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目前有大量的穆斯林移民人口的存在。 穆斯林移民至歐洲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阿拉伯帝國、以及後來的奧斯曼帝國的擴張時期， 大量穆斯林隨著征服者到達歐洲。 當代穆斯林的移民高潮則始於二戰後——經過連年戰爭的歐洲諸國， 急需大量外來人口彌補國內勞動力的不足。 當前歐洲穆斯林的人口數量已經達到4300萬；而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報告預測， 穆斯林人口會在2050年增長至7100萬， 占到歐洲人口的10%， 幾乎是2010年的兩倍。
穆斯林人口的激增在補充勞動力的同時， 也讓歐洲社會陷入了一種恐慌，
在社會融入的分析中，
通過移民補充勞動力是政府政策制定過程中的重要合法性來源， 但來自不同群體、不同宗教背景的個人在就業過程中面臨的區別對待則是不容忽視的現實， 相比起具有其他身份的群體， 穆斯林在申請工作過程中處於最為不利的境況， 這在歐洲具有普遍性。
一項由Montaigne Institute智庫在2013-2014年間開展的實驗性調查顯示， 從6000多封簡歷投放和獲得回應的情況來看， 雇主存在著針對不同宗教身份職位申請者的區別對待， 其中的差異十分顯著：天主教申請者得到工作的機會遠高於穆斯林申請者；對於男性申請者而言這種情況更為突出， 同等條件下穆斯林男性得到工作的可能性只有天主教男性的四分之一。
德國是在近年來接受難民最多的歐洲國家， 然而穆斯林移民的就業狀況也十分堪憂。 2015年和2016年前12個月， 共有120萬人申請到德國避難， 根據德國內政部資料， 移民主要來自敘利亞、伊拉克、巴基斯坦、奈及利亞和厄立特里亞。 政府推出大量計畫來幫助移民就業， 但最終只有很少人能夠獲得工作機會。 根據德國勞動市場與就業研究所（Institute of labor market and employment research）統計， 2015年12月到2016年12月間， 共有40萬移民在職業介紹所登記， 但獲得工作的只有3.4萬人。
在英國， 相當比例的穆斯林感到難以融入，
這種就業上的區別性對待背後有著十分複雜的原因， 根據研究者的採訪和分析， 在大的背景和環境下， 穆斯林這一身份所代表的含義不再僅僅是少數弱勢族群而是被認為具有威脅性。
相較於男性， 女性穆斯林帶來的威脅感較低， 從各國的總體資料來看受到歧視的程度也較低， 但她們所面臨的情況更為複雜。 榮譽是傳統穆斯林家庭推崇的核心價值， 尤其是男性的榮譽。 穆斯林男性在家庭中一定擁有絕對權威， 而女性則處於從屬地位。 而穆斯林群體所保留的特殊社會家庭結構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女性融入社會的一大障礙。 由於歷史原因， 穆斯林女性在語言和技能的培養方面相對落後， 而根據前面提到的調查，即使具備同等條件，穆斯林女性獲得工作機會的可能性也要比基督教白人女性小65%。大約有1/4的雇主透露出對穆斯林女性應聘者存在疑慮，擔心她們能否勝任工作。語言不通是是穆斯林移民，特別是女性無法很好地參與到就業市場的重要原因。英國前首相卡梅隆在2016年1月向英國廣播電臺透露，在英國的女性穆斯林人口中有19萬人只具備很有限的英語能力，其中更有3.8萬人基本無法用英語進行正常交流。
在求職過程中，有很多穆斯林申請者希望避免這種不利狀況，包括加強自身的語言技能、甚至採取了更改名字的方式，但簡歷即使能夠通過，在進一步的面試中仍存在身份被接納的障礙。可以想見的是，個人層面的舉措是很難突破大環境的，而這種難以融入的態勢如果持續下去必將帶來多元主義歐洲的崩塌，經濟機會的缺乏或多或少會推進極端化在歐洲乃至全球的蔓延。鑒於此，歐洲各國採取了形形色色的政策舉措來促進穆斯林的融入。
