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 乾隆皇帝最終確定了第十五子嘉親王永琰做自己的接班人。
嘉慶元年正月初一日舉行的這個盛大典禮儀式盛大華美， 氣氛祥和安寧， 連天氣都是如此晴朗燦爛。
九時三十二分， 隨著坐在寶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顆寬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寶”微笑著遞到跪在他面前的嘉慶皇帝手中， 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空前的紀錄誕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平穩的權力交接順利完成。
然而事情的發展出乎所有人的預料。 乾隆去世的第二天， 也就是初四日上午， 嗣皇帝就發佈了一條讓全國人都大吃一驚的諭旨：免去乾隆皇帝駕前第一寵臣和珅兼任的軍機大臣和九門提督這職。
舉國上下， 對這個影子一樣悄無聲息的皇帝， 刮目相看。 可以說， 誅和珅是新皇帝處理政治危機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以誅和珅為開端， 一縷縷政治新風， 綿綿不斷地從紫禁城吹散出來。
親政後第二個月， 皇帝發佈諭旨， 今後皇帝出宮祭天及謁陵， 隨行儀仗減半， 皇后和嬪妃不必隨行， 以減少出行費用。
這道諭旨顯示了新皇帝與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務實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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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之後， 皇帝再次發佈諭旨， 禁止大臣們向他進貢古玩字畫。 大臣們向皇帝進奉貢物以邀寵這一不良風氣是乾隆晚年迅速發展起來的。 從乾隆六十大壽開始， 各地大臣爭相向皇帝進貢奇珍異寶， 名貴字畫， 以博皇帝歡心。 嘉慶直言不諱地說， 大臣向皇帝進貢古玩， 除了助長貪風， 別無益處。
這道諭旨發佈不久之後，
連撰寫聖旨的軍機大臣簡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看來皇帝還真動真格的。 通過這道諭旨， 新皇帝的節儉形象， 一下子樹立起來了。
然而， 在樹完新風之後， 大清朝的民眾發現， 這個年輕的新統治者， 卻沒能做出更大的作為。
嘉慶登基之時， 大清王朝已經如同得了癌症的病人， 而且到了晚期。 體內的病症， 比外在表現出來的要沉重得多。
最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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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親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敗。 雖然早就認識到這個問題關乎大清的生死存亡， 然而他還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戰爭的艱巨性。 他以為， 如果“掐斷了和珅的庇護制網路結構的花朵， 它的根株便會自然枯萎。 ”殺掉了和珅，
可是形勢的發展遠遠出乎他的意料。
雖然殺了和珅， 雖然在十一個全國總督當中， 六個被他撤換， 雖然在他為配合鎮壓白蓮教戰爭發起的懲貪高潮中， 官場貪風一時有所收斂， 然而， 高潮過後， 一切如舊。 各地官員， 從上到下， 從大到小， 仍然無人不在收禮送禮， 買官賣官；各地衙門仍然無處不懈怠昏庸， 除了部門利益之外， 對一切民間疾苦都漠不關心。 官僚集團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 反以為常。
甚至嘉慶皇帝親手樹起來的廉政模範， 時間稍長， 也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腐敗之中。 最典型的是當初率先揭發和珅的諫官廣興。 此人因為揭發和珅， 深得嘉慶信任， 被委以掌管四川軍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掃除貪風，每年為國家節省數百萬兩白銀，嘉慶帝多次號召全國官員向他學習。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後不久，也陷入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貪污了四萬兩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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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時期已經花樣百出的腐敗，到此時又呈現出許多新特點：腐敗向底層全面擴散，所有的基層幹部都成為權力尋租者，一些普通公務員甚至成為腐敗案的主角；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社會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嘉慶十年前後發生的一些案件，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責任心極強的皇帝幾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禦榻之上輾轉反側，苦思解決之策。
他決心加大“新政”力度，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
從嘉慶七年到嘉慶十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的省部級高官，都被輪換了個遍。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政府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運動式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
