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生導師Bohdan Paczynski教授他為人大方、敢於挑戰主流。 他在恒星演化、伽馬射線暴、吸積盤、引力透鏡、宇宙學等眾多天文領域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另外， 即使晚年在死神降臨之際， 他也能坦然面對， 豁達以待。 生命有盡時， 靈魂無絕期。 謹以此文表達我對恩師無限的敬意和深深的懷念。
Bohdan Paczynski（1940.2.8-2007.4.19）， Janusz Sobolewskis攝於1974年
撰文 毛淑德（清華大學；國家天文臺）
編輯 鄭曉晨（清華大學） 丁家琦
2017年4月19日， 距離恩師 Bohdan Paczynski教授辭世， 已經整整十個年頭。 這些年來， 我常常回想起關於他的點點滴滴。 作為我的博士生導師， Bohdan無論在科研還是生活方面， 都對我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2008年， 在一個會議文集上， 我曾發表過一篇英文紀念稿緬懷Bohdan[1]， 但仍覺不夠書表教授風采成就之萬一。
Bohdan Paczynski教授1940年2月8日生於如今的立陶宛首都、當時屬於波蘭的城市維爾紐斯（Vilnus， 波蘭語Wilno）， 青年時就已在科學圈嶄露頭角：他18歲撰寫了人生中第一篇科學論文，
Bohdan的研究興趣廣泛， 涉獵領域頗多， 獲得了美國科學院授予的（外籍）院士頭銜， 一生榮譽等身。 一個天文學家夢寐以求的所有殊榮， 他幾乎都有斬獲，
1987年， 我通過了CUSPEA考試， 並於次年前往普林斯頓大學（圖1至圖3）天體物理系攻讀博士學位， 這算是我學術生涯的一個開端。 在Bohdan開授的《恒星》課上， 我與他有了初次的交集。 1990年， 我有幸成為Bohdan的學生， 之後兩年， 我們開展過不計其數的討論。 討論時間並不固定， 只要他有空閒， 只要我有問題或結果。 時至今日， 討論的場景依然歷歷在目：我們面對面坐在他狹長的辦公室一角， 背後是一塊黑板， 他手裡攤開一個黃色的筆記本。 Bohdan的物理圖像尤為清晰， 極擅長透過複雜表像提煉出最為簡潔的物理本質， 這很大程度上彌補了他自認為不甚突出的數學能力。 討論時， 他往往用一張簡圖便能清晰明瞭地闡明自己的觀點， 或者， 僅僅是基於基本的物理圖像，
猶記得，我在普林斯頓學習期間，Bohdan和天體物理系的另外兩位元院士，Jerry Ostriker（時任系主任）和James Gunn（在天文學界影響極大的斯隆數值巡天項目的引領者），他們的辦公室恰好分佈在辦公樓的三個角落上（第四個是教室）。雖然他在學術界地位舉足輕重，其為人卻極為謙遜。自1936年愛因斯坦奠定了微引力透鏡的理論基礎以來，時隔半個世紀，Bohdan第一個提出了其應用前景，從而開闢了微引力透鏡（gravitational microlensing）這個領域。即便如此，在他看來，自己1986年那篇文章的最大貢獻，不過是貢獻了“暗物質”這個時髦詞彙（buzzword）罷了。
他偶爾也寫寫非主流（“crazy”）的文章，冒冒年輕人不敢冒的風險。堅持己見，不隨大流是他的一大特點。1986年，他提出的伽馬射線暴的宇宙學模型，與當時的主流觀點背道而馳，飽受非議，由審稿人1992年毫不客氣的負面評論可見一斑[2]。不過，結果證明，恰恰是我們的“非主流模型”與後來的觀測最為相符，可見，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句話並非空談！ 畢業後我的研究興趣轉向宇宙學，他很是鼓勵，叮囑我道“有那麼多的宇宙學家，他們人云亦云，那麼，就一定會有所遺漏[3]”。他自己幾乎每十年更換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並能在不同領域做出革命性貢獻。有意思的是，他初到普林斯頓時，已值不惑之年，覺得自己江郎才盡，很難寫出好文章。但恰恰是那一年，他發表了三篇重量級文章，一篇提出了伽馬暴的宇宙學新模型，一篇開闢了微引力透鏡領域，還有一篇提供了宇宙學尺度上的微引力透鏡新演算法。當然，也多虧日新月異的天文探測和電腦技術，實現了他諸多天方夜譚般的構思。
圖4. 大視場紅外巡天望遠鏡，造價約20億美元，將於2025年左右發射。（圖片摘自wfirst.gsfc.nasa.gov/）
