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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時期的十大高僧

國家存亡, 匹夫有責

佛教興衰, 教徒有責

1、虛雲老和尚

1936年, 全國處於抗戰救亡緊急關頭, 虛雲法師提議全寺大眾每日禮懺二小時,

為前線官兵祈福消災;全體大眾減省晚食, 節積餘糧, 獻助國家賑濟災民。 1940年, 廣州淪陷, 至1941年, 廣州曲江縣嚴重缺糧, 饑民甚眾。 虛雲法師乃將諸方善信供養的果資20多萬元, 悉數交與粵省政府以為賑濟災民之用。

虛雲禪師(1840--1959), 籍湖南湘鄉人, 生於泉州, 俗姓蕭, 名古岩, 字德清, 六十歲後改字幻遊, 號虛雲, 乃近代“一身而系五宗法脈”之禪宗大德。 虛雲禪師, 十九歲出家, 二十歲依福州鼓山湧泉寺妙蓮老和尚受具足戒;四十歲發心朝五臺山, 以報父母深恩, 由普陀山法華寺起香, 三步一拜備受饑寒而道心愈朗, 三年遂願;終於到達五臺山, 親見文殊菩薩金顏。 後在滇中闡教近二十年;九十五歲返曹溪, 重建南華, 中興雲門。 歷任福建湧泉、廣東南華、雲門大覺諸大寺院住持。

1953年發起成立中國佛教協會, 被選舉為名譽會長。 時年, 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 虛雲禪師一生一衲、一杖、一笠、一鐘行遍天下, 由自度而度人。 於一九五九年農曆九月十二日圓寂, 世壽一百一十九歲, 戒臘一百年。

2、太虛大師

太虛大師一直具有高度的愛國熱情, 抗戰期間, 身為當時佛教領袖的他帶領中國佛教界積極投入抗日救國大業。 七•七事變前, 太虛大師撰文指出, 中國想要不被吞併或分割, 對於“外來的強鄰侵逼, 尤非武力抵抗不為功”。 他明確地指出, 佛教徒雖說反對殺生, “但當侵略者破壞國家傷害人民時, 則任何人皆負有抵抗之義務, 為正義而引起戰爭慘殺, 雖甚遺憾, 然實不得已之事”。

太虛大師(太虛, 法名唯心, 字太虛, 號華子、悲華、雪山老僧、縉雲老人, 俗姓張, 乳名淦森, 學名沛林, 生於清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西元1890年1月8日), 圓寂於西元1947年, 原籍浙江崇德(今浙江桐鄉), 生於浙江海甯長安鎮, 近代著名高僧。 1904年, 太虛大師十六歲去蘇州小九華寺禮士達上人為師,

師為取法名唯心。 是年九、十月間, 士達上人攜大師往鎮海拜見師祖奘年和尚, 和尚為取法號太虛。 太虛大師是中國近代佛教改革運動中的一位理論家和實踐家。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振興佛教、建設新佛教文化的事業。

3、印光大師

1931年, “九•一八”事變爆發, 東北三省逐漸淪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 目睹這刀兵連綿、屍骸遍地, 印光大師痛心疾首。 1937年的一天, 有人引領日本軍官到靈岩山寺找印光大師, 日本軍官拿出當時日本修訂出版的《大正藏》大藏經, 贈送給靈岩山寺, 可印光大師當即拒絕。 法師態度嚴正, 立場鮮明, 毫無畏懼, 保持了民族氣節, 激發了僧眾的民族尊嚴和愛國赤誠。

大師生於清咸豐十一年(西元1861年)十二月三日。 系陝西合陽縣赤城東村人, 時年二十一, 毅然投終南山南五台蓮花洞, 禮道純和尚出家。 勤學功課, 讀發願文及淨土文, 知禪淨工夫成就之難易, 便決心專修淨土, 後於湖北竹溪蓮華寺偶讀《龍舒淨土文》, 益知淨土一法, 圓賅萬行, 普攝群機,遂畢生以弘揚淨土為己志。翌年往陝西興安雙溪寺,在印海定公律師受具足戒。光緒十二年,在紅螺山資福寺任職,得閱大藏,故有緣增修《淨土十要》等要籍。此後,乃往返北京龍泉寺、圓廣寺,普陀山法雨寺,溫州頭陀寺之間,嘗自號‘常慚愧僧’以自勵。並閉關兩期六載。1930年時屆七十,至蘇州報國寺掩關,旋創立弘化社,流通淨土書籍,不遺餘力。1940年時年已八十,受任為淨土道場蘇州靈岩山寺住持。是年十一月初三,預知時至,於大眾念佛聲中,安詳西去。印光大師遍參南北叢林,更在普陀山法雨寺藏經樓閉關閱藏數十載,深入念佛三昧,通宗通教而專修淨土念佛法門,被教界尊為佛教淨土法門第十三代蓮宗世祖。