原因之一，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
原因之二，是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系的常態，貪污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人如果不貪污，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系中生存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濕”，震攝力越來越低。事實上，舉朝官員從乾隆晚年開始，對懲貪風暴的反應就已經十分麻木了。到了嘉慶時期，官員們的腐敗熱情已經高漲到了“前仆後繼”的程度，前任頭一天因腐敗落馬，繼任者第二天繼續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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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極好的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上諭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痛駡。
“新政”看來挽救不了大清。他該何去何從？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慶，所遇到的社會問題，已經超出了幾千年間中國所有政治經驗範圍。康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也是最大的一個盛世。這個盛世，幾乎在所有方面都達到了傳統政治治理水準所能達到的極限：無論是從權力制度的穩定性，還是物質財富的豐盈程度，還是國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經達到了傳統政治的理想化境界。這一傳統盛世的形成，已經耗竭了傳統社會的所有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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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對嘉慶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傳統，而是主動大膽出擊，全方位地對傳統政治框架進行改革。那麼，為什麼親政之初作風清新的他，卻比任何皇帝都堅決地舉起了“守舊”的大旗呢？
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機嚴重到了什麼程度，清楚這具表面看起來還有幾分體面的軀體已經病入膏肓。然而，正是這種可怕的病相嚇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招不慎，讓這個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這是他絕對不敢承擔的歷史責任。
嘉慶帝熟讀經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項風險極大、成功率很小的選擇。北宋王朝的變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僅沒有解決好問題，反而使既存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臺。中國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改革家，從商鞅、王安石到張居正，最終的下場無一不是身敗名裂。拆掉祖先建起來的百年老屋，全盤重新建造，這絕對不是他的行事風格。不但大規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於承擔的，甚至連小規模的“新政”都已經讓他惶恐不安。
在“新政”後期，他已經開始禁止人們使用“新政”這個詞。他生怕人們認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親的案。“不孝”這個罪名是這個品質“端淳”的人萬萬承擔不起的。皇帝宣佈說，父皇乾隆晚年雖然做了些糊塗事，但總結他的一生，錯誤和成績至少應該可以二八開。父皇晚年的錯誤，正是因為他背離了自己早年的正確方針。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質上是回歸父皇的正確方針，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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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皇帝二十餘年中，始終未曾仿效其父南巡，也沒有極盡奢華籌辦壽筵，他展示給臣民的只有一道道崇儉去奢的諭旨。嘉慶的節儉在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名聲已經達於外國。出使清朝的朝鮮使臣徐龍輔記載，嘉慶朝“大抵以勤儉見稱。觀于宮殿之多樸陋，可謂儉矣。”
嘉慶十八年九月十六日黃昏，皇帝正在由避暑山莊返回北京，抵達北京城外的白澗時，接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兩路，於昨天上午攻進了紫禁城。他們與一些信教的太監裡應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寢宮儲秀宮附近。幸好皇子綿甯帶領守衛部隊全力抵抗，最終全殲起義軍。
皇帝很清楚，這樣天大的醜聞，一定會在歷史上永遠記載下去。這個污點，是永遠洗不掉的，自尊心極強的皇帝深受刺激。第二天，皇帝向全國臣民下發了朱筆親書的《遇變罪已詔》。皇帝說，我大清國一百七十年來，列祖列宗愛民如子，深仁厚澤，我雖然能力平庸，卻也沒有做過害民之事。然而，這漢唐宋明未有之奇恥大辱，卻發生在我的任內。細細思量，問題還出在大臣們因循怠玩，不能體我的苦心，悠忽為政，怎麼教育都不能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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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以後，我當然要自我反省，改正自己身上的不足之處，上答天命，下解民怨。諸大臣們，如果你們願意做大清國的忠良，就請你們赤心為國，竭力盡心，以匡正我的失誤，糾正不良的社會風氣。如果你自甘卑鄙，那麼就請你掛冠致仕，回家養老，千萬別在尸位素餐，增加我的罪過！