相對於論文的數量，他更看重論文的品質，在他看來，一個人的學術生涯裡，或許只有那麼幾篇文章是重要的[4]。我曾與他合作發表過八篇文章，這其中包括首次計算伽馬射線暴宇宙學統計性質的工作，也包括了一項系外行星探測的新方法——微引力透鏡法的提出。我們只用了不到3個星期的時間完成微引力透鏡的相關計算工作並投稿，審稿人一度對這一方法的可行性很是懷疑[5]。所幸，宇宙從不吝於賜人以驚喜，迄今為止，天文學家們已經利用微引力透鏡的方法探測到了超過50多個系外行星，證實了微引力透鏡法完全可與其它方法相輔相成，在系外行星探測中佔據一席之地。現在，基於微引力透鏡法的行星探測已成為WFIRST衛星（《美國天文2010十年規劃》中被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指定為NASA享有最高優先順序的衛星）的三個科學目標之一（見圖4）。當然，Bohdan也有出錯的時候，難能可貴的是，對於自己的錯誤，他從不粉飾，甚至專門刊發過一篇文章指正自己的錯誤[6]。
圖5. arXiv天體物理預印本上的第一篇文章
生活中的Bohdan極為樸素，日日襯衫、涼鞋，即使在正式場合也不過外加一件夾克。畢業多年後，我曾回訪普林斯頓，和他一起去教工餐廳吃飯，付費時很詫異地發現他居然連裝銀行卡的錢包都沒有，各類卡片只是用橡皮筋簡簡單單地捆著，一如他盡可能簡化的生活。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Bohdan在學術上的開明與大方：他熱衷於分享自己的科學創意，卻對署名敬謝不敏，哪怕是基於他的想法發表出來的文章。以至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天文致謝索引中，他一度名列前茅，這讓他很是快樂並為之驕傲[7]。同樣，在指導學生畢業論文時，雖然他貢獻良多，往往也並不熱衷於署名。在他看來，與已然足夠的知名度相比，自己更加享受分享知識的愉悅以及授人以漁的成就感。上世紀七十年代，他就曾公開發佈了一套恒星演化程式，博得天文界一片讚譽。後來，Bohdan領導了光學引力透鏡實驗OGLE合作專案，他也堅持最大程度地資料公開。這一的決定雖然減少了專案組成員的發文數目，卻極大地增加了資料利用率，很好地提升了項目影響和引用率，意義深遠。在嘗試新事物方面，他也相當前衛。1993年，他與希伯來大學的Tsvi Piran和哈佛大學的Ramesh Narayan聯合在天體物理學預印本（arXiv/astro-phpreprint） 上發表了第一篇文章（圖5），引領了電子預印本的潮流，他很是引以為傲。
普林斯頓天體物理系（圖6）有著優良的學術傳統和濃郁的學術氛圍，這與Bohdan等人的積極引導不無聯繫。原本系裡每天下午有個茶歇討論，Bohdan在此基礎上還發起了一個晨間的“咖啡時間（coffee hour）”，組織大家討論最新發佈的文章。為調動大家的參與積極性，每天早上，他都會手拿一個搖鈴，繞行於各個辦公室間。在他孜孜不倦的努力下，久而久之，大家習慣於聚到休息間，討論各類問題。事實證明，不同思想間的碰撞，往往更能迸濺出絢爛的花火。1998年，Bohdan憑著敏銳的直覺率先指出伽馬射線暴可能產生于恒星形成區，在該文中他就致謝了晨間咖啡的參加者們，感謝他們曾給予他諸多啟發和建設性意見[8]，如今這篇文章已成經典，引用高達880餘次。
Bohdan初從波蘭到美國時，對美國的自由體制極為推崇。隨著居住日久，他慢慢開始抱怨美國電視節目的無聊透頂，抱怨美國政府的無所作為，甚至兩次遺失他的綠卡申請表。終有一日，他恍然大悟，自己之所以對美國吐槽不斷，恰恰是由於他已將美國視為自己的歸屬之地，正如同自己當年對波蘭的諸多不滿情緒一樣，想明白了這一點，他選擇加入了美國籍。1992年美國大選時，他曾一度在克林頓、布希和佩羅之間搖擺不定，卻最終選擇了後者，認為佩羅其人“要麼引領美國走向輝煌，要麼徹底將美國帶入低谷，這樣就有其他人來引領美國走向輝煌了”[9]。 在他看來，美國的科研體制與歐洲相比，存在一個明顯缺點：科學家很難建立自己的長期科研團隊。他也曾抱怨美國基金資助的嚴苛與無情，即使自己在伽馬射線暴領域做出了突出貢獻，卻依然拿不到贊助。在1998年發表的一篇會議文集中，他甚至賭氣地提及“這個工作沒有得到任何資助”[10]。其實，在普林斯頓工作期間，哥倫比亞大學曾有意聘請他，他也曾一度動心打算離開，為表挽留，普林斯頓大學為他提供了唯一一次研究經費。儘管基金資助不容樂觀，1995年馬普天體物理所聘請他出任所長一職時，卻被他回絕，因為他明確地瞭解自己的專長所在，雖然他業餘時間也喜歡討論“天文政治”（astro-politics），但卻對管理興趣寥寥。
