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在遵從我的內心，
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最美的心
他的名字叫David Deems，
給自己起的中文名叫丁大衛。
他出生在美國一個中產家庭，
讀大學時， 特意選擇了中文，
因此對中國產生了強烈嚮往。
1989年， 大衛到北京大學進修漢語。
在北京學習的那段日子，
他對中國有了更特別的感情。
回國念完古典文學碩士後，
大衛選擇了這一生的方向，
那就是成為一名老師。
仔細斟酌後， 個性獨立的他，
決定遠渡重洋來到中國教書。
因為當時的他認識到，
教書， 就去最需要教育的地方，
根據在北京念書時的印象，
他覺得可以用自己的知識，
給中國偏遠山區的孩子當老師。
正巧， 1994年在香港度假時，
他認識了一個叫馬麗的老師，
在她介紹下來到珠海一所私立學校，
成為了一名英語外教。
一進那所學校，
大衛就把校長震住了，
對校方提供的居所極為不滿。
學校給他提供個人公寓，
裡面配備了空調、冰箱，
遠遠好過其他老師的待遇。
他直接闖進校長辦公室，
強烈要求住進教師宿舍。
“我一個人不需要住這麼好
我也不做菜， 不需要冰箱，
就想跟老師們一起塊兒住。 ”
校長感到非常不理解，
最終還是尊重了他的意願，
將他安排到七八個人同住的宿舍裡。
不過大衛還是覺得“不滿足”，
又主動要求降薪。
在珠海執教一段時間後，
大衛覺得自己在“浪費時間”。
因為這裡畢竟是私立學校，
相對來說， 孩子們條件都不錯，
他需要去更艱苦一點的地方，
給更有需求的人提供教學。
經過一番詳細調查之後，
他將目光投向中國的西北，
幾經輾轉， 帶著簡歷，
來到了西北民族學院。
“你好， 我叫丁大衛，
以前在珠海教小學生，
現在想過來當大學老師。 ”
看到大衛的簡歷， 老師有點懵，
在“喜歡從事的活動”這一欄，
大衛工工整整地寫著：
為人民服務。
一年半的時間裡，
因為要辦理相關手續，
學校只能安排他住在辦公室裡，
對於1米93的大衛來說，
逼仄的空間， 起居很不舒服。
此外， 學校無法給他發工資，
但對這一切他都覺得無所謂，
一直積極開展各種教學工作。
等到學校給他定工資時，
他又跟校方發生了“矛盾”：
學校定的工資是1200元人民幣，
他主動要求降到900元，
學校一再堅持， 決定給他1000元，
可他還是覺得4位數太高，
最後經過雙方“妥協”，
工資定在了950元。
在西北民族學院，
他辦火了一個英語角，
主動幫忙聯繫外國人，
幫大家提供更多交流機會。
大衛風趣、幽默，真誠、友善，
很快就受到全校師生的歡迎。
然而一邊在學院裡教書，
大衛還在繼續考察別的地區，
想知道有沒有更艱苦的地方。
最後，他找到了東鄉自治縣，
一個地處山區、十年九旱的地方，
百姓的生存環境十分惡劣，
在全國56個民族中，
東鄉族的教育普及程度最低，
文盲率高居榜首，
九年義務教育人口比率倒數第一。
大衛當即決定，去東鄉！
剛到東鄉時，
當地人對他並不親近。
東鄉的閉塞也讓大衛很苦惱，
這個有著50萬人口的自治縣，
封閉到大家根本不會說普通話，
外面的人也聽不懂他們的方言。
這無疑將給工作帶來巨大阻力，
但大衛還是選擇了留下來。
在成為教育局聘請的教育顧問後，
相關手續一辦又是一年多時間，
承諾的500元工資發不出來，
大衛只能靠自己的積蓄生活。
他不抽煙、不喝酒，
生活極其簡樸，
一件衣服可以穿七八年，
鞋子破了也不放在心上。
面對經濟壓力和艱苦的環境，