《遇變罪已詔》最後八個字是：隨筆淚灑，通諭知之！古今中外，如此動情，如此委屈的聖旨，獨一無二。
紫禁城之變是大清衰勢的一個特殊表徵。在它的背後，是大清深層次問題的不斷惡化：人口壓力沒有絲毫減輕，流民越來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橫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麼靜空天主、老佛門、一柱香、紅陽教、清茶教、大乘法門等教門，接踵而出，目不暇給。
嘉慶皇帝實際上已經做到了他的觀念範圍內最大的努力。他對每一個問題的處理都是盡心盡力，既耐心又堅決。二十多年中，他就猶如一個唐吉訶德，一刻不停地和風車博鬥，然而卻絲毫於事無補。腐敗問題沒有絲毫好轉，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風昏庸懈怠至極，種種離奇之事一再出現。
嘉慶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掃東陵，路上兵部尚書突然向他奏報，帶在身邊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誰偷走了。皇帝大為震怒，部印失盜，不但不成體統，而且也極為危險，試想皇帝外出其間，如果發生意外，皇帝都沒辦法調兵遣將。皇帝下令調查，調查的結果更讓人吃驚：大印居然是三年前就丟了，一直被隨從的司員隱瞞到此時。雖然百般鞠問，最後此事仍然沒有結果，不了了之。
嘉慶二十三年武科考試後，皇帝按慣例為武進士舉行傳臚大典。這一天皇帝起了個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禮按時開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狀元和武探花卻怎麼等也等不到，大典只好中止。事後一調查，原來是太監忘了開宮門，武狀元和武探花四處找門，也沒找到。
雖然一再發生行刺皇帝、殺入皇宮的事件，可是宮門門禁這個小小問題怎麼也解決不了。嘉慶二十四年四月，又有一名普通老百姓，乘守門者不當班，潛入紫禁城，一直走到內右門，深入大內，才被太監發現。
有一次皇帝出門散步，發現大宮門外居然有人放羊，這些羊群就在皇帝眼皮底下悠然自得地漫步吃著“禦草”。宮門鹿角之上，有人乘涼閑坐，不遠處樹林裡有小販們舉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皇帝一追查，原來這些羊是太監們養來換外快的，那些小販都是太監們的朋友，想來看看皇帝住的地兒是什麼樣。
乾隆以前，對皇室宗親要求極嚴，約束極細，天潢貴胄們是整個大清社會素質最高，修養最好的一個群體。嘉慶中期之後，八旗子弟已經徹底腐化，宗室隊伍中，出現越來越多的敗類。在清查天理教起義的過程，嘉慶皇帝驚訝地得知，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者！宗室奉恩將軍慶遙，宗室舉人慶豐，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的週邊組織紅陽教的成員。天理教徒進攻紫禁城的計畫，早就通知了他們，他們欣然決定參加，以便在起義成功後當上大官。只不過當天由於意外，沒能共襄此盛舉。
後來導致了一場重大戰爭的鴉片，在嘉慶時期就已經成為了重要社會問題，宗室之中，吸食此物者極多。嘉慶二十四年朝廷舉行大典，宣佈這一年科舉考試成績。按理，充任導引官的貝子德麟應該早早來到太和殿前帶領新科進士們站排行禮，可是太陽已經三丈高，他還沒到場，導致大典無法按時進行。皇帝很奇怪，命人查找，結果發現此人正躺在家中吸食鴉片，飄飄欲仙的快感讓他忘了自己身上的這個要差。
皇帝大怒，當即把他拉到宮門外，重責了四十大板，革去爵位。
可是就在這事發生幾天之後，又有人重蹈覆轍。御前侍衛安成出任庶起士考試的監考。由於沒過足煙癮，考試快完事了他才來，被皇帝革去了御前侍衛之職。
除此之外，宗室之中開賭場的、嫖娼的、依仗宗室身份四處招搖撞騙的，到處都是。甚至那些被皇帝宣佈圈禁起來的有罪宗室，居然能找到門路，讓人把妓女送入監獄裡供他們享受。凡此種種，嚴重敗壞了愛新覺羅家族的聲譽。
皇帝憂心不已。為了扭轉這種局面，他煞費苦心，花了好幾天時間，寫成了一篇鴻文《宗室訓》，發給每個宗室。這篇禦制文章說，宗室風氣敗壞已極，許多宗室“所為之事，竟同于市井無賴。”
和以前一樣，皇帝的這篇教育文章不過是重複了一系列道德教條。說什麼“若問予立身之要，曰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若問予應為之事，曰國語騎射讀書守分。”
皇帝命令，每個宗室都有要一本，讓他們好好學習，改造思想。為了保證學習效果，皇帝還命令宗人府組織了一次考試，考試內容就是默寫《宗室訓》。據宗人府報告，考試成績不錯。
可是這一教育運動開展了很長時間，宗室風氣竟無一點好轉。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見散秩大臣、宗室奕顥、成秀、敬敘三人，問他們學習《宗室訓》的心得。不想這三人瞠目結舌，居然不知道有學習《宗室訓》一事，更沒讀過一個字！
皇帝大吃一驚，感覺“實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駡宗人府官員“喪盡天良”之外，他再也不知道該做什麼了。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
