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到底有何優勢， 能夠延續千年至今依然顯現活力？這些傳統文化又將如何重塑內涵， 在適應時代發展的基礎上， 繼續提升人們的生活品質與精神品味？10月31日下午，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許紀霖做客“博雅講堂”， 就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做了提綱挈領式的解讀。
在許紀霖看來， 從“五四運動”到上世紀80年代的這段時間裡， 每當一提到中華民族傳統文化， 往往更側重於其負面的要素， 傳統仿佛是一種負能量， 甚至成為了中國向前進步、向現代化轉型的障礙。
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歷史系博士生導師許紀霖
文明適用于全人類， 中華文明尤其珍貴
“無論是 ‘反封建’， ‘反文言文’， 還是‘反三綱五常’等口號的提出， 都讓人們覺得傳統是一種負能量， 它不但束縛著我們的行為， 也束縛著我們的精神， 阻止我們走向自由與解放。 ”然而， 為何時代發展至今， 傳統又被重新提了出來？
“其實， 這個問題可以分為好多個方面來思考， 一方面需要我們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在世界背景下的意義， 即中華文化在世界文明及歷史中處於什麼樣的位置；另一方面， 則在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傳統與現代化之間的關係。
據許紀霖介紹， 根據德國大思想家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文明理論”， 早在西元前600年左右， 世界各地就在前後200-400年間， 同時產生了幾大重要的文明， 即“軸心文明”。 這其中不僅包括恒河兩岸產生的印度教文明和佛教文明， 在中東聖城耶路撒冷產生的猶太教-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 古希臘產生的以蘇格拉底為代表的哲學， 以及在中國產生的儒家和道家文明。 這些“軸心文明”儘管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
“如果說中華文明在歷史的長河和世界的背景下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印證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珍貴價值的話；那麼在當代社會， 傳統與現代化之間的關係， 則使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成為可能。 ”許紀霖強調。
文化復興源自人類巨大的精神需求
據許紀霖介紹， 到了近代以後， 特別是17世紀後的歐洲， 產生了一種新的文明， 即被以色列大思想家艾森斯塔特稱之為“現代化”“現代性”的現代文明。 艾森斯塔特在一本名為《反思現代性》的書中， 將“現代性”稱為“第二次軸心文明”。 自此， 其發展在全球範圍內所向披靡， 甚至在近年來成為了全球化的一部分，
“原先大家都以為， 現代文明所到之處， 古代文明都會衰落， 甚至消亡， 故有種看法叫‘從傳統到現代’， 說的就是怎樣從傳統走向現代。 ”但在近20年來， 事實並不完全是這樣。 最近的20年是中國全球化發展最快的20年， 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後迅速騰飛， 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後， 如今已成為全球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也就是在這20年間， 不僅僅在中國， 甚至在全球範圍內都出現了“宗教復興”和“傳統文化盛行”的現象。 “我們發現， 現代化的到來並沒有導致宗教衰落， 相反， 全球各大宗教無論是基督教、猶太教還是伊斯蘭教、佛教， 都在復興， 教徒人口急劇增加， 尤其是伊斯蘭教的穆斯林。 ”與全球範圍內“宗教復興”這一現象相對應，
“這些古老的軸心文明， 無論是哲學還是宗教， 都走上了復興的道路。 為何會這樣？這非常值得我們深思。 ”在許紀霖看來， 最重要的問題在於， 現代化無法解決人類心靈的問題， 傳統文化復興其實是源自人類自身巨大的精神需求。 許紀霖舉了這樣一個例子， 現在社會上人們常常會笑稱， “窮得只剩下錢了”。 儘管錢很多， 但人卻並沒有因此而幸福， 反而覺得活著沒有意思。 無論是忙的人， 還是閑的人， 都有一種精神上的虛脫感， 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而對於許多核心問題、價值問題， 如什麼是善惡，都搞不清楚。“可見，這些問題都是現代化無法回答的，現代化只承諾給我們富強、富裕，卻沒法告訴我們活著有何意義，精神的寄託何在。而且現代化的程度越高，這些問題就越多。”
在許紀霖看來，現代化進程中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中都沒有這些問題的答案，它們只能發現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規律，卻無法告知人類心靈的、生活的意義在哪裡。那麼這些答案在哪裡？其實就在宗教和人文學科中。“因此，這些年來宗教和傳統文化的復興熱潮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源自全球範圍內人類的巨大精神需求；而對於中國來說，這不僅僅是人們的內心需求，更在於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現代治理體系。”