大衛始終堅持自己的內心。
最讓他感到欣慰的，
是當地人開始親近自己。
為了維持生計，他不得不，
在西北民院和東鄉間兩頭跑，
靠著零散的代課工資省吃儉用。
在這兩年忙碌的時間裡，
大衛通過自己的努力，
翻新了東鄉的7所小學，
讓200多名學生入校接受教育，
尤其是當地從不讀書的女童，
第一次走進學堂，拿到課本。
多少孩子的生活因此改變，
知道了什麼叫做籃球，
也拿到了嶄新的學習用品。
尤其是對這個高個子外教，
充滿了喜愛和尊敬。
8年的時間裡，
大衛為東鄉自治縣，
籌款修建了11所小學，
請到了許多優秀的老師。
身為教育顧問，他的主要工作，
就是每星期走幾十裡的山路，
到每所學校查看學生入讀情況，
看學生們還需要什麼，
學校的教育設施還有什麼欠缺。
遇到有的孩子沒有來上課，
大衛會想方設法聯繫老師，
或親自去說服家長，讓孩子念書。
每到一所學校，他問得最多的就是：
“學校還有什麼需要我關注的？”
“學生還有什麼需要我做的？”
“老師還有什麼我能幫忙的？”
東鄉的尹家小學，
因為種種原因一度廢棄。
是大衛四處奔走籌集資金，
最後終於讓學校重新開課。
他帶著老師們挨家挨戶，
把當初的孩子們找了回來，
之後的入讀學生增加了一倍。
籃球架、水井、兵乓球臺，
所有設施都是大衛的功勞。
學校裡的老師都說：
“真的非常感謝他，
雖然這是一所簡陋的小學，
但這裡的孩子一生的命運，
可能就是從這裡得到改變。
孩子以後可以讀初中、高中，
如果沒有這所小學，
一切都無從談起。”
除了修建學校，
他還帶著當地的老師們，
去北京、珠海學習優秀經驗。
生活在封閉東鄉里的老師，
別說什麼天安門、大海，
甚至連綠皮火車都沒見過。
當他們站在天安門、鳥巢前，
那種激動的心情難以言喻。
大衛希望他們豐富自己的視野，
然後把這份寶貴的經驗，
告訴學校裡的孩子們，
只有這樣，孩子們才能努力，
將來某一天走出東鄉。
大衛不喜歡被打擾，
但為了籌集教育資金，
他接受讓媒體曝光自己。
他建立了一個專門的帳戶，
收款人的名字叫“丁捐助”。
從一開始四處尋求資助，
到後來很多人主動捐助，
8年時間，他籌集百萬元，
每一分都花在了東鄉教育上。
然而很多國人卻質疑他：
“那麼多錢，誰知道怎麼花的。”
“他一個美國人，條件那麼好，
來這麼艱苦的環境到底想幹什麼？”
面對質疑，大衛一笑了之：
“確實有點難以理解，對吧？
但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應該讓更多的教育資源，
用到更需要教育的地方。”
十多年來，
收到的每一筆錢，
大衛全都記錄在冊，
從哪兒來的，花在哪兒，
一分一厘都清清楚楚。
曾有個小學生捐了1塊錢，
他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就買了2毛錢信封、8毛錢郵票，
寫了一封感謝信給那個孩子。
連這一點，帳本也記得很清楚。
每一次帶老師出去學習，
大衛都儘量合理安排每一筆費用。
為了讓更多的老師走出東鄉，
極力將每個名額的費用壓到最低，
以至於不得不轉好幾次車。
2000-2008年，帳簿記了6本，
每一本還抄寫了備份。
一直忙於工作，
大衛30多歲才遇到真愛。
女孩Stacy同樣是一位美國人。
一次偶然機會，大衛到青海學習，
遇到在青海民族學院執教的Stacy。
大衛對Stacy一見鍾情，
三番兩次找機會接近對方。
2005年，兩人回到美國結婚，
隨後，Stacy跟隨大衛一起回東鄉，
一起為東鄉的教育奔忙。
Stacy和大衛志趣相投，生活樸素，
兩人住的是沒有電器的小屋子，
