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進了隊長的辦公室， 他要幹什麼？他趕緊擦了擦桌子， 剛剛他用手摁了下桌子， 留下了指紋。 畫面一黑……”解說員動情地講著電影裡發生的一切，
作者 | 江宇琦
週六一大早， 北京鼓樓旁的一間四合院裡， 紅丹丹心目影院正式開啟了每週的例行放映， 這天放的是國產犯罪片《烈日灼心》。
截止到這天為止， 紅丹丹心目影院已經為北京的盲人觀眾放映並講解電影多達663場。
志願者在講《烈日灼心》
守門人：“這裡對於很多人來說太重要了。 ”根據我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 中國有超過1200萬名視障患者。
雙目失明， 不僅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不便， 更為重要的， 是掐斷了他們和社會的聯繫。
孤獨、迷茫， 心靈上的創傷和肉體的殘疾， 同樣令人感到絕望。
紅丹丹心目影院， 是一件專門為盲人“講”電影的特殊影院。
四合院裡的心目影院
和傳統電影院不同， 影院的放映廳更像是老式的錄影廳：一間大大的屋子， 擺著好幾排椅子， 正前方是電視、音響等設備。 擔任志願者的解說員坐在最前方， 一邊講解著電影， 一邊根據情節、聲效的變化， 配合解說手動調節音量。
椅子上坐著的， 多為有視力障礙的老人，
老何是影院內唯一一個全程站著的人， 他需要在電影播放的過程中站在門口， 給過往的盲人觀眾們開門， 如果有人想要上廁所， 他也會負責帶路。
他是這家特殊影院的“守門人”。
聽到我要採訪他， 老何顯得有些緊張， 又有些害羞， 不停地搓著自己的手， 接著把我拉出放映廳， 走到院子裡壓低聲音對我說：“在這裡說吧， 裡面打擾他們。 ”
2011年， 老何無意間在《北京青年報》上看到了紅丹丹心目影院的報導， 很受感動， 於是他決定報名來當志願者。 沒曾想， 這一干就是五年半。 在這五年半的時間裡， 老何幾乎每週週六都會來到這邊幫忙，
性格內向的老何沒法像很多來應聘的志願者一樣擔負起解說員的工作， 但他卻攬過了不少雜活累活。
“我平時負責接送接送這些老人， 完了倒個茶， 做點雜貨什麼的。 ”等到電影開始時， 他便會站在影院的門邊， 擔負起“守門人”的職責。
五年半間， 他接觸了不少有視力障礙的觀眾， 他覺得比起他為他們做的， 這些觀眾給他的影響反而更大。
“有很多很感人的事情。 比如有個北大的老太太， 是後天失明的， 當時一度絕望了， 都想輕生。 結果朋友帶她來了這裡， 我是一點點看著她心態越來越好， 最後燃起對生活的熱情的。 這些事情對我觸動實在是太大了。 ”老何說。
“這裡對於很多人來說太重要了。
採訪過程中， 老何還不斷望著放映廳的門， 看到有人要出來上廁所， 立刻就迎了上去。 回過頭來他又對我靦腆地笑了笑：“別採訪我了， 我沒啥好采的， 大偉老師他們做的事情才偉大呢。 ”
大偉：“一輩子只顧賺錢不是我人生的價值所在”老何口中的大偉老師， 就是心目影院的創始人王偉力。
早在創立心目影院之前， 大偉就和妻子鄭曉潔開始了與幫助盲人相關的公益活動， 並於2003年創辦了北京紅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
做心目影院的想法， 源自大偉的一次經歷。
2005年的一天， 大偉的一位盲人朋友到他家裡做客， 當時他正在看電影《終結者》。 為了讓這位朋友也能參與進來， 大偉就在對白的空隙加上自己的描述， 從頭到尾給他“講”了一遍。
電影結束，大偉累得氣喘吁吁，盲人朋友倒是開心得不行，他緊緊抱著大偉，“我從來都沒有得到過這樣的享受，太幸福了，謝謝你。”
朋友的話讓大偉很受觸動，“原來我們看似很平常的看電影，在盲人朋友看來卻是一次巨大的幸福”，這樣一個念頭深深衝擊著他。
他想起此前在從事相關公益活動時，遇到的一些盲人朋友，他們中有的人失明以後堅持去電影院，而且一定要買最好的座位。
“雖然他看不見，但是他希望看電影，他要維護自己心中不為人重視的尊嚴。”大偉說。
於是他和妻子一合計，就在原有的公益項目的基礎上增添了紅丹丹心目影院，專門給盲人觀眾們講電影。