二十多年間，雖然經常心灰意懶，但是他從來沒有放鬆過權柄，一直到去世前一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成了一種慣性，成了一種“懶惰”著的勤奮。他弄不明白為什麼他越努力，形勢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為什麼還是不見效。越到後來，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經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實際上，他已經習慣於不動腦子，讓祖宗為自己動腦子。“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只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行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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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昇華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嘉慶二十年，禮親王昭璉因小事將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內，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皇帝聞知十分生氣，判昭璉革去王爵，圈禁二年。嘉慶二十一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閱康熙《實錄》，看到內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禁。禮親王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於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將昭璉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宮內文穎館失火。火勢不大，內宮太監鑒於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內救火，而是由太監們親自撲滅。按理說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可是嘉慶皇帝在八天之後讀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實錄》，內載乾隆帝規定，凡宮內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內撲滅。於是皇帝根據這一記載，以違背乾隆指示為由，下旨處罰有關官員。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沉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可惜，嘉慶皇帝缺乏的，就是這樣的一雙能發現問題的眼睛和解決問題的勇氣。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於需要偉大人物的時候，坐在這個位置上的，卻是一個平庸的人。
被委以掌管四川軍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掃除貪風，每年為國家節省數百萬兩白銀，嘉慶帝多次號召全國官員向他學習。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後不久，也陷入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貪污了四萬兩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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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時期已經花樣百出的腐敗，到此時又呈現出許多新特點：腐敗向底層全面擴散，所有的基層幹部都成為權力尋租者，一些普通公務員甚至成為腐敗案的主角；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社會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嘉慶十年前後發生的一些案件，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責任心極強的皇帝幾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禦榻之上輾轉反側，苦思解決之策。
他決心加大“新政”力度，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
從嘉慶七年到嘉慶十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的省部級高官，都被輪換了個遍。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政府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運動式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
原因之一，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
原因之二，是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系的常態，貪污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人如果不貪污，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系中生存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濕”，震攝力越來越低。事實上，舉朝官員從乾隆晚年開始，對懲貪風暴的反應就已經十分麻木了。到了嘉慶時期，官員們的腐敗熱情已經高漲到了“前仆後繼”的程度，前任頭一天因腐敗落馬，繼任者第二天繼續腐敗。
圖片和本文無關
耐心極好的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上諭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痛駡。
“新政”看來挽救不了大清。他該何去何從？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慶，所遇到的社會問題，已經超出了幾千年間中國所有政治經驗範圍。康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也是最大的一個盛世。這個盛世，幾乎在所有方面都達到了傳統政治治理水準所能達到的極限：無論是從權力制度的穩定性，還是物質財富的豐盈程度，還是國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經達到了傳統政治的理想化境界。這一傳統盛世的形成，已經耗竭了傳統社會的所有動力。
