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南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周連順 張若男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中國初期建構馬克思主義優勢話語權的歷史與經驗研究”(15BDJ011)的階段性成果。
原發信息：《馬克思主義研究》第20169期
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和靈魂， 它既是強化社會主義政治認同的思想文化基礎， 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之一， 對維護我國文化安全乃至整個國家安全都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 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並逐漸成為近年來的一個研究熱點。
一、國內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研究的歷史由來
“話語”和“話語權”， 是人文社會科學對語言學研究方法的一種借鑒。 福柯奠定了話語分析的理論基礎， 他把話語運用於分析人類知識的形成和發展， 認為“話語實踐”形成“知識”， “不具有確定的話語實踐的知識是不存在的， 而每一個話語實踐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識來確定”。
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問題伴隨著非意識形態思潮的蔓延而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改革開放之前，由於我國學界的對外交往比較少，世界範圍內影響廣泛的意識形態終結思潮對我國影響不大。與之相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我國處於絕對的支配地位，基本上中斷了與其他意識形態的交流、對話與競爭。改革開放之後，一方面，隨著人們思想的解放，學術界開始反思過去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過分狂熱的狀態；另一方面，隨著對外交往的擴大，西方各類學術思想被介紹到中國來，意識形態終結思潮在這個過程中也流入我國並在反思歷史的旗號下逐步擴大自己的的影響，這引起了一部分學者的高度警覺。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學界展開對非意識形態化思潮的研究，並把批判非意識形態思潮與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聯繫起來，如俞吾金的《意識形態論》、姚大志的《現代意識形態理論》、宋惠昌的《當代意識形態研究》、鄭永廷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研究》等都涉及對非意識形態思潮的評介並探討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必要性。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我國社會經濟結構、就業方式、利益格局等出現深刻變化，與之相適應，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等出現了多元多樣多變的趨勢，各類非馬克思主義甚至是反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有蔓延之勢，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提出了尖銳的挑戰。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學術界出現了更多的直接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著作和論文，如侯惠勤等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論》、袁鐸的《非意識形態化思潮研究》、王慶五等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指導地位研究》等著作，侯惠勤、鄧純東、王習勝、劉先春等學者的大量專題論文都從不同角度具體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當代中國面臨的複雜形勢及其建構路徑。
二、近年來國內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研究的基本觀點
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實質就是使馬克思主義具有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影響，因此，從廣義上來說，長期以來我國學界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都涉及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但是，我國學界突出研究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並使之成為一個研究的熱點主要是近年來的事情。因此，這裡只對近年來國內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研究的基本觀點做一些大致的介紹和分析。綜合起來，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1.關於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基本含義的理解
科學界定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內涵，是深化研究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一個前提和基礎。但是，當前學術界對這一問題普遍缺乏深入探討，有些學者回避對這一問題的界定，有些學者對其進行一般性的描述，而且用詞方面也並不統一，主要包括思想領導權、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等。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比較典型的有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從話語權的實質方面來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內涵。侯惠勤把思想領導權、話語權、學術話語權三者結合起來進行分析，認為“思想領導權在革命階級獲得政權前是革命的先導，是奪取政權的必要前提；而在掌握政權後則是鞏固政權的保障，是建立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基礎”，強調“思想領導權的實現路徑是話語權”，而“話語權包括提問權、論斷權、解釋權、批判權等”，並進一步指出：“通過學術話語權消解思想話語權，是今天西方意識形態對我國滲透的重要特點。”在此基礎上，他對話語權的內涵做了一些歸納，指出：“話語權奠立在由基本觀點、分析框架、特定視角等構成的根本話語方式之上，基礎是世界觀、歷史觀、方法論。”⑦袁鐸持有類似的看法，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問題歷來就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其實質是人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政治認同與拒斥問題。”⑧
第二種觀點主要是借鑒葛蘭西、福柯等西方學者有關話語權問題的研究對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做一般性的描述，當然具體的歸納又有一些區別。張驥等側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影響力，指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是指依據自身地位，擁有控制、引導或規範社會，以致足以為社會立言的權利，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價值判斷、理論觀點有資格、有能力主導、領導、指導社會的問題。”⑨曹天航等持有類似的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即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具有控制、引導和規範社會話語的權力，在意識形態領域佔據主導地位，具有廣泛的傳播性和影響力，並依據其影響力將其政治立場、價值判斷、理論觀點傳播於社會，從而獲得社會的認同及政治合法性。”⑩謝曉娟強調馬克思主義對“他者”的影響，指出：“意識形態話語權其實是在意識形態領域發生的對‘他者’的權力，也就是意識形態通過話語體系的方式對人們形成的影響力和吸引力。”(11)
2.關於近年來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出現弱化的原因分析
在改革開放和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頻繁的時代背景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近年來出現了弱化的趨勢，這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成為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的一個研究熱點。相關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弱化的原因進行深入分析。綜合起來。代表性的觀點主要集中在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種觀點主要從經濟全球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遇低潮等國際大環境的變化對人們思想觀念的影響來分析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出現弱化的原因，當然具體的側重點又有一些區別。鄭永廷從經濟全球化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發展的影響進行分析，指出：“經濟全球化過程不僅是一個經濟過程，而且是一個伴隨著意識形態運動的政治過程。”(12)由於經濟全球化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這決定了經濟全球化必然對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帶來衝擊。袁三標持有類似觀點，認為“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國意識形態領域所經受西方‘強勢文化’的新一輪大規模洗禮，既存在著自發影響的問題，又面臨著西方國家有意識、有預謀的滲透問題。”(13)歐祝平具體分析了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對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影響，指出：“在意識形態優勢話語權的國際競爭和搶奪中，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憑藉著自身在經濟和科技上的優勢，不惜一切代價，操縱國內所有媒體和國際互聯網，提高自己的意識形態聲音，掩蓋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聲音。”(14)曹國勝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遇低潮進行分析，指出：“20世紀末，蘇聯的解體和東歐劇變使馬克思主義遭到大規模的非難和污蔑，國際反馬克思主義、反共勢力大肆鼓吹‘社會主義失敗論’，極力散佈‘共產主義渺茫論’，散佈對共產黨政權的不滿情緒，動搖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削弱。”(15)
第二種觀點主要從中國社會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話語方式等的多元化對人們思想觀念的影響來分析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出現弱化的原因。吳兆雪、葉政從國內文化的多元化變化對人們思想觀念的影響來進行分析，指出：“在文化多元化格局下，人們價值觀念、思想意識多元化，造成社會成員對理想信念、價值取向、道德觀念等的選擇產生困惑、迷茫和混亂。”由此必然影響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傳播過程中的效果進而弱化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16)。徐海波探討了“大眾文化”這一在當代中國具有廣泛而深遠影響的新興文化形態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影響，指出：“由於‘大眾文化’是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商品性是它的根本屬性，利潤最大化是它的最終目標。因此，在一定情況下，它對當代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又具有顛覆和破壞作用。”(17)徐俊等分析了話語方式的多樣化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影響，指出：“其一，馬克思主義話語在某些地區或某些群體內的言說系統中已處於式微或被遮蔽狀態，其在理論話語層面的主導和支配地位受到動搖；其二，馬克思主義話語所宣導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在部分話語系統中被視為‘愚人哲學’或地上的‘烏托邦’，其在精神領域的引領與導向功能遭到消解；其三，馬克思主義話語自身所秉持的真理觀受到邊緣話語的挑戰，其在解決實際問題當中所擔負的方法論功能影響力有所減弱；其四，馬克思主義話語在向現實形態轉變及其發展中所出現的失誤與挫折被其他話語無限誇大，其在實踐形象上受到扭曲或誹謗。”(18)
