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中山大學喻常森新著《國際社會對太平洋島國援助的比較研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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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喻常森新著《國際社會對太平洋島國援助的比較研究》出版

2017年4月，時事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國際社會對太平洋島國援助的比較研究》，該書系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兼大洋洲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喻常森又一部力作。太平洋島國在世界地理版圖上屬於大洋洲，分散在遼闊的太平洋中部和西南海域。歷史上長期屬於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託管地，目前擁有14個獨立國家。國際社會一般習慣上將這些國家籠統稱為太平洋島國。

由於受到自然環境、交通運輸、通訊、教育等基礎設施不足，以及勞動力、資源、資金和技術等條件限制，部分島國經濟增長乏力，長期處於落後狀態。因此，國際社會如何有效地通過外來援助，幫助太平洋島國實現社會經濟發展目標，是一件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本書試圖通過國際社會對外援助行為體—國際機構、國際組織和主權國家為線索，考察對太平洋島國援助的政策目標援助重點國家和領域分佈，援助效果評估等進行橫向比較等，以彌補學術界相關研究的不足。本書稿對太平洋島國外來援助的研究，偏重於政策和案例分析。其中，以援助提供方為主體視角，包括主要外來援助提供國（澳大利亞、紐西蘭、美國、日本和中國），

也包括國際組織和機構（聯合國發展計畫署、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歐盟）等多邊援助本研究書稿，只是試圖向讀者提供一種全景式的描述和對比。由於國內學術界對大洋洲（特別是太平洋島國）現狀問題的研究仍然處於起步階段，相關可以借用的現成資料不多，也缺乏比較成熟的理論指導。因而，對於這一龐大而複雜課題的研究，仍然有待於進行更為深入，特別是從太平洋島國當地的視角，來看待外來援助的效果和存在的問題，探索更為行之有效的綜合性解決辦法。本書的出版，得到了教育部國別和區域研究培育基地—中山大學大洋洲研究中心自主研究專項經費資助。

基本資訊

主編簡介

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中山大學大洋洲中心常務副主任，研究領域：中國與澳大利亞關係；澳大利亞外交政策；亞太經濟與安全合作；南海問題等

目錄及摘要

第一章澳大利亞對太平洋島國的援助

澳大利亞是大洋洲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也是太平洋島國最大的外來援助方。澳大利亞對外援助政策不僅受到國內政治、外交、安全和經濟因素的影響，而且受到國際關係格局變化、國際對外援助重心變化等因素的影響，因而在援助目標、援助範圍、援助方式和重點援助部門等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第一節澳大利亞對外援助政策目標與援助機制

作為國家對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外援助政策受到國家總體戰略目標的制約；對外援助政策目標，則闡明了澳大利亞對外援助的目的、使命和動機。通過對其援助政策目標和機制的分析，我們可以觀察澳大利亞對外援助政策的變遷軌跡，把握其各個時期援助政策的重點。

一、澳大利亞對外援助政策目標的確立與擴大

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澳大利亞的援助政策目標有很多個比如戰略的、外交的、貿易的，以及人道主義的目標。這些目標經常被混亂地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援助的效果。1975年成立的澳大利亞發展援助委員會（ADAB）是澳大利亞主管官方對外援助的政府機構，在到1982年的8年時間裡，總共召開過14次質詢會議。但是，所有的這些質詢會只是單獨就某一方面展開詢問，對澳大利亞對外援助的功能和目標缺乏整體性的思考。

1983年3月，鮑勃·霍克（Bob Hawke）就任澳大利亞第23任總理。霍克政府的外交部長比爾·海頓（Bill Hayden）在上任之初便感到極其有必要迅速對國家的對外援助展開全面評估，於是在1983年4月17日便宣佈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戈登·傑克遜爵士（Sir Gordon Jackson）被任命為委員會的主席。委員會的最終報告在1984年3月完成，這份報告一般被稱為《傑克遜報告》，它是第一份關於澳大利亞對外援助政策的成熟和系統的官方評估報告和政策性檔。在這份報告中，澳大利亞首次明確提出自己的對外援助政策目標。

