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朋友到上海，
總得帶點東西回去，
當然，
帶點老城隍廟五香豆回去，
帶點衣服飾品回去，
都是可以的。
但假如能夠帶點“文化”回去，
是不是更好呢？
記者｜姜浩峰
坐在上海大學文學院一間朝南的房間裡， 早春的陽光映照在老人的臉上。
窗外， 是寶山大場。 80年前， 這裡是“八一三”淞滬抗戰戰火紛飛的地方。 80年過去， 如今， 這裡是以上海這座城市為名的著名學府， 是海派文化資料彙集、群賢雲集之地， 在這裡， 人們可以看到上海一路發展的脈絡。 而在座的這位滿頭銀絲的老人——李倫新， 正有十卷本《李倫新文集》問世。
出生于1934年的李倫新， 在青少年時代以學徒的身份迎來了上海解放。 他在新中國一路成長， 先後做過南市區黨政一把手， 做過上海市文聯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 但無論何時， 首先， 他是一位作家。 從《夢花情緣》《銀樓》， 到《上海新話》《船過無痕》等， 他的小說、散文， 大多以上海為背景， 反映上海風情、海派文化。
不止一位元朋友向《新民週刊》記者提到一段往事——1992年上海兩會期間， 李倫新帶著一些市人大代表、市政協委員來到位處南市老城廂的大境閣， 去看上海僅存的一段老城牆。 從那以後， 李倫新大力推動海派文化研究， 並于2002年成立上海大學海派文化研究中心時出任主任至今。
一段城牆
關於邀請上海兩會代表委員看上海古城牆一事，
這一段古城牆建於明代嘉靖年間， 興建目的是為了抵抗倭寇。 在上海開埠以後， 因為城市的拓展， 于民國元年亦即1912年7月開始拆除。 “當時拆除城牆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從老城廂到外灘交通不便。 ”李倫新告訴記者， “但在拆除城牆的過程中， 大境閣這一段保留了下來。 據考證， 是因為拆除工程進行時， 民工在這裡搭了工棚。 等到拆除工程結束， 這工棚沒拆， 這段城牆也就一直留著了。 ”
這一留， 就是這段城牆四分之三個世紀的沉默。
“那時候， 南市區一年的財政收入僅2億元。 許多地方需要花錢， 這點錢不夠用。 ”李倫新說， “修繕大境閣， 包括拆遷那十一個生產組，
在市兩會期間， 大境閣當時的狀況被代表委員們看在眼裡， 反映了上去， 於是市里批了150萬元。 但仍有不小的缺口， 就成立了搶救古城牆基金會， 李倫新第一個捐款——410元。
當時， 即便身為區長， 李倫新的工資收入並不高， 400多元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可為何不是整數而有10元零頭呢？“取個吉祥的寓意吧。 當時我覺得， 保護上海老城牆， 就是保護上海歷史的見證。 這是一番事業。 410這個數字， 諧音‘事業靈’。 上海話‘靈’， 就是‘好’的意思， 就像上大現在主推3月10日作為海派文化日， 寓意‘儕要靈’。 ”
李倫新帶頭捐款後， 當時南市區的黨政幹部紛紛解囊捐款。 而此時， 有人從香港捎帶回來10兩黃金， 給基金會用於大境閣修繕。 看到捐黃金者姓名，
由這10兩黃金開始， 許多僑胞僑眷開始捐資。
從1992年開始， 當時的南市區政府經三年的努力， 動遷居民31戶， 單位9個， 最終耗資900萬元， 將這段古城牆和大境閣按原樣修復開放， 供遊人參觀遊覽。
2002年， 首屆海派文化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大學舉辦。 “上午， 在上大開會。 下午， 我就請與會者去豫園， 去老城隍廟。 ”李倫新對記者說。
如今的李倫新， 亦是這遊人中的一名。 “有空的時候， 我會去走走， 沿著城牆看上海的根。 那當年城磚上刻著的名字、鈐印， 更讓人感覺後人有責任保護這些歷史遺存。 ”
