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是我們党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他一生艱苦奮鬥， 勤懇奉獻， 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 被譽為“我們黨的駱駝， 中國人民的駱駝”。
要求自己：“一絲一毫不能特殊”
和任弼時一起工作和生活過的人， 都知道他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煩人；三怕用錢多。 他經常叮囑身邊的工作人員：凡是能夠過得去的， 自己能夠做得到的， 決不要去麻煩組織和別的同志。
他生活樸素、嚴以律己。 革命年代常常灰衣草鞋， 30多歲的時候就被老百姓誤認為50多歲。 黨中央從西柏坡遷到北平時， 有關部門曾建議給書記處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 以便參加入城閱兵式。 任弼時不同意， 他說：“我們是穿著這身衣服打天下的， 也能穿著這身衣服進北平。 ”
一件用舊圍巾的毛線翻織的背心， 他一穿就是十多年；一條毯子從長征時期一直用到逝世。
任弼時從不允許生活上有半點特殊。 他總是說：“凡事不能超過組織規定的制度， 一絲一毫不能特殊！”剛進北平城時， 後勤部門花了很少的一點錢維修了住所的窗戶。 他知道後很不安， 一晚上都睡不著覺。 那時， 他的身體很不好， 住所又緊鄰著大街。 黨組織替他選了一個比較適宜的房子， 建議他搬過去。 他說：“那個房子駐著一個機關， 而我是一個人， 怎麼能以一個人牽動一個機關呢？”後來， 組織上準備給他整修另一所房子，
任弼時愛好廣泛， 多才多藝。 他喜歡文學， 尤其是俄羅斯文學和中國古典文學。 他也擅長繪畫， 16歲時畫的人物肖像就能和畫像館師傅畫得相媲美。 革命年代他曾以畫師的身份為掩護做黨的秘密工作。 他還愛好音樂， 能彈鋼琴、拉提琴， 還能唱俄語歌曲。 開國大典的那天晚上， 任弼時和家人興奮不已。 他用鋼琴伴奏， 全家人一起唱起了《你是燈塔》《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咱們工人有力量》。 歡快的歌聲在小院裡蕩漾， 直到深夜。
要求子女：“將來一定要為人民做事”
在長期艱苦的革命戰爭年代裡， 任弼時與孩子們聚少離多， 但卻是他們眼中最和藹的父親和最負責任的老師。
任弼時十分重視對子女的教育。 他把子女的學習成才與國家民族的建設緊密聯繫在一起， 很早就為他們定下了成長目標， 那就是“成為于中國建設有用的人才”。 他曾為孩子們寫下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小孩子要用心讀書，
任弼時注重培養孩子們自主學習的能力。 他在給女兒的信中反復強調“讀書主要在乎自己用心”“學習要靠自己努力”“善於利用一切時間求上進”。 在學習方法上， 任弼時又能耐心地給予具體的指導。 他告誡女兒， 國家建設需要科學知識， 所以必須先學好數學、物理、化學， 還要學通本國文並學會一門外國文。 此外， 還要多看報紙以增加政治常識。 他幫助女兒學習俄文， 幫助在蘇聯長大的小女兒學習中文。他還親手為兒子寫好大字模，每天為他畫圈打分。
任弼時充分尊重孩子們自己的選擇。任遠芳是任弼時的小女兒，1歲零2個月時就和父母分離，獨自生活在蘇聯伊凡諾沃國際兒童院。1950年任弼時在莫斯科治病，再次見到小女兒時她已經快12歲了。任弼時希望她在蘇聯完成學業之後成為一名優秀的專家，然後再回國參加建設。但是任遠芳向父親提出了回國的請求。任弼時耐心地幫她分析了立刻回國和留在蘇聯學成後再回國兩種選擇的好處和壞處，接著明確表達了自己希望她“最好留在蘇聯繼續學習，完成大學教育，然後帶著專業知識回國”的態度。但是，他也告訴女兒，“這一意見絕不是最後決定，你完全可以自己考慮對你怎樣更合適”。
任遠芳最終選擇了立刻回國。她插入一年級系統學習漢語，三年完成小學學業考上了初中，後來又考上高中，上了大學。這個與父親共同生活總共不超過1年零7個月的孩子，深深地感受到“父親的愛溫暖了我一生”。
要求妻子：“同是黨的兒女”
任弼時和陳琮英是“娃娃親”。1926年，已是團中央總書記的任弼時把在襪廠當女工的陳琮英接到上海，舉辦了簡樸的婚禮，從此相濡以沫，相伴一生。任弼時幫助陳琮英學習文化，傳授她工作經驗，引導她走上革命的道路。陳琮英則是任弼時生活和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和親密戰友。
任弼時長期生活條件艱苦，工作強度大，身體又很弱，陳琮英總是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至。在中央蘇區時，陳琮英變賣了自己為數不多的幾件像樣的衣服，換了些雞蛋給任弼時增加營養。任弼時對陳琮英也很體貼，每當妻子外出歸來的時候，只要有空，他一定親自走到門外去迎接她。任弼時常常對陳琮英說：“我們是革命的夫婦，同是黨的兒女，我們的愛情是融化在對黨、對人民的愛情裡的。”
