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江西井岡山脫貧攻堅的鄉村調查
今年2月,經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評估， 並經江西省政府批准， 井岡山市正式宣佈在全國率先摘掉貧困帽， 這是我國貧困退出機制建立後首個脫貧“摘帽”的貧困縣。
井岡山有著紅色的歷史， 也是一片綠色的土地。 井岡山率先摘掉貧困帽， 是十多萬人民奮力攻堅的結果， 也為我國縣域整體脫貧提供了樣本， 有著重要的社會和歷史意義。 不久前， 記者到這裡圍繞脫貧攻堅進行專題調研採訪。 5天時間， 走訪6個鄉鎮15個村莊， 訪問了32個貧困戶。 “攻堅”二字在記者的頭腦中，
扶貧是一項以經濟指標為標準的集體努力， 更是傳統社會的深刻變革。 貧困， 尤其是連片貧困地區， 受制于客觀自然條件， 發展腳步慢了。 但是， 貧困並不僅僅是經濟發展不夠， 而有著複雜的社會因素。 脫貧攻堅不是簡單的“把收入搞上去”， 它是一個地方的社會人文生態的多方面變化。 循著這樣的思路， 記者在井岡山的村落裡體會著“攻堅”的分量， 探尋井岡山的“樣本意義”。
“貧”與“困”
貧困農戶經濟收入已經穩步達到一個水準， 擺脫了經濟之“貧”。 但“脫貧”之後還需“解困”。 貧困戶的“精神之困”遠大於“增收之難”。
不讓一個群眾掉隊， 是脫貧攻堅的莊嚴承諾。 實現這個承諾， 貧困戶始終是精准扶貧的“靶心”。 一個地區扶貧成效如何，
在鵝嶺鄉塘南村， 記者看望了一位元五保戶老人， 已經72歲。 他剛剛搬進自己的新房裡。 兩間新修的磚瓦房就在自家老屋的後面。 進門是客廳， 客廳右邊是老人的臥室， 左邊有一個接通下水、安裝了抽水馬桶的衛生間。
老人告訴記者， 修蓋這個房子， 國家補助2.4萬元， 自己掏3萬元。 原來的房子漏雨， 好幾年前就想翻蓋， 但沒有錢。 如果沒有這兩年的好政策， 他這麼大年歲的人說什麼也不可能再修蓋新房子了。 井岡山實行拆舊建新、移民搬遷、除險加固、政府代建4種方式，
記者和老人算了一筆日常收支賬：每年在家裡務農， 能有4000元左右的收入；參加五保戶， 每月290元， 還有80元養老金， 這兩項下來， 一年收入4440元；他每年還享受計劃生育特別扶持費6000元；惠農保每年分紅1500元。 這樣粗粗算下來， 老人年收入16000多元。
惠農保是井岡山金融扶貧的一個新探索。 他們按貧困程度將貧困戶分為紅卡戶、藍卡戶。 紅卡戶是特別貧困戶， 藍卡戶是一般貧困戶。
一年開支多少呢？老人屈指算來， 吃、穿、用等生活開支大概8000多元， 能有七八千元結餘。 他說， 每年開支高低有變化， 節餘不是個固定數。
在古城鎮一個叫沃壤的村裡， 記者訪問了一戶因殘致貧的紅卡貧困戶。 男主人姓張， 49歲。 他和妻子都是天生殘疾， 生活能力差。 全家四口人， 兩個兒子一個讀初中， 一個讀小學。 去年， 他們高興地住進了三室一廳的新房子。 新房迎面牆上是搬家時貼的對聯：“精准扶貧奔小康， 堅定信念跟黨走”。
在村委會關心下，
老張家是古城鎮黨委領導的幫扶物件。 鎮黨委書記還幫助他在附近的傢俱廠找到一份塗油漆的工作， 他每天打掃完村裡衛生就到傢俱廠上班， 每月工資2000元。 老張家有4畝田， 流轉出去每年收入2000元。 全家四口人享受低保， 兩個人每月領取270元低保金， 另外兩個人每月領取210元低保金。他們一家每年收入在6萬元左右。老張告訴記者，全家一年開銷3萬多元。按照現在的收入水準，每年差不多能節省下兩萬元。
因病因殘致貧，在農村貧困戶中占比很大。記者走訪的32戶貧困戶，因病因殘致貧的有18戶。記者在這些貧困戶家裡看到了扶貧成效，也感受到農村貧困戶存在的實際困難。
井岡山市坳裡鄉度陂村新貌。
在茅坪鄉壩上村，記者跨過村邊小河上的一座小橋來到了一戶姓肖的人家。清晨的陽光灑進村莊，空氣中透著清新。女主人剛打掃完院落，準備接待來這裡參加“紅軍一天”活動的遊客。
