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楷,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2002年被評為第三屆全國十大傑出中青年法學家。 自2002年司法考試改革以來， 他一直是司法部司法考試教材的作者及司法考試刑法試題出題人之一。 有評價認為， “他是目前中國內地刑法學研究中毫無疑問而無可爭議的最為出色的人之一”， “是目前刑法學界大多數人所公認的能較好兼顧理論與司法實踐但又有自身特色的刑法學家”。
■在當下， 治本固然重要， 但是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治標措施， 治本就會步履維艱。
■我們以前出現一些冤假錯案， 可能有法律適用能力和認識水準的問題，
■一些人習慣認為， 如果判決引起上訪， 該判決就沒有注重社會效果， 其實是目光短淺的看法。
司法體制改革箭在弦上
記者：在一次討論課上您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美國的電視劇總是將員警、檢察官與法官描寫得很黑暗， 但公眾還是信任法官， 其司法依然具有權威性和公信力；中國的電視劇總是將員警、檢察官與法官描寫得很偉大， 但一些公眾還是不信任法官， 司法依然缺乏權威性和公信力。 這是為什麼？”我們想聽聽您的解答。
張明楷：從目前來看， 我國司法方面累積的問題較多， 司法腐敗、司法不公正、司法無權威等現象比較明顯。 毫無疑問， 司法體制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體制， 確保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提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 其中包括“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等內容。 這些改革內容讓人看到了中國司法的希望， 看到了國家司法改革的決心。
這樣的改革目標可謂長遠之計， 不可能短期內一蹴而就，
全方位的改革是司法改革成功的保障
記者：您剛提到這個改革的過程可能需要很長時間， 那當下司法改革中的難點在哪兒？
張明楷：在當下司法環境中， 我國各項制度， 如就業制度、戶籍制度、教育制度等都直接或間接制約司法改革， 如果不是全方位的改革， 司法改革的成效也是微弱的。 例如保證審判獨立、加強司法人員的管理、保障司法權力的運行等， 都跟國家和地方的各種制度掛鉤。
在司法體制改革的過程中， 既要找到導致司法腐敗、司法不公正、司法無權威等現象的深刻根源， 也要找出這些現象的直接原因；既要充分考慮到《決定》規定的各項改革措施的難度， 以及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應， 也要周全設計出各項應對措施；既要明確長遠之計是什麼， 也要知道當務之急是什麼。 在當下， 治本固然重要， 但是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治標措施， 治本就會步履維艱。
干預司法要承擔責任、受到處罰
記者：在您看來， 當務之急該怎麼做呢？
張明楷：在當下， 就刑事司法而言， 最緊迫的改革任務是要針對黨政官員干預、罰沒收入返還、考核指標氾濫、司法能力低下等問題採取強有力的治理措施。
首先， 必須使干預司法的人員承擔責任、受到處罰。 如果濫用職權干預司法的人員不會承擔任何責任， 不能受到處罰， 那麼， 他們對司法的干預會越發頻繁、越發嚴重。 事實表明， 有些錯案就是由領導拍板造成的， 但是， 很少有領導因此受到處罰。 換言之， 事實上他們是裁判者、決定者， 但他們不負任何責任， 而是讓其他人成為替罪羊， 這當然違背常理。
其次， 我國法官、檢察官的任職標準的確有待提高。 不得不承認的是， 我國不少法官、檢察官的法律適用能力相當低， 乃至沒有學過法律的線民就可以憑藉自己樸素正義感挑戰法官的判決。 眾所周知，國外法官、檢察官的招錄標準都很高，日本前些年的司法考試的通過率只有1%，而且通過的人平均考了5年。如何提高我國現有法官、檢察官的法律適用能力，如何對司法考試進行一定的改革，可否像國外那樣對通過司法考試的人實行統一的司法研修，都需要深入研究，並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
讓大家安心做一名法官、檢察官
記者：我國司法體制改革已經在一些試點省市動起來了，湖北黃石、咸甯等地作為試點，開始了司法機關去行政化，走職業化道路的探索。對此，您怎麼看？
張明楷：司法人員職業化是必然趨勢。一方面要知道，法官、檢察官所從事的是專業性很強的事業，不是任何人憑感覺就能做的事情。法官、檢察官的職業與醫生的職業有相似之處。醫生怎麼治療病人，只能是專家會診出治療方案。司法也是如此。我們現在對司法實行的是行政化管理，法官、檢察官都跟行政級別掛鉤，一個人一旦成為優秀的法官、檢察官，就立即提升成為官員，而不直接辦案。這就如同在高校中，不讓優秀教師上講臺、做科研，而是讓他去做行政管理。這樣的做法明顯得不償失。