4、弘一大師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軍逼近廈門,友人勸弘一法師內避,弘一法師則表示“為護法故,不怕槍彈”。日本侵略者侵佔我國國土、殘害我國同胞的時候,弘一法師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的主張,號召全國佛教徒,奮起抗戰,趕走日本侵略者。他那種保國護教,凜然不屈的精神,不能不使聽者為之動容。

弘一法師,俗名李叔同,清光緒六年(1880年)陰曆九月二十生於天津官宦富商之家,1942年九月初四圓寂於泉州。出家前為藝術家、書法家、音樂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出家後尊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

5、圓瑛大師

圓瑛大師畢生熱愛祖國,反對外來侵略,維護世界和平事業。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英勇行為是最使人欽佩的大德懿行。七•七事變爆發後,在危急關頭,圓瑛大師召開中國佛教會的理監事緊急會議,號召中國佛教徒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並且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

圓瑛法師不僅佛學高深,還是一位愛國主義的楷模,是位愛國愛教的高僧。他主張“國家存亡,匹夫有責;佛教興衰,教徒有責。”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寫下了“出世猶垂憂國淚,居山恒作感時詩”心願,通告全國佛教徒,啟建護國道場。同時致書日本佛教界,遣責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

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他召開中國佛教會理監事緊急會議,號召全國佛教徒參加抗日救國工作,並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召集蘇、滬佛教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積極進行救護抗日傷患工作。“八·一三”滬戰開始後,這支僧侶救護隊,出入炮火紛飛的戰場,出生入死,救護傷患,受到社會各界的讚揚。這期間,圓瑛法師把圓明講堂開闢為難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醫院、掩埋隊,從事救護收容工作。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圓瑛法師兩次偕徒明暘到新加坡、吉隆玻、檳榔嶼、麻六甲等地,組織華僑募捐委員會,借講經說法機會宣傳救國道理,提倡“一元錢救國運動”,廣大僑胞踴躍捐款,他募得鉅款,支援抗日救亡運動。

1939年秋,圓瑛法師正在圓明講堂主持法事活動,日本憲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圓瑛法師和明暘法師,經20多次審訊和恫嚇,法師都鎮靜自若,閉目打坐,表現出中國佛教徒的民族氣節。出獄後,圓瑛法師仍住圓明講堂,閉門謝客,專事著作。1943年他在北京中國佛學院的演講中,號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國愛教”二副重擔,不能閉門讀書,要對國家存亡負起責任。

圓瑛法師(1878-1953):中國近代佛教領袖,1929年與太虛共同發起成立中國佛教會,並連續數屆當選主席,法師一生為團結全國佛教徒、促進和平作出了巨大貢獻。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被推選為第一任會長。

6、倓虛法師

東北抗日聯軍司令、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軍長趙尚志殉國後,他的頭顱被運往長春。日本關東軍最後決定將趙尚志的頭顱焚燒滅跡。就在準備焚燒時,般若寺住持倓虛法師及時趕到。由於當時的日本關東軍總司令梅津美治郎信奉佛教,多次去般若寺拜見,所以,經過倓虛法師的智慧周旋,終於將趙尚志將軍的頭顱保護了下來,掩埋在般若寺內。

倓虛法師(1875—1963)中年出家,隨近代天臺宗高僧諦閑法師修學,在興辦佛教教育,建設佛教道場方面有突出貢獻。1925年,諦閑老和尚向倓虛傳天臺宗第44代法卷,倓虛法師成為天臺宗第44代傳人。老和尚是近代佛教的教育家,著述甚多,主要的有《金剛經講義》、《心經義疏》、《心經講義》、《大乘起信論講義》、《天臺傳佛心記釋要》、《始終心要義記》、《普賢行願品隨聞記》、《楞嚴經講義》、《影塵回憶錄》等,後來為弟子輯為《湛山大師法匯》行世。