要重新審視傳統文化的現實作用
所謂的“文化”有很多，但未必所有的文化都是傳統的。那什麼是傳統文化呢？“傳統文化的第一個標準是必須延續3代以上；第二個標準則是必須對當代人繼續產生影響。”許紀霖說，傳統分大傳統和小傳統兩種，大傳統指的是經典的、精英的文化，並留下了各種各樣的經典書籍；小傳統則是民俗的、大眾的文化，如清明節拜祖宗、端午節包粽子、賽龍舟等，大多數都是多年流傳下來的習俗。
“隨著中國歷史進程的變遷，我們會發現各個時代的大傳統都在不斷地演進和變化。”許紀霖表示，在先秦諸子百家時代，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就寫過一本名為《論六家要旨》的書，其中就提到了先秦最有影響的“六大家”，分別是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封建制崩潰後，‘士’這一階層出現分化，遊士的出現使得各家之間開始自由流動，各大傳統從‘王官之學’變成了‘百家之學’，‘六大家’也進一步演化為 ‘文士——儒家’‘武士——墨家’‘隱士——道家’‘辯士——名家’‘方士——陰陽家’‘法術之士——法家’； 而到了東漢以後，天下大亂，人們對宗教產生了新的精神需求，於是又陸續出現了道教和佛教。”許紀霖介紹，以儒家為例，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就先後經歷了3個階段，分別是先秦孔孟階段、西漢董仲舒階段和宋明理學階段。其中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與禮，即“仁者愛人”，他把禮作為和諧的社會政治秩序，並認為仁是人內在的德性，禮是人外在的規範。孔子的第二個核心思想是“忠恕”，他談到“忠道”與“恕道”，認為為人的高標準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個標準適用于君子和聖人，而對於普通百姓而言，為人的最低標準則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的核心思想是“性善論”，他強調仁、義、禮、智的“四端說”，並認為大丈夫應該“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外，孟子還提出了“民本”“仁政”思想，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與孟子的理想主義相比，荀子的思想顯現出了更多的現實主義，他提出了“性惡與知識”，還提到了“禮”的三大功能。漢代董仲舒首次提出了三綱五常說，認為“三綱”就是要做到“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愛婦敬”，這在許紀霖看來，都是具有雙向性的，而非過去我們常認為的單向要求。宋明理學包括朱熹、王陽明的思想，一方面強調要“內聖外王”，另一方面則關注個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除了儒家之外，許紀霖還詳細介紹了墨家、法家、道家、佛教、禪宗、道教等的代表人物及核心思想，並將墨家與儒家進行了深入詳細的比較。
“總的來說，中國的文化是多神和諧的文化，它由儒道佛三神合流構成，不同於西方的一神教傳統。”在許紀霖看來，這意味著當中國進入現代社會，就要重新審視傳統文化的現實作用，更好地將西方啟蒙主義傳統、現代社會主義傳統與中國古典文化傳統結合起來，揚長避短。“只有這樣，中國文明才能圓自己的復興之夢，並更好地成為促進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的軟實力。”許紀霖強調。
許紀霖小傳
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歷史系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華東師範大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與世界聯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兼任上海市社聯常委、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哈佛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和法國科學高等研究院、日本愛知大學、東京大學擔任高級訪問學者或客座教授。主要從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與知識份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近著有：《中國知識份子十論》、《啟蒙的自我瓦解》（合著）、《大時代中的知識人》、《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公共交往》（合著）、《啟蒙如何起死回生》、《當代中國的啟蒙與反啟蒙》等。《中國知識份子十論》一書2005年獲得首屆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