針對語言所造成的融入障礙，英國政府規定所有的穆斯林女性移民在進入英國兩年半後必須接受英語基本水準測試，如果不通過則面臨被強制出境的風險。為了幫助這些女性儘快能夠掌握英語，英國政府撥款2000萬英鎊用於開設各種英語語言類輔導班。政府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促成穆斯林群體融入主流社會。但是，卡梅隆政府的這一做法立即引來了巨大的社會批評，其中英國著名時事評論人黛博拉（Deborah）就指出，強迫穆斯林女性學習英語是對她們自由權利的剝奪，更是對廣大女性的歧視。她認為，在當今的情形下，穆斯林婦女是解決文化衝突的一劑良藥，而卡梅隆政府恰恰犯了戰略性錯誤。不僅在英國，丹麥政府也規定年齡到達三歲的移民幼童必須進行丹麥語測試，未達標的幼兒還需接受語言課程的培訓。如果父母拒絕測試或培訓，那麼這名幼兒的社會福利就會被中斷。
針對就業中的歧視現象，法國政府也進行了多種嘗試來克服這種工作機會上的不平等，包括推行匿名簡歷制度、強調反歧視的訓練以及對歧視行為的懲戒，但還是未能有效改善這種情況。英國政府也曾提出過一套匿名的工作申請系統，將申請人的姓名和學校在簡歷中隱去。有100多英國公司簽署了這項計畫，專門的軟體也被用於這項匿名系統的實施。但匿名招聘系統在英國被接受的程度並不高，由於其在實際中操作性低、造成招聘過程缺乏人性化等原因，很多企業並不看好這種系統的前景，而對於其糾正歧視的效果也有所保留。
如果說歐洲各國政府針對穆斯林的社會政策並沒能達到很好的效果，那麼一些有關國家安全的政策就更具有爭議性了。英國政府於2007年開始執行了一系列反恐措施，目的是將恐怖主義扼殺在搖籃裡。但是，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侵犯了個人隱私、或是將一些事實上與恐怖主義沒有直接聯繫的人群納入了審查物件，擴大了打擊面。在《反恐與安全法案》通過後，以上這些現象更是屢見不鮮。比如，英國《衛報》就曾報導，一些學生由於僅在宗教傾向方面發生了變化就被學校報告到政府部門，甚至一些小學在穆斯林家長不知情的情況下通過學生獲取其家庭資訊。但“防範”政策的效果也並不看好，根據英國員警的官方資料，在2007-2014年間根據以上標準被受理的疑似案件多達3934起，這些人群中的大部分是穆斯林，特別是在2012到2014年期間，穆斯林群體的比例占到了56%，但這接近4000例報告中，只有20%的當事人被列為“有被恐怖主義吸引的危險”，需要進一步核查。這個資料也間接顯示，以基督教為主體的英國主流社會並沒有完全接納穆斯林群體，並且民眾對穆斯林群體持有一種強烈的警惕感。
耶魯大學政治系教授凱裡維斯（Kalyvas，2007）認為，一個特定群體中只有少部分人會出於各種原因與政府或社會對抗，其餘大多數則選擇融入社會，他們更加關心的是穩定的生活。那麼顯然地，英國穆斯林群體在現實中不被接納的處境會讓一些本來對政府報有好感的人群開始質疑政府的動機，甚至懷疑主流社會所宣揚的多元主義價值觀。長此以往這樣的惡性循環勢必會讓穆斯林的真正融入雪上加霜，使得宗教和族群對立的狀況更加惡化。
此外，歐洲各國在宗教政策上差異很大，但也存在著一些針對穆斯林的特殊對待。例如法國和荷蘭對宗教的接受程度就大相徑庭。法國信奉的是世俗共和主義，即宗教絕對不能進入公權力，不允許公務員被賦予宗教標籤，宗教場所也幾乎得不到國家資助，宗教活動的開展被限定在宗教領域，政府排斥宗教組織發揮社會功能。荷蘭的宗教政策則就較為寬鬆。比如，除了在一些極為特殊的情況下，總體上國家是不能干預宗教事務的；而且，基於不同宗教所建立起來的各種組織（學校、醫療機構、工會）都在發揮著積極的社會功能。此外，各國針對不同宗教也有一些區別性對待，有時在一個國家內部也會有差別。例如在德國，所有16個州都允許基督教和猶太教團體徵收宗教稅、允許學校開設宗教課程，但允許伊斯蘭團體在學校開設宗教課程的只有柏林城市州一個，並且只允許在一個特定學校開展。在比利時，伊斯蘭團體在1974年被納入官方認可體系。一旦進入這個體系，宗教團體就可以享受免稅、獲得官方資助、國家支付教職人員工資等優待，但目前也只有一所伊斯蘭學校受到了國家資助。
