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中國的通識教育

作者：楊世祥

新世紀以降，大學的“通識教育”成為熱門話題，引發了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參與討論，各大學也開始有步驟地推行通識教育，這對改變以往大學教育中過於強調專業的實用性和工具性定位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雖然目前大學幾乎無一例外都把通識教育提上日程，作為高校教育改革的重心之一，但通識教育概念之內涵和外延的模糊性，對通識教育的完善和推廣造成了一定困擾和障礙。適逢朱振武教授主編的《英美文化思辨教程》付梓，書甫面世，即獲得多位方家的肯定和褒揚。

朱振武為這部教材綢繆數年，打磨三載，傾盡心血，踐行了他在多年教學和研究中對通識教育的認識和思考，提供了一種可供參考的通識教育範式，為建構中國的通識教育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從字面上看， “通識教育”是對美國教育界“general education”的迻譯，然而中國的通識教育實踐雖有對美國經驗的借鑒，但並非簡單的移植。通識教育追求博聞強識的“通識”精神在中國數千年的儒家文教傳統中長期存在。即使是在近代，祭出“打倒孔家店”大纛的社會革命家和五四新文化群豪幹將也一度秉承博雅通識的理念，如梁啟超主張大學應培養中西貫通、智仁勇並存的人才，蔡元培要求對中西方文化兼收並蓄。現代意義上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濫觴於十九世紀初的美國，

並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引起重視。總體而言，美國的通識教育的實踐體現在課程設置上，即除專業課程之外，學生需接受其他學科的總體介紹性課程，其目的是培養既具有較寬厚的專業基礎又全面發展的人。這一課程設置層面的“通識教育”在中國大部分高校都已展開實驗。除此之外，歐洲自亞里斯多德以來的“博雅/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傳統為教育界提供了更精神化、更為形而上、更具彼岸性的借鑒。博雅/自由教育認為知識具有自身的價值，主張教育應該追尋生命中的真、善、美，應當培養身體、心靈、品格、學養俱佳的完整的人。事實上，以美國為代表的通識教育模式汲取了博雅/自由教育中的自由精神，

旨在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其實質是近代以來工業化和民主化語境下對這一古老傳統的現代化改造。通識教育在中國的勃興即是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本土傳統和異域經驗合流的結果，其中體現了人文精神的交融與和合。

從表面看，來自西方的通識/博雅教育高呼個體解放的號角，呼籲培養全面發展的真正的“人”，似乎為我們展現了一幅精神文明極大發展的美好圖景。然而，一切教育終究是特定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代際傳輸的途徑與載體，舉世皆然，通識教育也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通識教育這一概念與近年來頗為時髦的“普世價值”有作為話語政治的相近之處。這類命名方式以通識、普世的外衣作為“障眼法”，

對非西方文明進行價值和文化的滲透甚至是顛覆。習近平同志指出， “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 ”這就要求國內教育界在借鑒西方，主要是美國的通識教育體制時，堅守本土立場，對其所負載的價值體系予以鑒別和厘清，並引導學生進行客觀理性的思辨，實現本土立場的價值嵌入。

朱振武在主編《英美文化思辨教程》時，始終堅持“以我為主”的本土立場，從一位中國學者的當下關懷出發，立足於中國當下的社會語境，引領學生對當代英美社會文化和中國現實進行融會式反思，進而更清醒、全面、客觀地體悟形形色色的當代世界。這部通識教材名為《英美文化思辨教程》，

實則以英美為賓，以中國為主，在立足本土的思辨精神中折射出英美文化的多重面孔，使學生更理性全面地認識文化的同與不同，進而塑造其立足於本土的價值觀念。

強調通識教育的本土立場與文化自覺並不意味著精神上的裹足不前、固步自封。反之，它呼籲以中國的現實土壤為立足點，考察古往今來人類文明發展的譜系與脈絡，進而在整體文明史的視域下審視當今主要文明存在的問題，其終極目標是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為陷入普遍危機與困頓的當下世界尋找出路。二十世紀以來，世界文明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兩次世界大戰為人類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核威脅、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恐怖主義等威脅如同高懸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當代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將何去何從令人深思。而東方國家在後殖民時代和全球化的裹挾之下，更面臨本土與西方、民族傳統與現代演進等多個維度的碰撞與和合。對文明的前景，人類的命運與民族未來走向的憂思並非只屬於個別民族國家，而是全人類的基本焦慮。普遍的危機背後，隱伏著更為深刻的文明形態的轉型。自工業革命以來，機器生產很大程度上取代人工勞作，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經濟基礎的改變帶來政治模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詹明信所言“文化邏輯”的變易，全球化的浪潮也將全世界裹挾入文明形態轉型的暗流之中，文明正在走向前所未有的新階段和新形態。經濟、政治、文化、思維的巨大變革被擠壓至晚近的百餘年間，舊形態斷裂和新文明勃興的雙重張力使全人類共同面臨轉型的危機與考驗。

世界各國各族都身處這個涵蓋文明各個層面、無所不包的文明轉型中，關於中國的問題也絲絲縷縷地與世界文明的歷史沿革密切相關。中國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無不有深刻的外在背景，這些問題與挑戰本身也往往並非一國一族的，而是全世界休戚與共的，這就需要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思考當下世界。這也是中國政府近年來的一貫主張，並在世界範圍內取得了廣泛的認同。在這樣的語境下，融合中西人文傳統、旨在探索全人類共同出路的通識教育模式創新也勢在必行。朱振武的這部通識教材，選材廣博，更通過導讀、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各個環節的積極引導和系統闡發，為學生鋪展開當代世界的詳細圖景。主題類似的中英文選文讓學生在相互對比、相互映襯的學習過程中，審視時代沉屙，遍覽寰球風貌，汲取東西營養，實現人文傳統的整合，在明確以我為主的本土立場的同時，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和擔當。這樣的編排模式在同類教材中尚屬首創，對推動通識教育創新的意義不容忽視。

通識教育時下在我國正方興未艾，但恰到好處的教材卻實在難以尋覓，更缺少融廣度、精度、深度於一體，民族立場與國際視野並重，憂患意識與情懷擔當皆備的教材。《英美文化思辨教程》正好補了這個空缺。這部“長期構思，三載錘煉，經年打磨”的作品為通識教材編寫中的選材來源、編排模式、文化立場和價值尺度提供了很好的、可資借鑒的範例，也是推動通識教育本土化的一次有益嘗試。（楊世祥）

當代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將何去何從令人深思。而東方國家在後殖民時代和全球化的裹挾之下，更面臨本土與西方、民族傳統與現代演進等多個維度的碰撞與和合。對文明的前景，人類的命運與民族未來走向的憂思並非只屬於個別民族國家，而是全人類的基本焦慮。普遍的危機背後，隱伏著更為深刻的文明形態的轉型。自工業革命以來，機器生產很大程度上取代人工勞作，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經濟基礎的改變帶來政治模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詹明信所言“文化邏輯”的變易，全球化的浪潮也將全世界裹挾入文明形態轉型的暗流之中，文明正在走向前所未有的新階段和新形態。經濟、政治、文化、思維的巨大變革被擠壓至晚近的百餘年間，舊形態斷裂和新文明勃興的雙重張力使全人類共同面臨轉型的危機與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