1949年11月，任弼時的身體已經很差了。在蘇聯醫生的建議下，經過黨中央批准，他準備前往莫斯科治病。儘管蘇聯對於他來說並不陌生，但是面對糟糕的身體狀況和尚不知歸期的治病行程，如果能把妻子陳琮英帶在身邊，照料起居，聊天做伴，將是對他最大的安慰。
然而臨行前，任弼時卻主動提出了兩條原則：一是隨行人員宜少，家屬一個也不帶，譯員不必配備，衛士也不需要，只需帶上一名醫生即可。他說：“我們的國家剛剛解放，帶的人多了，就要給國家增加負擔。”二是添置服裝力求節省。那時國家還沒有對出國制裝規定標準，但他有自己的原則，那就是儘量少花國家的錢。
在異國他鄉獨自治病、養病的半年多時間裡，任弼時每天除了吃飯、吃藥之外，就只能遵醫囑躺在床上休息。因此，讀寫家信成為他念親思親、消解寂寞的唯一方式。在剛到莫斯科的大約三周內，他給北京的家人寫了八封信，給在蘇聯學習生活的小女兒寫了兩封信。每次收信都使他“高興而快樂極了”。每一封家信，他都要反反復複看上幾遍，從字裡行間中感受著親人的愛意。
任弼時深深地牽掛著妻子陳琮英。他督促孩子們在週末和假期的時候多回家陪伴媽媽，為她排解寂寞，帶來安慰；他告誡調皮的小兒子“必須聽媽媽的話，聽了媽媽的話才不會生病”，“才會進步得更快”；他關心著妻子的身體狀況，詢問她是否時常失眠；他惦記著妻子和孩子們的生日，琢磨著“當買點什麼東西送給你們才是”。
任弼時去世後不久，陳琮英就把史達林送給他的吉姆轎車以及他生前使用過的軟床、鋼琴統統交還國家，就連女兒騎的自行車也不例外。陳琮英一生從事黨的機要工作，毛澤東曾稱讚她“不為名，不為利，是革命的賢妻良母”。
幫助在蘇聯長大的小女兒學習中文。他還親手為兒子寫好大字模，每天為他畫圈打分。任弼時充分尊重孩子們自己的選擇。任遠芳是任弼時的小女兒，1歲零2個月時就和父母分離，獨自生活在蘇聯伊凡諾沃國際兒童院。1950年任弼時在莫斯科治病，再次見到小女兒時她已經快12歲了。任弼時希望她在蘇聯完成學業之後成為一名優秀的專家，然後再回國參加建設。但是任遠芳向父親提出了回國的請求。任弼時耐心地幫她分析了立刻回國和留在蘇聯學成後再回國兩種選擇的好處和壞處，接著明確表達了自己希望她“最好留在蘇聯繼續學習，完成大學教育，然後帶著專業知識回國”的態度。但是，他也告訴女兒，“這一意見絕不是最後決定，你完全可以自己考慮對你怎樣更合適”。
任遠芳最終選擇了立刻回國。她插入一年級系統學習漢語，三年完成小學學業考上了初中，後來又考上高中，上了大學。這個與父親共同生活總共不超過1年零7個月的孩子，深深地感受到“父親的愛溫暖了我一生”。
要求妻子：“同是黨的兒女”
任弼時和陳琮英是“娃娃親”。1926年，已是團中央總書記的任弼時把在襪廠當女工的陳琮英接到上海，舉辦了簡樸的婚禮，從此相濡以沫，相伴一生。任弼時幫助陳琮英學習文化，傳授她工作經驗，引導她走上革命的道路。陳琮英則是任弼時生活和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和親密戰友。
任弼時長期生活條件艱苦，工作強度大，身體又很弱，陳琮英總是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至。在中央蘇區時，陳琮英變賣了自己為數不多的幾件像樣的衣服，換了些雞蛋給任弼時增加營養。任弼時對陳琮英也很體貼，每當妻子外出歸來的時候，只要有空，他一定親自走到門外去迎接她。任弼時常常對陳琮英說：“我們是革命的夫婦，同是黨的兒女，我們的愛情是融化在對黨、對人民的愛情裡的。”
1949年11月，任弼時的身體已經很差了。在蘇聯醫生的建議下，經過黨中央批准，他準備前往莫斯科治病。儘管蘇聯對於他來說並不陌生，但是面對糟糕的身體狀況和尚不知歸期的治病行程，如果能把妻子陳琮英帶在身邊，照料起居，聊天做伴，將是對他最大的安慰。
然而臨行前，任弼時卻主動提出了兩條原則：一是隨行人員宜少，家屬一個也不帶，譯員不必配備，衛士也不需要，只需帶上一名醫生即可。他說：“我們的國家剛剛解放，帶的人多了，就要給國家增加負擔。”二是添置服裝力求節省。那時國家還沒有對出國制裝規定標準，但他有自己的原則，那就是儘量少花國家的錢。
在異國他鄉獨自治病、養病的半年多時間裡，任弼時每天除了吃飯、吃藥之外，就只能遵醫囑躺在床上休息。因此，讀寫家信成為他念親思親、消解寂寞的唯一方式。在剛到莫斯科的大約三周內，他給北京的家人寫了八封信，給在蘇聯學習生活的小女兒寫了兩封信。每次收信都使他“高興而快樂極了”。每一封家信，他都要反反復複看上幾遍，從字裡行間中感受著親人的愛意。
任弼時深深地牽掛著妻子陳琮英。他督促孩子們在週末和假期的時候多回家陪伴媽媽，為她排解寂寞，帶來安慰；他告誡調皮的小兒子“必須聽媽媽的話，聽了媽媽的話才不會生病”，“才會進步得更快”；他關心著妻子的身體狀況，詢問她是否時常失眠；他惦記著妻子和孩子們的生日，琢磨著“當買點什麼東西送給你們才是”。
任弼時去世後不久，陳琮英就把史達林送給他的吉姆轎車以及他生前使用過的軟床、鋼琴統統交還國家，就連女兒騎的自行車也不例外。陳琮英一生從事黨的機要工作，毛澤東曾稱讚她“不為名，不為利，是革命的賢妻良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