Bohdan晚年一直與腦癌做鬥爭，歷時兩年左右，直至去世。治療時，醫生採用了一種對大腦直接注射的新療法，這一療法對其他人毫無效果，唯他例外，活的甚至比醫生估計的還要長久。他私下認為真正奏效的並非新療法，而是因為自己聽從兒子的建議成為一個虔誠的素食者。生病期間，他幾乎都忘了自己是在用借來的時間享受科學的樂趣[11]，去世前一年還在發表文章。雖然受病情所擾，他不能快速地加減乘除，打字也偶爾出錯，可他的提問仍然十分尖銳，可見幾何思維的用腦區域跟計算、語言的用腦區域完全不同。面對死亡的步步緊逼，他淡定自若、隨遇而安，給周圍的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願意相信這世上或許真有勘破生死的先賢。他的離世是整個國際天文學界的損失，為此，美國天文學會、《自然》雜誌、《紐約時報》等都刊發了訃告。最近，美國科學院也發表了由他的同事Bruce Draine撰寫的傳記回憶錄[12]。
在我心目中，Bohdan Paczynski教授有著近乎完美的人格，他的專業態度、為人處事，堪為典範，他不僅是我的良師益友，也是我此生的奮鬥榜樣，也許終難企及恩師的高度，但哪怕只是在力所能及之間引導、影響我的學生，足矣。
提到Bohdan，我不禁又回想起曾在普林斯頓度過的那些美好歲月。彼時，我常常晚歸，自學習室回研究生院（見圖7）宿舍大約需步行20分鐘，途經一個高爾夫球場。即使是淩晨2、3點鐘，仍常偶遇同樣晚自習的學生。盛夏時節，高爾夫球場地綠意盈盈，在靜謐的夜色中，甚至能聽到夜鶯美妙的啼叫。其實漫步整個普林斯頓，校園並不算大，但那裡安寧、沉靜，與北京的喧囂、躁動截然不同，最重要的是有像Bohdan這樣專業精湛、德行兼備的世界一流教授以及他們努力營造的濃郁學術氛圍，實在是一個做學問的理想所在！
2015年7月，我第一次帶家人拜訪師母 Hanna Paczynski，聊天時憶及故人，教授音容宛在，不免悲從中來，不能自已。眼前仿佛又浮現了二十多年前那些熟稔的討論場景，“讓我畫一張簡圖吧（Let me draw a simple picture）”，Bohdan架了架鼻樑上的深度近視眼鏡，如是說。
參考文獻和注釋：
[1] http://pos.sissa.it/archive/conferences/054/065/GMC8_065.pdf
[2] I have read the revised copy of the paper sent to me by Bohdan Paczynski. The errors whichI pointed out in the original version have been corrected. However, the authors still ignore the extensive spectral and temporal evidence which I mentioned, making veiled references to them only as “theoretical arguments” and “elaborate theoretical models.” This seems to be as much as they can bring themselves to say. I don’t think too many will be fooled by it, and it should amuse many others, so I am willing to recommend this version for publication.（最後一句大意是：大家應該不會被這篇文章愚弄，[相反]它還會使許多人覺得可笑，所以我同意發表這篇文章。）
[3]“There are so many cosmologists out there, they have their own bandwagon. Theymust be missing something.”
[4]“you always need to publish interesting papers since you may have only a few important papers in your career.”
