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圍繞李清照的研究著述汗牛充棟， 在這個背景下， 新近翻譯出版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並未為李清照研究尋覓到新史料、新文獻， 它的意義在於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 把李清照及歷代研究者們還原到歷史語境中予以重新審視。
李清照證明了在文學創作上巾幗不讓鬚眉絕非空言， 然而面對她的文學成就， 歷代儒生們耿耿于懷她的再婚之事， 或揶揄， 或譴責， 或徒勞地試圖為她洗白， 近現代學者們放下了“婦德”的緊箍咒， 卻又饒有興致地將她作為女性的傑出代表而非去性別的偉大詞人來看待———所有這些，
李清照本人留下的作品不多， 但在文學史上聲名顯赫， 圍繞著她的研究著述可謂汗牛充棟， 相對于李清照留下的文學遺產， 學者們對她從身世行止到文學成就的考察可謂徹底。 在這樣的背景下， 新近翻譯出版的美國漢學家艾朗諾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就成了一部特別的作品———面對前人著作， 艾朗諾獨出機杼， 針對李清照其人其文， 提出了非常新穎且有說服力的見解， 打破了先前文學研究著作新意創見不多的怪圈。 宇文所安甚至認為， 這本書恐怕會成為李清照研究領域的“蓋棺定論之作”。
艾朗諾能得到宇文所安如此高的評價，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宋代文學研究在北美漢學界本身是很薄弱的，
中國古代大部分詩人、詞人為男性， 我們在閱讀他們的作品時， 由於性別差異， 不會認為那些站在女性視角上的文學創作等同于他們的生平。 當作者是身為女性的李清照時， 學者們似乎一下模糊了作品中的“敘事人”和作者本人之間的界限。
《才女之累》駁斥了學界關於李清照生平一些重要問題的主流觀點和取證方法。 關於李清照的史料， 流傳至今的相當有限。 主流的李清照研究者們在對相關文獻竭澤而漁之後， 也苦於史實的匱乏，
李清照在《浣溪沙》中描繪了一名孤獨的閨閣子女， 學者陳祖美就推斷這是李清照少女懷春的寫照， 根據詞中對風景的一些描述推斷了詞作地點， 甚至還以“少女懷春”這一點為這首作品進行系年。
在《減字木蘭花》中， 李清照說自己買了一盆花， 學者諸葛憶兵就推斷她真的買了一盆花， 而且買來是為了與丈夫趙明誠共賞的， 甚至還自由發揮， 認為“買花是為了賞花， 是對美的欣賞， 同時也是為了裝飾自己， 珍視自己的青春年華……她精心化妝，
如上種種漫無邊際地把詞作當成生平的過度闡釋， 在很長時間內統治了李清照的生平研究。
艾朗諾指出， 與具有一定紀事功能的詩不同， 詞這一文學體裁， 有著大量的虛構和想像， 不能將詞的內容簡單當成是真實發生的事情。 當然事無絕對， 如蘇東坡的很多詞作， 有明確的標題或是自序， 就可以看成是具有明確紀事功能的詞(如“小舟從此逝， 江海寄餘生”的故事)。 而大部分詞作是抽離了現實事件之後的假想和遐思。 最明顯的例證就是中國古代文人經常願意自比婦人或青樓女子， 站在女性的視角描寫閨怨、思夫等情愫， 用來比附士大夫苦於不被君主賞識的懷才不遇之感。因為中國古代大部分詩人、詞人都為男性，所以我們在閱讀他們的作品時，由於性別差異，絕不會認為那些站在女性視角上的文學創作等同于他們的生平，至多是他們對自身際遇的一種情緒。當然也有特例，就是李煜，人們在談論他的詞作時，也多半會進行“自傳式解讀”。
當作者是身為女性的李清照時，學者們似乎一下模糊了作品中的“敘事人”和作者本人之間的界限。因為二者皆為女性，所以研究者們很容易就將詞作中的內容，看作是作者生平的直接證據，從而將大量可能只是出於李清照想像或是詩詞創作套路中的女性視角，當成了她的生平真實反映。這種自傳式的解讀法，在相當長時間內統治了學界對於李清照日常生活的看法。而艾朗諾提供了一種令人信服的解讀視角，雖然未能給李清照生平研究做加法，但卻通過俐落的減法，使得李清照與她的“婉約”人生相分離，這也有助於我們體察在那個以男性為絕對中心的年代裡，李清照本人的不甘、堅忍、反抗，甚或雄心。