女主人58歲，家裡因為31歲的女兒生病成了紅卡貧困戶。男主人早早去工地壘岸了。女兒3年前患上尿毒癥，每週都得透析兩次。一年下來，醫藥費用兩萬多元。井岡山全市構建起新農合、大病醫保和疾病應急救助“三道防線”。肖家這種情況，可以享受大病保險補償等政策。兩萬多元醫藥費，需要自己支付的不到8000元。因為要到鎮衛生院去透析，來往還有車費開支和在鎮裡住宿等，總共加起來1萬多元。
“愁的倒不是錢。”女主人明確告訴記者，丈夫種著家裡的3畝田，還打點零工，每年能有八九千元工資收入。這兩年村裡發展農家樂，他們參加“農家樂”旅遊項目“紅軍一日”，接待遊客，2016年收入超過16000元；女兒享受農村低保，每月有210元。她念念不忘的是：“孩子的將來該咋辦？”說起女兒的病，女主人眼眶裡就湧出了淚水。實打實說，疾病帶給這個家庭的是巨大的精神壓力，而經濟負擔倒還可以承受。
這3戶人家的生活狀況，讓記者看到了脫貧攻堅的制度性成效。通過這些年的幫扶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農村社會保障尤其是農村合作醫療，讓看病不再成為農民最發愁的事情。公益性崗位等就業幫扶政策，根本改變了貧困家庭的收入來源。如果說經濟收入上不去是“貧”，記者在調研中感到，貧困農戶已經“脫貧”。無論是五保戶，還是因殘因病致貧的農戶，經濟收入都已經穩步達到一個水準。但是，他們“脫貧”之後依然需要“解困”。困在哪裡呢？貧困戶的“精神之困”遠遠大於“增收之難”，殘和病都是心頭之困。現在，農戶居住相對分散，集體活動和精神文化生活貧乏，他們對於疾病和生活的憂慮就難以得到排解。經濟收入脫貧之後，如何加強農村社會文化建設，幫助有病有殘疾的家庭增強信心，仍然是農村建設的重大任務。
遊客在茅坪鄉神山村打糍粑，感受鄉村旅遊的樂趣。
“戶”與“家”
“戶”是一個統計概念，“家”則包含著精神和社會意義。健康完整的家庭才能充滿奮進動力。脫貧攻堅不僅要政策幫扶到“戶”，更要幫農民建好“家”。
扶貧與扶志相結合是脫貧攻堅的一條原則。記者在調研中看到，家庭“志短”，除了因病因殘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家庭本身的不完整。記者理解的不完整家庭，是指作為家庭主體的夫妻一方缺失。家庭主體缺失的原因各種各樣，在每一個時期都有。但是，當前農村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家庭主體缺失直接損害家庭的經濟功能，造成長期精神不振和經濟貧困。
有一種情況是上輩單親，導致下一輩家庭的起步困難。記者在葛田鄉華嶺村訪問一位58歲的老太太。她丈夫早年病逝，一個人拉扯大兒子。如今，兒子靠維修摩托為生，家裡花了所有積蓄蓋起了房子，但兒子33歲依然沒有成家。房子裡仍然擺放著過時的傢俱，而且多個房間都是空著的。兒子沒有成家是老人最大的“心病”，也直接影響著母子兩人的“心勁”。這個家庭的“扶志”與給孩子成家直接聯繫在一起。
記者調研的9戶不完整家庭中，有8戶屬於上一輩單親的情況。這種家庭貧困的重要原因是，家底薄，家庭積累不足。因為歷史原因，過去很長一個時期，這樣的家庭能把孩子撫養長大，已經十分不易，難以有更大經濟力量。這樣，孩子到齡無法成家，家庭接續陷入“惡性循環”，整個家庭就容易失去精神動力。
農戶在蔬菜基地採摘蔬菜。
農村不完整家庭的第二種情況是兒子大齡未婚。在鵝嶺鄉塘南村，記者見到一位元周姓老婦人。67歲的她和3個未成家的兒子一起生活。老人雖然精幹利索，但無法擺脫精神的困頓。大兒子曾經成家，前幾年離婚了。二兒子37歲，三兒子35歲，都沒有成家。老人說，“家裡除了一個電視，不用電器”。在塘南村扶貧的掛點幹部介紹說，全村560多口人、141戶，30歲以上適齡青年未婚的有24人。在茅坪鄉壩上村，記者也遇到一位元吳姓老婦人，已經60歲。21年前丈夫去世，她帶著兒子生活。如今，兒子34歲還沒有成家。這位老婦人參加村裡的農家樂旅遊專案，每年收入都在1萬元以上。但她還是愁眉不展：“主要是發愁兒子結不了婚。”