水城夢
李倫新有一個夢， 夢裡水城。
“我當區長的時候，曾經提出——是否能恢復方浜？”李倫新告訴記者，“方浜原本就是有小橋流水，那水流通往黃浦江口、豫園荷花池等處。”
原本，方浜穿過小東門旁的水門和老城廂外的集水浜相接，一直向西流到西城牆腳下。其另一支，據清同治年代《上海縣誌》記載：“方浜一支從香花橋北流，名為侯家浜，再北折而東，過北香花橋、安仁橋，至福佑橋而至”，這樣就形成方形，故而約定俗成稱為方浜。如今，無論方浜，還是集水浜、侯家浜等，早變作了方浜路、東門路、侯家路等。
“我年輕的時候，有時候騎著自行車，沿肇嘉浜去徐家匯捉蟋蟀，還不小心掉進河浜裡去呢。”在李倫新看來，正是這江南水網密佈的特徵，形成了上海，成就了上海。上海的母親河蘇州河，原本叫做吳淞江。如今的蘇州河，系指吳淞江上海市區一段，從北新涇到外白渡橋。一百多年前，域外商人來到上海後，因其直達江南絲織業中心蘇州城，一開始叫它“通往蘇州的河”，簡而化之稱為蘇州河。1848年，英國領事館與上海道台訂立擴大租界的協議時，吳淞江上海一段正式改名為蘇州河，地圖上也標上了這個名字。
黃浦江、青浦、楊樹浦，陸家浜、肇嘉浜、蕰藻浜，外灘、前灘、後灘，在李倫新眼裡，上海的地名許多與河流、水域有關，包括諸如八仙橋、斜橋等早就沒橋了，可地名裡還是遺存了“橋”字。
如今上海市域內的大部分地區，特別是市中心，在6000多年前還是一片汪洋。因為長江奔流，大海潮汐，漸漸將泥沙淤積成陸。接下來，就有人來到這片三角洲上最新的地方打魚為生，逐漸形成上海浦、下海浦兩個小漁村。到南宋鹹淳三年（1267年），在如今小東門十六鋪岸邊形成集鎮，稱為上海鎮，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置上海縣，縣署就在今老城廂內的舊校場路上。一個新興的中國濱海城市就這樣開始了。
“上海，因水而生，因水而興。可以說，沒有水，就沒有上海。”李倫新感慨道，“水，是上海的命門，有了水，這座城才有了，才活了。沒有長江沖刷下的泥沙形成灘塗，如今的上海就無法成陸。即便如今，上海仍因此而在長大。因為是水城，在那個年代，移民從各地水路進入上海。我本人就是外地來的。”海派文化，正是伴隨著上海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的崛起而形成而發展的，來自江蘇、浙江、安徽、廣東、福建等地的移民，帶來了當地的民間文化。在上海，他們又相互影響，有的融合，有的排斥以至淘汰，也有的逐漸變化，形成新的文化形態。“因此，海派文化是吸納了國內各地民間文化精華，逐漸形成的具有上海地方特色和個性的地域文化。百川歸流，九腔十八調，都能融入上海。”李倫新說。
在如今董家渡金融城建設項目附近，有一條不起眼的小路——會館街。此地本有一處建於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的商船會館。“商船會館那方頭平底的船型造型，曾經是上海市政府的標誌。這家會館，當年是船東組織起來的。占地面積近20畝的會館，內有雙合式大殿，殿前為兩層樓戲臺，殿后有集會議事的大廳，大殿內曾設有宏麗的神龕，內供天后娘娘神像。很可惜，會館大廳早已拆除，只留下空空的基座。
商船會館證明了上海當年的船運業，上通長江，下連大海。李倫新說：“正是因為上海是一座水城，水又是活的，一直在動的，沒有一分鐘是靜態的，所以形成了上海人的性格與水，包括與海水，實實是分不開的。”
“我兒子今年60歲了。記得他小時候，我曾經經常帶他到黃浦江裡去游泳。那時候家長會告誡小孩子，游泳可以，但不能去碰停泊著的輪船的螺旋槳。”那些開到海裡去的輪船，萬一啟動，螺旋槳一轉動起來，對於游泳者有著生命危險。但那些停泊著的開到海裡去的輪船，恰恰又證明著上海這座水城，並不僅僅只是依伴著河流的水城，這座水城通往大海，抱負宏大。“我覺得，上海人真的要去海上，吹吹海風，嘗一嘗海水的滋味……”李倫新如是說。
