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網】“回憶， 就代表已經有了歷史。 太年輕的朋友， 你們是沒有多少東西可回憶的， 當一個人有資格說‘回憶找到我’的時候， 都是已經有了一番經歷的。 ” 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張抗抗談及新書《回憶找到我》時如是說。 4月18日下午， 她在北京舉辦該書分享會， 與作家汪兆騫、崔曼莉展開對談。
自1979年從事專業文學創作至今， 張抗抗已發表小說、散文共計600余萬字， 出版各類文學專著近90種。 《隱形伴侶》《情愛畫廊》《作女》等長篇小說通過塑造肖瀟､朱小玲等女性形象， 彰顯了作者獨特的女性敘事模式， 頗受歡迎。
《回憶找到我》是張抗抗的最新散文精選集，
圖說：《回憶找到我》書封
故鄉與他鄉散文《故鄉在遠方》開篇寫道：“我總覺得自己是一個流浪者。
張抗抗的祖籍在廣東新會， 但30歲時她才第一次與父母一起回到廣州老家。 她1950年出生於杭州， 19歲時又走向了“北大荒”， 上世紀80年代後定居北京。 “其實我就是個‘北漂’， ‘北大荒’的漂， 比你們走得還要遠一點哦。 ”
生活地點的不斷轉變， 讓她對鄉情的體會格外細膩。 張抗抗說， 年輕時我們總會抱怨自己生長的地方如此沉悶， 沒有生氣， 渴望著新世界的召喚， 仿佛唯有離開故鄉才會獲得第二次生命。 但當離開之後， 我們才會發現， 自己和故鄉其實有著割不斷的感情。 吃到故鄉的飲食， 聽到親切的鄉音， 看到別人的行為方式與自己家鄉的習慣不同，
她在別處尋找到了“第二故鄉”。
在“北大荒”的八年，
讓張抗抗對這片土地產生了千絲萬縷的眷戀。
這段經歷亦成為她文學創作的富礦，
諸多作品都帶有當時歷史環境的底色。
正如她在《最美的是“北大荒”》中所寫：“‘北大荒’的風雲，
‘北大荒’的悲壯，
曾是澆灌我們這代人青春的源泉，
我知道自己的筆永不可能窮盡它。
”
圖說：作家張抗抗
關於這段經歷， 張抗抗強調了一種自我選擇的態度。 儘管在當時的時代洪流下， 個人力量顯得微不足道， 但她依然認為這不是被迫的， 總有自我選擇的成分。 當時她讀了《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等蘇聯文學， 感受到其中激情的召喚， 總覺得希望在遠方， 生活在遠方， 故事在遠方， 所以也就很自然地去了“北大荒”， 重新選擇自己的生活。作家崔曼莉認為， 張抗抗之所以能將他鄉轉化為第二故鄉，
在新書中， 張抗抗寫道：“我現在知道， 我已沒有了故鄉。 我們總是在走， 一邊走一邊播撒著全世界都能生長的種子。 我們隨遇而安， 落地生根；既來則安， 四海為家。 我們像一群新時代的遊牧民族， 一群永無歸宿的浪漫移民。 也許我走過了太多的地方， 我已有了太多的第二故鄉。 ”
傳統的餘韻
作家王兆騫認為， 張抗抗是具有鄉土體驗和鄉土生活的作家， 她讓鄉情不再是一種對故鄉的簡單回憶， 而是將其轉化成了具有文學性的、充滿溫情和哀傷的“高雅的情”。
“我讀她的作品，就好像找到了知音一樣。” 王兆騫用“優雅”二字評價張抗抗的文學特質。他認為，這種優雅，既不是拿腔做調，也並非一味地堆砌辭藻，而是與生俱來的風雅氣質自然流淌。他說：“我們本來就是一個風雅的民族，但優秀的文化傳統被割斷了，風雅的香火欲斷……現在有的作家儘管也是大作家，但和民族風雅的傳統越來越遠了。而張抗抗的文字還存有中國文學傳統的餘韻。”
圖說：張抗抗（中）與作家汪兆騫（左）、崔曼莉（右）展開對談。
對以上評價，張抗抗回應：“革命是很粗暴的。我們這代人，從出生到成長的這樣一個階段，很多原有的文脈都被破壞了。實際上我們是非常支離破碎的，即使有風雅，可能也就是一點點餘韻。”崔曼莉則認為，風雅是要以豐富的情感作為資源的。她談到書中一個細節：張抗抗去“北大荒”後，某年生日，母親為她寄去一方雪白的真絲手帕。張抗抗的母親是讀書人，並不善於女紅，卻在絲帕的一角用紅色的絲線繡了一行拼音字母“Kang Kang”。崔曼莉認為這個細節非常動人，因為在物質極其匱乏的年代，母親沒有選擇物質補給，而是寄去了這樣一份蘊含精神牽掛的禮物，這超越了日常生活的情。這種情感的流動，在她看來是《回憶找到我》最吸引人的地方。■
“我讀她的作品，就好像找到了知音一樣。” 王兆騫用“優雅”二字評價張抗抗的文學特質。他認為，這種優雅，既不是拿腔做調，也並非一味地堆砌辭藻，而是與生俱來的風雅氣質自然流淌。他說：“我們本來就是一個風雅的民族，但優秀的文化傳統被割斷了，風雅的香火欲斷……現在有的作家儘管也是大作家，但和民族風雅的傳統越來越遠了。而張抗抗的文字還存有中國文學傳統的餘韻。”
圖說：張抗抗（中）與作家汪兆騫（左）、崔曼莉（右）展開對談。
對以上評價，張抗抗回應：“革命是很粗暴的。我們這代人，從出生到成長的這樣一個階段，很多原有的文脈都被破壞了。實際上我們是非常支離破碎的，即使有風雅，可能也就是一點點餘韻。”崔曼莉則認為，風雅是要以豐富的情感作為資源的。她談到書中一個細節：張抗抗去“北大荒”後，某年生日，母親為她寄去一方雪白的真絲手帕。張抗抗的母親是讀書人，並不善於女紅，卻在絲帕的一角用紅色的絲線繡了一行拼音字母“Kang Kang”。崔曼莉認為這個細節非常動人，因為在物質極其匱乏的年代，母親沒有選擇物質補給，而是寄去了這樣一份蘊含精神牽掛的禮物，這超越了日常生活的情。這種情感的流動，在她看來是《回憶找到我》最吸引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