[5]This paper deserves publication in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 Much effort is currently being expended on projects to seek microlensing events of LMC and bulge stars by light and dark stellar mass lenses in a galaxy and it is incumbent upon theorists to provide the best guidance (even if this theorist is extremely skeptical that any convincing examples of gravitational lensing will be found in this way)
（我這個理論家非常懷疑能否用這種方法找到令人信服的引力透鏡例子。）
[6] http://adsabs.harvard.edu/abs/1988ApJ...335..525P
[7] 天文學家致謝指數, http://www.pa.uky.edu/~verner/aai.html ; 1992年Bohdan並列7-8名，1995年並列2-3名，1996年並列10-14名。
[8]“It is a great pleasure to acknowledge many stimulating discussions and useful comments by … and many participants of the morning coffees at Peyton Hall.“，http://adsabs.harvard.edu/abs/1998ApJ...494L..45P
[9]“Either he fixes it, or breaks it so that somebody else has to fix it.”
[10]“This work was not supported by any grant”（http://arxiv.org/pdf/astro-ph/0108522）
[11]“I tend to forget that I really function on borrowed time.”
[12]美國科學院傳記回憶系列：
www.nasonline.org/publications/biographical-memoirs/memoir-pdfs/paczynski-bohdan.pdf
投稿、授權等請聯繫：saixiansheng@zhishifenzi.com
賽先生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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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得，我在普林斯頓學習期間，Bohdan和天體物理系的另外兩位元院士，Jerry Ostriker（時任系主任）和James Gunn（在天文學界影響極大的斯隆數值巡天項目的引領者），他們的辦公室恰好分佈在辦公樓的三個角落上（第四個是教室）。雖然他在學術界地位舉足輕重，其為人卻極為謙遜。自1936年愛因斯坦奠定了微引力透鏡的理論基礎以來，時隔半個世紀，Bohdan第一個提出了其應用前景，從而開闢了微引力透鏡（gravitational microlensing）這個領域。即便如此，在他看來，自己1986年那篇文章的最大貢獻，不過是貢獻了“暗物質”這個時髦詞彙（buzzword）罷了。
他偶爾也寫寫非主流（“crazy”）的文章，冒冒年輕人不敢冒的風險。堅持己見，不隨大流是他的一大特點。1986年，他提出的伽馬射線暴的宇宙學模型，與當時的主流觀點背道而馳，飽受非議，由審稿人1992年毫不客氣的負面評論可見一斑[2]。不過，結果證明，恰恰是我們的“非主流模型”與後來的觀測最為相符，可見，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句話並非空談！ 畢業後我的研究興趣轉向宇宙學，他很是鼓勵，叮囑我道“有那麼多的宇宙學家，他們人云亦云，那麼，就一定會有所遺漏[3]”。他自己幾乎每十年更換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並能在不同領域做出革命性貢獻。有意思的是，他初到普林斯頓時，已值不惑之年，覺得自己江郎才盡，很難寫出好文章。但恰恰是那一年，他發表了三篇重量級文章，一篇提出了伽馬暴的宇宙學新模型，一篇開闢了微引力透鏡領域，還有一篇提供了宇宙學尺度上的微引力透鏡新演算法。當然，也多虧日新月異的天文探測和電腦技術，實現了他諸多天方夜譚般的構思。
圖4. 大視場紅外巡天望遠鏡，造價約20億美元，將於2025年左右發射。（圖片摘自wfirst.gsfc.nasa.gov/）