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農村婚姻破裂有所增加，這也成為農戶返貧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記者在鵝嶺鄉神源村就訪問過一位63歲的老婦人。她早年喪夫，自己拉扯孩子成人。在孫子9歲那年，兒媳出走，後來與兒子離婚。現在，家裡使出全部力氣蓋起一座兩層樓房，但外牆仍是裸露的灰磚，家裡也沒有什麼傢俱。通往二層的樓梯和二層地板都是水泥，沒有來得及裝修。兒子外出打工掙錢去了，留下老人照看著13歲、剛上初中的孫子。
給子女成婚向來是農村家庭財富實現代際轉移的重要方式。子女婚姻破裂，尤其是兒子離婚，將中斷一個家庭的財富積累，而且造成新的損失。按照現在的社會情況，農村結婚彩禮“行情”是10萬元左右，再加上房屋、傢俱、酒席等開支，“婚姻成本”在20萬元以上。對於一個普通農戶來說，兒子婚姻重組相當於兩倍付出這個成本，從經濟賬上看，這也幾乎是不可能的。
當下，農村的家庭建設面臨很多新情況。女孩從上學就離開村裡，到了成婚年齡，大都在外地打工。男女比例本來是不平衡的，如果兒子遭遇離婚變故，重組家庭的難度非常大。這將直接打擊一個家庭致富的精神動力。
“扶志”對於貧困戶來說，就是要改變這個家庭的精神面貌。如果說“戶”是一個農村統計概念，那麼“家”則包含著更多精神和社會意義。健康完整的家庭才能充滿奮進的動力。所以，在脫貧攻堅中，政府不僅要把政策幫扶到“戶”，更要重視農民的家庭建設。家庭精神動力不足不是簡單的政策扶持可以解決的。包括家庭建設在內的社會建設是經濟穩步達到一定水準之後，農村發展的重要任務。
“鏈”與“環”
農村專業合作社鋪展出一條條產業鏈，而農戶就是這鏈上的“環”。扶貧之難在於，讓產業鏈把貧困戶帶起來，讓貧困戶成為產業“鏈”上牢固的一“環”。
井岡山脫貧攻堅中，農村專業合作組織是一個亮點。從2014年脫貧攻堅以來，新增農業合作社209個，全市貧困戶100%加入了合作社。
這個100%怎樣理解？記者想起了“鏈”與“環”的比喻。農村專業合作社是一個個產業鏈條，而農戶就是這鏈條上的“環”。打造產業鏈，能夠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村經濟發展水準，這在很多地方都得到了驗證。合作起來，才能形成規模；有了規模，才能增加效益。這是一條簡單的道理。但是，農村經營以農戶為主，難以形成規模，提高效益，這是很多貧困地區產業發展的困境。
農村專業合作組織從理論上講，可以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貧困戶往往缺資金、缺技術，甚至缺勞力，誰願意和他們一起成立合作社？如何讓產業鏈條把貧困戶帶起來？怎樣把貧困戶有效地綁在農村發展的產業鏈條上？井岡山的農業合作社做出了回答。
用政府的政策舉措啟動專業合作的動力，這是井岡山的一條重要經驗。他們根據貧困程度把農村貧困戶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紅卡戶，需要政策兜底脫貧的；一種是藍卡戶，通過扶持可以在一定時期脫貧的；再一種是黃卡戶，已經脫貧但還需要政策扶持一段時間的。政府為紅卡戶和藍卡戶發放產業發展資金，紅卡戶每戶1萬元，藍卡戶5000元。這些錢不是直接發到貧困戶手裡，而是成立合作資金，發展產業，貧困戶從中分紅。這項政策為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發展注入巨大動力，使貧困戶與產業發展穩固地結合起來。
政策發揮了推動作用之後，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的作用就很好地發揮出來。