如什麼是善惡，都搞不清楚。“可見，這些問題都是現代化無法回答的，現代化只承諾給我們富強、富裕，卻沒法告訴我們活著有何意義，精神的寄託何在。而且現代化的程度越高，這些問題就越多。”在許紀霖看來，現代化進程中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中都沒有這些問題的答案，它們只能發現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規律，卻無法告知人類心靈的、生活的意義在哪裡。那麼這些答案在哪裡？其實就在宗教和人文學科中。“因此，這些年來宗教和傳統文化的復興熱潮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源自全球範圍內人類的巨大精神需求；而對於中國來說，這不僅僅是人們的內心需求，更在於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現代治理體系。”
要重新審視傳統文化的現實作用
所謂的“文化”有很多，但未必所有的文化都是傳統的。那什麼是傳統文化呢？“傳統文化的第一個標準是必須延續3代以上；第二個標準則是必須對當代人繼續產生影響。”許紀霖說，傳統分大傳統和小傳統兩種，大傳統指的是經典的、精英的文化，並留下了各種各樣的經典書籍；小傳統則是民俗的、大眾的文化，如清明節拜祖宗、端午節包粽子、賽龍舟等，大多數都是多年流傳下來的習俗。
“隨著中國歷史進程的變遷，我們會發現各個時代的大傳統都在不斷地演進和變化。”許紀霖表示，在先秦諸子百家時代，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就寫過一本名為《論六家要旨》的書，其中就提到了先秦最有影響的“六大家”，分別是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封建制崩潰後，‘士’這一階層出現分化，遊士的出現使得各家之間開始自由流動，各大傳統從‘王官之學’變成了‘百家之學’，‘六大家’也進一步演化為 ‘文士——儒家’‘武士——墨家’‘隱士——道家’‘辯士——名家’‘方士——陰陽家’‘法術之士——法家’； 而到了東漢以後，天下大亂，人們對宗教產生了新的精神需求，於是又陸續出現了道教和佛教。”許紀霖介紹，以儒家為例，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就先後經歷了3個階段，分別是先秦孔孟階段、西漢董仲舒階段和宋明理學階段。其中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與禮，即“仁者愛人”，他把禮作為和諧的社會政治秩序，並認為仁是人內在的德性，禮是人外在的規範。孔子的第二個核心思想是“忠恕”，他談到“忠道”與“恕道”，認為為人的高標準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個標準適用于君子和聖人，而對於普通百姓而言，為人的最低標準則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的核心思想是“性善論”，他強調仁、義、禮、智的“四端說”，並認為大丈夫應該“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外，孟子還提出了“民本”“仁政”思想，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與孟子的理想主義相比，荀子的思想顯現出了更多的現實主義，他提出了“性惡與知識”，還提到了“禮”的三大功能。漢代董仲舒首次提出了三綱五常說，認為“三綱”就是要做到“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愛婦敬”，這在許紀霖看來，都是具有雙向性的，而非過去我們常認為的單向要求。宋明理學包括朱熹、王陽明的思想，一方面強調要“內聖外王”，另一方面則關注個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除了儒家之外，許紀霖還詳細介紹了墨家、法家、道家、佛教、禪宗、道教等的代表人物及核心思想，並將墨家與儒家進行了深入詳細的比較。
“總的來說，中國的文化是多神和諧的文化，它由儒道佛三神合流構成，不同於西方的一神教傳統。”在許紀霖看來，這意味著當中國進入現代社會，就要重新審視傳統文化的現實作用，更好地將西方啟蒙主義傳統、現代社會主義傳統與中國古典文化傳統結合起來，揚長避短。“只有這樣，中國文明才能圓自己的復興之夢，並更好地成為促進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的軟實力。”許紀霖強調。
許紀霖小傳
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歷史系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華東師範大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與世界聯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兼任上海市社聯常委、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哈佛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和法國科學高等研究院、日本愛知大學、東京大學擔任高級訪問學者或客座教授。主要從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與知識份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近著有：《中國知識份子十論》、《啟蒙的自我瓦解》（合著）、《大時代中的知識人》、《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公共交往》（合著）、《啟蒙如何起死回生》、《當代中國的啟蒙與反啟蒙》等。《中國知識份子十論》一書2005年獲得首屆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