第三種觀點主要從互聯網等現代傳媒技術的負面影響來分析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出現弱化的原因，當然具體的側重點又有一些區別。張驥等比較全面地分析了互聯網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雙重影響，指出：“網路的發展，一方面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宣傳普及，為其更好地行使為社會‘立言’的權力創造了有利條件：另一方面又為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傳播提供了便利，網路傳播的有害資訊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的行使帶來負面作用。”(19)劉虎從現代傳媒技術自身的特點來探討它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影響，指出：“現代傳媒技術的發展擴大了傳媒的植入人群，低門檻化的資格准入會導致資訊的準確性和可信度大大降低，加之監督能力的弱化，致使虛假資訊擠佔真實資訊的空間，人們的價值觀出現混亂。虛假資訊的膨脹一方面會擠佔馬克思主義話語的關注量。另一方面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對廣大民眾的作用力，從而削弱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控制力。”(20)黃丹具體分析了新媒體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弱化的影響，指出：新媒體從三個方面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帶來了影響，第一，新媒體的“去中心化”，弱化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控制力；第二，新媒體話語內容的“碎片化”，消解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第三，新媒體資訊傳播的即時性與自由性，增加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整合社會的難度(21)。
3.關於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當代中國所面臨的主要挑戰
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一方面來自與各類錯誤思想傾向的較量與鬥爭；另一方面來自自身真理性力量的彰顯。因此，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挑戰，既有來自外部的因素，也有來自馬克思主義自身的因素。分析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當代中國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以找出應對挑戰的方法是當前學術界研究較多的一個問題，相關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面臨的主要挑戰進行深入分析。綜合起來，代表性的觀點主要集中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種觀點主要從反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的廣泛傳播及其負面影響來分析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當代中國所面臨的挑戰。侯惠勤從西方意識形態對我國的滲透進行分析，對普世價值、歷史終結論、自由主義等幾股影響較大的西方意識形態思潮在我國的影響做了分析，認為這些西方價值觀念在我國的廣泛傳播是造成我國意識形態“弱化”的重要因素(22)。李志軍等比較全面地分析了“意識形態終結”論、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民主社會主義政治思想、歷史虛無主義等當代主要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淵源及其在當代中國的流變，揭示出其本質是“終結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社會主義國家的主導地位，號召人們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轉而擁護資本主義制度”(23)。樑柱在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泛起、特點和主要表現進行深入具體分析的基礎上，深刻揭示出其深刻危害，指出：“歷史虛無主義起到消解主流意識形態，搞亂人們思想的惡劣作用”，其終極目的“就是要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這不但會摧毀社會主義中國的立國之本，而且也會在實際上使強國之路歸於破滅”(24)。趙學琳對近年來影響深遠的普世價值爭論的基本問題做了比較深入細緻的分析，指出普世價值“不只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和學術問題，而且也是一個涉及政治立場、理論旗幟的重大思想問題”，“宣揚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往往是制造反馬克思主義和反社會主義制度輿論的一種遮蔽性手段”(25)。袁鐸的專著《非意識形態化思潮研究》一書對非意識形態化思潮做了系統研究，該書既對非意識形態化思潮的演變過程，主要特徵、本質及危害進行了系統研究，又探討了重建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路徑選擇(26)。
第二種觀點主要從文學藝術作品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消解來分析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當代中國所面臨的挑戰。由於文學藝術作品具有廣泛的群眾性，其編創者有意無意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曲解或“消解”也會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提出嚴峻挑戰。21世紀初圍繞電視劇《走向共和》的激烈爭論最突出地展現了這個問題。當時很多著名的學者如李文海、樑柱、龔書鐸、張海鵬等人都尖銳地揭示出該劇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對立。針對這部“為觀眾提供一種看歷史的新的角度”的歷史電視劇，張海鵬認為該劇對歷史人物的詮釋、對大的歷史事件的評價缺乏史料支持，並指出：“貫穿電視劇的主線就是共和”，“所有的人，李鴻章、慈禧、袁世凱、孫中山都在內，國家和社會都在走向共和”，“這不是把共和當作全社會的共同出路嗎?這是對歷史發展完全錯誤的理解”(27)。龔雲直接分析了該劇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影響，指出：“該劇重在描述當權派在近代中國社會中的作用，在他們看來，李鴻章、袁世凱、慈禧都是‘大政治家’，他們在為中國人民‘找出路’，推動中國‘走向共和’”，“這種史觀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相對立的”，該劇“不僅向公眾灌輸了錯誤的歷史知識，而且混淆了人們的價值觀”(28)。周連順簡要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學術界對新中國成立初期批判電影《武訓傳》的認識和評價分歧，從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視角比較深入地考察了電影《武訓傳》批判的複雜歷史背景及其具體過程，在對電影的主要內容和導演、主演當時相關的思想認識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指出：“無論是電影本身，還是導演、主演的思想意識都與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歷史觀有著嚴重衝突”，“它對中國歷史、中國革命、農民鬥爭等重大問題做出了錯誤的藝術詮釋”(29)。
第三種觀點主要從馬克思主義自身發展的滯後如理論創新不足、話語不夠靈活、傳播途徑單一等來分析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當代中國所面臨的挑戰。王慶五等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趕不上形勢的發展，指出：“在快速變化的當今中國，馬克思的很多觀點已經不能為我們今天現實中出現的問題提供解決思路，或者說有的經典理論已經無法解釋我們遭遇的現實問題”，並提出了馬克思主義與現實脫離的三個方面：一是缺乏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現實反差的科學解釋，二是缺乏對國內一些現實問題的有力解釋，三是無法為改革的深入整合利益關係、凝聚新的共識(30)。申文傑對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政治功能實現方面的不足做了分析，指出：“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政治功能實現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自身在話語體系創新、宣傳方式、教育方式、引領機制、引領途徑、隊伍建設等方面仍存在多方面的問題。”(31)王習勝則把馬克思主義自身發展的滯後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低潮聯繫起來，指出：社會主義事業之所以會出現低谷，癥結還在於其意識形態，問題主要在如下三個方面：其一，基礎理論的創新不足；其二，灌輸方略不夠有效；其三，實踐後果的兌現性下降。他還認為，面對其他思潮的衝擊，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沒有能夠及時地進行應答，造成其基礎理論的真理性底蘊受到了很大損傷，進一步展現出來的就是灌輸效果大打折扣(32)。馬晨等從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傳播方面所存在的問題分析了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當代中國所面臨的挑戰，認為其制約因素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第一，理論研究的不足，阻滯了馬克思主義的活力；第二，宣傳方式的誤區，影響馬克思主義的外在形象；第三，宣導者身體力行的缺失，造成馬克思主義合法性基礎流失(33)。
4.關於當代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建構路徑研究
學術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為現實問題的處理提供鏡鑒。因此，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建構路徑也成為學術界廣泛探討的一個問題，這是近年來學術界研究最集中的一個問題，相關成果豐碩。如果從研究的視角來看，學術界對此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視角。
第一種視角是從思想政治教育領域、現代傳媒領域、學術藝術領域、日常生活領域等相對細分的微觀領域具體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建構路徑問題。王習勝從如何應對“淡化意識形態”思潮的角度提出建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在思想政治教育領域的實現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要針對思想問題，防止空洞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研究要有政治意識，不能純粹知識化；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昇華和超越，避免滑入庸俗化(34)。吳琦等進一步探討了全球化背景下高校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的有效策略，即“面對挑戰，秉持合法性與世俗化原則，增強陣地意識，注意說理的透徹性，以一種開放性的姿態和建設性的心態加強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教育，是鞏固和加強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高校話語權的關鍵”(35)。在現代傳媒技術領域，魏建國把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建構路徑歸結為四個方面：關注社會發展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優化話語內容；整合傳統媒介和新媒體資源，構築話語平臺；掌握傳播規律和廣大人民群眾心理，創新話語機制；強化話語監控和制度規範，塑造話語空間(36)。在學術藝術領域，鄧純東認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都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為指導，把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作用自覺地貫穿到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不斷增強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的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使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始終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37)。潘樺等以影片《建國大業》和《建黨偉業》為例剖析近年來主旋律影片的策略演變與回歸，指出近年來主旋律影片力圖在對話、交流模式中建立文化領導權，這主要表現在主旋律電影融合了商業電影的形式元素，向大眾文化靠攏(38)。在日常生活領域，朱斌認為通過轉化話語方式、優化傳播媒介、關注民生訴求，增強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親和力、影響力和吸引力，進而建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日常生活中的話語權(39)。