相對於論文的數量，他更看重論文的品質，在他看來，一個人的學術生涯裡，或許只有那麼幾篇文章是重要的[4]。我曾與他合作發表過八篇文章，這其中包括首次計算伽馬射線暴宇宙學統計性質的工作，也包括了一項系外行星探測的新方法——微引力透鏡法的提出。我們只用了不到3個星期的時間完成微引力透鏡的相關計算工作並投稿，審稿人一度對這一方法的可行性很是懷疑[5]。所幸，宇宙從不吝於賜人以驚喜，迄今為止，天文學家們已經利用微引力透鏡的方法探測到了超過50多個系外行星，證實了微引力透鏡法完全可與其它方法相輔相成，在系外行星探測中佔據一席之地。現在，基於微引力透鏡法的行星探測已成為WFIRST衛星（《美國天文2010十年規劃》中被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指定為NASA享有最高優先順序的衛星）的三個科學目標之一（見圖4）。當然，Bohdan也有出錯的時候，難能可貴的是，對於自己的錯誤，他從不粉飾，甚至專門刊發過一篇文章指正自己的錯誤[6]。
圖5. arXiv天體物理預印本上的第一篇文章
生活中的Bohdan極為樸素，日日襯衫、涼鞋，即使在正式場合也不過外加一件夾克。畢業多年後，我曾回訪普林斯頓，和他一起去教工餐廳吃飯，付費時很詫異地發現他居然連裝銀行卡的錢包都沒有，各類卡片只是用橡皮筋簡簡單單地捆著，一如他盡可能簡化的生活。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Bohdan在學術上的開明與大方：他熱衷於分享自己的科學創意，卻對署名敬謝不敏，哪怕是基於他的想法發表出來的文章。以至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天文致謝索引中，他一度名列前茅，這讓他很是快樂並為之驕傲[7]。同樣，在指導學生畢業論文時，雖然他貢獻良多，往往也並不熱衷於署名。在他看來，與已然足夠的知名度相比，自己更加享受分享知識的愉悅以及授人以漁的成就感。上世紀七十年代，他就曾公開發佈了一套恒星演化程式，博得天文界一片讚譽。後來，Bohdan領導了光學引力透鏡實驗OGLE合作專案，他也堅持最大程度地資料公開。這一的決定雖然減少了專案組成員的發文數目，卻極大地增加了資料利用率，很好地提升了項目影響和引用率，意義深遠。在嘗試新事物方面，他也相當前衛。1993年，他與希伯來大學的Tsvi Piran和哈佛大學的Ramesh Narayan聯合在天體物理學預印本（arXiv/astro-phpreprint） 上發表了第一篇文章（圖5），引領了電子預印本的潮流，他很是引以為傲。
普林斯頓天體物理系（圖6）有著優良的學術傳統和濃郁的學術氛圍，這與Bohdan等人的積極引導不無聯繫。原本系裡每天下午有個茶歇討論，Bohdan在此基礎上還發起了一個晨間的“咖啡時間（coffee hour）”，組織大家討論最新發佈的文章。為調動大家的參與積極性，每天早上，他都會手拿一個搖鈴，繞行於各個辦公室間。在他孜孜不倦的努力下，久而久之，大家習慣於聚到休息間，討論各類問題。事實證明，不同思想間的碰撞，往往更能迸濺出絢爛的花火。1998年，Bohdan憑著敏銳的直覺率先指出伽馬射線暴可能產生于恒星形成區，在該文中他就致謝了晨間咖啡的參加者們，感謝他們曾給予他諸多啟發和建設性意見[8]，如今這篇文章已成經典，引用高達880餘次。
Bohdan初從波蘭到美國時，對美國的自由體制極為推崇。隨著居住日久，他慢慢開始抱怨美國電視節目的無聊透頂，抱怨美國政府的無所作為，甚至兩次遺失他的綠卡申請表。終有一日，他恍然大悟，自己之所以對美國吐槽不斷，恰恰是由於他已將美國視為自己的歸屬之地，正如同自己當年對波蘭的諸多不滿情緒一樣，想明白了這一點，他選擇加入了美國籍。1992年美國大選時，他曾一度在克林頓、布希和佩羅之間搖擺不定，卻最終選擇了後者，認為佩羅其人“要麼引領美國走向輝煌，要麼徹底將美國帶入低谷，這樣就有其他人來引領美國走向輝煌了”[9]。 在他看來，美國的科研體制與歐洲相比，存在一個明顯缺點：科學家很難建立自己的長期科研團隊。他也曾抱怨美國基金資助的嚴苛與無情，即使自己在伽馬射線暴領域做出了突出貢獻，卻依然拿不到贊助。在1998年發表的一篇會議文集中，他甚至賭氣地提及“這個工作沒有得到任何資助”[10]。其實，在普林斯頓工作期間，哥倫比亞大學曾有意聘請他，他也曾一度動心打算離開，為表挽留，普林斯頓大學為他提供了唯一一次研究經費。儘管基金資助不容樂觀，1995年馬普天體物理所聘請他出任所長一職時，卻被他回絕，因為他明確地瞭解自己的專長所在，雖然他業餘時間也喜歡討論“天文政治”（astro-politics），但卻對管理興趣寥寥。
Bohdan晚年一直與腦癌做鬥爭，歷時兩年左右，直至去世。治療時，醫生採用了一種對大腦直接注射的新療法，這一療法對其他人毫無效果，唯他例外，活的甚至比醫生估計的還要長久。他私下認為真正奏效的並非新療法，而是因為自己聽從兒子的建議成為一個虔誠的素食者。生病期間，他幾乎都忘了自己是在用借來的時間享受科學的樂趣[11]，去世前一年還在發表文章。雖然受病情所擾，他不能快速地加減乘除，打字也偶爾出錯，可他的提問仍然十分尖銳，可見幾何思維的用腦區域跟計算、語言的用腦區域完全不同。面對死亡的步步緊逼，他淡定自若、隨遇而安，給周圍的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願意相信這世上或許真有勘破生死的先賢。他的離世是整個國際天文學界的損失，為此，美國天文學會、《自然》雜誌、《紐約時報》等都刊發了訃告。最近，美國科學院也發表了由他的同事Bruce Draine撰寫的傳記回憶錄[12]。
在我心目中，Bohdan Paczynski教授有著近乎完美的人格，他的專業態度、為人處事，堪為典範，他不僅是我的良師益友，也是我此生的奮鬥榜樣，也許終難企及恩師的高度，但哪怕只是在力所能及之間引導、影響我的學生，足矣。