上海人
李倫新一直認為——“海派文化植根于中華傳統文化基礎上，融匯吳越文化等中國其它地域文化的精華，吸納並消化吸收一些外國的主要是西方國家的文化因素，創立了新的富有自己獨特個性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有著開放性、揚棄性、多元性、時尚性。她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拿來為我所用，化腐朽為神奇，創風氣之先的；是富有創新精神，洋溢著創造的活力的。特別值得一提的，則是上海人。
“上海人是海派文化最生動活潑的載體，往往只要從他們的衣著打扮、神情姿態、言談舉止，就大致可以看出，這是不是上海人，或者是不是老上海。”李倫新表示，“特別是上海女人，尤其是某些地段、其種職業和階層的上年紀的上海女人，她們身上的‘上海味’特別濃，追求時尚的意識特別明顯。”
在“海派文化叢書”首次推出的四本中，就有兩本專門講上海人。一本是程乃珊的《上海先生》，一本是馬尚龍的《上海女人》。
在2010年上海世博會之前，作為上海大學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倫新想為世博會做點貢獻。“我當時曾經講過，各國朋友到上海，總得帶點東西回去，當然，帶點老城隍廟五香豆回去，帶點衣服飾品回去，都是可以的。但假如能夠帶點‘文化’回去，是不是更好呢？”由此，李倫新找到了好友丁錫滿。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解放日報》總編輯的丁錫滿，那時候和李倫新一起參與組織上海炎黃文化研究會和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的活動。老哥倆於是一起策劃海派文化叢書。此時，李倫新想到向程乃珊約稿。
“程乃珊去世的時候，我心裡很難過。我是第一時間一早去她家憑弔的。”對這位比自己年輕許多的女作家過早凋零，李倫新頗為傷感。他猶記得向她約稿的時候，去她家裡幾次。程乃珊的先生對李倫新表示：“寫海派文化叢書的事，我支持她！家務事我幫她做。”
與一直自稱海派作家的程乃珊相比，馬尚龍如此說：“寫《上海女人》，改變了我的創作方向。”
如今，“海派文化叢書”已經出到33本。最近，李倫新去福州路上海書城，看到貨架上放著一整排藍白封面的“海派文化叢書”，於是問店經理：“這麼多年過去了，怎麼還在給這套書做廣告？”經理回說，並非做廣告，因為賣得好，經常補貨，成為了常銷書。上海圖書館閱覽室第一個櫥窗裡，也放著這套叢書。如今，“海派文化叢書”英文版的翻譯、編輯工作已經開始。這些，都讓李倫新頗為欣慰。
在李倫新看來，文化是養成的。推出“海派文化叢書”，一方面能向外來遊客和各地對海派文化感興趣者推介上海，另一方面，也能影響年輕人。
“上海是個神奇的地方。有人赤腳來上海，或者說光腳穿一雙布鞋來到上海。但在這一方水土，他被環境影響、改變，後來發展得很好。”李倫新說，“有一次，我在長寧圖書館講課，來了幾百人。那一次，我拼命講上海話。有人說聽不懂。”李倫新覺得，多聽聽也就懂了。他的目的是要讓更多上海人、新上海人瞭解上海，瞭解海派文化。
“其實，我也是從外地來上海的。早在解放初期，我曾經參與過一個調查。當時，以祖孫三代都住在上海為標準算作上海人的，查下來，只有浦東川沙等地有一部分，占當時全市人口的15%。”李倫新說。
有了這座城市，有了這座城市的人民，才有了海派文化。又因為有了海派文化，上海才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而熱愛上海的李倫新就是海派文化的守望者。