穿著打扮都和東鄉老百姓一樣，
結婚時只買了一顆手工戒指，
兩人工資加起來才1200元。
每個星期，Stacy就跟著大衛，
奔走於東鄉各學校間。
對於大衛的選擇，
他的父母都表示理解。
大衛一家人都從事教育，
但只有他選擇了到鄉村。
“我不是什麼活雷鋒，
我就是一個普通老師，
這是我應該來的地方，
應該讓這裡的孩子有書讀。”
2003年的國慶日期間，
大衛的父親曾到東鄉看他，
結果大衛拉著66歲的父親，
和另外兩個70多歲的老漢，
搬了整整三天的磚，
為一所學校修建了圍牆。
臨走的時候，大衛的父親，
留下了身上的錢。
對於中國的教育，
大衛一直在尋求平衡點。
“美國的教育是不一樣的，
我們不會讓孩子去背東西，
更注重的是理解層面的，
比如學習了一篇課文的道理，
用自己的方式把道理寫出來，
或者讓他用道理分析一個問題。
我們更看重培養個人素質，
培養他們如何對社會負責。
教書、育人，這是兩個方面，
中國可能更注重考試、分數。
這兩個方面都很重要，
一個是對社會，一個是對個人。
一個人懂事、懂道理，為社會做事，
重視一個人對社會的理解，
這是我們放在第一的。”
這麼多年來，
在小臥室的牆上，
大衛一直掛著一面中國紅旗。
他之所以要掛這面紅旗，
是想提醒自己：“這是在中國，
不是在美國，我是在東鄉，
他們想如何發展教育，
如何規劃自己的未來，
我應該最大程度上支持他們。”
很多老師私下裡問大衛，
“你想得到的回報是什麼？”
大衛說：“我個人不需要回報，
只希望孩子們接受應有的教育，
做這樣的事，我本身就快樂。”
面對外界的讚譽和褒揚，
長期以來不辭勞苦的大衛說：
“我不是什麼專家、學者，
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師，
課不是我講的，房子不是我修的，
我什麼也沒做，只是個橋樑，
偉大的是那些留守的老師，
是那些對東鄉並不瞭解，
就願意捐款的人。”
大衛的心靈是如此純淨，
他並不計較個人的得失，
一心為中國教育奔走。
自己過著無比清貧的生活，
為孩子們修起一座座校舍。
這樣一個高尚、純粹的靈魂，
值得每一個人學習和尊敬。
看到大衛，我們也該反思：
當大家對金錢趨之若鶩時，
對物質的欲望永不滿足時，
我們的心靈究竟需要什麼，
人生的價值又如何安放？
它是在追名逐利中成泡影，
還是留下璀璨的閃光？
《實話實說》的訪談中，
崔永元採訪完大衛之後說：
“我們今天談丁大衛，
很多人是覺得他很特別，
其實他的樸素，對事業的執著，
都應該是每個人身上的本性，
或者說是基本的品格。
我希望再過一段時間，
我們重新談起丁大衛的時候，
就像談身邊每個普通人。
那時候我們會更高興。”
那期節目，是2000年5月，
時光荏苒，歲月穿梭，
如今非凡君再談丁大衛，
我們還覺得他特別嗎？
17年前，崔永元真心希望，
每個人都能擁有那樣的品質，
17年後的今天，實利成癖的時代，
這樣的人，仿佛還是個異類。
到底還要走多長的路，
“丁大衛”才能變成普通人？
在西北民族學院，
他辦火了一個英語角，
主動幫忙聯繫外國人，
幫大家提供更多交流機會。
大衛風趣、幽默，真誠、友善，
很快就受到全校師生的歡迎。
然而一邊在學院裡教書，
大衛還在繼續考察別的地區，
想知道有沒有更艱苦的地方。
最後，他找到了東鄉自治縣，
一個地處山區、十年九旱的地方，
百姓的生存環境十分惡劣，
在全國56個民族中，
東鄉族的教育普及程度最低，
文盲率高居榜首，
九年義務教育人口比率倒數第一。
大衛當即決定，去東鄉！
剛到東鄉時，
當地人對他並不親近。
東鄉的閉塞也讓大衛很苦惱，