圖片和本文無關
歷史對嘉慶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傳統，而是主動大膽出擊，全方位地對傳統政治框架進行改革。那麼，為什麼親政之初作風清新的他，卻比任何皇帝都堅決地舉起了“守舊”的大旗呢？
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機嚴重到了什麼程度，清楚這具表面看起來還有幾分體面的軀體已經病入膏肓。然而，正是這種可怕的病相嚇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招不慎，讓這個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這是他絕對不敢承擔的歷史責任。
嘉慶帝熟讀經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項風險極大、成功率很小的選擇。北宋王朝的變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僅沒有解決好問題，反而使既存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臺。中國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改革家，從商鞅、王安石到張居正，最終的下場無一不是身敗名裂。拆掉祖先建起來的百年老屋，全盤重新建造，這絕對不是他的行事風格。不但大規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於承擔的，甚至連小規模的“新政”都已經讓他惶恐不安。
在“新政”後期，他已經開始禁止人們使用“新政”這個詞。他生怕人們認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親的案。“不孝”這個罪名是這個品質“端淳”的人萬萬承擔不起的。皇帝宣佈說，父皇乾隆晚年雖然做了些糊塗事，但總結他的一生，錯誤和成績至少應該可以二八開。父皇晚年的錯誤，正是因為他背離了自己早年的正確方針。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質上是回歸父皇的正確方針，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調。
圖片和本文無關
嘉慶皇帝二十餘年中，始終未曾仿效其父南巡，也沒有極盡奢華籌辦壽筵，他展示給臣民的只有一道道崇儉去奢的諭旨。嘉慶的節儉在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名聲已經達於外國。出使清朝的朝鮮使臣徐龍輔記載，嘉慶朝“大抵以勤儉見稱。觀于宮殿之多樸陋，可謂儉矣。”
嘉慶十八年九月十六日黃昏，皇帝正在由避暑山莊返回北京，抵達北京城外的白澗時，接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兩路，於昨天上午攻進了紫禁城。他們與一些信教的太監裡應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寢宮儲秀宮附近。幸好皇子綿甯帶領守衛部隊全力抵抗，最終全殲起義軍。
皇帝很清楚，這樣天大的醜聞，一定會在歷史上永遠記載下去。這個污點，是永遠洗不掉的，自尊心極強的皇帝深受刺激。第二天，皇帝向全國臣民下發了朱筆親書的《遇變罪已詔》。皇帝說，我大清國一百七十年來，列祖列宗愛民如子，深仁厚澤，我雖然能力平庸，卻也沒有做過害民之事。然而，這漢唐宋明未有之奇恥大辱，卻發生在我的任內。細細思量，問題還出在大臣們因循怠玩，不能體我的苦心，悠忽為政，怎麼教育都不能清醒！
圖片和本文無關
從今以後，我當然要自我反省，改正自己身上的不足之處，上答天命，下解民怨。諸大臣們，如果你們願意做大清國的忠良，就請你們赤心為國，竭力盡心，以匡正我的失誤，糾正不良的社會風氣。如果你自甘卑鄙，那麼就請你掛冠致仕，回家養老，千萬別在尸位素餐，增加我的罪過！
《遇變罪已詔》最後八個字是：隨筆淚灑，通諭知之！古今中外，如此動情，如此委屈的聖旨，獨一無二。
紫禁城之變是大清衰勢的一個特殊表徵。在它的背後，是大清深層次問題的不斷惡化：人口壓力沒有絲毫減輕，流民越來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橫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麼靜空天主、老佛門、一柱香、紅陽教、清茶教、大乘法門等教門，接踵而出，目不暇給。
嘉慶皇帝實際上已經做到了他的觀念範圍內最大的努力。他對每一個問題的處理都是盡心盡力，既耐心又堅決。二十多年中，他就猶如一個唐吉訶德，一刻不停地和風車博鬥，然而卻絲毫於事無補。腐敗問題沒有絲毫好轉，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風昏庸懈怠至極，種種離奇之事一再出現。
嘉慶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掃東陵，路上兵部尚書突然向他奏報，帶在身邊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誰偷走了。皇帝大為震怒，部印失盜，不但不成體統，而且也極為危險，試想皇帝外出其間，如果發生意外，皇帝都沒辦法調兵遣將。皇帝下令調查，調查的結果更讓人吃驚：大印居然是三年前就丟了，一直被隨從的司員隱瞞到此時。雖然百般鞠問，最後此事仍然沒有結果，不了了之。
嘉慶二十三年武科考試後，皇帝按慣例為武進士舉行傳臚大典。這一天皇帝起了個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禮按時開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狀元和武探花卻怎麼等也等不到，大典只好中止。事後一調查，原來是太監忘了開宮門，武狀元和武探花四處找門，也沒找到。
雖然一再發生行刺皇帝、殺入皇宮的事件，可是宮門門禁這個小小問題怎麼也解決不了。嘉慶二十四年四月，又有一名普通老百姓，乘守門者不當班，潛入紫禁城，一直走到內右門，深入大內，才被太監發現。
有一次皇帝出門散步，發現大宮門外居然有人放羊，這些羊群就在皇帝眼皮底下悠然自得地漫步吃著“禦草”。宮門鹿角之上，有人乘涼閑坐，不遠處樹林裡有小販們舉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皇帝一追查，原來這些羊是太監們養來換外快的，那些小販都是太監們的朋友，想來看看皇帝住的地兒是什麼樣。