通過上文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出，歐洲穆斯林移民群體既面臨身份認同的變化、也面臨著傳統與現代的轉變。在這一調試過程中，移民群體的特殊性與當地主流社會價值之間存在著不相融合。從另一個角度看，歐洲各國政府也面臨著巨大的管理壓力，陸續出臺各種政策試圖促使穆斯林群體的融合，彌合矛盾。但是在價值多元、利益多元的結構中，特定的政策總是難以使所有人滿意，甚至會造成政策災難。各國的尷尬還在於引導和強迫之間的界限不明，一不小心就會把中間人士推向極端。如何在防範恐怖主義的同時避免傷及無辜，起碼當前看來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政治文化的實證經驗告訴我們，如果社會群體間能夠自然加強交流、增進瞭解，那麼移民群體的社會資本就會提升，最終促成整個社會的融合。歐洲穆斯林群體如何更好地與當地社會產生良性互動需要各方的積極努力。
文/魏英傑 而根據前面提到的調查，即使具備同等條件，穆斯林女性獲得工作機會的可能性也要比基督教白人女性小65%。大約有1/4的雇主透露出對穆斯林女性應聘者存在疑慮，擔心她們能否勝任工作。語言不通是是穆斯林移民，特別是女性無法很好地參與到就業市場的重要原因。英國前首相卡梅隆在2016年1月向英國廣播電臺透露，在英國的女性穆斯林人口中有19萬人只具備很有限的英語能力，其中更有3.8萬人基本無法用英語進行正常交流。在求職過程中，有很多穆斯林申請者希望避免這種不利狀況，包括加強自身的語言技能、甚至採取了更改名字的方式，但簡歷即使能夠通過，在進一步的面試中仍存在身份被接納的障礙。可以想見的是，個人層面的舉措是很難突破大環境的，而這種難以融入的態勢如果持續下去必將帶來多元主義歐洲的崩塌，經濟機會的缺乏或多或少會推進極端化在歐洲乃至全球的蔓延。鑒於此，歐洲各國採取了形形色色的政策舉措來促進穆斯林的融入。
針對語言所造成的融入障礙，英國政府規定所有的穆斯林女性移民在進入英國兩年半後必須接受英語基本水準測試，如果不通過則面臨被強制出境的風險。為了幫助這些女性儘快能夠掌握英語，英國政府撥款2000萬英鎊用於開設各種英語語言類輔導班。政府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促成穆斯林群體融入主流社會。但是，卡梅隆政府的這一做法立即引來了巨大的社會批評，其中英國著名時事評論人黛博拉（Deborah）就指出，強迫穆斯林女性學習英語是對她們自由權利的剝奪，更是對廣大女性的歧視。她認為，在當今的情形下，穆斯林婦女是解決文化衝突的一劑良藥，而卡梅隆政府恰恰犯了戰略性錯誤。不僅在英國，丹麥政府也規定年齡到達三歲的移民幼童必須進行丹麥語測試，未達標的幼兒還需接受語言課程的培訓。如果父母拒絕測試或培訓，那麼這名幼兒的社會福利就會被中斷。
針對就業中的歧視現象，法國政府也進行了多種嘗試來克服這種工作機會上的不平等，包括推行匿名簡歷制度、強調反歧視的訓練以及對歧視行為的懲戒，但還是未能有效改善這種情況。英國政府也曾提出過一套匿名的工作申請系統，將申請人的姓名和學校在簡歷中隱去。有100多英國公司簽署了這項計畫，專門的軟體也被用於這項匿名系統的實施。但匿名招聘系統在英國被接受的程度並不高，由於其在實際中操作性低、造成招聘過程缺乏人性化等原因，很多企業並不看好這種系統的前景，而對於其糾正歧視的效果也有所保留。