這個有著50萬人口的自治縣，
封閉到大家根本不會說普通話，
外面的人也聽不懂他們的方言。
這無疑將給工作帶來巨大阻力，
但大衛還是選擇了留下來。
在成為教育局聘請的教育顧問後，
相關手續一辦又是一年多時間，
承諾的500元工資發不出來，
大衛只能靠自己的積蓄生活。
他不抽煙、不喝酒，
生活極其簡樸，
一件衣服可以穿七八年，
鞋子破了也不放在心上。
面對經濟壓力和艱苦的環境，
大衛始終堅持自己的內心。
最讓他感到欣慰的，
是當地人開始親近自己。
為了維持生計，他不得不，
在西北民院和東鄉間兩頭跑，
靠著零散的代課工資省吃儉用。
在這兩年忙碌的時間裡，
大衛通過自己的努力，
翻新了東鄉的7所小學，
讓200多名學生入校接受教育，
尤其是當地從不讀書的女童，
第一次走進學堂，拿到課本。
多少孩子的生活因此改變，
知道了什麼叫做籃球，
也拿到了嶄新的學習用品。
尤其是對這個高個子外教，
充滿了喜愛和尊敬。
8年的時間裡，
大衛為東鄉自治縣，
籌款修建了11所小學，
請到了許多優秀的老師。
身為教育顧問，他的主要工作，
就是每星期走幾十裡的山路，
到每所學校查看學生入讀情況，
看學生們還需要什麼，
學校的教育設施還有什麼欠缺。
遇到有的孩子沒有來上課，
大衛會想方設法聯繫老師，
或親自去說服家長，讓孩子念書。
每到一所學校，他問得最多的就是：
“學校還有什麼需要我關注的？”
“學生還有什麼需要我做的？”
“老師還有什麼我能幫忙的？”
東鄉的尹家小學，
因為種種原因一度廢棄。
是大衛四處奔走籌集資金，
最後終於讓學校重新開課。
他帶著老師們挨家挨戶，
把當初的孩子們找了回來，
之後的入讀學生增加了一倍。
籃球架、水井、兵乓球臺，
所有設施都是大衛的功勞。
學校裡的老師都說：
“真的非常感謝他，
雖然這是一所簡陋的小學，
但這裡的孩子一生的命運，
可能就是從這裡得到改變。
孩子以後可以讀初中、高中，
如果沒有這所小學，
一切都無從談起。”
除了修建學校，
他還帶著當地的老師們，
去北京、珠海學習優秀經驗。
生活在封閉東鄉里的老師，
別說什麼天安門、大海，
甚至連綠皮火車都沒見過。
當他們站在天安門、鳥巢前，
那種激動的心情難以言喻。
大衛希望他們豐富自己的視野，
然後把這份寶貴的經驗，
告訴學校裡的孩子們，
只有這樣，孩子們才能努力，
將來某一天走出東鄉。
大衛不喜歡被打擾，
但為了籌集教育資金，
他接受讓媒體曝光自己。
他建立了一個專門的帳戶，
收款人的名字叫“丁捐助”。
從一開始四處尋求資助，
到後來很多人主動捐助，
8年時間，他籌集百萬元，
每一分都花在了東鄉教育上。
然而很多國人卻質疑他：
“那麼多錢，誰知道怎麼花的。”
“他一個美國人，條件那麼好，
來這麼艱苦的環境到底想幹什麼？”
面對質疑，大衛一笑了之：
“確實有點難以理解，對吧？
但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應該讓更多的教育資源，
用到更需要教育的地方。”
十多年來，
收到的每一筆錢，
大衛全都記錄在冊，
從哪兒來的，花在哪兒，
一分一厘都清清楚楚。
曾有個小學生捐了1塊錢，
他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就買了2毛錢信封、8毛錢郵票，
寫了一封感謝信給那個孩子。
連這一點，帳本也記得很清楚。
每一次帶老師出去學習，
大衛都儘量合理安排每一筆費用。
為了讓更多的老師走出東鄉，
極力將每個名額的費用壓到最低，
以至於不得不轉好幾次車。
2000-2008年，帳簿記了6本，