關於李清照“再嫁又離婚”這一文學史公案，往來爭鳴文章甚多，但很少有人跳出對事實細枝末梢的爭議考據，從接受史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才女之累》一書將不同時代觀點所建構的社會成因、文化心理和具體表徵一一剖析。
艾朗諾在《才女之累》中花費三章筆墨來厘清李清照在宋代及之後的接受史。李清照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因文學成就被同時代人和後人認可的女性，但由於南宋之後理學的崛起，包括文藝批評在內的所有意識形態領域都受“道德化”的影響，李清照在喪夫之後的再嫁和離婚便成為了她人生的污點。
宋代的文人對於李清照的評價不僅有文學方面的，還摻雜了大量道德層面的評論。比如北宋學者朱彧就感歎李清照“不終晚節，流落以死。天獨厚其才而嗇其遇，惜哉!”話裡話外多少還有惋惜之意。而宋代著名詩話《苕溪漁隱叢話》 的作者胡仔在其書中記錄李清照再嫁之事及後來她的自辯時，提及“傳者無不笑之”。這裡的“笑之”絕非善意的笑，而是帶有嘲諷、不屑、窺私，乃至看熱鬧、瞧八卦的市井俚俗之笑。
到了明代，對女性的禮教愈加嚴苛，明初著名文學家宋濂、藏書家葉盛都借改嫁之事對李清照予以了譴責。
到了清代，李清照詞作聲名日隆，其詩詞創作已然被經典化，而理學色彩有增無減的清代學者們，開始無法忍受一個“再嫁又離婚”的李清照，這與他們理想中恪守婦道、尊崇名節的女性形象相差甚遠。於是清人開展了聲勢浩大的“辯誣運動”，他們認為李清照“再嫁又離婚”是同時代人對這位偉大女詞人的侮辱和詆毀，而他們則致力於還世人一個真實(且符合理學標準)的作者形象。如跟紀曉嵐有姻親關係的學者盧見曾，就對李自述其再嫁離婚之事的史料選擇性失明。另一位學者余正燮雖然能直面史料，但他堅信那些史料都是被人“文筆劣下”篡改過的。
關於李清照“再嫁又離婚”真偽的爭議從清代一直延續到當代，到1980年代學界才有了比較統一的看法。這一文學史公案往來爭鳴文章甚多，但很少有人能像艾朗諾這樣，從接受史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
這凸顯了東西學術在治學目的與方法論上的不同:中國學者注重歷史的證據、事實和真偽是非，而歐美學者則推重歷史的機制、語境和因果關係。
艾朗諾仔細爬梳了從宋人，到明清學者，再到現當代學者關於李清照生平的種種觀點，將不同時代觀點所建構的社會成因、文化心理和具體表徵一一剖析。艾朗諾並未傾向明顯地支持任何一種觀點，但他將關於李清照接受史的學術脈絡和觀點演進逐一厘清，豐富了我們對李清照及其研究主題的認知。
在那個衣冠南渡的動盪年代，李清照孤身一人守護家庭財產，爭取個人自由，在男性為主導的大環境中，她憑藉詞、詩、文得以立足，這樣一個奇女子，她的自我意識和意志是豪邁的。
艾朗諾本人並非女性主義學者，他的研究方法是中性的，但這本書中的結論倒是很具有女性主義色彩。
傳統認知一般認為李清照是宋詞中婉約派的代表人物，這也直接影響了大眾對於作家個性的印象，似乎“人比黃花瘦”的李清照就應該是北宋的林黛玉。但艾朗諾通過對李清照的《詞論》《金石錄後序》《打馬賦》的研究，提出李清照不是只知傷春悲秋的文弱才女，她有獨立的文學觀和批評觀，致力於提升詞在文學體裁中的地位，她強調詞的主體性在於以其獨特的韻律區別於其他文體。生於官宦之家的李清照“巾幗不讓鬚眉”，擁有相當的政治見解。如她的《詠史》詩，不僅文辭老辣，極富史識，還不乏對現實政治的諷喻，連道學家朱熹都對其讚賞有加。《烏江》中“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對宋庭南退的時局隱喻，就更為明顯了。李清照進入晚年後，創作了一系列以宋代的博弈遊戲“打馬”為主題的文賦，在這些文章中，她將自己對宋庭政治姿態和軍事部署的不滿寄寓到了“打馬”這項策略類遊戲中，甚至很多文字都在直接討論當時的戰事。