第二種視角是從黨和國家如何應對各類挑戰這個相對宏觀的角度來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建構路徑問題。劉先春等認為，當前加強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黨和國家應該重點關注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樹立文化安全意識，在意識形態共生中不迷失，敢於接受挑戰：二是與時俱進，追求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創新；三是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拓寬意識形態教育的管道和方法；四是重視黨員幹部的模範帶頭作用和實踐後果的兌現性；五是強化機制，把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要求具體到制度設計、政策法律和公民道德規範中(40)。劉軍側重分析黨和國家如何應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當下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指出：“堅守意識形態底線，應對去政治化帶來的意識形態虛無論挑戰；強化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應對非意識形態化思潮的挑戰；堅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應對普世價值論的衝擊；克服傳統意識形態話語的局限，構建當代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41)揭曉從增強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權力基礎來分析這個問題，指出：第一，加強理論研究，構建“中國特色範式”的話語體系；第二，加強話語權的資源建設，為話語權提供深厚的土壤；第三，積極探索話語權的運行方式，增強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輻射的有效性(42)。徐俊等從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根源來分析這個問題，指出：“必須要在從嚴治党、科學施政上下工夫，在增強自身合法性與正義性的基礎上加大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宣傳和教育，科學整合與引導意識形態領域多元思潮的分歧，為馬克思主義順利實現從真理層面向信仰層面的躍遷創造條件。”(43)
第三種視角是從歷史經驗的現實借鑒和啟示來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建構路徑問題。侯惠勤曾經在接受《思想理論教育導刊》記者的採訪時對毛澤東、鄧小平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歷史經驗做了總結，他把毛澤東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指導地位的措施主要歸結為三個方面：學習、批判和立法。他還對毛澤東之後改革式的主流意識形態建構的歷史經驗做了總結，指出：一是努力塑造富於時代特徵的“當代中國形象”，二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進行意識形態話語創新，三是堅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底線不動搖(44)。周連順借鑒制度學派的相關理論，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歷史經驗做了比較深入的分析，指出：“毛澤東和黨中央通過一系列制度設計來引導、規範和約束人們對待馬克思主義的行為，奠定了建構馬克思主義優勢話語權的制度框架”，並從入憲制度、學習制度、教育制度、政工制度、學術制度等方面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建構馬克思主義優勢話語權的制度框架做 了分析(45)。李莉對鄧小平維護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具體措施做了分析，並進一步揭示出其現實啟示，包括：堅持實事求是，應對各種挑戰，維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主體地位；關注現實問題，主動設置議題，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傳遞正能量”；貼近人民群眾，轉變話語實現方式，用喜聞樂見的形式“講好中國故事”(46)。曹國聖揭示了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建構路徑的特點，認為“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通過重塑共產黨和當代中國的形象、以愛國主義為內核重組意識形態話語、確立建設中國意識形態原則等途徑，對當代中國意識形態進行創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話語權在當代中國的重建”(47)。
三、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現有研究成果的成效與不足
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歷來都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或思想理論爭論，它密切關係中國共產黨宣導的社會理想、價值觀念、政治原則等是否能夠“得到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普遍承認、普遍支援、普遍尊重”而具有“一種合法性權威”(48)。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與堅持我國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思想理論根基。國內學術界的有識之士站在黨和國家的立場把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當做一個研究熱點，對與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密切相關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進行比較深入系統的探討，應該說表現出了高度的政治敏銳性和理論自覺性。
從研究成果的實際成效來看，近年來國內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研究呈現出如下幾個特點：一是研究的領域比較全面，現有研究成果廣泛涉及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基本內涵、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出現弱化的原因、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當代中國所面臨的挑戰、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建構路徑等多個方面的問題；二是研究內容比較深入，研究者普遍具有比較廣闊的研究視野，現有研究成果既突出國內問題，又把它們放在國際大環境之下進行考量，既突出現實問題，又重視歷史解讀，因此，不少研究成果具有相當的深度；三是研究方法有一些新的突破，除了重視運用文獻分析、歷史解讀、演繹推理等傳統的研究方法外，還有學者嘗試引入制度學派等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四是研究的群體比較廣泛，研究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的既有學界德高望重的資深學者，也有大量的中青年學者積極參與；五是重視研究成果的現實借鑒意義，大多數研究者都積極為現實問題的處理建言獻策，相關的研究成果為中國共產黨深化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重要性、艱巨性和複雜性，並制定和完善相關的政策措施提供了重要參考。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國內學術界為研究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付出了艱巨努力，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畢竟是在近年來才逐漸形成的一個研究熱點，很多問題還來不及展開和深入，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亟須突破。
首先，從研究的視野來看，學科視野有待拓展。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問題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但是，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問題卻不可能局限於黨內。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思想認識變化和黨的政策的變動雖然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產生深刻影響，但是馬克思主義話語權還受到不同時期的社會心理、社會結構變遷、各類社會思潮的相互影響等因素的深刻影響。學術界現有研究成果過分側重從中國共產黨自身的角度來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意義、面臨的挑戰、建構的路徑等問題，對不同時期的社會心理、社會結構變遷、各類社會思潮的相互影響等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影響關注不夠，跨學科綜合研究比較薄弱。
其次，從研究的方法來看，研究方法有待豐富。目前學術界關於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研究大都採取歷史解讀、演繹推理等比較傳統的方法，這些方法無疑是重要的，卻是明顯不夠的。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廣泛涉及受眾心理、資訊傳播、利益博弈等複雜的因素，需要在拓展學科視野的基礎上，引入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理念。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研究必須堅持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相結合的方法，既要重視用歷史解讀、演繹推理等方法來研究馬克思主義話語權面臨的一般性宏觀問題，也要引入跟蹤觀察、問卷、訪談、座談等實證性研究方法具體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微觀性問題。總體來說，學術界在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微觀性研究方面比較薄弱。
再次，從研究的內容來看，專題性研究有待加強。現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探討新時期馬克思主義話語權面臨的形勢、建構的路徑等問題，對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做專題研究的比較少。雖然黨史學界歷來重視党的思想文化建設的研究，但是，過去學術界極少把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作為一個專題來進行研究。事實上，由於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局限，現實問題的研究往往不容易深入。但是，經過時間的沉澱之後，歷史問題的研究反而容易深入和全面。因此，歷史研究不僅不可或缺，而且往往能夠取得超越現實問題的效果。對於中國共產黨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歷史與經驗，顯然有待我們分階段進一步加強專題性研究。
複次，從研究的物件來看，不同群體的差異化研究有待深化。馬克思主義話語權並不僅僅是一個理論探討的問題，它還面臨一個如何取得實際效果的問題。因此，黨和國家既要有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整體規劃和總體佈局，還必須對不同社會群體接觸、認識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狀況展開深入分析，並制定出差異化的政策措施。現有研究成果一般性探討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面臨的形勢、途徑等問題的居多，對不同社會群體進行差異化研究的比較少。事實上，不同社會群體接觸、認識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方式途徑等有著巨大的差異，因此，為了增強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實際效果，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差異化研究。
最後，從研究的範圍來看，外部借鑒研究有待加強。馬克思主義話語權並不是中國所特有的問題，它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特別是對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這還是一個關係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合法性與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方面做過哪些探索?有哪些成功的經驗?又有哪些失敗的教訓?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劇變與馬克思主義話語權之間存在什麼關係?在多元多樣多變的思想文化環境下，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方面做過哪些探索?有哪些經驗值得總結?又有教訓值得吸取?顯然這些問題的研究能夠為當代中國提供諸多的啟示和鏡鑒。因此，外部借鑒研究有待于進一步加強。
四、拓展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研究的幾個思路