這種組織最容易“長”在農村的土地上，很快與當地種養條件相結合，植根鄉土，而且不會“水土不服”。黃桃、茶葉、養牛等是合作社最常見的內容。因為從事種植業和養殖業，適合四五十歲留守在農村的勞動力狀況，對技術的要求也相對低一些。以種養為主的專業合作組織成為貧困戶脫貧的一種有效方式。茅坪鎮桃寮村一個村民小組以土地入股，2015年集中200多畝土地成立茶葉合作社。今年春天就可以採茶。村支書說，這種方式最能讓農民受益。
這種“結合”有時候某種程度上超出了當地經濟資源，帶有一定社會意義。井岡山有一個鵝嶺鄉。據說，鵝嶺因附近一座山形似展翅之鵝而得名。鄉里負責人說，剛剛脫貧的荷田村得益於養鵝合作社，而正在努力脫貧的神源村也有一個養鵝合作社。記者在神源村瞭解合作社的運營成效。全村45個貧困戶，每戶5000元產業資金集中起來，成立了這個合作社。2016年賣出4000多隻鵝，每只鵝8斤左右，而鵝的售價是每斤10-15元。合作社只聘一個固定工，每月工資2000元，忙的時候再找幾個零工。這樣下來，合作社一年收入是32萬-48萬元之間，也算可觀。
鵝嶺一帶養鵝合作社能夠獲益，並不僅僅在於那座形似鵝的山，而是因為吃鵝是鄉間酒席不可少的一道菜。人們辦酒席，壓軸大菜就是米粉鵝。所以，本地需求量很大。正是順應了這種社會習俗，養鵝才在這片土地上漸成產業。
規模是產業發展一個不容易把握的邊界。規模大了，管理難度大；規模小了，效益提不高。但是，農業合作社這種形式適應農村千差萬別的情況，規模大小完全取決於領辦合作社的人和參與合作社的農戶情況。對於能夠大發展的合作社，入股貧困戶的範圍突破了村組甚至鄉鎮的行政區劃限制。
農村合作組織多大的規模更合適，難以實行“標準化”。葛田鄉黨委書記研究了當地農村合作社的情況。他提出，合作組織的產業規模要與領辦人的經營能力、與當地產業基礎、與市場銷售情況相適應。他得出的結論是，一個農場以土地100畝左右比較合適，一個種植毛竹的合作社，土地可以在千畝以上，而茶葉合作社則200畝左右比較適合人工採摘。
農業合作社仿佛是搭建在農村的一個個舞臺，舞臺有大小，但上演的劇碼都動人。新城鎮金源村一位姓尹的貧困戶信心十足地領辦一個養鴨合作社。他從小是孤兒，後來身患肺病，幹不了重體力活。他10年前就開始學習養鴨子。他自己說“走南闖北學習養鴨經驗”，但因為技術跟不上，一直沒有成功。這兩年，他專門到湖南學技術，但規模還是上不去。脫貧攻堅政策給了他一個機會。他聯合村裡5個貧困戶，再加上幫扶單位的產業扶持資金，成立養鴨合作社，養了2000多隻鴨子。去年半年就給貧困戶每戶分紅1200元。他說：“過去成立合作社，自己沒有錢，村裡人也不相信我。現在，有了資金支持，我信心足了，大家也相信我了。”養鴨合作社這個不大的舞臺，讓這位47歲的農民找到了新的人生角色。
現在，農村專業合作組織最缺的是領辦人和技術資訊服務。井岡山的村莊裡，已經有不少回鄉創業人員領辦種養專業合作社，也有一些合作社是村幹部帶頭辦的。當下面臨的還有技術、市場訊息等問題。
資金問題解決之後，如何在生產技術、市場訊息等方面，給這些合作組織提供有效服務，這成為農村進一步發展面臨的迫切問題。記者在調研中看到，各個鄉鎮都在進行不同形式的探索，有的邀請老師到村裡講課，對農民進行技術培訓，有的吸引外地技術人才參加組建合作社，但農村還沒有建立起穩固的技術培訓體制。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除了不斷改善基礎設施建設之外，恐怕還需要考慮這些方面的內容。
作者：魏永剛
另外兩個人每月領取210元低保金。他們一家每年收入在6萬元左右。老張告訴記者，全家一年開銷3萬多元。按照現在的收入水準，每年差不多能節省下兩萬元。因病因殘致貧，在農村貧困戶中占比很大。記者走訪的32戶貧困戶，因病因殘致貧的有18戶。記者在這些貧困戶家裡看到了扶貧成效，也感受到農村貧困戶存在的實際困難。