艾朗諾細讀李清照詩文後得出的結論，將李清照身上弱質女流的婉約氣一掃而空，讓我們看到了在那個衣冠南渡的動盪年代，李清照孤身一人守護家庭財產、爭取個人自由，在男性為主導的社會大環境中，她憑藉詞、詩、文得以立足、名世，這樣一個奇女子，她的自我意識和意志是豪邁的。
《才女之累》並未為李清照研究尋覓到新史料、新文獻，也不糾結于詩人作品和生平研究的細枝末節。相反，艾朗諾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這一視角改變了我們對李清照其人其文的刻板印象和思維定式，將李清照及歷代研究者們還原到歷史語境中予以重新審視，讓我們看到了李清照研究更多的可能性。
在充斥了道德評價和性別壓制的年代裡，作為女性的李清照背負了太多的社會重壓。一方面她是前無古人、後鮮來者的絕代詞人，另一方面她也是士大夫的賢妻、亂世中的寡婦、再婚而又離異的婦人;她證明了在文學創作上巾幗不讓鬚眉絕非空言，然而面對她的文學成就，歷代儒生們耿耿于懷她的再婚之事，或揶揄，或譴責，或徒勞地試圖為她洗白，現代學者們放下了“婦德”的緊箍咒，卻又饒有興致地將她作為女性的傑出代表而非去性別的偉大詞人來看待———所有這些，恐怕就是李清照所要面對的才女之累。(作者系書評人)
用來比附士大夫苦於不被君主賞識的懷才不遇之感。因為中國古代大部分詩人、詞人都為男性，所以我們在閱讀他們的作品時，由於性別差異，絕不會認為那些站在女性視角上的文學創作等同于他們的生平，至多是他們對自身際遇的一種情緒。當然也有特例，就是李煜，人們在談論他的詞作時，也多半會進行“自傳式解讀”。當作者是身為女性的李清照時，學者們似乎一下模糊了作品中的“敘事人”和作者本人之間的界限。因為二者皆為女性，所以研究者們很容易就將詞作中的內容，看作是作者生平的直接證據，從而將大量可能只是出於李清照想像或是詩詞創作套路中的女性視角，當成了她的生平真實反映。這種自傳式的解讀法，在相當長時間內統治了學界對於李清照日常生活的看法。而艾朗諾提供了一種令人信服的解讀視角，雖然未能給李清照生平研究做加法，但卻通過俐落的減法，使得李清照與她的“婉約”人生相分離，這也有助於我們體察在那個以男性為絕對中心的年代裡，李清照本人的不甘、堅忍、反抗，甚或雄心。
關於李清照“再嫁又離婚”這一文學史公案，往來爭鳴文章甚多，但很少有人跳出對事實細枝末梢的爭議考據，從接受史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才女之累》一書將不同時代觀點所建構的社會成因、文化心理和具體表徵一一剖析。
艾朗諾在《才女之累》中花費三章筆墨來厘清李清照在宋代及之後的接受史。李清照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因文學成就被同時代人和後人認可的女性，但由於南宋之後理學的崛起，包括文藝批評在內的所有意識形態領域都受“道德化”的影響，李清照在喪夫之後的再嫁和離婚便成為了她人生的污點。
宋代的文人對於李清照的評價不僅有文學方面的，還摻雜了大量道德層面的評論。比如北宋學者朱彧就感歎李清照“不終晚節，流落以死。天獨厚其才而嗇其遇，惜哉!”話裡話外多少還有惋惜之意。而宋代著名詩話《苕溪漁隱叢話》 的作者胡仔在其書中記錄李清照再嫁之事及後來她的自辯時，提及“傳者無不笑之”。這裡的“笑之”絕非善意的笑，而是帶有嘲諷、不屑、窺私，乃至看熱鬧、瞧八卦的市井俚俗之笑。
到了明代，對女性的禮教愈加嚴苛，明初著名文學家宋濂、藏書家葉盛都借改嫁之事對李清照予以了譴責。