我覺得，法院、檢察院應該就像大學一樣，法官、檢察官類似于教授。大學要讓一些人安心做教授、副教授，現在大學的很多人也樂意當教授、副教授，而不追求行政職務。法院、檢察院也應該這樣，要讓大家安心做一名法官、檢察官。這樣的前提，當然是法官、檢察官的各種待遇至少不能低於行政管理人員，甚至應當高於行政管理人員。事實上，其他國家都是這樣的，只是我們國家的“官本位”造成了現在的局面。
職業化不僅意味著法律適用具有很強的技術性，而且意味著法官、檢察官只服從法律。不要以為，只服從法律的判決只有法律效果沒有社會效果。此外，對社會效果的追求不能突破法律的規定。我們還應當意識到，即使按照法律規定作出判決，看上去可能有“不太好”的具體效果，但我們會發現，它會有另外一個很好的效果，那就是讓所有人都知道我們只能依法辦事，任何人都沒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如果法律確實存在缺陷，那麼我們只能去修改法律。從這個意義上講，強調法律的權威性，實際上具有非常好的社會效果。只有通過法律的制定與適用，讓每個人都知道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不可以做，這個社會才會有秩序。
減少冤假錯案要更注重保障人權
記者：最近幾年，有幾起大的刑事案件備受關注，像趙作海、浙江叔侄這樣重大的冤假錯案發生之後，雖然有國家賠償，但還是影響到人們對司法的信任，如何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
張明楷：現在最高法、最高檢都頒佈了一些規定，採取了一些防止冤假錯案的措施。應該說，最高法、最高檢是重視的。我們以前出現一些冤假錯案，可能有法律適用能力和認識水準的問題，更主要的還是觀念的問題與體制的問題。例如，如果總是想到怎麼打擊罪犯，總是強調不放過一個壞人，而不想到怎麼更好地保障人權，這樣就可能冤枉好人。人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查出所有的犯罪人員。在殺人案上，如果簡單要求“命案必破”，辦案人員抓不到罪犯時怎麼辦，有可能冤枉沒有犯罪的人。再如，事實表明，不少冤假錯案是一些地方機構拍板造成的。這與司法體制有關，也是需要引起重視的問題。
此外，在我看來，司法不公正以及形成冤假錯案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下級公安、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適用刑法時，過於想著自己的利益。之所以想著自己的利益，是因為各種考核指標的氾濫。有些法官、檢察官在討論疑難案件的處理時，不是思考如何使案件的處理結論合理、合法，而是關注如何避免風險，如何獲得利益，於是形成不公正的判決乃至冤假錯案。當然，在當下，沒有考核指標也是行不通的，關鍵是如何考核。我認為，至少不能只設定懲罰犯罪的考核指標，而是要同時設定保障人權的考核指標，要使考核指標符合司法規律。
注重網路時代的民意應對
記者：一些熱點案件一旦進入公眾視野，往往會形成輿論場。像最近的復旦投毒案，百余名學生請求不對被告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網上的聲音卻對這些學生的行為不滿，在網路時代，司法審判該如何應對民意呢？
張明楷：這種情況時有發生。有時在一些爭議案件中，如果哪一方聲稱上訪，或者哪一方人多勢眾，判決就向哪一方傾斜，那麼就沒有司法公正可言。當下，首先要採取果斷措施，杜絕以“息訪”作為判斷檢察工作、法院工作是否妥當的標準。一些人習慣認為，如果判決引起上訪，該判決就沒有注重社會效果。其實，這是目光短淺的看法。
事實上，恰恰是要求判決不得引發上訪的做法，導致判決缺乏良好的社會效果。只要判決合法，任何機關與個人都不能支持相關當事人採取非法律手段推翻判決。如果相關當事人採取的手段違反法律，應當追究法律責任。比方說，當法院做出了合法判決時，當事人聚眾衝擊法院的，應當以聚眾衝擊國家機關罪追究刑事責任。
其次，在具體案件成為線民的熱點話題時，檢察機關與審判機關要及時通報案件真相，必要時還應及時說明法律規定；應當注意判斷線民意見是否建立在瞭解真相的基礎上，要分析線民意見形成的原因，檢察機關與審判機關只能服從法律，而不能屈服於其他人的意見。
當然，審判獨立並不意味著司法不受監督。相反，只有推行良好的監督機制，才可以實現真正的審判獨立。除了推行審判公開、檢務公開外，還要充分發揮媒體、人民陪審員、人民監督員的作用。
記者：艾丹/李思輝，實習生：陳星
出處:湖北日報
眾所周知，國外法官、檢察官的招錄標準都很高，日本前些年的司法考試的通過率只有1%，而且通過的人平均考了5年。如何提高我國現有法官、檢察官的法律適用能力，如何對司法考試進行一定的改革，可否像國外那樣對通過司法考試的人實行統一的司法研修，都需要深入研究，並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讓大家安心做一名法官、檢察官
記者：我國司法體制改革已經在一些試點省市動起來了，湖北黃石、咸甯等地作為試點，開始了司法機關去行政化，走職業化道路的探索。對此，您怎麼看？
