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亨廷頓圖書館發現《永樂大典》嘉靖抄本《禮記·文王世子》兩卷一事， 曾經頗引起世人的關注。
據亨廷頓圖書館展品說明， 此冊由傳教士約瑟夫·懷廷（L. J. Whiting）於 1900年將此書帶回美國， 並傳給子女。 其子女複於 1968 年將其捐贈給亨廷頓圖書館。
在本冊扉頁， 粘有三枚便簽， 手寫記錄了一些關於此冊《永樂大典》的基本情況， 因迄今尚無人專門介紹， 特為譯介如下：
便簽第一枚曰：
This volume was written with a brush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Yung Lo.
It was in the great Hanlin Library (in Peking) when it was burned by the Boxers in 1900.
This was picked out of the debris and with other things was used to barricade a window in one of the Legation houses until the siege was raised.
The cover was put on in this country.
Loaned by L. J. Whiting.
Oberlin. Ohio.
譯文如下：
此卷以毛筆書寫， 成於永樂年間。
1900年義和團縱火焚燒北京翰林院。 彼時， 此卷藏於該院。
此卷於火後廢墟中揀出，
封面在本國加裝。
約瑟夫·懷廷捐贈。
俄亥俄州 歐柏林學院。
便簽第一枚最重要的一點， 是為我們呈現了當年義和團圍攻公使館時這冊《永樂大典》的命運。 據懷廷的記述， 當時《永樂大典》藏于翰林院， 而縱火焚燒翰林院者實為義和團拳勇， 而非公使館人員， 或後來攻入北京的八國聯軍士兵。
《永樂大典》嘉靖副本在清代陸續散佚， 此考史者已得其詳。 通行的說法認為， 《永樂大典》剩餘諸冊於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毀於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之役， 這一無證據的傳聞， 因附加於積貧積弱的近代史記憶之中， 被認為是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罪證之一。 杜澤遜先生 2003 年曾于《中華讀書報》撰《〈四庫〉底本與〈永樂大典〉遭焚探秘》一文，
當時英國公使館外交人員及學者為守衛公使館， 從情理上來說不可能自行焚毀北面門戶翰林院， 所以普南特·威爾的記述很有可能是實情， 此冊《永樂大典》便簽上約瑟夫·懷廷也說“1900 年義和團縱火焚燒北京翰林院”， 這與普南特·威爾之說是相合的。 那麼約瑟夫·懷廷是如何持有此冊《永樂大典》的呢？普南特·威爾記述說：“其在使館中研究中國文學者，
便簽第二、三枚曰：
(Translation) .
The Great Cyclopedia of Yung Lo.
Vol. 10270.
Subject Sons. Teaching the Heir Apparent.
(Selections) “Rites and Music are the essentials in teaching the Heir Apparent.Music to cultivate the inner men, rites (or rules of propriety) to polish the external conduct.”
“The finished product is satisfactory; dignified, respectful, quiet, accomplished.”
“The princely man regards virtue. When virtue is perfected the teaching will be noble. When the teaching is noble the officials will be upright. When the officials are upright the state will be orderly. This is what is called princely.”
“When our man has great virtue the myriad states are pure.”
“While the father lives the duties of the Heir Apparent are those of a son.”
“This is as it should be that all may know the doctrine of father and son, elder and younger.”
譯文如下：
《永樂大典》
卷10270
教世子節選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
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一有元良，萬國以貞。
有父在則禮然。
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
按便簽第二、三枚系選譯《禮記·文王世子》之文，置於卷首，使人讀數則譯文而能大致瞭解書中所言何事，具有書目提要的作用。此處據其文義，依據《禮記》將英文回譯。
在三枚便簽所粘貼的《永樂大典》扉頁的後一頁，粘有一則簡報，上用紅鉛筆注“1927”，題為 Valuable Set of Books In China To Be Restored，文中講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將要影印《四庫全書》一事，與本冊《永樂大典》並無直接關係，故不迻譯。1927 年此冊仍為約瑟夫·懷廷個人收藏，他可能瞭解《四庫全書》與《永樂大典》有某些聯繫，故看到這則新聞時加以留意，剪貼與此冊之中。
下面介紹一下本冊《永樂大典》的版式及內容。
首頁首行頂格大字題“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七十”，下注“二紙”；次行低三格書大字“子”字（次卷下注“《文王世子》篇”），標明類書依《洪武正韻》至此當輯“子”字條；第三行低一格大字書“教世子”，系摘自《禮記·文王世子》，下雙行小字，分摘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宋朱熹《朱子語錄》、宋魏了翁《禮記要義》、宋衛湜《禮記集說》、宋陳櫟《禮記詳解》、宋末元初陳澔《禮記集說》、宋黃震《黃氏日抄》以至元彭廉夫《纂圖注義》等多部書之注文，凡著者及書名皆朱筆，其體例與傳世各冊《永樂大典》皆相合。
本冊後一卷，也就是《永樂大典》卷一萬二百七十一，其卷末不全，且數葉有煙熏泥污痕，仍存留著當年庚子之變的現場印跡。卷一萬二百七十用紙二十八葉，而卷一萬二百七十一用紙僅二十一 葉，則後一卷很有可能有七葉左右被撕去。聯想到約瑟夫·懷廷回憶此冊曾被“用來遮掩公使館館舍窗戶”，則當時被撕掉幾頁以作他用，也是很有可能的。
本冊《永樂大典》的文獻珍貴程度自不待言，其學術價值亦頗足重視。單就輯佚這一點而言，當《四庫》纂修時，未見元彭廉夫《纂圖注義》、朱申《禮記句解》等書原本，故《四庫》纂修官戴震等從《永樂大典》中將諸書輯出。然而不知何種原因，《四庫全書》並未著錄戴震所輯二書，遂使二書之流傳若明若晦。
傅增湘《輯本朱申禮記句解跋》中詳述所見二書輯本之始末，並雲“頃為東邦羽田亨君所收”云云。（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23、24 頁）今國家圖書館藏有1936 年據稿本攝影之縮微膠捲。據亨廷頓圖書館藏《永樂大典》，可以覆勘戴震關於《禮記纂圖注義》、《禮記句解》輯本之得失；又今知日本內閣文庫藏有宋朱申《校正詳增音訓禮記句解》元刊本七冊，複可據此探究《永樂大典》“分韻摘字”的編排方式是如何對原書進行摘引的。在這樣一個學術研究的序列中，《永樂大典》所起的作用可謂承上啟下，是考量某些文獻傳承所不可缺失的一環。再如此冊《永樂大典》錄有呂祖謙《禮記音點旁注》、史駉孫《經義》數條，皆為前所不知的佚書，很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據約瑟夫·懷廷所記，這種大開本且紙質堅韌的《永樂大典》抄本對當時使館的防衛有實際作用，被“用來遮掩公使館館舍窗戶”——這冊孤本文獻在歷史事變中的命運，被定格在約瑟夫·懷廷的一紙便簽之上。便簽第二、三枚曰：
(Translation) .
