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中改院學術委員）
習近平同志在多次講話中提出， 要著力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中國必須以人的發展為核心：四個維度分析
——理論維度分析：“人民主體”與馬克思“人的全面發展”具有一致性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 “每個人的自由的全面發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
今天講的“人民主體”與馬克思“人的發展”之間可以並存。 在前年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特別強調三個“人人”：“人人參與， 人人盡力， 人人享有”。 特別提出了要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現實維度分析：“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是擺脫“權本位”和“物本位”慣性運作的理性選擇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的位置在哪裡”？經濟發展的根本價值是見物還是見人？一個不爭的事實是， 多年來中國以GDP為代表的物質財富實現了快速增長， 但城鄉居民——人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卻不同步。 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發展到今天，
——國際維度分析：世界日益關注人自身的命運問題
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1996）指出：人類應避免五種“有增長而無發展”的情況， 即：（1）無工作的增長， 指經濟增長未能製造足夠多的工作崗位， 甚至惡化了就業形勢；（2）無聲的增長， 指經濟增長未能帶來民眾參與和管理公共事務、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觀點的可能性；（3）無情的增長， 指經濟增長導致了收入分配格局的惡化， 財富的擴大帶來了新的貧困階級；（4）無根的增長， 指經濟增長對文化多樣性造成破壞；（5）無未來的增長，
——從未來維度分析， “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是適應新階段國人需求變化的必然要求
總體上估計， 到2020年中國已經完成“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 在新的階段， 人民群眾將會提出與以往不同的需求， 這類需求越來越具有多樣性、升級性、公平性和可持續性的特點。
以人的發展為核心認識並把握五大發展理念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用“五大發展理念”， 但是筆者研究發現， 目前社會不少人是從“物本位”和“權本位”的角度理解和貫徹“五大發展理念”的， 把“五大發展理念”解釋成物質財富增長的理念， 這裡依然把人看成積累物質財富和執行權力意志的工具。
習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語》（2007）中講過一段話：“人， 本質上就是文化的人， 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動的、全面的人， 而不是僵化的、‘單向度’的人。”此處所謂“文化的人”並非一般概念的“文化人”，而是有特定含義的“文化的人”，故筆者用兩個“引號”以示區別。
按照瑪律庫塞的闡述，“單向度的人，即是喪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發達工業文明的奴隸，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隸，但仍然是奴隸。因為決定奴役的‘既不是順從，也不是艱苦勞動，而是處於純粹工具的地位，人退化到物的境地’”。習近平《之江新語》中“‘物化’的人”與瑪律庫塞“‘物化’的人”有某種契合之處，即：“人退化到物的境地”。
受習近平《之江新語》和瑪律庫塞《單向度的人》兩書的啟示，筆者意識到，對“五大發展理念”內涵的界定，不應該只從“經濟發展”一個向度，而應該從“能動的、全面的人的發展”的更高向度考慮問題。
“山高人為峰”。一旦能從“能動的、全面的人的發展”的高度研究“五大發展理念”，就會發現“五大發展理念”是由“人的發展為核心”這一根本性指導理念引領的。離開以人的發展為核心這一根本性指導理念，“五大發展理念”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推進結構轉型
結構轉型或結構性改革是新階段的重頭戲。如何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推進結構轉型或結構性改革？筆者在《人本型結構論》一書中，試圖把“人本”思想這條主線，貫穿到中國六大結構中，得出如下結論：
——需求結構：瞄準提高居民消費率及相應的“民富支撐”
投資、出口和消費歷來被認為是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但近幾年來居民消費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占比呈下滑趨勢，2014年居民消費率只有37.7%，而投資率居高不下，嚴重擠壓了消費率，出口這駕“馬車”也長期擠壓消費。要“釋放新需求”，特別是要“著力擴大居民消費”。
