不能實現人生願望，我不認同。我認為只要你努力了你耕耘了就一定會有收穫，只是有些人收穫得比較早。但是收穫得早的可能很快就耗盡或者不行了，後面收穫的人可能會越來越好。“不著急”是我對人生的感悟。
(備註:本文由程青松口述，張軍整理)
責編：蘇齡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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