總體來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新世紀以來國內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展開了比較全面系統的研究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學術界主要集中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當代面臨的形勢及其建構路徑等問題，而在學科視野拓展、專題性研究、差異性研究等方面仍然顯得比較薄弱，因此，這一問題仍有進一步深化研究的必要。筆者認為，深化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的研究可以著重從如下幾個思路展開。
1.尋找新的視角科學界定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內涵
近年來，雖然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展開了廣泛研究，但是許多學者回避對其內涵進行界定，有些學者則從一般的意義上對話語權問題進行描述，很難凸顯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特殊性和嚴謹性。筆者認為，探討界定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內涵，應該從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特殊性入手，即從馬克思主義既是一種意識形態也是一種文化現象這兩個側面來理解。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來說，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話語權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一是黨和國家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唯一指導思想，重大政策措施、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和解釋都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二是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都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滲透到各學科的理論、概念、觀點之中”(49)，把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歷史觀和方法論等貫徹到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之中。另外，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在世界範圍內多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的形勢下，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話語權體現在其宣導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核心價值觀念及其話語體系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使馬克思主義成為社會大眾分析和評判各類社會現象的潛在世界觀和方法論，其實這是一種更深層次的話語權。這只能依靠党的理論工作者通過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核心價值觀念及其話語體系潛移默化地融入社會大眾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
2.拓展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研究的學科視野
現有研究成果側重分析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重要性、近年來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出現弱化的原因、馬克思主義話語權面臨的挑戰、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建構路徑等方面的問題，相關學者站在党和國家的立場來分析探討這個問題固然難能可貴，但是，這類帶有強烈自說自話色彩的理論層面的探討並不容易實現良好的社會效果。事實上，每一種社會思潮的產生都有其複雜的社會背景，都直接或間接地體現了社會結構變遷、社會心理等方面的變化；同時，每一個時代一般都有幾種影響比較大的社會思潮。因此，必須從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來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問題，密切關注社會結構變遷、社會心理變化、不同社會思潮的傳播及其相互影響等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影響，但是，學術界顯然對此關注不夠。比如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哪些深刻的變化?社會結構的變遷如何影響到民眾的社會心理?這些社會心理的變化對人們認識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到底產生了哪些影響?改革開放以來各類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甚至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思潮為什麼能夠得到廣泛傳播?它們究竟是怎樣影響人們思想的?在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好一元指導與多樣包容的關係?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有利於增強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社會實際效果，但是這些問題顯然不是單一學科研究所能夠解決的，需要在借鑒心理學、傳播學、制度學、博弈論、微觀互動論、系統論等多學科知識的基礎上，開展跨學科綜合研究。
3.加強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的專題性研究
由於受到研究方法的時代局限，過去國內學術界很少有學者把馬克思主義話語權作為一個專題來進行研究，對這一問題的探討主要散見於黨史類綜合性著作的思想文化建設部分之中，專題性研究比較少。近年來，隨著對非意識形態思潮研究的深入，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逐漸凸顯出來，但是，現有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探討新時期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建構面臨的各類問題。事實上，新時期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問題固然突出，但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時期其實都面臨一個如何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問題，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抗日戰爭時期、新中國成立初期、改革開放初期這些社會大變革的歷史時期，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問題還相當突出。但是，現有研究成果極少有對歷史上中國共產黨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實踐和經驗做專題研究，這也使得當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研究缺乏厚實的歷史基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時期，特別是在社會大變革的歷史時期，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到底有什麼深遠影響?當時中國共產黨是通過哪些政策措施來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這些政策措施的最初設想怎樣?具體是如何實施的?取得了哪些社會效果?又出現了哪些偏差?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又留下了哪些教訓?這顯然有待我們進一步加強專題性研究。深入研究並系統總結歷史上中國共產黨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方法、經驗與教訓，可為現實問題的處理提供鏡鑒。
4.加強針對不同社會群體如何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差異化研究
現有研究成果一般性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面臨的形勢、建構途徑等問題的居多，對不同社會群體進行差異化研究的比較少。事實上，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學生、普通社會大眾、宣傳思想工作人員、人文社會科學從業人員等社會群體認識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方式途徑等有著巨大的差異。對於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來說，他們普遍具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知識，但是如何推動他們在重大政策措施、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和解釋的過程中接受並自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於學生特別是當代大學生來說，由於還處在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和發展的特殊時期，如何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既對他們普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知識，又使他們真正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歷史觀和價值觀?對於普通社會大眾來說，在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等多元多樣多變的歷史條件下，如何使他們深刻認同馬克思主義所宣導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核心價值觀念及其話語體系，使馬克思主義成為他們分析和評判各類社會現象的潛在世界觀和方法論?對於宣傳思想工作人員來說，他們普遍具有厚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如何引導他們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既能使黨的宣傳思想工作適應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又能保障理論創新不偏離正確的軌道?對於哲學社會科學人員來說，他們普遍具有厚實的專業知識，也容易受到各類社會思潮的影響，如何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滲透到各學科的理論、概念、觀點之中，使廣大的哲學社會科學從業人員在學術研究之中自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歷史觀和方法論?這些顯然都不是一般性的探討所能解決的問題，有待于我們進一步加強差異化研究。
5.深化研究反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對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影響
6.加強對文藝領域如何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研究
文藝領域特別是電影、電視劇、微電影、網路文學等大眾文藝作品由於其通俗的特點具有廣泛的群眾性，對於民眾的審美心理和價值取向有著深遠影響，因此，它們對於在多元多樣多變的意識形態領域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有著重要影響。新中國成立初期，針對電影《武訓傳》的拍攝特別是評論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思想文化領域錯綜複雜的狀況，毛澤東緊緊抓住電影《武訓傳》這只“麻雀”深入解剖，努力在文藝領域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優勢話語權。改革開放初期，針對當時“傷痕文學”所出現的偏差，鄧小平也對電影文學劇本《苦戀》(後來改編成同名電影《苦戀》，送審時電影改名為《太陽與人》)等呈現出來的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錯誤思想傾向提出批評。之後，鄧小平更加旗幟鮮明地指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53)，批評文藝界一些人“熱心於寫陰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編亂造、歪曲革命的歷史和現實的東西”(54)。21世紀初針對大型電視劇《走向共和》美化封建統治者的錯誤思想傾向，不少知名學者也及時提出批評，指出作品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階級分析等觀點的衝突。毋庸諱言，當前活躍的不少大眾文藝作品，與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歷史觀等存在衝突甚至是嚴重衝突的並不在少數，如近年來非常盛行且收視率居高不下的宮廷劇把封建社會的歷史“加工”成後宮嬪妃之間的鉤心鬥角，把皇帝的中心工作“濃縮”為處理後宮嬪妃之間的鉤心鬥角，且不說這些電視劇的內容根本違背歷史事實，單是電視臺的黃金時段大量播放這些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格格不入的宮廷劇，就足以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提出尖銳挑戰。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重要方面就是把其宣導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核心價值觀念及其話語體系融入社會大眾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迫切需要加強對具有廣泛群眾性的文藝領域如何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研究。