橫向看，中國的“居民消費率”不僅低於發達國家（美國為68%），也落後於處在相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比世界平均水準60.4％（2012年）落後20多個百分點。縱向看，進入新世紀以來，居民消費率呈明顯下降趨勢，從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4年的37.7%，降低了10個百分點。
因此，筆者主張，在“十三五”期間乃至更長的時期內，重要的任務是在“需求管理-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新方略”中拉高居民消費率，這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中第一位的問題。
——供給結構（產業結構）：瞄準與人直接相關的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
與需求側釋放新需求相對應，在供給側要“創造新供給”，尤其是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發展。其中亮點是與人直接相關的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
服務業比重的高低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經濟體現代化的標誌之一。2012年美國服務業創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78.6%，德國和日本也接近70%，全世界服務業平均水準為70.2%。2016年中國服務業的比重為51.6%；特別是服務業就業指標，2015年第三產業就業占比僅為42%，而美國2010年就達81.2%，可見中國服務業落後之一斑。
未來服務業將成為中國最大的產業。從“十三五”規劃期開始，中國將成為服務經濟為主體的國家。據估算，“十三五”期間服務業占比每年約提升1個百分點，到2020年服務業占比將達到56%—57%左右，2030年服務業占比將達到60%以上，從而基本形成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這將是中國經濟結構歷史性的變遷。
如何實現到2020年服務業占比達到56%—57%左右的目標，從而基本形成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按照“人本型結構論”的觀點，下一段服務業發展要堅持“雙線推進”：一條是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另一條是發展生活性服務業。根據“補短板”的要求，尤其要加快發展以金融、物流、研發、設計等為代表的生產性服務業。2015年筆者深入產業調查，發現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相當滯後，其占GDP的比重只有15%左右（德國的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在45%～50%）。不過，令人欣喜的是，最近有些工業企業已經將物流、研發、設計等剝離出來，有的提出要把企業打造成“裝備服務商”。新興產業與高技術服務業融合發展，要特別關注工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的新趨勢。
——要素投入結構：瞄準人的“心靈放飛”和萬眾創新
前些年，中國在邁向加工大國的過程中，要素投入方面存在明顯的“物本主義”傾向。正是這種“見物不見人”的物本主義傾向，導致嚴重的結構性扭曲。同時，勞動力價格被低估，也是中國作為加工大國內在的一個深層矛盾。
如何構建中國的創新體系？筆者形成了一個思想框架，即三個層次、五個體制。三個層次：以千千萬萬個“創客”和企業創新為基礎，以產業創新為棟樑，以國家創新為制高點；五個體制包括作為創新體系基礎的創新型科技人才體制，作為創新型人才搖籃的創新型教育體制，作為真正的創意之源的人的“心靈放飛”體制，作為創新制度保障的智慧財產權保護體制，以及相應的配套型資金體制，其中作為創意之源提出的“心靈放飛”觀點受到學界的首肯。唯如此才能使中國由“加工大國”躍升為“創新大國”。
——資源環境：瞄準生態福祉和環境人權
發展綠色經濟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協調配套。為此，筆者提出四條線路。其一，技術線路——通過低碳技術創新來控制和減少工業、建築、交通和農業等領域溫室氣體排放；其二，結構線路——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強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其三，規制線路——通過法令、稅收（如環境稅）等政府管制或社會強制手段來促進可持續發展；其四，產權線路——通過建立包括碳排放在內的環境產權機制等手段，用市場的辦法來促進可持續發展。以上四條線路中，特別要注意從制度角度，即從產權角度來研究和推進綠色發展。環境產權實則涉及“環境人權”問題，要在這方面下功夫。
——城鄉結構：瞄準填平城鄉之間人的鴻溝
新型城鎮化是人本城鎮化，實質和精髓是促進人的發展。隨著戶籍制度改革的加快，未來5年“人的城鎮化”有望每年增加1.7個到2個百分點，到2020年達到47%～48%，將有1億多農村轉移人口解決戶籍問題而成為新市民。這將為他們在教育、醫療等社會生活乃至政治生活方面帶來明顯進步，作為新市民將獲得同樣的尊嚴，獲得新的城市文明。這是人的一次新的解放。
——區域結構：瞄準區域人際協調，避免“板塊群體碰撞”
探討區域結構，不僅要著眼於國內的發展格局（尋求區域協調以避免“板塊碰撞”），而且要著眼於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大格局，在開放中確立區域發展戰略。