為了能講好一部電影，大偉下了不少功夫。
每一部電影大偉都要觀看四五遍，然後精心準備串詞，有時還會讓妻子閉上眼睛聽他講，來檢測他講得好不好。
他甚至會閉著雙眼，由妻子攙扶著走上大街，走上好幾站地，切身去瞭解盲人對於未知世界的渴望。
王偉力
本是一個成功的商人的大偉，這些年為了打理好心目影院，不僅賣掉了車子、花光了存款，還向父母借了不少錢。
他自己的身體狀況也因過度操勞受了不少影響，長期熬夜使他體力不支，胸部已經裝了兩個支架。
“一輩子只顧賺錢不是我人生的價值所在，我現在做的事情、所收穫的成果在社會上會產生最大的價值。”對於這些困難，大偉並不是和在乎，“盲人朋友儘管是受助者，但是我們在施助過程中也是受益者，我發現了自己成長的契機，成就了內心的強大，與金錢相比，這才是更深層次的快樂，我從內心感激盲人朋友。”
觀眾：“這裡就是第二個家”採訪當天，我在院子裡碰到了正在曬太陽的老李。
老李家住在東四環，距離這裡有不近的一段路程，加之視力不便帶來的影響，他每週來這裡得花上兩個多小時。
“我每週六是七點多出發，自己坐公車來。”老李說，很是自豪的樣子。
老李並不是一個電影愛好者，他坦言，很多電影即使有專業的解說員幫著講解，他也不太愛看。像這天正在放映的《烈日灼心》，就不是很對他的胃口。
但他一點也不在意這些東西，儘管每週開播前他也並不知道下周會放什麼，可到了週六他還是會一大早就趕過來。如果講解的電影是他喜歡的，他就會坐下來好好“看一看”；如果碰巧不是很滿意，那他就會中途走出來，走到院子裡坐一坐，曬曬太陽，和志願者們聊聊天，直到隨身攜帶的鬧鐘響起，才起身再坐兩個小時的車回家。
“我就是喜歡熱鬧。”老李說，“有人來找我聊天，我就和他們聊，什麼都說。”
像老李這樣的觀眾並不在少數，“守門人”老何介紹說，來這裡看電影的多是固定觀眾，他們有的人住在京郊，每次得花三四個小時才能過來，可依舊每週都來。
劉泉祥老人已經年近七十了，家住昌平十三陵的他就是這樣的一名觀眾，他曾對採訪他的記者們說：“電影離盲人太遠了，能有個地方聽故事，我怎麼能不來。”
老何說，對於很多觀眾來說，這裡就是他們的第二個家。
志願者：“既然做了，就應該對觀眾負責”而今，紅丹丹心目影院已經逐步走上了正軌，獲得了來自社會各界的支持。從普通的工人白領到星巴克等公司的中層管理人員再到崔永元、歐陽夏丹這樣的知名主持人，志願來這裡講電影的人也越來越多。
這本是好事一件，但志願者的負責人曾鑫卻有她的困擾。
“做公益並不是那麼容易堅持的一件事，很多人心血來潮做一下，過幾周就走了。”曾鑫表示，講電影並不像很多人想得那麼簡單，誰來了都能說，表達、節奏等都是需要慢慢培養的，所以需要志願者們的長期堅持。
崔永元等人也來這裡當過志願者
紅丹丹特地給來報名的志願者們開設了一系列的培訓與交流活動，可遺憾的是，很多從不參加。
曾鑫覺得，雖然這是無償的公益事業，但既然做了，就應該對觀眾負責，就應該真正尊重他們。
“之前很多人來講了，講得不好，觀眾們不愛聽，但又不好直接說，私下問他們，他們也會有不滿。”因而現在一些不合格的志願者，紅丹丹都一概不接受。
在被問到會不會更希望電影專業的學生們來幫忙時，曾鑫無奈地笑了笑，沒有那些真正懂電影、學電影的人來這裡幫過忙。
“其實我們更多時候希望社會人而不是在校學生來參與這個活動，因為只有你有一定的閱歷，你經歷過一些事情，你才能做到感同身受，你才能真正觸摸到那些盲人觀眾的內心世界。”曾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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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於1994年——《影視圈》，專業做媒體，認真做娛樂
從頭到尾給他“講”了一遍。電影結束，大偉累得氣喘吁吁，盲人朋友倒是開心得不行，他緊緊抱著大偉，“我從來都沒有得到過這樣的享受，太幸福了，謝謝你。”
朋友的話讓大偉很受觸動，“原來我們看似很平常的看電影，在盲人朋友看來卻是一次巨大的幸福”，這樣一個念頭深深衝擊著他。