到了清代，李清照詞作聲名日隆，其詩詞創作已然被經典化，而理學色彩有增無減的清代學者們，開始無法忍受一個“再嫁又離婚”的李清照，這與他們理想中恪守婦道、尊崇名節的女性形象相差甚遠。於是清人開展了聲勢浩大的“辯誣運動”，他們認為李清照“再嫁又離婚”是同時代人對這位偉大女詞人的侮辱和詆毀，而他們則致力於還世人一個真實(且符合理學標準)的作者形象。如跟紀曉嵐有姻親關係的學者盧見曾，就對李自述其再嫁離婚之事的史料選擇性失明。另一位學者余正燮雖然能直面史料，但他堅信那些史料都是被人“文筆劣下”篡改過的。
關於李清照“再嫁又離婚”真偽的爭議從清代一直延續到當代，到1980年代學界才有了比較統一的看法。這一文學史公案往來爭鳴文章甚多，但很少有人能像艾朗諾這樣，從接受史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
這凸顯了東西學術在治學目的與方法論上的不同:中國學者注重歷史的證據、事實和真偽是非，而歐美學者則推重歷史的機制、語境和因果關係。
艾朗諾仔細爬梳了從宋人，到明清學者，再到現當代學者關於李清照生平的種種觀點，將不同時代觀點所建構的社會成因、文化心理和具體表徵一一剖析。艾朗諾並未傾向明顯地支持任何一種觀點，但他將關於李清照接受史的學術脈絡和觀點演進逐一厘清，豐富了我們對李清照及其研究主題的認知。
在那個衣冠南渡的動盪年代，李清照孤身一人守護家庭財產，爭取個人自由，在男性為主導的大環境中，她憑藉詞、詩、文得以立足，這樣一個奇女子，她的自我意識和意志是豪邁的。
艾朗諾本人並非女性主義學者，他的研究方法是中性的，但這本書中的結論倒是很具有女性主義色彩。
傳統認知一般認為李清照是宋詞中婉約派的代表人物，這也直接影響了大眾對於作家個性的印象，似乎“人比黃花瘦”的李清照就應該是北宋的林黛玉。但艾朗諾通過對李清照的《詞論》《金石錄後序》《打馬賦》的研究，提出李清照不是只知傷春悲秋的文弱才女，她有獨立的文學觀和批評觀，致力於提升詞在文學體裁中的地位，她強調詞的主體性在於以其獨特的韻律區別於其他文體。生於官宦之家的李清照“巾幗不讓鬚眉”，擁有相當的政治見解。如她的《詠史》詩，不僅文辭老辣，極富史識，還不乏對現實政治的諷喻，連道學家朱熹都對其讚賞有加。《烏江》中“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對宋庭南退的時局隱喻，就更為明顯了。李清照進入晚年後，創作了一系列以宋代的博弈遊戲“打馬”為主題的文賦，在這些文章中，她將自己對宋庭政治姿態和軍事部署的不滿寄寓到了“打馬”這項策略類遊戲中，甚至很多文字都在直接討論當時的戰事。
艾朗諾細讀李清照詩文後得出的結論，將李清照身上弱質女流的婉約氣一掃而空，讓我們看到了在那個衣冠南渡的動盪年代，李清照孤身一人守護家庭財產、爭取個人自由，在男性為主導的社會大環境中，她憑藉詞、詩、文得以立足、名世，這樣一個奇女子，她的自我意識和意志是豪邁的。
《才女之累》並未為李清照研究尋覓到新史料、新文獻，也不糾結于詩人作品和生平研究的細枝末節。相反，艾朗諾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這一視角改變了我們對李清照其人其文的刻板印象和思維定式，將李清照及歷代研究者們還原到歷史語境中予以重新審視，讓我們看到了李清照研究更多的可能性。
在充斥了道德評價和性別壓制的年代裡，作為女性的李清照背負了太多的社會重壓。一方面她是前無古人、後鮮來者的絕代詞人，另一方面她也是士大夫的賢妻、亂世中的寡婦、再婚而又離異的婦人;她證明了在文學創作上巾幗不讓鬚眉絕非空言，然而面對她的文學成就，歷代儒生們耿耿于懷她的再婚之事，或揶揄，或譴責，或徒勞地試圖為她洗白，現代學者們放下了“婦德”的緊箍咒，卻又饒有興致地將她作為女性的傑出代表而非去性別的偉大詞人來看待———所有這些，恐怕就是李清照所要面對的才女之累。(作者系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