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推進結構轉型：需求結構要瞄準提高“居民消費率”及相應的“民富支撐”；供給結構（產業結構）要瞄準與人直接相關的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要素投入結構要瞄準人的“心靈放飛”和萬眾創新；資源環境要瞄準生態福祉和“環境人權”；城鄉結構要瞄準填平城鄉之間人的制度鴻溝；區域結構要瞄準區域人際協調，以避免“板塊群體碰撞”。只有這樣，結構轉型才能取得新的進展。
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推進新階段社會發展
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推進社會發展，重點是四個問題：就業問題；收入問題；“勞權”實現問題；“社會共生”問題。
就業和再就業
就業乃民生之本。尤其是在結構性改革深化的背景下，就業和再就業矛盾更加突出。
解決就業和再就業問題，應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拓寬市場安置管道。當前可將結構性改革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相結合，構築新的勞動力就業體系。
在這方面，視野應該開闊。例如，中國服務業發展不夠 ，特別是服務業就業指標差距更大。前面指出，2015年中國第三產業就業占比僅42%，而美國則是81.2%，雖有階段不同的客觀因素，但也可見中國服務業就業空間之廣闊。
收入分配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的位置在哪裡”？經濟發展的根本價值是見物還是見人？多年來中國以GDP為代表的物質財富實現了快速增長，但城鄉居民——人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卻不同步。
利益分配格局涉及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各方面對此頗為關注。總的講，應實現 “國民共富”，但在民富一時相對短腿的情況下，根據“十三五”期間著力“補短板”的精神，應強調“民富優先”。一方面，實現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兩個同步”；另一方面，在社會各群體之間，通過“提低、調高、擴中（未來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達到總人口的50%以上）”以及採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措施，使窮者不能再窮、富者可以合法致富並予以調節，同時擴大中產階層，最後達到社會共生、共存和共富。
勞動者的談判地位及其制度安排
人力產權由三大部分構成：勞動力產權、管理產權和技術產權。目前理論界和實際部門對技術產權和管理產權爭議不大，但勞動力產權的實現尚未被認識。對企業中的勞動力產權，也可實行“勞權”的“期權制”。這可以認為是“勞權資本化”。
為了使人力產權所有者和資本產權所有者都能有尊嚴地勞動、經營或投資，造成勞資雙方能夠“公正博弈”的局面，要有相應的保障性制度安排。為此，需要建立三大利益攸關者即勞方—資方—政府“金三角”制度架構 。人力產權所有者（特別是勞動力產權所有者）可以以工會的形式與資本要素所有者進行平等談判和議價，政府只作為中立的一方來監督談判的過程。由此涉及工會的轉型問題，我們的工會要轉變成跟資本管理層並立的真正代表“勞權”力量的工會組織。
實現社會共生
“社會共生論”這個概念，是筆者在2013年10月出版的《包容性改革論》一書中提出的。有三個要點，第一，窮人不能再窮；第二，富人不能出走；第三，中產必須擴大。窮人不能再窮是一條底線，富人不能出走也是一條底線，中產必須擴大是一個目標。三者的比例大體應為1：3：6。
第一，窮人不能再窮。目前中國農村最窮的人口大約是5千萬。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大短板。要深入實施精准扶貧精准脫貧。同時疏通草根階層的上升管道。
第二，富人不能出走。2016年美國的財政年度美國政府向境外投資者頒發Ebz-5（一種投資移民簽證）9974張，其中，來自中國移民獲7512張，占75.52%。
第三是中產必須擴大。中國亟待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這也是中央多次釋放這一信號的重要原因。
中國正處在社會的大轉型過程中。只要我們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推進新階段的社會良性發展，就能達到共生共用共富的目的。
而不是僵化的、‘單向度’的人。”此處所謂“文化的人”並非一般概念的“文化人”，而是有特定含義的“文化的人”，故筆者用兩個“引號”以示區別。按照瑪律庫塞的闡述，“單向度的人，即是喪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發達工業文明的奴隸，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隸，但仍然是奴隸。因為決定奴役的‘既不是順從，也不是艱苦勞動，而是處於純粹工具的地位，人退化到物的境地’”。習近平《之江新語》中“‘物化’的人”與瑪律庫塞“‘物化’的人”有某種契合之處，即：“人退化到物的境地”。
受習近平《之江新語》和瑪律庫塞《單向度的人》兩書的啟示，筆者意識到，對“五大發展理念”內涵的界定，不應該只從“經濟發展”一個向度，而應該從“能動的、全面的人的發展”的更高向度考慮問題。
“山高人為峰”。一旦能從“能動的、全面的人的發展”的高度研究“五大發展理念”，就會發現“五大發展理念”是由“人的發展為核心”這一根本性指導理念引領的。離開以人的發展為核心這一根本性指導理念，“五大發展理念”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推進結構轉型