他想起此前在從事相關公益活動時，遇到的一些盲人朋友，他們中有的人失明以後堅持去電影院，而且一定要買最好的座位。
“雖然他看不見，但是他希望看電影，他要維護自己心中不為人重視的尊嚴。”大偉說。
於是他和妻子一合計，就在原有的公益項目的基礎上增添了紅丹丹心目影院，專門給盲人觀眾們講電影。
為了能講好一部電影，大偉下了不少功夫。
每一部電影大偉都要觀看四五遍，然後精心準備串詞，有時還會讓妻子閉上眼睛聽他講，來檢測他講得好不好。
他甚至會閉著雙眼，由妻子攙扶著走上大街，走上好幾站地，切身去瞭解盲人對於未知世界的渴望。
王偉力
本是一個成功的商人的大偉，這些年為了打理好心目影院，不僅賣掉了車子、花光了存款，還向父母借了不少錢。
他自己的身體狀況也因過度操勞受了不少影響，長期熬夜使他體力不支，胸部已經裝了兩個支架。
“一輩子只顧賺錢不是我人生的價值所在，我現在做的事情、所收穫的成果在社會上會產生最大的價值。”對於這些困難，大偉並不是和在乎，“盲人朋友儘管是受助者，但是我們在施助過程中也是受益者，我發現了自己成長的契機，成就了內心的強大，與金錢相比，這才是更深層次的快樂，我從內心感激盲人朋友。”
觀眾：“這裡就是第二個家”採訪當天，我在院子裡碰到了正在曬太陽的老李。
老李家住在東四環，距離這裡有不近的一段路程，加之視力不便帶來的影響，他每週來這裡得花上兩個多小時。
“我每週六是七點多出發，自己坐公車來。”老李說，很是自豪的樣子。
老李並不是一個電影愛好者，他坦言，很多電影即使有專業的解說員幫著講解，他也不太愛看。像這天正在放映的《烈日灼心》，就不是很對他的胃口。
但他一點也不在意這些東西，儘管每週開播前他也並不知道下周會放什麼，可到了週六他還是會一大早就趕過來。如果講解的電影是他喜歡的，他就會坐下來好好“看一看”；如果碰巧不是很滿意，那他就會中途走出來，走到院子裡坐一坐，曬曬太陽，和志願者們聊聊天，直到隨身攜帶的鬧鐘響起，才起身再坐兩個小時的車回家。
“我就是喜歡熱鬧。”老李說，“有人來找我聊天，我就和他們聊，什麼都說。”
像老李這樣的觀眾並不在少數，“守門人”老何介紹說，來這裡看電影的多是固定觀眾，他們有的人住在京郊，每次得花三四個小時才能過來，可依舊每週都來。
劉泉祥老人已經年近七十了，家住昌平十三陵的他就是這樣的一名觀眾，他曾對採訪他的記者們說：“電影離盲人太遠了，能有個地方聽故事，我怎麼能不來。”
老何說，對於很多觀眾來說，這裡就是他們的第二個家。
志願者：“既然做了，就應該對觀眾負責”而今，紅丹丹心目影院已經逐步走上了正軌，獲得了來自社會各界的支持。從普通的工人白領到星巴克等公司的中層管理人員再到崔永元、歐陽夏丹這樣的知名主持人，志願來這裡講電影的人也越來越多。
這本是好事一件，但志願者的負責人曾鑫卻有她的困擾。
“做公益並不是那麼容易堅持的一件事，很多人心血來潮做一下，過幾周就走了。”曾鑫表示，講電影並不像很多人想得那麼簡單，誰來了都能說，表達、節奏等都是需要慢慢培養的，所以需要志願者們的長期堅持。
崔永元等人也來這裡當過志願者
紅丹丹特地給來報名的志願者們開設了一系列的培訓與交流活動，可遺憾的是，很多從不參加。
曾鑫覺得，雖然這是無償的公益事業，但既然做了，就應該對觀眾負責，就應該真正尊重他們。
“之前很多人來講了，講得不好，觀眾們不愛聽，但又不好直接說，私下問他們，他們也會有不滿。”因而現在一些不合格的志願者，紅丹丹都一概不接受。
在被問到會不會更希望電影專業的學生們來幫忙時，曾鑫無奈地笑了笑，沒有那些真正懂電影、學電影的人來這裡幫過忙。
“其實我們更多時候希望社會人而不是在校學生來參與這個活動，因為只有你有一定的閱歷，你經歷過一些事情，你才能做到感同身受，你才能真正觸摸到那些盲人觀眾的內心世界。”曾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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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於1994年——《影視圈》，專業做媒體，認真做娛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