“我當區長的時候，曾經提出——是否能恢復方浜？”李倫新告訴記者，“方浜原本就是有小橋流水，那水流通往黃浦江口、豫園荷花池等處。”
原本，方浜穿過小東門旁的水門和老城廂外的集水浜相接，一直向西流到西城牆腳下。其另一支，據清同治年代《上海縣誌》記載：“方浜一支從香花橋北流，名為侯家浜，再北折而東，過北香花橋、安仁橋，至福佑橋而至”，這樣就形成方形，故而約定俗成稱為方浜。如今，無論方浜，還是集水浜、侯家浜等，早變作了方浜路、東門路、侯家路等。
“我年輕的時候，有時候騎著自行車，沿肇嘉浜去徐家匯捉蟋蟀，還不小心掉進河浜裡去呢。”在李倫新看來，正是這江南水網密佈的特徵，形成了上海，成就了上海。上海的母親河蘇州河，原本叫做吳淞江。如今的蘇州河，系指吳淞江上海市區一段，從北新涇到外白渡橋。一百多年前，域外商人來到上海後，因其直達江南絲織業中心蘇州城，一開始叫它“通往蘇州的河”，簡而化之稱為蘇州河。1848年，英國領事館與上海道台訂立擴大租界的協議時，吳淞江上海一段正式改名為蘇州河，地圖上也標上了這個名字。
黃浦江、青浦、楊樹浦，陸家浜、肇嘉浜、蕰藻浜，外灘、前灘、後灘，在李倫新眼裡，上海的地名許多與河流、水域有關，包括諸如八仙橋、斜橋等早就沒橋了，可地名裡還是遺存了“橋”字。
如今上海市域內的大部分地區，特別是市中心，在6000多年前還是一片汪洋。因為長江奔流，大海潮汐，漸漸將泥沙淤積成陸。接下來，就有人來到這片三角洲上最新的地方打魚為生，逐漸形成上海浦、下海浦兩個小漁村。到南宋鹹淳三年（1267年），在如今小東門十六鋪岸邊形成集鎮，稱為上海鎮，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置上海縣，縣署就在今老城廂內的舊校場路上。一個新興的中國濱海城市就這樣開始了。
“上海，因水而生，因水而興。可以說，沒有水，就沒有上海。”李倫新感慨道，“水，是上海的命門，有了水，這座城才有了，才活了。沒有長江沖刷下的泥沙形成灘塗，如今的上海就無法成陸。即便如今，上海仍因此而在長大。因為是水城，在那個年代，移民從各地水路進入上海。我本人就是外地來的。”海派文化，正是伴隨著上海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的崛起而形成而發展的，來自江蘇、浙江、安徽、廣東、福建等地的移民，帶來了當地的民間文化。在上海，他們又相互影響，有的融合，有的排斥以至淘汰，也有的逐漸變化，形成新的文化形態。“因此，海派文化是吸納了國內各地民間文化精華，逐漸形成的具有上海地方特色和個性的地域文化。百川歸流，九腔十八調，都能融入上海。”李倫新說。
在如今董家渡金融城建設項目附近，有一條不起眼的小路——會館街。此地本有一處建於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的商船會館。“商船會館那方頭平底的船型造型，曾經是上海市政府的標誌。這家會館，當年是船東組織起來的。占地面積近20畝的會館，內有雙合式大殿，殿前為兩層樓戲臺，殿后有集會議事的大廳，大殿內曾設有宏麗的神龕，內供天后娘娘神像。很可惜，會館大廳早已拆除，只留下空空的基座。
商船會館證明了上海當年的船運業，上通長江，下連大海。李倫新說：“正是因為上海是一座水城，水又是活的，一直在動的，沒有一分鐘是靜態的，所以形成了上海人的性格與水，包括與海水，實實是分不開的。”
“我兒子今年60歲了。記得他小時候，我曾經經常帶他到黃浦江裡去游泳。那時候家長會告誡小孩子，游泳可以，但不能去碰停泊著的輪船的螺旋槳。”那些開到海裡去的輪船，萬一啟動，螺旋槳一轉動起來，對於游泳者有著生命危險。但那些停泊著的開到海裡去的輪船，恰恰又證明著上海這座水城，並不僅僅只是依伴著河流的水城，這座水城通往大海，抱負宏大。“我覺得，上海人真的要去海上，吹吹海風，嘗一嘗海水的滋味……”李倫新如是說。