乾隆以前，對皇室宗親要求極嚴，約束極細，天潢貴胄們是整個大清社會素質最高，修養最好的一個群體。嘉慶中期之後，八旗子弟已經徹底腐化，宗室隊伍中，出現越來越多的敗類。在清查天理教起義的過程，嘉慶皇帝驚訝地得知，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者！宗室奉恩將軍慶遙，宗室舉人慶豐，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的週邊組織紅陽教的成員。天理教徒進攻紫禁城的計畫，早就通知了他們，他們欣然決定參加，以便在起義成功後當上大官。只不過當天由於意外，沒能共襄此盛舉。
後來導致了一場重大戰爭的鴉片，在嘉慶時期就已經成為了重要社會問題，宗室之中，吸食此物者極多。嘉慶二十四年朝廷舉行大典，宣佈這一年科舉考試成績。按理，充任導引官的貝子德麟應該早早來到太和殿前帶領新科進士們站排行禮，可是太陽已經三丈高，他還沒到場，導致大典無法按時進行。皇帝很奇怪，命人查找，結果發現此人正躺在家中吸食鴉片，飄飄欲仙的快感讓他忘了自己身上的這個要差。
皇帝大怒，當即把他拉到宮門外，重責了四十大板，革去爵位。
可是就在這事發生幾天之後，又有人重蹈覆轍。御前侍衛安成出任庶起士考試的監考。由於沒過足煙癮，考試快完事了他才來，被皇帝革去了御前侍衛之職。
除此之外，宗室之中開賭場的、嫖娼的、依仗宗室身份四處招搖撞騙的，到處都是。甚至那些被皇帝宣佈圈禁起來的有罪宗室，居然能找到門路，讓人把妓女送入監獄裡供他們享受。凡此種種，嚴重敗壞了愛新覺羅家族的聲譽。
皇帝憂心不已。為了扭轉這種局面，他煞費苦心，花了好幾天時間，寫成了一篇鴻文《宗室訓》，發給每個宗室。這篇禦制文章說，宗室風氣敗壞已極，許多宗室“所為之事，竟同于市井無賴。”
和以前一樣，皇帝的這篇教育文章不過是重複了一系列道德教條。說什麼“若問予立身之要，曰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若問予應為之事，曰國語騎射讀書守分。”
皇帝命令，每個宗室都有要一本，讓他們好好學習，改造思想。為了保證學習效果，皇帝還命令宗人府組織了一次考試，考試內容就是默寫《宗室訓》。據宗人府報告，考試成績不錯。
可是這一教育運動開展了很長時間，宗室風氣竟無一點好轉。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見散秩大臣、宗室奕顥、成秀、敬敘三人，問他們學習《宗室訓》的心得。不想這三人瞠目結舌，居然不知道有學習《宗室訓》一事，更沒讀過一個字！
皇帝大吃一驚，感覺“實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駡宗人府官員“喪盡天良”之外，他再也不知道該做什麼了。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
二十多年間，雖然經常心灰意懶，但是他從來沒有放鬆過權柄，一直到去世前一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成了一種慣性，成了一種“懶惰”著的勤奮。他弄不明白為什麼他越努力，形勢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為什麼還是不見效。越到後來，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經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實際上，他已經習慣於不動腦子，讓祖宗為自己動腦子。“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只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行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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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昇華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嘉慶二十年，禮親王昭璉因小事將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內，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皇帝聞知十分生氣，判昭璉革去王爵，圈禁二年。嘉慶二十一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閱康熙《實錄》，看到內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禁。禮親王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於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將昭璉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宮內文穎館失火。火勢不大，內宮太監鑒於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內救火，而是由太監們親自撲滅。按理說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可是嘉慶皇帝在八天之後讀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實錄》，內載乾隆帝規定，凡宮內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內撲滅。於是皇帝根據這一記載，以違背乾隆指示為由，下旨處罰有關官員。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沉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可惜，嘉慶皇帝缺乏的，就是這樣的一雙能發現問題的眼睛和解決問題的勇氣。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於需要偉大人物的時候，坐在這個位置上的，卻是一個平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