如果說歐洲各國政府針對穆斯林的社會政策並沒能達到很好的效果，那麼一些有關國家安全的政策就更具有爭議性了。英國政府於2007年開始執行了一系列反恐措施，目的是將恐怖主義扼殺在搖籃裡。但是，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侵犯了個人隱私、或是將一些事實上與恐怖主義沒有直接聯繫的人群納入了審查物件，擴大了打擊面。在《反恐與安全法案》通過後，以上這些現象更是屢見不鮮。比如，英國《衛報》就曾報導，一些學生由於僅在宗教傾向方面發生了變化就被學校報告到政府部門，甚至一些小學在穆斯林家長不知情的情況下通過學生獲取其家庭資訊。但“防範”政策的效果也並不看好，根據英國員警的官方資料，在2007-2014年間根據以上標準被受理的疑似案件多達3934起，這些人群中的大部分是穆斯林，特別是在2012到2014年期間，穆斯林群體的比例占到了56%，但這接近4000例報告中，只有20%的當事人被列為“有被恐怖主義吸引的危險”，需要進一步核查。這個資料也間接顯示，以基督教為主體的英國主流社會並沒有完全接納穆斯林群體，並且民眾對穆斯林群體持有一種強烈的警惕感。
耶魯大學政治系教授凱裡維斯（Kalyvas，2007）認為，一個特定群體中只有少部分人會出於各種原因與政府或社會對抗，其餘大多數則選擇融入社會，他們更加關心的是穩定的生活。那麼顯然地，英國穆斯林群體在現實中不被接納的處境會讓一些本來對政府報有好感的人群開始質疑政府的動機，甚至懷疑主流社會所宣揚的多元主義價值觀。長此以往這樣的惡性循環勢必會讓穆斯林的真正融入雪上加霜，使得宗教和族群對立的狀況更加惡化。
此外，歐洲各國在宗教政策上差異很大，但也存在著一些針對穆斯林的特殊對待。例如法國和荷蘭對宗教的接受程度就大相徑庭。法國信奉的是世俗共和主義，即宗教絕對不能進入公權力，不允許公務員被賦予宗教標籤，宗教場所也幾乎得不到國家資助，宗教活動的開展被限定在宗教領域，政府排斥宗教組織發揮社會功能。荷蘭的宗教政策則就較為寬鬆。比如，除了在一些極為特殊的情況下，總體上國家是不能干預宗教事務的；而且，基於不同宗教所建立起來的各種組織（學校、醫療機構、工會）都在發揮著積極的社會功能。此外，各國針對不同宗教也有一些區別性對待，有時在一個國家內部也會有差別。例如在德國，所有16個州都允許基督教和猶太教團體徵收宗教稅、允許學校開設宗教課程，但允許伊斯蘭團體在學校開設宗教課程的只有柏林城市州一個，並且只允許在一個特定學校開展。在比利時，伊斯蘭團體在1974年被納入官方認可體系。一旦進入這個體系，宗教團體就可以享受免稅、獲得官方資助、國家支付教職人員工資等優待，但目前也只有一所伊斯蘭學校受到了國家資助。
通過上文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出，歐洲穆斯林移民群體既面臨身份認同的變化、也面臨著傳統與現代的轉變。在這一調試過程中，移民群體的特殊性與當地主流社會價值之間存在著不相融合。從另一個角度看，歐洲各國政府也面臨著巨大的管理壓力，陸續出臺各種政策試圖促使穆斯林群體的融合，彌合矛盾。但是在價值多元、利益多元的結構中，特定的政策總是難以使所有人滿意，甚至會造成政策災難。各國的尷尬還在於引導和強迫之間的界限不明，一不小心就會把中間人士推向極端。如何在防範恐怖主義的同時避免傷及無辜，起碼當前看來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政治文化的實證經驗告訴我們，如果社會群體間能夠自然加強交流、增進瞭解，那麼移民群體的社會資本就會提升，最終促成整個社會的融合。歐洲穆斯林群體如何更好地與當地社會產生良性互動需要各方的積極努力。
文/魏英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