7、巨贊法師

巨贊法師是我國著名的愛國抗日高僧。抗戰爆發後,巨贊法師奔走于福建、香港、廣東、湖南等地,組織佛教徒參加抗日救國活動。民國27年應邀去湖南南嶽華嚴研究社講學,經田漢介紹結識葉劍英。在葉的鼓勵下,民國28年(1939)秋,於聖化寺成立“南嶽佛道教救難協會”,任協會宣傳股長。是唯一和毛澤東、周恩來等党和國家領導人參加開國大典的法師,周恩來曾親筆為巨贊法師題詞:“上馬殺敵,下馬念佛”。

巨贊法師(1908~1984),江蘇江陰縣要塞鎮貫莊村人。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樸。民國二十年(1931)於杭州靈隱寺出家,法名傳戒,字定慧,後改名巨贊。曾主編獅子吼月刊,出版佛學書刊,創辦佛教學院等,並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中國佛學院副院長等職。七十三年(1984)示寂於北京,世壽七十七。

8、九世班禪

抗戰前夕與初期,九世班禪多次在內蒙、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廟的喇嘛修建壇城,虔誦靖國消災大經,公祈和平,超薦抗日陣亡將士,自己亦晨夕默誦,未曾稍懈。九世班禪還慷慨解囊,捐助前線抗日將士。早在抗戰前夕,他就曾數次捐贈政府及軍委會戰馬數百匹。1937年10月28日,他捐贈醫藥費3萬元,並帶頭認購救國公債2萬元。

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1883—1937),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本名倉珠嘉措,法名全稱羅桑圖丹曲吉尼瑪格勒南結貝桑布,簡稱曲吉尼瑪,中國前藏達布地方噶夏村人。劉家駒的《班禪大師全集》說,“寄父名當珍,母名當瓊措姆”,“班禪生而母啞”。

9、諾那•呼圖克圖

名揚一時的西藏諾那•呼圖克圖(西藏昌都地區著名活佛,其時正在內地)在抗日救亡中也有突出表現。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諾那•呼圖克圖立即通電全國,表示自己的滿腔悲憤,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諾那活佛為甯瑪派轉世活佛兼祧噶舉,為寧瑪派教傳三十二代祖(從蓮華生大師算起則為第二十五代),噶瑪噶舉第四十一代傳承(金剛亥母之近傳則為第九代)。其根本上師為親得金剛薩埵灌頂,集一切傳承之一身的貝雅達賴喇嘛。活佛亦為大陸西康地區之政、教領袖。曾受德格宗薩寺的蔣揚欽哲旺波和蔣貢康楚二位尊者,授記為掘取伏藏者,與諾那上師一同參學的吉忠活佛為伏藏主。後來于蓮師的聖地貝瑪墎,葛朗靈湖中取出蓮師的伏藏。

後因戰亂,諾那活佛一九二四年由海路抵達上海後,即在漢地開始弘傳藏密無上密法。活佛傳法時順應漢人觀點、切合漢人根機,總勸人務必要嚴持戒律、發菩提心、多注重心性,勿執著於表面外相、或是勸人修持切勿追求速成及神通。對於流傳漢地的淨土、禪宗、天臺等大乘諸宗,以及高僧大德全無門戶之見,隨緣讚歎。他的修證德行、愛國之心亦為當時政府及教界僧俗所推崇,如:九世班禪活佛、太虛大師、朱子橋等高僧居士。太虛大師更于一九三三年聘請諾那活佛為“中國佛學會”名譽會長。諾那活佛除弘傳寧瑪派及噶舉派密法外,更著重無相密的弘揚,他曾說:“金剛經所說的正是大密宗的境界。”

10、十三世達賴喇嘛

1931年,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在外敵入侵、祖國危難的關頭,十三世達賴喇嘛駐南京代表貢覺仲尼、九世班禪大師駐南京辦事處處長羅桑堅贊、西康諾那活佛等旅居南京的康藏人士,奮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鄉抗日救國會”,召開會議並發佈“告全國同胞書”,表示:同人等籍隸康藏,萬里來京,大義所在,不敢後死。

土登嘉措(1876—1933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土登嘉措鳩差旺覺卻勒南巴甲哇巴桑布,簡稱土登嘉措。出生于西藏拉薩東南部的達布地區,他的家族後來被封為公爵,成為西藏的大貴族之一。著作據藏文傳記稱有:《佛師普覺傳及建塔史略》、《關於音韻學的注釋》、《關於僧眾戒律問題》、《佛教講論經典的解釋》等。