沒有也不可能改變其力圖維護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在世界範圍內話語霸權的實質。改革開放之前，由於我國學界的對外交往比較少，世界範圍內影響廣泛的意識形態終結思潮對我國影響不大。與之相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我國處於絕對的支配地位，基本上中斷了與其他意識形態的交流、對話與競爭。改革開放之後，一方面，隨著人們思想的解放，學術界開始反思過去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過分狂熱的狀態；另一方面，隨著對外交往的擴大，西方各類學術思想被介紹到中國來，意識形態終結思潮在這個過程中也流入我國並在反思歷史的旗號下逐步擴大自己的的影響，這引起了一部分學者的高度警覺。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學界展開對非意識形態化思潮的研究，並把批判非意識形態思潮與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聯繫起來，如俞吾金的《意識形態論》、姚大志的《現代意識形態理論》、宋惠昌的《當代意識形態研究》、鄭永廷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研究》等都涉及對非意識形態思潮的評介並探討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必要性。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我國社會經濟結構、就業方式、利益格局等出現深刻變化，與之相適應，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等出現了多元多樣多變的趨勢，各類非馬克思主義甚至是反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有蔓延之勢，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提出了尖銳的挑戰。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學術界出現了更多的直接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著作和論文，如侯惠勤等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論》、袁鐸的《非意識形態化思潮研究》、王慶五等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指導地位研究》等著作，侯惠勤、鄧純東、王習勝、劉先春等學者的大量專題論文都從不同角度具體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當代中國面臨的複雜形勢及其建構路徑。
二、近年來國內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研究的基本觀點
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實質就是使馬克思主義具有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影響，因此，從廣義上來說，長期以來我國學界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都涉及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但是，我國學界突出研究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並使之成為一個研究的熱點主要是近年來的事情。因此，這裡只對近年來國內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研究的基本觀點做一些大致的介紹和分析。綜合起來，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1.關於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基本含義的理解
科學界定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內涵，是深化研究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一個前提和基礎。但是，當前學術界對這一問題普遍缺乏深入探討，有些學者回避對這一問題的界定，有些學者對其進行一般性的描述，而且用詞方面也並不統一，主要包括思想領導權、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等。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比較典型的有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從話語權的實質方面來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內涵。侯惠勤把思想領導權、話語權、學術話語權三者結合起來進行分析，認為“思想領導權在革命階級獲得政權前是革命的先導，是奪取政權的必要前提；而在掌握政權後則是鞏固政權的保障，是建立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基礎”，強調“思想領導權的實現路徑是話語權”，而“話語權包括提問權、論斷權、解釋權、批判權等”，並進一步指出：“通過學術話語權消解思想話語權，是今天西方意識形態對我國滲透的重要特點。”在此基礎上，他對話語權的內涵做了一些歸納，指出：“話語權奠立在由基本觀點、分析框架、特定視角等構成的根本話語方式之上，基礎是世界觀、歷史觀、方法論。”⑦袁鐸持有類似的看法，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問題歷來就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其實質是人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政治認同與拒斥問題。”⑧
第二種觀點主要是借鑒葛蘭西、福柯等西方學者有關話語權問題的研究對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做一般性的描述，當然具體的歸納又有一些區別。張驥等側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影響力，指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是指依據自身地位，擁有控制、引導或規範社會，以致足以為社會立言的權利，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價值判斷、理論觀點有資格、有能力主導、領導、指導社會的問題。”⑨曹天航等持有類似的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即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具有控制、引導和規範社會話語的權力，在意識形態領域佔據主導地位，具有廣泛的傳播性和影響力，並依據其影響力將其政治立場、價值判斷、理論觀點傳播於社會，從而獲得社會的認同及政治合法性。”⑩謝曉娟強調馬克思主義對“他者”的影響，指出：“意識形態話語權其實是在意識形態領域發生的對‘他者’的權力，也就是意識形態通過話語體系的方式對人們形成的影響力和吸引力。”(11)
2.關於近年來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出現弱化的原因分析
在改革開放和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頻繁的時代背景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近年來出現了弱化的趨勢，這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成為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的一個研究熱點。相關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弱化的原因進行深入分析。綜合起來。代表性的觀點主要集中在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種觀點主要從經濟全球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遇低潮等國際大環境的變化對人們思想觀念的影響來分析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出現弱化的原因，當然具體的側重點又有一些區別。鄭永廷從經濟全球化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發展的影響進行分析，指出：“經濟全球化過程不僅是一個經濟過程，而且是一個伴隨著意識形態運動的政治過程。”(12)由於經濟全球化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這決定了經濟全球化必然對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帶來衝擊。袁三標持有類似觀點，認為“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國意識形態領域所經受西方‘強勢文化’的新一輪大規模洗禮，既存在著自發影響的問題，又面臨著西方國家有意識、有預謀的滲透問題。”(13)歐祝平具體分析了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對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影響，指出：“在意識形態優勢話語權的國際競爭和搶奪中，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憑藉著自身在經濟和科技上的優勢，不惜一切代價，操縱國內所有媒體和國際互聯網，提高自己的意識形態聲音，掩蓋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聲音。”(14)曹國勝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遇低潮進行分析，指出：“20世紀末，蘇聯的解體和東歐劇變使馬克思主義遭到大規模的非難和污蔑，國際反馬克思主義、反共勢力大肆鼓吹‘社會主義失敗論’，極力散佈‘共產主義渺茫論’，散佈對共產黨政權的不滿情緒，動搖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削弱。”(15)
第二種觀點主要從中國社會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話語方式等的多元化對人們思想觀念的影響來分析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出現弱化的原因。吳兆雪、葉政從國內文化的多元化變化對人們思想觀念的影響來進行分析，指出：“在文化多元化格局下，人們價值觀念、思想意識多元化，造成社會成員對理想信念、價值取向、道德觀念等的選擇產生困惑、迷茫和混亂。”由此必然影響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傳播過程中的效果進而弱化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16)。徐海波探討了“大眾文化”這一在當代中國具有廣泛而深遠影響的新興文化形態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影響，指出：“由於‘大眾文化’是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商品性是它的根本屬性，利潤最大化是它的最終目標。因此，在一定情況下，它對當代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又具有顛覆和破壞作用。”(17)徐俊等分析了話語方式的多樣化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影響，指出：“其一，馬克思主義話語在某些地區或某些群體內的言說系統中已處於式微或被遮蔽狀態，其在理論話語層面的主導和支配地位受到動搖；其二，馬克思主義話語所宣導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在部分話語系統中被視為‘愚人哲學’或地上的‘烏托邦’，其在精神領域的引領與導向功能遭到消解；其三，馬克思主義話語自身所秉持的真理觀受到邊緣話語的挑戰，其在解決實際問題當中所擔負的方法論功能影響力有所減弱；其四，馬克思主義話語在向現實形態轉變及其發展中所出現的失誤與挫折被其他話語無限誇大，其在實踐形象上受到扭曲或誹謗。”(18)