結構轉型或結構性改革是新階段的重頭戲。如何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推進結構轉型或結構性改革？筆者在《人本型結構論》一書中，試圖把“人本”思想這條主線，貫穿到中國六大結構中，得出如下結論：
——需求結構：瞄準提高居民消費率及相應的“民富支撐”
投資、出口和消費歷來被認為是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但近幾年來居民消費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占比呈下滑趨勢，2014年居民消費率只有37.7%，而投資率居高不下，嚴重擠壓了消費率，出口這駕“馬車”也長期擠壓消費。要“釋放新需求”，特別是要“著力擴大居民消費”。
橫向看，中國的“居民消費率”不僅低於發達國家（美國為68%），也落後於處在相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比世界平均水準60.4％（2012年）落後20多個百分點。縱向看，進入新世紀以來，居民消費率呈明顯下降趨勢，從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4年的37.7%，降低了10個百分點。
因此，筆者主張，在“十三五”期間乃至更長的時期內，重要的任務是在“需求管理-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新方略”中拉高居民消費率，這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中第一位的問題。
——供給結構（產業結構）：瞄準與人直接相關的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
與需求側釋放新需求相對應，在供給側要“創造新供給”，尤其是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發展。其中亮點是與人直接相關的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
服務業比重的高低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經濟體現代化的標誌之一。2012年美國服務業創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78.6%，德國和日本也接近70%，全世界服務業平均水準為70.2%。2016年中國服務業的比重為51.6%；特別是服務業就業指標，2015年第三產業就業占比僅為42%，而美國2010年就達81.2%，可見中國服務業落後之一斑。
未來服務業將成為中國最大的產業。從“十三五”規劃期開始，中國將成為服務經濟為主體的國家。據估算，“十三五”期間服務業占比每年約提升1個百分點，到2020年服務業占比將達到56%—57%左右，2030年服務業占比將達到60%以上，從而基本形成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這將是中國經濟結構歷史性的變遷。
如何實現到2020年服務業占比達到56%—57%左右的目標，從而基本形成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按照“人本型結構論”的觀點，下一段服務業發展要堅持“雙線推進”：一條是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另一條是發展生活性服務業。根據“補短板”的要求，尤其要加快發展以金融、物流、研發、設計等為代表的生產性服務業。2015年筆者深入產業調查，發現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相當滯後，其占GDP的比重只有15%左右（德國的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在45%～50%）。不過，令人欣喜的是，最近有些工業企業已經將物流、研發、設計等剝離出來，有的提出要把企業打造成“裝備服務商”。新興產業與高技術服務業融合發展，要特別關注工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的新趨勢。
——要素投入結構：瞄準人的“心靈放飛”和萬眾創新
前些年，中國在邁向加工大國的過程中，要素投入方面存在明顯的“物本主義”傾向。正是這種“見物不見人”的物本主義傾向，導致嚴重的結構性扭曲。同時，勞動力價格被低估，也是中國作為加工大國內在的一個深層矛盾。
如何構建中國的創新體系？筆者形成了一個思想框架，即三個層次、五個體制。三個層次：以千千萬萬個“創客”和企業創新為基礎，以產業創新為棟樑，以國家創新為制高點；五個體制包括作為創新體系基礎的創新型科技人才體制，作為創新型人才搖籃的創新型教育體制，作為真正的創意之源的人的“心靈放飛”體制，作為創新制度保障的智慧財產權保護體制，以及相應的配套型資金體制，其中作為創意之源提出的“心靈放飛”觀點受到學界的首肯。唯如此才能使中國由“加工大國”躍升為“創新大國”。
——資源環境：瞄準生態福祉和環境人權
發展綠色經濟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協調配套。為此，筆者提出四條線路。其一，技術線路——通過低碳技術創新來控制和減少工業、建築、交通和農業等領域溫室氣體排放；其二，結構線路——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強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其三，規制線路——通過法令、稅收（如環境稅）等政府管制或社會強制手段來促進可持續發展；其四，產權線路——通過建立包括碳排放在內的環境產權機制等手段，用市場的辦法來促進可持續發展。以上四條線路中，特別要注意從制度角度，即從產權角度來研究和推進綠色發展。環境產權實則涉及“環境人權”問題，要在這方面下功夫。