提到Bohdan，我不禁又回想起曾在普林斯頓度過的那些美好歲月。彼時，我常常晚歸，自學習室回研究生院（見圖7）宿舍大約需步行20分鐘，途經一個高爾夫球場。即使是淩晨2、3點鐘，仍常偶遇同樣晚自習的學生。盛夏時節，高爾夫球場地綠意盈盈，在靜謐的夜色中，甚至能聽到夜鶯美妙的啼叫。其實漫步整個普林斯頓，校園並不算大，但那裡安寧、沉靜，與北京的喧囂、躁動截然不同，最重要的是有像Bohdan這樣專業精湛、德行兼備的世界一流教授以及他們努力營造的濃郁學術氛圍，實在是一個做學問的理想所在！
2015年7月，我第一次帶家人拜訪師母 Hanna Paczynski，聊天時憶及故人，教授音容宛在，不免悲從中來，不能自已。眼前仿佛又浮現了二十多年前那些熟稔的討論場景，“讓我畫一張簡圖吧（Let me draw a simple picture）”，Bohdan架了架鼻樑上的深度近視眼鏡，如是說。
參考文獻和注釋：
[1] http://pos.sissa.it/archive/conferences/054/065/GMC8_065.pdf
[2] I have read the revised copy of the paper sent to me by Bohdan Paczynski. The errors whichI pointed out in the original version have been corrected. However, the authors still ignore the extensive spectral and temporal evidence which I mentioned, making veiled references to them only as “theoretical arguments” and “elaborate theoretical models.” This seems to be as much as they can bring themselves to say. I don’t think too many will be fooled by it, and it should amuse many others, so I am willing to recommend this version for publication.（最後一句大意是：大家應該不會被這篇文章愚弄，[相反]它還會使許多人覺得可笑，所以我同意發表這篇文章。）
[3]“There are so many cosmologists out there, they have their own bandwagon. Theymust be missing something.”
[4]“you always need to publish interesting papers since you may have only a few important papers in your career.”
[5]This paper deserves publication in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 Much effort is currently being expended on projects to seek microlensing events of LMC and bulge stars by light and dark stellar mass lenses in a galaxy and it is incumbent upon theorists to provide the best guidance (even if this theorist is extremely skeptical that any convincing examples of gravitational lensing will be found in this way)
（我這個理論家非常懷疑能否用這種方法找到令人信服的引力透鏡例子。）
[6] http://adsabs.harvard.edu/abs/1988ApJ...335..525P
[7] 天文學家致謝指數, http://www.pa.uky.edu/~verner/aai.html ; 1992年Bohdan並列7-8名，1995年並列2-3名，1996年並列10-14名。
[8]“It is a great pleasure to acknowledge many stimulating discussions and useful comments by … and many participants of the morning coffees at Peyton Hall.“，http://adsabs.harvard.edu/abs/1998ApJ...494L..45P
[9]“Either he fixes it, or breaks it so that somebody else has to fix it.”
[10]“This work was not supported by any grant”（http://arxiv.org/pdf/astro-ph/0108522）
[11]“I tend to forget that I really function on borrowed time.”
[12]美國科學院傳記回憶系列：
www.nasonline.org/publications/biographical-memoirs/memoir-pdfs/paczynski-bohdan.pdf
投稿、授權等請聯繫：saixiansheng@zhishifenzi.com
賽先生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