第三種觀點主要從互聯網等現代傳媒技術的負面影響來分析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出現弱化的原因，當然具體的側重點又有一些區別。張驥等比較全面地分析了互聯網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雙重影響，指出：“網路的發展，一方面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宣傳普及，為其更好地行使為社會‘立言’的權力創造了有利條件：另一方面又為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傳播提供了便利，網路傳播的有害資訊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的行使帶來負面作用。”(19)劉虎從現代傳媒技術自身的特點來探討它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影響，指出：“現代傳媒技術的發展擴大了傳媒的植入人群，低門檻化的資格准入會導致資訊的準確性和可信度大大降低，加之監督能力的弱化，致使虛假資訊擠佔真實資訊的空間，人們的價值觀出現混亂。虛假資訊的膨脹一方面會擠佔馬克思主義話語的關注量。另一方面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對廣大民眾的作用力，從而削弱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控制力。”(20)黃丹具體分析了新媒體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弱化的影響，指出：新媒體從三個方面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帶來了影響，第一，新媒體的“去中心化”，弱化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控制力；第二，新媒體話語內容的“碎片化”，消解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第三，新媒體資訊傳播的即時性與自由性，增加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整合社會的難度(21)。
3.關於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當代中國所面臨的主要挑戰
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一方面來自與各類錯誤思想傾向的較量與鬥爭；另一方面來自自身真理性力量的彰顯。因此，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挑戰，既有來自外部的因素，也有來自馬克思主義自身的因素。分析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當代中國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以找出應對挑戰的方法是當前學術界研究較多的一個問題，相關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面臨的主要挑戰進行深入分析。綜合起來，代表性的觀點主要集中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種觀點主要從反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的廣泛傳播及其負面影響來分析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當代中國所面臨的挑戰。侯惠勤從西方意識形態對我國的滲透進行分析，對普世價值、歷史終結論、自由主義等幾股影響較大的西方意識形態思潮在我國的影響做了分析，認為這些西方價值觀念在我國的廣泛傳播是造成我國意識形態“弱化”的重要因素(22)。李志軍等比較全面地分析了“意識形態終結”論、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民主社會主義政治思想、歷史虛無主義等當代主要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淵源及其在當代中國的流變，揭示出其本質是“終結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社會主義國家的主導地位，號召人們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轉而擁護資本主義制度”(23)。樑柱在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泛起、特點和主要表現進行深入具體分析的基礎上，深刻揭示出其深刻危害，指出：“歷史虛無主義起到消解主流意識形態，搞亂人們思想的惡劣作用”，其終極目的“就是要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這不但會摧毀社會主義中國的立國之本，而且也會在實際上使強國之路歸於破滅”(24)。趙學琳對近年來影響深遠的普世價值爭論的基本問題做了比較深入細緻的分析，指出普世價值“不只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和學術問題，而且也是一個涉及政治立場、理論旗幟的重大思想問題”，“宣揚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往往是制造反馬克思主義和反社會主義制度輿論的一種遮蔽性手段”(25)。袁鐸的專著《非意識形態化思潮研究》一書對非意識形態化思潮做了系統研究，該書既對非意識形態化思潮的演變過程，主要特徵、本質及危害進行了系統研究，又探討了重建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路徑選擇(26)。
第二種觀點主要從文學藝術作品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消解來分析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當代中國所面臨的挑戰。由於文學藝術作品具有廣泛的群眾性，其編創者有意無意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曲解或“消解”也會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提出嚴峻挑戰。21世紀初圍繞電視劇《走向共和》的激烈爭論最突出地展現了這個問題。當時很多著名的學者如李文海、樑柱、龔書鐸、張海鵬等人都尖銳地揭示出該劇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對立。針對這部“為觀眾提供一種看歷史的新的角度”的歷史電視劇，張海鵬認為該劇對歷史人物的詮釋、對大的歷史事件的評價缺乏史料支持，並指出：“貫穿電視劇的主線就是共和”，“所有的人，李鴻章、慈禧、袁世凱、孫中山都在內，國家和社會都在走向共和”，“這不是把共和當作全社會的共同出路嗎?這是對歷史發展完全錯誤的理解”(27)。龔雲直接分析了該劇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影響，指出：“該劇重在描述當權派在近代中國社會中的作用，在他們看來，李鴻章、袁世凱、慈禧都是‘大政治家’，他們在為中國人民‘找出路’，推動中國‘走向共和’”，“這種史觀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相對立的”，該劇“不僅向公眾灌輸了錯誤的歷史知識，而且混淆了人們的價值觀”(28)。周連順簡要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學術界對新中國成立初期批判電影《武訓傳》的認識和評價分歧，從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視角比較深入地考察了電影《武訓傳》批判的複雜歷史背景及其具體過程，在對電影的主要內容和導演、主演當時相關的思想認識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指出：“無論是電影本身，還是導演、主演的思想意識都與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歷史觀有著嚴重衝突”，“它對中國歷史、中國革命、農民鬥爭等重大問題做出了錯誤的藝術詮釋”(29)。
第三種觀點主要從馬克思主義自身發展的滯後如理論創新不足、話語不夠靈活、傳播途徑單一等來分析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當代中國所面臨的挑戰。王慶五等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趕不上形勢的發展，指出：“在快速變化的當今中國，馬克思的很多觀點已經不能為我們今天現實中出現的問題提供解決思路，或者說有的經典理論已經無法解釋我們遭遇的現實問題”，並提出了馬克思主義與現實脫離的三個方面：一是缺乏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現實反差的科學解釋，二是缺乏對國內一些現實問題的有力解釋，三是無法為改革的深入整合利益關係、凝聚新的共識(30)。申文傑對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政治功能實現方面的不足做了分析，指出：“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政治功能實現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自身在話語體系創新、宣傳方式、教育方式、引領機制、引領途徑、隊伍建設等方面仍存在多方面的問題。”(31)王習勝則把馬克思主義自身發展的滯後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低潮聯繫起來，指出：社會主義事業之所以會出現低谷，癥結還在於其意識形態，問題主要在如下三個方面：其一，基礎理論的創新不足；其二，灌輸方略不夠有效；其三，實踐後果的兌現性下降。他還認為，面對其他思潮的衝擊，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沒有能夠及時地進行應答，造成其基礎理論的真理性底蘊受到了很大損傷，進一步展現出來的就是灌輸效果大打折扣(32)。馬晨等從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傳播方面所存在的問題分析了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當代中國所面臨的挑戰，認為其制約因素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第一，理論研究的不足，阻滯了馬克思主義的活力；第二，宣傳方式的誤區，影響馬克思主義的外在形象；第三，宣導者身體力行的缺失，造成馬克思主義合法性基礎流失(33)。
4.關於當代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建構路徑研究
學術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為現實問題的處理提供鏡鑒。因此，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建構路徑也成為學術界廣泛探討的一個問題，這是近年來學術界研究最集中的一個問題，相關成果豐碩。如果從研究的視角來看，學術界對此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視角。
第一種視角是從思想政治教育領域、現代傳媒領域、學術藝術領域、日常生活領域等相對細分的微觀領域具體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建構路徑問題。王習勝從如何應對“淡化意識形態”思潮的角度提出建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在思想政治教育領域的實現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要針對思想問題，防止空洞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研究要有政治意識，不能純粹知識化；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昇華和超越，避免滑入庸俗化(34)。吳琦等進一步探討了全球化背景下高校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的有效策略，即“面對挑戰，秉持合法性與世俗化原則，增強陣地意識，注意說理的透徹性，以一種開放性的姿態和建設性的心態加強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教育，是鞏固和加強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高校話語權的關鍵”(35)。在現代傳媒技術領域，魏建國把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建構路徑歸結為四個方面：關注社會發展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優化話語內容；整合傳統媒介和新媒體資源，構築話語平臺；掌握傳播規律和廣大人民群眾心理，創新話語機制；強化話語監控和制度規範，塑造話語空間(36)。在學術藝術領域，鄧純東認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都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為指導，把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作用自覺地貫穿到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不斷增強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的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使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始終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37)。潘樺等以影片《建國大業》和《建黨偉業》為例剖析近年來主旋律影片的策略演變與回歸，指出近年來主旋律影片力圖在對話、交流模式中建立文化領導權，這主要表現在主旋律電影融合了商業電影的形式元素，向大眾文化靠攏(38)。在日常生活領域，朱斌認為通過轉化話語方式、優化傳播媒介、關注民生訴求，增強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親和力、影響力和吸引力，進而建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日常生活中的話語權(39)。