——城鄉結構：瞄準填平城鄉之間人的鴻溝
新型城鎮化是人本城鎮化，實質和精髓是促進人的發展。隨著戶籍制度改革的加快，未來5年“人的城鎮化”有望每年增加1.7個到2個百分點，到2020年達到47%～48%，將有1億多農村轉移人口解決戶籍問題而成為新市民。這將為他們在教育、醫療等社會生活乃至政治生活方面帶來明顯進步，作為新市民將獲得同樣的尊嚴，獲得新的城市文明。這是人的一次新的解放。
——區域結構：瞄準區域人際協調，避免“板塊群體碰撞”
探討區域結構，不僅要著眼於國內的發展格局（尋求區域協調以避免“板塊碰撞”），而且要著眼於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大格局，在開放中確立區域發展戰略。
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推進結構轉型：需求結構要瞄準提高“居民消費率”及相應的“民富支撐”；供給結構（產業結構）要瞄準與人直接相關的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要素投入結構要瞄準人的“心靈放飛”和萬眾創新；資源環境要瞄準生態福祉和“環境人權”；城鄉結構要瞄準填平城鄉之間人的制度鴻溝；區域結構要瞄準區域人際協調，以避免“板塊群體碰撞”。只有這樣，結構轉型才能取得新的進展。
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推進新階段社會發展
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推進社會發展，重點是四個問題：就業問題；收入問題；“勞權”實現問題；“社會共生”問題。
就業和再就業
就業乃民生之本。尤其是在結構性改革深化的背景下，就業和再就業矛盾更加突出。
解決就業和再就業問題，應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拓寬市場安置管道。當前可將結構性改革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相結合，構築新的勞動力就業體系。
在這方面，視野應該開闊。例如，中國服務業發展不夠 ，特別是服務業就業指標差距更大。前面指出，2015年中國第三產業就業占比僅42%，而美國則是81.2%，雖有階段不同的客觀因素，但也可見中國服務業就業空間之廣闊。
收入分配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的位置在哪裡”？經濟發展的根本價值是見物還是見人？多年來中國以GDP為代表的物質財富實現了快速增長，但城鄉居民——人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卻不同步。
利益分配格局涉及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各方面對此頗為關注。總的講，應實現 “國民共富”，但在民富一時相對短腿的情況下，根據“十三五”期間著力“補短板”的精神，應強調“民富優先”。一方面，實現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兩個同步”；另一方面，在社會各群體之間，通過“提低、調高、擴中（未來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達到總人口的50%以上）”以及採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措施，使窮者不能再窮、富者可以合法致富並予以調節，同時擴大中產階層，最後達到社會共生、共存和共富。
勞動者的談判地位及其制度安排
人力產權由三大部分構成：勞動力產權、管理產權和技術產權。目前理論界和實際部門對技術產權和管理產權爭議不大，但勞動力產權的實現尚未被認識。對企業中的勞動力產權，也可實行“勞權”的“期權制”。這可以認為是“勞權資本化”。
為了使人力產權所有者和資本產權所有者都能有尊嚴地勞動、經營或投資，造成勞資雙方能夠“公正博弈”的局面，要有相應的保障性制度安排。為此，需要建立三大利益攸關者即勞方—資方—政府“金三角”制度架構 。人力產權所有者（特別是勞動力產權所有者）可以以工會的形式與資本要素所有者進行平等談判和議價，政府只作為中立的一方來監督談判的過程。由此涉及工會的轉型問題，我們的工會要轉變成跟資本管理層並立的真正代表“勞權”力量的工會組織。
實現社會共生
“社會共生論”這個概念，是筆者在2013年10月出版的《包容性改革論》一書中提出的。有三個要點，第一，窮人不能再窮；第二，富人不能出走；第三，中產必須擴大。窮人不能再窮是一條底線，富人不能出走也是一條底線，中產必須擴大是一個目標。三者的比例大體應為1：3：6。
第一，窮人不能再窮。目前中國農村最窮的人口大約是5千萬。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大短板。要深入實施精准扶貧精准脫貧。同時疏通草根階層的上升管道。
第二，富人不能出走。2016年美國的財政年度美國政府向境外投資者頒發Ebz-5（一種投資移民簽證）9974張，其中，來自中國移民獲7512張，占75.52%。
第三是中產必須擴大。中國亟待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這也是中央多次釋放這一信號的重要原因。
中國正處在社會的大轉型過程中。只要我們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推進新階段的社會良性發展，就能達到共生共用共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