在報告的開始，委員會開門見山地寫道：“援助主要是基於人道主義目的，通過經濟和社會發展減輕貧困。這是富有的發達國家對於數以百萬計的生活在惡劣環境中的人們的幫助。援助同時也應當具有戰略經濟和外交政策的利益，通過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為澳大利亞提供經濟機會。”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總結出澳大利亞援助政策的目標是：人道主義、外交政策和商業利益。而這三個目標的具體內涵如下：人道主義是指在世界範圍內被普遍認同的道德原則，澳大利亞作為一個經合組織（OECD）富國，具有責任和義務幫助窮國發展。外交政策主要指的是對外援助必須服務于援助國的政治目標。如果援助有助於促進受援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那麼將會提高澳大利亞在受援國領導人和普通民眾心中的聲望。特別是當受援國對澳大利亞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時，與它們成為地緣上的好夥伴遠勝於敵人。不像其他大多數的援助國，澳大利亞位於一個整體不發達的區域，其政治目標尤為重要，受援國的發展有利於地區局勢的穩定。商業利益是要為援助國帶來經濟收益。不發達的受援國經濟發展成功，可以使其成為一個富裕和穩定的鄰居和交易夥伴，從而有助於擴大援助國的出口市場，增加援助國直接貿易投資的機會。

不過，《傑克遜報告》自公佈之日起，就有人質疑其提出的援助目標是否能相互協調一致，同時認為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這三個目標可能會相互衝突。比如說，人道主義的關注表明澳大利亞的援助應該提供給那些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而其中大部分這類國家都位於南撒哈拉地區而不是澳大利亞所在的亞太地區。然而，政治或外交政策因素使得那些相對於澳大利亞地理上更接近、戰略上更重要的國家獲得優先考慮。同時，人道主義目標和商業經濟目標之間也存在衝突。基於後者的考慮，澳大利亞的援助無疑會流向那些較為富裕的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表現良好的國家。這些國家對澳大利亞商品和服務的需求遠大於那些出於人道主義因素考慮的最不發達國家。商業和政治因素同樣不會指向相同的不發達國家，儘管這兩個因素都是為了滿足援助國的利益。對於澳大利亞來說，最具戰略意義的國家並不是能最大量地需求其商品和服務的國家。

自從1984年《傑克遜報告》公佈以後，澳大利亞長時間沒有再對其官方對外援助政策進行全面評估和調整。1996年自由党的霍華德（John Howard）當選澳大利亞第25任總理，新政府需要對當時澳大利亞所有的內政方針和對外政策做出調整。在這兩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996年6月，新任外交部長亞歷山大·唐納（Alexander Downer）建議成立一個獨立的委員會審議澳大利亞的海外援助計畫。次年5月2日負責審議的澳大利亞對外援助評估委員會（Committee of Review on Australias Foreign Aid）做出的報告，由委員會主席保羅·西蒙斯（Paul Simons）呈交給外交部長唐納，人們通常稱之為《西蒙斯報告》。這是繼1984年澳大利亞海外援助計畫評估委員會公佈《傑克遜報告》後，另一份對澳大利亞對外援助政策產生重要影響的報告，它試圖重新制定引導澳大利亞對外援助的準則。

西蒙斯委員會在進一步總結過去的對外援助經驗的基礎上，對援助的目標進行了簡化，提出“澳大利亞援助計畫的目標是，通過可持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援助發展中國家減輕貧困”。這個變化也直接體現在了報告的標題上，《西蒙斯報告》的標題就是《一個明確的目標：通過可持續發展減少貧困》。報告建議乾脆直接把外交政策和商業利益從目標中剔除出去，只是專注於減輕貧困，並且認為這才是援助的核心業務。唐納外長認為“通過援助發展中國家減輕貧困和實現可持續發展，促進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其實，這些措辭的改變，並不會使澳大利亞的對外援助目標相對以往發生重大的變化，它仍然無法擺脫外交政策的影響，也不可能真正成為像報告所說的那樣，只為減輕貧困而服務。例如報告中列出的6項對外援助的基本原則，其中一條是：“援助計畫必須反映出澳大利亞的價值，必須保有清晰可見的澳大利亞的風格。”Ibid這也從側面驗證了對外援助是基於澳大利亞核心國家利益的一項外交行為。

進入21世紀以來，澳大利亞的對外援助政策再次經歷了一場重大變革，在傳統上對外援助政策致力於減輕貧困和創造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基礎上，加入能夠反映時代變化的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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