第二種視角是從黨和國家如何應對各類挑戰這個相對宏觀的角度來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建構路徑問題。劉先春等認為，當前加強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黨和國家應該重點關注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樹立文化安全意識，在意識形態共生中不迷失，敢於接受挑戰：二是與時俱進，追求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創新；三是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拓寬意識形態教育的管道和方法；四是重視黨員幹部的模範帶頭作用和實踐後果的兌現性；五是強化機制，把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要求具體到制度設計、政策法律和公民道德規範中(40)。劉軍側重分析黨和國家如何應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當下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指出：“堅守意識形態底線，應對去政治化帶來的意識形態虛無論挑戰；強化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應對非意識形態化思潮的挑戰；堅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應對普世價值論的衝擊；克服傳統意識形態話語的局限，構建當代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41)揭曉從增強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權力基礎來分析這個問題，指出：第一，加強理論研究，構建“中國特色範式”的話語體系；第二，加強話語權的資源建設，為話語權提供深厚的土壤；第三，積極探索話語權的運行方式，增強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輻射的有效性(42)。徐俊等從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根源來分析這個問題，指出：“必須要在從嚴治党、科學施政上下工夫，在增強自身合法性與正義性的基礎上加大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宣傳和教育，科學整合與引導意識形態領域多元思潮的分歧，為馬克思主義順利實現從真理層面向信仰層面的躍遷創造條件。”(43)
第三種視角是從歷史經驗的現實借鑒和啟示來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建構路徑問題。侯惠勤曾經在接受《思想理論教育導刊》記者的採訪時對毛澤東、鄧小平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歷史經驗做了總結，他把毛澤東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指導地位的措施主要歸結為三個方面：學習、批判和立法。他還對毛澤東之後改革式的主流意識形態建構的歷史經驗做了總結，指出：一是努力塑造富於時代特徵的“當代中國形象”，二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進行意識形態話語創新，三是堅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底線不動搖(44)。周連順借鑒制度學派的相關理論，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歷史經驗做了比較深入的分析，指出：“毛澤東和黨中央通過一系列制度設計來引導、規範和約束人們對待馬克思主義的行為，奠定了建構馬克思主義優勢話語權的制度框架”，並從入憲制度、學習制度、教育制度、政工制度、學術制度等方面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建構馬克思主義優勢話語權的制度框架做 了分析(45)。李莉對鄧小平維護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具體措施做了分析，並進一步揭示出其現實啟示，包括：堅持實事求是，應對各種挑戰，維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主體地位；關注現實問題，主動設置議題，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傳遞正能量”；貼近人民群眾，轉變話語實現方式，用喜聞樂見的形式“講好中國故事”(46)。曹國聖揭示了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建構路徑的特點，認為“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通過重塑共產黨和當代中國的形象、以愛國主義為內核重組意識形態話語、確立建設中國意識形態原則等途徑，對當代中國意識形態進行創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話語權在當代中國的重建”(47)。
三、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現有研究成果的成效與不足
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歷來都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或思想理論爭論，它密切關係中國共產黨宣導的社會理想、價值觀念、政治原則等是否能夠“得到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普遍承認、普遍支援、普遍尊重”而具有“一種合法性權威”(48)。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與堅持我國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思想理論根基。國內學術界的有識之士站在黨和國家的立場把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當做一個研究熱點，對與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密切相關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進行比較深入系統的探討，應該說表現出了高度的政治敏銳性和理論自覺性。
從研究成果的實際成效來看，近年來國內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研究呈現出如下幾個特點：一是研究的領域比較全面，現有研究成果廣泛涉及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基本內涵、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出現弱化的原因、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當代中國所面臨的挑戰、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建構路徑等多個方面的問題；二是研究內容比較深入，研究者普遍具有比較廣闊的研究視野，現有研究成果既突出國內問題，又把它們放在國際大環境之下進行考量，既突出現實問題，又重視歷史解讀，因此，不少研究成果具有相當的深度；三是研究方法有一些新的突破，除了重視運用文獻分析、歷史解讀、演繹推理等傳統的研究方法外，還有學者嘗試引入制度學派等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四是研究的群體比較廣泛，研究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的既有學界德高望重的資深學者，也有大量的中青年學者積極參與；五是重視研究成果的現實借鑒意義，大多數研究者都積極為現實問題的處理建言獻策，相關的研究成果為中國共產黨深化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重要性、艱巨性和複雜性，並制定和完善相關的政策措施提供了重要參考。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國內學術界為研究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付出了艱巨努力，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畢竟是在近年來才逐漸形成的一個研究熱點，很多問題還來不及展開和深入，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亟須突破。
首先，從研究的視野來看，學科視野有待拓展。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問題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但是，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問題卻不可能局限於黨內。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思想認識變化和黨的政策的變動雖然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產生深刻影響，但是馬克思主義話語權還受到不同時期的社會心理、社會結構變遷、各類社會思潮的相互影響等因素的深刻影響。學術界現有研究成果過分側重從中國共產黨自身的角度來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意義、面臨的挑戰、建構的路徑等問題，對不同時期的社會心理、社會結構變遷、各類社會思潮的相互影響等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影響關注不夠，跨學科綜合研究比較薄弱。
其次，從研究的方法來看，研究方法有待豐富。目前學術界關於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研究大都採取歷史解讀、演繹推理等比較傳統的方法，這些方法無疑是重要的，卻是明顯不夠的。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廣泛涉及受眾心理、資訊傳播、利益博弈等複雜的因素，需要在拓展學科視野的基礎上，引入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理念。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研究必須堅持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相結合的方法，既要重視用歷史解讀、演繹推理等方法來研究馬克思主義話語權面臨的一般性宏觀問題，也要引入跟蹤觀察、問卷、訪談、座談等實證性研究方法具體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微觀性問題。總體來說，學術界在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微觀性研究方面比較薄弱。
再次，從研究的內容來看，專題性研究有待加強。現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探討新時期馬克思主義話語權面臨的形勢、建構的路徑等問題，對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做專題研究的比較少。雖然黨史學界歷來重視党的思想文化建設的研究，但是，過去學術界極少把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作為一個專題來進行研究。事實上，由於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局限，現實問題的研究往往不容易深入。但是，經過時間的沉澱之後，歷史問題的研究反而容易深入和全面。因此，歷史研究不僅不可或缺，而且往往能夠取得超越現實問題的效果。對於中國共產黨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歷史與經驗，顯然有待我們分階段進一步加強專題性研究。
複次，從研究的物件來看，不同群體的差異化研究有待深化。馬克思主義話語權並不僅僅是一個理論探討的問題，它還面臨一個如何取得實際效果的問題。因此，黨和國家既要有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整體規劃和總體佈局，還必須對不同社會群體接觸、認識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狀況展開深入分析，並制定出差異化的政策措施。現有研究成果一般性探討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面臨的形勢、途徑等問題的居多，對不同社會群體進行差異化研究的比較少。事實上，不同社會群體接觸、認識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方式途徑等有著巨大的差異，因此，為了增強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實際效果，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差異化研究。
最後，從研究的範圍來看，外部借鑒研究有待加強。馬克思主義話語權並不是中國所特有的問題，它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特別是對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這還是一個關係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合法性與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方面做過哪些探索?有哪些成功的經驗?又有哪些失敗的教訓?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劇變與馬克思主義話語權之間存在什麼關係?在多元多樣多變的思想文化環境下，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方面做過哪些探索?有哪些經驗值得總結?又有教訓值得吸取?顯然這些問題的研究能夠為當代中國提供諸多的啟示和鏡鑒。因此，外部借鑒研究有待于進一步加強。
四、拓展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研究的幾個思路
總體來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新世紀以來國內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展開了比較全面系統的研究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學術界主要集中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在當代面臨的形勢及其建構路徑等問題，而在學科視野拓展、專題性研究、差異性研究等方面仍然顯得比較薄弱，因此，這一問題仍有進一步深化研究的必要。筆者認為，深化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的研究可以著重從如下幾個思路展開。