張明楷：司法人員職業化是必然趨勢。一方面要知道，法官、檢察官所從事的是專業性很強的事業，不是任何人憑感覺就能做的事情。法官、檢察官的職業與醫生的職業有相似之處。醫生怎麼治療病人，只能是專家會診出治療方案。司法也是如此。我們現在對司法實行的是行政化管理，法官、檢察官都跟行政級別掛鉤，一個人一旦成為優秀的法官、檢察官，就立即提升成為官員，而不直接辦案。這就如同在高校中，不讓優秀教師上講臺、做科研，而是讓他去做行政管理。這樣的做法明顯得不償失。
我覺得，法院、檢察院應該就像大學一樣，法官、檢察官類似于教授。大學要讓一些人安心做教授、副教授，現在大學的很多人也樂意當教授、副教授，而不追求行政職務。法院、檢察院也應該這樣，要讓大家安心做一名法官、檢察官。這樣的前提，當然是法官、檢察官的各種待遇至少不能低於行政管理人員，甚至應當高於行政管理人員。事實上，其他國家都是這樣的，只是我們國家的“官本位”造成了現在的局面。
職業化不僅意味著法律適用具有很強的技術性，而且意味著法官、檢察官只服從法律。不要以為，只服從法律的判決只有法律效果沒有社會效果。此外，對社會效果的追求不能突破法律的規定。我們還應當意識到，即使按照法律規定作出判決，看上去可能有“不太好”的具體效果，但我們會發現，它會有另外一個很好的效果，那就是讓所有人都知道我們只能依法辦事，任何人都沒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如果法律確實存在缺陷，那麼我們只能去修改法律。從這個意義上講，強調法律的權威性，實際上具有非常好的社會效果。只有通過法律的制定與適用，讓每個人都知道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不可以做，這個社會才會有秩序。
減少冤假錯案要更注重保障人權
記者：最近幾年，有幾起大的刑事案件備受關注，像趙作海、浙江叔侄這樣重大的冤假錯案發生之後，雖然有國家賠償，但還是影響到人們對司法的信任，如何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
張明楷：現在最高法、最高檢都頒佈了一些規定，採取了一些防止冤假錯案的措施。應該說，最高法、最高檢是重視的。我們以前出現一些冤假錯案，可能有法律適用能力和認識水準的問題，更主要的還是觀念的問題與體制的問題。例如，如果總是想到怎麼打擊罪犯，總是強調不放過一個壞人，而不想到怎麼更好地保障人權，這樣就可能冤枉好人。人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查出所有的犯罪人員。在殺人案上，如果簡單要求“命案必破”，辦案人員抓不到罪犯時怎麼辦，有可能冤枉沒有犯罪的人。再如，事實表明，不少冤假錯案是一些地方機構拍板造成的。這與司法體制有關，也是需要引起重視的問題。
此外，在我看來，司法不公正以及形成冤假錯案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下級公安、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適用刑法時，過於想著自己的利益。之所以想著自己的利益，是因為各種考核指標的氾濫。有些法官、檢察官在討論疑難案件的處理時，不是思考如何使案件的處理結論合理、合法，而是關注如何避免風險，如何獲得利益，於是形成不公正的判決乃至冤假錯案。當然，在當下，沒有考核指標也是行不通的，關鍵是如何考核。我認為，至少不能只設定懲罰犯罪的考核指標，而是要同時設定保障人權的考核指標，要使考核指標符合司法規律。
注重網路時代的民意應對
記者：一些熱點案件一旦進入公眾視野，往往會形成輿論場。像最近的復旦投毒案，百余名學生請求不對被告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網上的聲音卻對這些學生的行為不滿，在網路時代，司法審判該如何應對民意呢？
張明楷：這種情況時有發生。有時在一些爭議案件中，如果哪一方聲稱上訪，或者哪一方人多勢眾，判決就向哪一方傾斜，那麼就沒有司法公正可言。當下，首先要採取果斷措施，杜絕以“息訪”作為判斷檢察工作、法院工作是否妥當的標準。一些人習慣認為，如果判決引起上訪，該判決就沒有注重社會效果。其實，這是目光短淺的看法。
事實上，恰恰是要求判決不得引發上訪的做法，導致判決缺乏良好的社會效果。只要判決合法，任何機關與個人都不能支持相關當事人採取非法律手段推翻判決。如果相關當事人採取的手段違反法律，應當追究法律責任。比方說，當法院做出了合法判決時，當事人聚眾衝擊法院的，應當以聚眾衝擊國家機關罪追究刑事責任。
其次，在具體案件成為線民的熱點話題時，檢察機關與審判機關要及時通報案件真相，必要時還應及時說明法律規定；應當注意判斷線民意見是否建立在瞭解真相的基礎上，要分析線民意見形成的原因，檢察機關與審判機關只能服從法律，而不能屈服於其他人的意見。
當然，審判獨立並不意味著司法不受監督。相反，只有推行良好的監督機制，才可以實現真正的審判獨立。除了推行審判公開、檢務公開外，還要充分發揮媒體、人民陪審員、人民監督員的作用。
記者：艾丹/李思輝，實習生：陳星
出處:湖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