普攝群機,遂畢生以弘揚淨土為己志。翌年往陝西興安雙溪寺,在印海定公律師受具足戒。光緒十二年,在紅螺山資福寺任職,得閱大藏,故有緣增修《淨土十要》等要籍。此後,乃往返北京龍泉寺、圓廣寺,普陀山法雨寺,溫州頭陀寺之間,嘗自號‘常慚愧僧’以自勵。並閉關兩期六載。1930年時屆七十,至蘇州報國寺掩關,旋創立弘化社,流通淨土書籍,不遺餘力。1940年時年已八十,受任為淨土道場蘇州靈岩山寺住持。是年十一月初三,預知時至,於大眾念佛聲中,安詳西去。印光大師遍參南北叢林,更在普陀山法雨寺藏經樓閉關閱藏數十載,深入念佛三昧,通宗通教而專修淨土念佛法門,被教界尊為佛教淨土法門第十三代蓮宗世祖。

4、弘一大師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軍逼近廈門,友人勸弘一法師內避,弘一法師則表示“為護法故,不怕槍彈”。日本侵略者侵佔我國國土、殘害我國同胞的時候,弘一法師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的主張,號召全國佛教徒,奮起抗戰,趕走日本侵略者。他那種保國護教,凜然不屈的精神,不能不使聽者為之動容。

弘一法師,俗名李叔同,清光緒六年(1880年)陰曆九月二十生於天津官宦富商之家,1942年九月初四圓寂於泉州。出家前為藝術家、書法家、音樂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出家後尊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

5、圓瑛大師

圓瑛大師畢生熱愛祖國,反對外來侵略,維護世界和平事業。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英勇行為是最使人欽佩的大德懿行。七•七事變爆發後,在危急關頭,圓瑛大師召開中國佛教會的理監事緊急會議,號召中國佛教徒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並且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

圓瑛法師不僅佛學高深,還是一位愛國主義的楷模,是位愛國愛教的高僧。他主張“國家存亡,匹夫有責;佛教興衰,教徒有責。”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寫下了“出世猶垂憂國淚,居山恒作感時詩”心願,通告全國佛教徒,啟建護國道場。同時致書日本佛教界,遣責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

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他召開中國佛教會理監事緊急會議,號召全國佛教徒參加抗日救國工作,並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召集蘇、滬佛教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積極進行救護抗日傷患工作。“八·一三”滬戰開始後,這支僧侶救護隊,出入炮火紛飛的戰場,出生入死,救護傷患,受到社會各界的讚揚。這期間,圓瑛法師把圓明講堂開闢為難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醫院、掩埋隊,從事救護收容工作。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圓瑛法師兩次偕徒明暘到新加坡、吉隆玻、檳榔嶼、麻六甲等地,組織華僑募捐委員會,借講經說法機會宣傳救國道理,提倡“一元錢救國運動”,廣大僑胞踴躍捐款,他募得鉅款,支援抗日救亡運動。

1939年秋,圓瑛法師正在圓明講堂主持法事活動,日本憲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圓瑛法師和明暘法師,經20多次審訊和恫嚇,法師都鎮靜自若,閉目打坐,表現出中國佛教徒的民族氣節。出獄後,圓瑛法師仍住圓明講堂,閉門謝客,專事著作。1943年他在北京中國佛學院的演講中,號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國愛教”二副重擔,不能閉門讀書,要對國家存亡負起責任。

圓瑛法師(1878-1953):中國近代佛教領袖,1929年與太虛共同發起成立中國佛教會,並連續數屆當選主席,法師一生為團結全國佛教徒、促進和平作出了巨大貢獻。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被推選為第一任會長。

6、倓虛法師

東北抗日聯軍司令、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軍長趙尚志殉國後,他的頭顱被運往長春。日本關東軍最後決定將趙尚志的頭顱焚燒滅跡。就在準備焚燒時,般若寺住持倓虛法師及時趕到。由於當時的日本關東軍總司令梅津美治郎信奉佛教,多次去般若寺拜見,所以,經過倓虛法師的智慧周旋,終於將趙尚志將軍的頭顱保護了下來,掩埋在般若寺內。

倓虛法師(1875—1963)中年出家,隨近代天臺宗高僧諦閑法師修學,在興辦佛教教育,建設佛教道場方面有突出貢獻。1925年,諦閑老和尚向倓虛傳天臺宗第44代法卷,倓虛法師成為天臺宗第44代傳人。老和尚是近代佛教的教育家,著述甚多,主要的有《金剛經講義》、《心經義疏》、《心經講義》、《大乘起信論講義》、《天臺傳佛心記釋要》、《始終心要義記》、《普賢行願品隨聞記》、《楞嚴經講義》、《影塵回憶錄》等,後來為弟子輯為《湛山大師法匯》行世。