The Great Cyclopedia of Yung Lo.
Vol. 10270.
Subject Sons. Teaching the Heir Apparent.
(Selections) “Rites and Music are the essentials in teaching the Heir Apparent.Music to cultivate the inner men, rites (or rules of propriety) to polish the external conduct.”
“The finished product is satisfactory; dignified, respectful, quiet, accomplished.”
“The princely man regards virtue. When virtue is perfected the teaching will be noble. When the teaching is noble the officials will be upright. When the officials are upright the state will be orderly. This is what is called princely.”
“When our man has great virtue the myriad states are pure.”
“While the father lives the duties of the Heir Apparent are those of a son.”
“This is as it should be that all may know the doctrine of father and son, elder and younger.”
譯文如下：
《永樂大典》
卷10270
教世子節選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
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一有元良，萬國以貞。
有父在則禮然。
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
按便簽第二、三枚系選譯《禮記·文王世子》之文，置於卷首，使人讀數則譯文而能大致瞭解書中所言何事，具有書目提要的作用。此處據其文義，依據《禮記》將英文回譯。
在三枚便簽所粘貼的《永樂大典》扉頁的後一頁，粘有一則簡報，上用紅鉛筆注“1927”，題為 Valuable Set of Books In China To Be Restored，文中講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將要影印《四庫全書》一事，與本冊《永樂大典》並無直接關係，故不迻譯。1927 年此冊仍為約瑟夫·懷廷個人收藏，他可能瞭解《四庫全書》與《永樂大典》有某些聯繫，故看到這則新聞時加以留意，剪貼與此冊之中。
下面介紹一下本冊《永樂大典》的版式及內容。
首頁首行頂格大字題“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七十”，下注“二紙”；次行低三格書大字“子”字（次卷下注“《文王世子》篇”），標明類書依《洪武正韻》至此當輯“子”字條；第三行低一格大字書“教世子”，系摘自《禮記·文王世子》，下雙行小字，分摘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宋朱熹《朱子語錄》、宋魏了翁《禮記要義》、宋衛湜《禮記集說》、宋陳櫟《禮記詳解》、宋末元初陳澔《禮記集說》、宋黃震《黃氏日抄》以至元彭廉夫《纂圖注義》等多部書之注文，凡著者及書名皆朱筆，其體例與傳世各冊《永樂大典》皆相合。
本冊後一卷，也就是《永樂大典》卷一萬二百七十一，其卷末不全，且數葉有煙熏泥污痕，仍存留著當年庚子之變的現場印跡。卷一萬二百七十用紙二十八葉，而卷一萬二百七十一用紙僅二十一 葉，則後一卷很有可能有七葉左右被撕去。聯想到約瑟夫·懷廷回憶此冊曾被“用來遮掩公使館館舍窗戶”，則當時被撕掉幾頁以作他用，也是很有可能的。
本冊《永樂大典》的文獻珍貴程度自不待言，其學術價值亦頗足重視。單就輯佚這一點而言，當《四庫》纂修時，未見元彭廉夫《纂圖注義》、朱申《禮記句解》等書原本，故《四庫》纂修官戴震等從《永樂大典》中將諸書輯出。然而不知何種原因，《四庫全書》並未著錄戴震所輯二書，遂使二書之流傳若明若晦。
傅增湘《輯本朱申禮記句解跋》中詳述所見二書輯本之始末，並雲“頃為東邦羽田亨君所收”云云。（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23、24 頁）今國家圖書館藏有1936 年據稿本攝影之縮微膠捲。據亨廷頓圖書館藏《永樂大典》，可以覆勘戴震關於《禮記纂圖注義》、《禮記句解》輯本之得失；又今知日本內閣文庫藏有宋朱申《校正詳增音訓禮記句解》元刊本七冊，複可據此探究《永樂大典》“分韻摘字”的編排方式是如何對原書進行摘引的。在這樣一個學術研究的序列中，《永樂大典》所起的作用可謂承上啟下，是考量某些文獻傳承所不可缺失的一環。再如此冊《永樂大典》錄有呂祖謙《禮記音點旁注》、史駉孫《經義》數條，皆為前所不知的佚書，很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