井岡山市坳裡鄉度陂村新貌。
在茅坪鄉壩上村，記者跨過村邊小河上的一座小橋來到了一戶姓肖的人家。清晨的陽光灑進村莊，空氣中透著清新。女主人剛打掃完院落，準備接待來這裡參加“紅軍一天”活動的遊客。
女主人58歲，家裡因為31歲的女兒生病成了紅卡貧困戶。男主人早早去工地壘岸了。女兒3年前患上尿毒癥，每週都得透析兩次。一年下來，醫藥費用兩萬多元。井岡山全市構建起新農合、大病醫保和疾病應急救助“三道防線”。肖家這種情況，可以享受大病保險補償等政策。兩萬多元醫藥費，需要自己支付的不到8000元。因為要到鎮衛生院去透析，來往還有車費開支和在鎮裡住宿等，總共加起來1萬多元。
“愁的倒不是錢。”女主人明確告訴記者，丈夫種著家裡的3畝田，還打點零工，每年能有八九千元工資收入。這兩年村裡發展農家樂，他們參加“農家樂”旅遊項目“紅軍一日”，接待遊客，2016年收入超過16000元；女兒享受農村低保，每月有210元。她念念不忘的是：“孩子的將來該咋辦？”說起女兒的病，女主人眼眶裡就湧出了淚水。實打實說，疾病帶給這個家庭的是巨大的精神壓力，而經濟負擔倒還可以承受。
這3戶人家的生活狀況，讓記者看到了脫貧攻堅的制度性成效。通過這些年的幫扶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農村社會保障尤其是農村合作醫療，讓看病不再成為農民最發愁的事情。公益性崗位等就業幫扶政策，根本改變了貧困家庭的收入來源。如果說經濟收入上不去是“貧”，記者在調研中感到，貧困農戶已經“脫貧”。無論是五保戶，還是因殘因病致貧的農戶，經濟收入都已經穩步達到一個水準。但是，他們“脫貧”之後依然需要“解困”。困在哪裡呢？貧困戶的“精神之困”遠遠大於“增收之難”，殘和病都是心頭之困。現在，農戶居住相對分散，集體活動和精神文化生活貧乏，他們對於疾病和生活的憂慮就難以得到排解。經濟收入脫貧之後，如何加強農村社會文化建設，幫助有病有殘疾的家庭增強信心，仍然是農村建設的重大任務。
遊客在茅坪鄉神山村打糍粑，感受鄉村旅遊的樂趣。
“戶”與“家”
“戶”是一個統計概念，“家”則包含著精神和社會意義。健康完整的家庭才能充滿奮進動力。脫貧攻堅不僅要政策幫扶到“戶”，更要幫農民建好“家”。
扶貧與扶志相結合是脫貧攻堅的一條原則。記者在調研中看到，家庭“志短”，除了因病因殘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家庭本身的不完整。記者理解的不完整家庭，是指作為家庭主體的夫妻一方缺失。家庭主體缺失的原因各種各樣，在每一個時期都有。但是，當前農村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家庭主體缺失直接損害家庭的經濟功能，造成長期精神不振和經濟貧困。
有一種情況是上輩單親，導致下一輩家庭的起步困難。記者在葛田鄉華嶺村訪問一位58歲的老太太。她丈夫早年病逝，一個人拉扯大兒子。如今，兒子靠維修摩托為生，家裡花了所有積蓄蓋起了房子，但兒子33歲依然沒有成家。房子裡仍然擺放著過時的傢俱，而且多個房間都是空著的。兒子沒有成家是老人最大的“心病”，也直接影響著母子兩人的“心勁”。這個家庭的“扶志”與給孩子成家直接聯繫在一起。
記者調研的9戶不完整家庭中，有8戶屬於上一輩單親的情況。這種家庭貧困的重要原因是，家底薄，家庭積累不足。因為歷史原因，過去很長一個時期，這樣的家庭能把孩子撫養長大，已經十分不易，難以有更大經濟力量。這樣，孩子到齡無法成家，家庭接續陷入“惡性循環”，整個家庭就容易失去精神動力。
農戶在蔬菜基地採摘蔬菜。