7、巨贊法師

巨贊法師是我國著名的愛國抗日高僧。抗戰爆發後,巨贊法師奔走于福建、香港、廣東、湖南等地,組織佛教徒參加抗日救國活動。民國27年應邀去湖南南嶽華嚴研究社講學,經田漢介紹結識葉劍英。在葉的鼓勵下,民國28年(1939)秋,於聖化寺成立“南嶽佛道教救難協會”,任協會宣傳股長。是唯一和毛澤東、周恩來等党和國家領導人參加開國大典的法師,周恩來曾親筆為巨贊法師題詞:“上馬殺敵,下馬念佛”。

巨贊法師(1908~1984),江蘇江陰縣要塞鎮貫莊村人。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樸。民國二十年(1931)於杭州靈隱寺出家,法名傳戒,字定慧,後改名巨贊。曾主編獅子吼月刊,出版佛學書刊,創辦佛教學院等,並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中國佛學院副院長等職。七十三年(1984)示寂於北京,世壽七十七。

8、九世班禪

抗戰前夕與初期,九世班禪多次在內蒙、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廟的喇嘛修建壇城,虔誦靖國消災大經,公祈和平,超薦抗日陣亡將士,自己亦晨夕默誦,未曾稍懈。九世班禪還慷慨解囊,捐助前線抗日將士。早在抗戰前夕,他就曾數次捐贈政府及軍委會戰馬數百匹。1937年10月28日,他捐贈醫藥費3萬元,並帶頭認購救國公債2萬元。

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1883—1937),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本名倉珠嘉措,法名全稱羅桑圖丹曲吉尼瑪格勒南結貝桑布,簡稱曲吉尼瑪,中國前藏達布地方噶夏村人。劉家駒的《班禪大師全集》說,“寄父名當珍,母名當瓊措姆”,“班禪生而母啞”。

9、諾那•呼圖克圖

名揚一時的西藏諾那•呼圖克圖(西藏昌都地區著名活佛,其時正在內地)在抗日救亡中也有突出表現。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諾那•呼圖克圖立即通電全國,表示自己的滿腔悲憤,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諾那活佛為甯瑪派轉世活佛兼祧噶舉,為寧瑪派教傳三十二代祖(從蓮華生大師算起則為第二十五代),噶瑪噶舉第四十一代傳承(金剛亥母之近傳則為第九代)。其根本上師為親得金剛薩埵灌頂,集一切傳承之一身的貝雅達賴喇嘛。活佛亦為大陸西康地區之政、教領袖。曾受德格宗薩寺的蔣揚欽哲旺波和蔣貢康楚二位尊者,授記為掘取伏藏者,與諾那上師一同參學的吉忠活佛為伏藏主。後來于蓮師的聖地貝瑪墎,葛朗靈湖中取出蓮師的伏藏。

後因戰亂,諾那活佛一九二四年由海路抵達上海後,即在漢地開始弘傳藏密無上密法。活佛傳法時順應漢人觀點、切合漢人根機,總勸人務必要嚴持戒律、發菩提心、多注重心性,勿執著於表面外相、或是勸人修持切勿追求速成及神通。對於流傳漢地的淨土、禪宗、天臺等大乘諸宗,以及高僧大德全無門戶之見,隨緣讚歎。他的修證德行、愛國之心亦為當時政府及教界僧俗所推崇,如:九世班禪活佛、太虛大師、朱子橋等高僧居士。太虛大師更于一九三三年聘請諾那活佛為“中國佛學會”名譽會長。諾那活佛除弘傳寧瑪派及噶舉派密法外,更著重無相密的弘揚,他曾說:“金剛經所說的正是大密宗的境界。”

10、十三世達賴喇嘛

1931年,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在外敵入侵、祖國危難的關頭,十三世達賴喇嘛駐南京代表貢覺仲尼、九世班禪大師駐南京辦事處處長羅桑堅贊、西康諾那活佛等旅居南京的康藏人士,奮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鄉抗日救國會”,召開會議並發佈“告全國同胞書”,表示:同人等籍隸康藏,萬里來京,大義所在,不敢後死。

土登嘉措(1876—1933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土登嘉措鳩差旺覺卻勒南巴甲哇巴桑布,簡稱土登嘉措。出生于西藏拉薩東南部的達布地區,他的家族後來被封為公爵,成為西藏的大貴族之一。著作據藏文傳記稱有:《佛師普覺傳及建塔史略》、《關於音韻學的注釋》、《關於僧眾戒律問題》、《佛教講論經典的解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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