每一本還抄寫了備份。
一直忙於工作，
大衛30多歲才遇到真愛。
女孩Stacy同樣是一位美國人。
一次偶然機會，大衛到青海學習，
遇到在青海民族學院執教的Stacy。
大衛對Stacy一見鍾情，
三番兩次找機會接近對方。
2005年，兩人回到美國結婚，
隨後，Stacy跟隨大衛一起回東鄉，
一起為東鄉的教育奔忙。
Stacy和大衛志趣相投，生活樸素，
兩人住的是沒有電器的小屋子，
穿著打扮都和東鄉老百姓一樣，
結婚時只買了一顆手工戒指，
兩人工資加起來才1200元。
每個星期，Stacy就跟著大衛，
奔走於東鄉各學校間。
對於大衛的選擇，
他的父母都表示理解。
大衛一家人都從事教育，
但只有他選擇了到鄉村。
“我不是什麼活雷鋒，
我就是一個普通老師，
這是我應該來的地方，
應該讓這裡的孩子有書讀。”
2003年的國慶日期間，
大衛的父親曾到東鄉看他，
結果大衛拉著66歲的父親，
和另外兩個70多歲的老漢，
搬了整整三天的磚，
為一所學校修建了圍牆。
臨走的時候，大衛的父親，
留下了身上的錢。
對於中國的教育，
大衛一直在尋求平衡點。
“美國的教育是不一樣的，
我們不會讓孩子去背東西，
更注重的是理解層面的，
比如學習了一篇課文的道理，
用自己的方式把道理寫出來，
或者讓他用道理分析一個問題。
我們更看重培養個人素質，
培養他們如何對社會負責。
教書、育人，這是兩個方面，
中國可能更注重考試、分數。
這兩個方面都很重要，
一個是對社會，一個是對個人。
一個人懂事、懂道理，為社會做事，
重視一個人對社會的理解，
這是我們放在第一的。”
這麼多年來，
在小臥室的牆上，
大衛一直掛著一面中國紅旗。
他之所以要掛這面紅旗，
是想提醒自己：“這是在中國，
不是在美國，我是在東鄉，
他們想如何發展教育，
如何規劃自己的未來，
我應該最大程度上支持他們。”
很多老師私下裡問大衛，
“你想得到的回報是什麼？”
大衛說：“我個人不需要回報，
只希望孩子們接受應有的教育，
做這樣的事，我本身就快樂。”
面對外界的讚譽和褒揚，
長期以來不辭勞苦的大衛說：
“我不是什麼專家、學者，
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師，
課不是我講的，房子不是我修的，
我什麼也沒做，只是個橋樑，
偉大的是那些留守的老師，
是那些對東鄉並不瞭解，
就願意捐款的人。”
大衛的心靈是如此純淨，
他並不計較個人的得失，
一心為中國教育奔走。
自己過著無比清貧的生活，
為孩子們修起一座座校舍。
這樣一個高尚、純粹的靈魂，
值得每一個人學習和尊敬。
看到大衛，我們也該反思：
當大家對金錢趨之若鶩時，
對物質的欲望永不滿足時，
我們的心靈究竟需要什麼，
人生的價值又如何安放？
它是在追名逐利中成泡影，
還是留下璀璨的閃光？
《實話實說》的訪談中，
崔永元採訪完大衛之後說：
“我們今天談丁大衛，
很多人是覺得他很特別，
其實他的樸素，對事業的執著，
都應該是每個人身上的本性，
或者說是基本的品格。
我希望再過一段時間，
我們重新談起丁大衛的時候，
就像談身邊每個普通人。
那時候我們會更高興。”
那期節目，是2000年5月，
時光荏苒，歲月穿梭，
如今非凡君再談丁大衛，
我們還覺得他特別嗎？
17年前，崔永元真心希望，
每個人都能擁有那樣的品質，
17年後的今天，實利成癖的時代，
這樣的人，仿佛還是個異類。
到底還要走多長的路，
“丁大衛”才能變成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