農村不完整家庭的第二種情況是兒子大齡未婚。在鵝嶺鄉塘南村，記者見到一位元周姓老婦人。67歲的她和3個未成家的兒子一起生活。老人雖然精幹利索，但無法擺脫精神的困頓。大兒子曾經成家，前幾年離婚了。二兒子37歲，三兒子35歲，都沒有成家。老人說，“家裡除了一個電視，不用電器”。在塘南村扶貧的掛點幹部介紹說，全村560多口人、141戶，30歲以上適齡青年未婚的有24人。在茅坪鄉壩上村，記者也遇到一位元吳姓老婦人，已經60歲。21年前丈夫去世，她帶著兒子生活。如今，兒子34歲還沒有成家。這位老婦人參加村裡的農家樂旅遊專案，每年收入都在1萬元以上。但她還是愁眉不展：“主要是發愁兒子結不了婚。”
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農村婚姻破裂有所增加，這也成為農戶返貧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記者在鵝嶺鄉神源村就訪問過一位63歲的老婦人。她早年喪夫，自己拉扯孩子成人。在孫子9歲那年，兒媳出走，後來與兒子離婚。現在，家裡使出全部力氣蓋起一座兩層樓房，但外牆仍是裸露的灰磚，家裡也沒有什麼傢俱。通往二層的樓梯和二層地板都是水泥，沒有來得及裝修。兒子外出打工掙錢去了，留下老人照看著13歲、剛上初中的孫子。
給子女成婚向來是農村家庭財富實現代際轉移的重要方式。子女婚姻破裂，尤其是兒子離婚，將中斷一個家庭的財富積累，而且造成新的損失。按照現在的社會情況，農村結婚彩禮“行情”是10萬元左右，再加上房屋、傢俱、酒席等開支，“婚姻成本”在20萬元以上。對於一個普通農戶來說，兒子婚姻重組相當於兩倍付出這個成本，從經濟賬上看，這也幾乎是不可能的。
當下，農村的家庭建設面臨很多新情況。女孩從上學就離開村裡，到了成婚年齡，大都在外地打工。男女比例本來是不平衡的，如果兒子遭遇離婚變故，重組家庭的難度非常大。這將直接打擊一個家庭致富的精神動力。
“扶志”對於貧困戶來說，就是要改變這個家庭的精神面貌。如果說“戶”是一個農村統計概念，那麼“家”則包含著更多精神和社會意義。健康完整的家庭才能充滿奮進的動力。所以，在脫貧攻堅中，政府不僅要把政策幫扶到“戶”，更要重視農民的家庭建設。家庭精神動力不足不是簡單的政策扶持可以解決的。包括家庭建設在內的社會建設是經濟穩步達到一定水準之後，農村發展的重要任務。
“鏈”與“環”
農村專業合作社鋪展出一條條產業鏈，而農戶就是這鏈上的“環”。扶貧之難在於，讓產業鏈把貧困戶帶起來，讓貧困戶成為產業“鏈”上牢固的一“環”。
井岡山脫貧攻堅中，農村專業合作組織是一個亮點。從2014年脫貧攻堅以來，新增農業合作社209個，全市貧困戶100%加入了合作社。
這個100%怎樣理解？記者想起了“鏈”與“環”的比喻。農村專業合作社是一個個產業鏈條，而農戶就是這鏈條上的“環”。打造產業鏈，能夠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村經濟發展水準，這在很多地方都得到了驗證。合作起來，才能形成規模；有了規模，才能增加效益。這是一條簡單的道理。但是，農村經營以農戶為主，難以形成規模，提高效益，這是很多貧困地區產業發展的困境。
農村專業合作組織從理論上講，可以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貧困戶往往缺資金、缺技術，甚至缺勞力，誰願意和他們一起成立合作社？如何讓產業鏈條把貧困戶帶起來？怎樣把貧困戶有效地綁在農村發展的產業鏈條上？井岡山的農業合作社做出了回答。
用政府的政策舉措啟動專業合作的動力，這是井岡山的一條重要經驗。他們根據貧困程度把農村貧困戶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紅卡戶，需要政策兜底脫貧的；一種是藍卡戶，通過扶持可以在一定時期脫貧的；再一種是黃卡戶，已經脫貧但還需要政策扶持一段時間的。政府為紅卡戶和藍卡戶發放產業發展資金，紅卡戶每戶1萬元，藍卡戶5000元。這些錢不是直接發到貧困戶手裡，而是成立合作資金，發展產業，貧困戶從中分紅。這項政策為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發展注入巨大動力，使貧困戶與產業發展穩固地結合起來。