上海人
李倫新一直認為——“海派文化植根于中華傳統文化基礎上，融匯吳越文化等中國其它地域文化的精華，吸納並消化吸收一些外國的主要是西方國家的文化因素，創立了新的富有自己獨特個性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有著開放性、揚棄性、多元性、時尚性。她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拿來為我所用，化腐朽為神奇，創風氣之先的；是富有創新精神，洋溢著創造的活力的。特別值得一提的，則是上海人。
“上海人是海派文化最生動活潑的載體，往往只要從他們的衣著打扮、神情姿態、言談舉止，就大致可以看出，這是不是上海人，或者是不是老上海。”李倫新表示，“特別是上海女人，尤其是某些地段、其種職業和階層的上年紀的上海女人，她們身上的‘上海味’特別濃，追求時尚的意識特別明顯。”
在“海派文化叢書”首次推出的四本中，就有兩本專門講上海人。一本是程乃珊的《上海先生》，一本是馬尚龍的《上海女人》。
在2010年上海世博會之前，作為上海大學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倫新想為世博會做點貢獻。“我當時曾經講過，各國朋友到上海，總得帶點東西回去，當然，帶點老城隍廟五香豆回去，帶點衣服飾品回去，都是可以的。但假如能夠帶點‘文化’回去，是不是更好呢？”由此，李倫新找到了好友丁錫滿。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解放日報》總編輯的丁錫滿，那時候和李倫新一起參與組織上海炎黃文化研究會和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的活動。老哥倆於是一起策劃海派文化叢書。此時，李倫新想到向程乃珊約稿。
“程乃珊去世的時候，我心裡很難過。我是第一時間一早去她家憑弔的。”對這位比自己年輕許多的女作家過早凋零，李倫新頗為傷感。他猶記得向她約稿的時候，去她家裡幾次。程乃珊的先生對李倫新表示：“寫海派文化叢書的事，我支持她！家務事我幫她做。”
與一直自稱海派作家的程乃珊相比，馬尚龍如此說：“寫《上海女人》，改變了我的創作方向。”
如今，“海派文化叢書”已經出到33本。最近，李倫新去福州路上海書城，看到貨架上放著一整排藍白封面的“海派文化叢書”，於是問店經理：“這麼多年過去了，怎麼還在給這套書做廣告？”經理回說，並非做廣告，因為賣得好，經常補貨，成為了常銷書。上海圖書館閱覽室第一個櫥窗裡，也放著這套叢書。如今，“海派文化叢書”英文版的翻譯、編輯工作已經開始。這些，都讓李倫新頗為欣慰。
在李倫新看來，文化是養成的。推出“海派文化叢書”，一方面能向外來遊客和各地對海派文化感興趣者推介上海，另一方面，也能影響年輕人。
“上海是個神奇的地方。有人赤腳來上海，或者說光腳穿一雙布鞋來到上海。但在這一方水土，他被環境影響、改變，後來發展得很好。”李倫新說，“有一次，我在長寧圖書館講課，來了幾百人。那一次，我拼命講上海話。有人說聽不懂。”李倫新覺得，多聽聽也就懂了。他的目的是要讓更多上海人、新上海人瞭解上海，瞭解海派文化。
“其實，我也是從外地來上海的。早在解放初期，我曾經參與過一個調查。當時，以祖孫三代都住在上海為標準算作上海人的，查下來，只有浦東川沙等地有一部分，占當時全市人口的15%。”李倫新說。
有了這座城市，有了這座城市的人民，才有了海派文化。又因為有了海派文化，上海才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而熱愛上海的李倫新就是海派文化的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