1.尋找新的視角科學界定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內涵
近年來，雖然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展開了廣泛研究，但是許多學者回避對其內涵進行界定，有些學者則從一般的意義上對話語權問題進行描述，很難凸顯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特殊性和嚴謹性。筆者認為，探討界定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內涵，應該從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特殊性入手，即從馬克思主義既是一種意識形態也是一種文化現象這兩個側面來理解。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來說，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話語權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一是黨和國家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唯一指導思想，重大政策措施、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和解釋都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二是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都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滲透到各學科的理論、概念、觀點之中”(49)，把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歷史觀和方法論等貫徹到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之中。另外，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在世界範圍內多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的形勢下，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話語權體現在其宣導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核心價值觀念及其話語體系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使馬克思主義成為社會大眾分析和評判各類社會現象的潛在世界觀和方法論，其實這是一種更深層次的話語權。這只能依靠党的理論工作者通過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核心價值觀念及其話語體系潛移默化地融入社會大眾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
2.拓展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研究的學科視野
現有研究成果側重分析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重要性、近年來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出現弱化的原因、馬克思主義話語權面臨的挑戰、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建構路徑等方面的問題，相關學者站在党和國家的立場來分析探討這個問題固然難能可貴，但是，這類帶有強烈自說自話色彩的理論層面的探討並不容易實現良好的社會效果。事實上，每一種社會思潮的產生都有其複雜的社會背景，都直接或間接地體現了社會結構變遷、社會心理等方面的變化；同時，每一個時代一般都有幾種影響比較大的社會思潮。因此，必須從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來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問題，密切關注社會結構變遷、社會心理變化、不同社會思潮的傳播及其相互影響等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影響，但是，學術界顯然對此關注不夠。比如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哪些深刻的變化?社會結構的變遷如何影響到民眾的社會心理?這些社會心理的變化對人們認識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到底產生了哪些影響?改革開放以來各類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甚至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思潮為什麼能夠得到廣泛傳播?它們究竟是怎樣影響人們思想的?在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好一元指導與多樣包容的關係?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有利於增強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社會實際效果，但是這些問題顯然不是單一學科研究所能夠解決的，需要在借鑒心理學、傳播學、制度學、博弈論、微觀互動論、系統論等多學科知識的基礎上，開展跨學科綜合研究。
3.加強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的專題性研究
由於受到研究方法的時代局限，過去國內學術界很少有學者把馬克思主義話語權作為一個專題來進行研究，對這一問題的探討主要散見於黨史類綜合性著作的思想文化建設部分之中，專題性研究比較少。近年來，隨著對非意識形態思潮研究的深入，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問題逐漸凸顯出來，但是，現有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探討新時期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建構面臨的各類問題。事實上，新時期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問題固然突出，但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時期其實都面臨一個如何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問題，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抗日戰爭時期、新中國成立初期、改革開放初期這些社會大變革的歷史時期，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問題還相當突出。但是，現有研究成果極少有對歷史上中國共產黨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實踐和經驗做專題研究，這也使得當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研究缺乏厚實的歷史基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時期，特別是在社會大變革的歷史時期，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到底有什麼深遠影響?當時中國共產黨是通過哪些政策措施來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這些政策措施的最初設想怎樣?具體是如何實施的?取得了哪些社會效果?又出現了哪些偏差?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又留下了哪些教訓?這顯然有待我們進一步加強專題性研究。深入研究並系統總結歷史上中國共產黨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方法、經驗與教訓，可為現實問題的處理提供鏡鑒。
4.加強針對不同社會群體如何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差異化研究
現有研究成果一般性探討馬克思主義話語權面臨的形勢、建構途徑等問題的居多，對不同社會群體進行差異化研究的比較少。事實上，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學生、普通社會大眾、宣傳思想工作人員、人文社會科學從業人員等社會群體認識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方式途徑等有著巨大的差異。對於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來說，他們普遍具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知識，但是如何推動他們在重大政策措施、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和解釋的過程中接受並自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於學生特別是當代大學生來說，由於還處在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和發展的特殊時期，如何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既對他們普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知識，又使他們真正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歷史觀和價值觀?對於普通社會大眾來說，在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等多元多樣多變的歷史條件下，如何使他們深刻認同馬克思主義所宣導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核心價值觀念及其話語體系，使馬克思主義成為他們分析和評判各類社會現象的潛在世界觀和方法論?對於宣傳思想工作人員來說，他們普遍具有厚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如何引導他們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既能使黨的宣傳思想工作適應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又能保障理論創新不偏離正確的軌道?對於哲學社會科學人員來說，他們普遍具有厚實的專業知識，也容易受到各類社會思潮的影響，如何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滲透到各學科的理論、概念、觀點之中，使廣大的哲學社會科學從業人員在學術研究之中自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歷史觀和方法論?這些顯然都不是一般性的探討所能解決的問題，有待于我們進一步加強差異化研究。
5.深化研究反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對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影響
6.加強對文藝領域如何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研究
文藝領域特別是電影、電視劇、微電影、網路文學等大眾文藝作品由於其通俗的特點具有廣泛的群眾性，對於民眾的審美心理和價值取向有著深遠影響，因此，它們對於在多元多樣多變的意識形態領域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有著重要影響。新中國成立初期，針對電影《武訓傳》的拍攝特別是評論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思想文化領域錯綜複雜的狀況，毛澤東緊緊抓住電影《武訓傳》這只“麻雀”深入解剖，努力在文藝領域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優勢話語權。改革開放初期，針對當時“傷痕文學”所出現的偏差，鄧小平也對電影文學劇本《苦戀》(後來改編成同名電影《苦戀》，送審時電影改名為《太陽與人》)等呈現出來的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錯誤思想傾向提出批評。之後，鄧小平更加旗幟鮮明地指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53)，批評文藝界一些人“熱心於寫陰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編亂造、歪曲革命的歷史和現實的東西”(54)。21世紀初針對大型電視劇《走向共和》美化封建統治者的錯誤思想傾向，不少知名學者也及時提出批評，指出作品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階級分析等觀點的衝突。毋庸諱言，當前活躍的不少大眾文藝作品，與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歷史觀等存在衝突甚至是嚴重衝突的並不在少數，如近年來非常盛行且收視率居高不下的宮廷劇把封建社會的歷史“加工”成後宮嬪妃之間的鉤心鬥角，把皇帝的中心工作“濃縮”為處理後宮嬪妃之間的鉤心鬥角，且不說這些電視劇的內容根本違背歷史事實，單是電視臺的黃金時段大量播放這些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格格不入的宮廷劇，就足以對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提出尖銳挑戰。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重要方面就是把其宣導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核心價值觀念及其話語體系融入社會大眾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迫切需要加強對具有廣泛群眾性的文藝領域如何建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