政策發揮了推動作用之後，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的作用就很好地發揮出來。
這種組織最容易“長”在農村的土地上，很快與當地種養條件相結合，植根鄉土，而且不會“水土不服”。黃桃、茶葉、養牛等是合作社最常見的內容。因為從事種植業和養殖業，適合四五十歲留守在農村的勞動力狀況，對技術的要求也相對低一些。以種養為主的專業合作組織成為貧困戶脫貧的一種有效方式。茅坪鎮桃寮村一個村民小組以土地入股，2015年集中200多畝土地成立茶葉合作社。今年春天就可以採茶。村支書說，這種方式最能讓農民受益。
這種“結合”有時候某種程度上超出了當地經濟資源，帶有一定社會意義。井岡山有一個鵝嶺鄉。據說，鵝嶺因附近一座山形似展翅之鵝而得名。鄉里負責人說，剛剛脫貧的荷田村得益於養鵝合作社，而正在努力脫貧的神源村也有一個養鵝合作社。記者在神源村瞭解合作社的運營成效。全村45個貧困戶，每戶5000元產業資金集中起來，成立了這個合作社。2016年賣出4000多隻鵝，每只鵝8斤左右，而鵝的售價是每斤10-15元。合作社只聘一個固定工，每月工資2000元，忙的時候再找幾個零工。這樣下來，合作社一年收入是32萬-48萬元之間，也算可觀。
鵝嶺一帶養鵝合作社能夠獲益，並不僅僅在於那座形似鵝的山，而是因為吃鵝是鄉間酒席不可少的一道菜。人們辦酒席，壓軸大菜就是米粉鵝。所以，本地需求量很大。正是順應了這種社會習俗，養鵝才在這片土地上漸成產業。
規模是產業發展一個不容易把握的邊界。規模大了，管理難度大；規模小了，效益提不高。但是，農業合作社這種形式適應農村千差萬別的情況，規模大小完全取決於領辦合作社的人和參與合作社的農戶情況。對於能夠大發展的合作社，入股貧困戶的範圍突破了村組甚至鄉鎮的行政區劃限制。
農村合作組織多大的規模更合適，難以實行“標準化”。葛田鄉黨委書記研究了當地農村合作社的情況。他提出，合作組織的產業規模要與領辦人的經營能力、與當地產業基礎、與市場銷售情況相適應。他得出的結論是，一個農場以土地100畝左右比較合適，一個種植毛竹的合作社，土地可以在千畝以上，而茶葉合作社則200畝左右比較適合人工採摘。
農業合作社仿佛是搭建在農村的一個個舞臺，舞臺有大小，但上演的劇碼都動人。新城鎮金源村一位姓尹的貧困戶信心十足地領辦一個養鴨合作社。他從小是孤兒，後來身患肺病，幹不了重體力活。他10年前就開始學習養鴨子。他自己說“走南闖北學習養鴨經驗”，但因為技術跟不上，一直沒有成功。這兩年，他專門到湖南學技術，但規模還是上不去。脫貧攻堅政策給了他一個機會。他聯合村裡5個貧困戶，再加上幫扶單位的產業扶持資金，成立養鴨合作社，養了2000多隻鴨子。去年半年就給貧困戶每戶分紅1200元。他說：“過去成立合作社，自己沒有錢，村裡人也不相信我。現在，有了資金支持，我信心足了，大家也相信我了。”養鴨合作社這個不大的舞臺，讓這位47歲的農民找到了新的人生角色。
現在，農村專業合作組織最缺的是領辦人和技術資訊服務。井岡山的村莊裡，已經有不少回鄉創業人員領辦種養專業合作社，也有一些合作社是村幹部帶頭辦的。當下面臨的還有技術、市場訊息等問題。
資金問題解決之後，如何在生產技術、市場訊息等方面，給這些合作組織提供有效服務，這成為農村進一步發展面臨的迫切問題。記者在調研中看到，各個鄉鎮都在進行不同形式的探索，有的邀請老師到村裡講課，對農民進行技術培訓，有的吸引外地技術人才參加組建合作社，但農村還沒有建立起穩固的技術培訓體制。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除了不斷改善基礎設施建設之外，恐怕還需要考慮這些方面的內容。
作者：魏永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