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程式師在多數人心目中一直是“工資高、待遇好、福利多”的一種職位， 然而事實上他們承受著外人難以想像的巨大壓力。 除去工作本身的強度之外， 糟糕的管理、高壓的工作環境和不融洽的團隊關係， 都會給他們帶來心理創傷和精神壓力。 Uber去年八月自殺的工程師約瑟夫·湯瑪斯就是一個現實的、血淋淋的悲劇。 約瑟夫的死亡， 將這家本來就深陷醜聞漩渦中的公司又一次推向了風口浪尖， 讓公眾和媒體不得不去關注， 那些程式師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那些Uber光鮮的外表之下的醜惡和陰暗。
17萬美元年薪， 位於匹茲堡的西班牙風格別墅， Uber總部軟體工程師職位……在他生前， 約瑟夫·湯瑪斯一度走向了成功。 曾幾何時， 他、他的妻子澤科勒和他們的兩個兒子過的是典型的“美國夢”生活。 他英俊的外表和巨大的成就， 會讓一些身邊的人聯想起泰格·伍茲——“明明能靠臉吃飯， 卻一定要靠本事”。
但是， 約瑟夫在Uber度過的時光以一個觸目驚心的悲劇結尾。 這場悲劇也讓這家著名的打車服務公司不得不對外界盛傳已久的公司高壓環境做出回應。 但即使如此， 也已經無法改變外界對其負面印象。
英年早逝：從巔峰到谷底作為一個專業能力強大的程式師， 約瑟夫·湯瑪斯一開始在他的故鄉亞特蘭大做一些和電腦技術相關的工作，
湯瑪斯不曾預料到的是， 在Uber工作期間， 他經歷了過去的十年工作生涯裡從未有過的可怕體驗。 他偷偷告訴自己的父親和妻子， 在長時間的工作中， 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和緊張感， 整天唯恐丟失自己的工作， 唯恐被上司譴責。 在家人們的敦促下， 他去看了精神醫生。 就醫時， 湯瑪斯坦言自己存在驚恐發作、精神不易集中等症狀，
“他一直是最聰明的那個人。
”約瑟夫·湯瑪斯的父親喬這樣說。
但是，
當約瑟夫·湯瑪斯來到Uber工作時，
他的情緒一路跌倒穀底，
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
精神幾乎分崩離析。
“這令人很難相信， 但是他已經變得幾乎不再是他自己了。 ”湯瑪斯的妻子澤科勒說， “他總是這樣和我講， ‘我的老闆不喜歡我。 ’他的性格徹底改變， 他為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焦慮， 幾乎到了一個令人不敢置信的程度……他說自己什麼都做不好……”
照片中其樂融融的約瑟夫一家人
自殺前：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八月底的一天，
澤科勒去學校接兩個兒子，
回來時看到約瑟夫一直待在庫房的汽車裡。
澤科勒拉開車門坐到副駕駛位置上，
試圖和丈夫說幾句話來安撫他。
然而， 她看到了鮮血。
約瑟夫舉槍射向了自己。
兩天之後， 他在醫院裡去世了——當時， 距離他的34歲生日正好一周。
約瑟夫的父親和遺孀確信是Uber的高壓工作環境導致了他的自殺。
“如果你要求那樣一個追求完美、自我要求極其嚴格的人去完成一項根本不可能的任務， 會讓對方陷入一種失望的情緒之中， 簡直是開啟了失敗模式。 ”約瑟夫的父親說， 約瑟夫私下曾告訴父親， 他覺得自己被Uber的那種文化洗腦了。 “Uber讓員工燃燒自己的一切生命力， 直至筋疲力竭……就像一直用一檔開蘭博基尼一樣。 ”
約瑟夫自殺前一周， 曾前往兩名來自東灣的精神醫生處看病。 醫生的醫療記錄顯示， 他有著與工作有關的高度焦慮、驚恐發作、不易集中精神和失眠症。
約瑟夫的兩個兒子
自殺前一周，約瑟夫·湯瑪斯在臉書上向好友尼爾抱怨了自己所承受的工作壓力。
“哥們，人類的語言簡直無法形容那種壓力……我雖然還活著，但是我一點也不OK……”尼爾提供的聊天截圖中，湯瑪斯這樣對老友抱怨道，“最悲傷的事情是，這個地方打破了我尋找另一份工作的幻想。”
尼爾說：“約瑟夫是一個個性鮮明的人，但是實際上他的內心非常柔軟。當他和我女兒的小狗一起玩耍時，他開心得就像是要融化了一樣。如果非要說的話，他是最後一個我認為會去自殺的人。”
除去強大的工作壓力之外，另一方面，約瑟夫·湯瑪斯是一個非裔美國人，因此他的律師和妻子也認為在Uber工作期間他可能遭受了種族歧視。就像其他的矽谷企業一樣，Uber只雇傭了很少一部分黑人工程師。根據Uber三月份發佈的第一次多樣性報告，黑人人數僅僅佔據了所有技術崗的1%，並且其中沒有任何擔任領導職位的人。
Uber拒絕對此法律訴訟做出任何回應，並且聲稱湯瑪斯在職期間從未抱怨過來自公司的高壓或者種族歧視。
“沒有一個家庭應當經歷這樣令人心碎的變故。”Uber的發言人伊娃·貝倫德說，“我們永遠為他們一家祈福。”
Uber的公司文化自從幾度被當事人爆料以後就一直處在負面傳聞之中。二月份，Uber前軟體工程師蘇珊·福勒寫了一篇博文來揭露她在公司經歷的性騷擾和性別歧視，並且她指出，公司的人力資源部忽視了自己的抗議。
根據《紐約時報》，至少三個前Uber雇員對於來自主管的性騷擾或者語言侮辱提出了訴訟，而其他有過類似遭遇的員工同樣在考慮採取法律措施來應對。
甚至連Uber的早期投資者福樂達·卡普爾·克萊恩和米切爾·卡普爾也發表公開信譴責Uber那種“被不尊重、拉幫結派、多樣性缺失、縱容各種形式的霸淩騷擾所佔據的公司文化”。
Uber聲稱自己對來自各方面的指控非常重視，並且雇傭了美國前任司法部長埃裡克·霍爾德來調查公司內部所存在的性別歧視、多樣性缺失等問題。調查結果至今尚未公佈。
Uber否認了通過保險公司向湯瑪斯的家庭提供任何補償的可能性。在加利福尼亞州，除非已經在職六個月以上，否則職工的補償通常不會包括精神損失費。不幸的是，截止約瑟夫·湯瑪斯自殺前，他在Uber的工作時間仍然不到五個月。
但是，澤科勒和她的兒子們的律師、來自聖法蘭西斯哥的理查·理查森認為，六個月規律有所例外。根據加利福尼亞州的州法，當“職工的精神損傷是由於一種突然而又離奇的工作情況時”，這一條規則並不適用。理查森指出，湯瑪斯的情況可以被認為是這樣的例外。
“我們認為他經受的壓力和騷擾是工作帶來的，他是這兒少數幾個非裔美國人，沒日沒夜地工作，而且深受Uber的高壓公司文化的影響。”理查森說，“更糟糕的是，由於和Uber簽署的保密協議，他甚至都不能向別人傾訴自己的痛苦。”
Uber還拒絕了理查森所提出的解雇湯瑪斯頂頭上司的要求。但是，在四月中旬，一位負責監察職工補償案件的行政法法官表示，這位管理人員必須被解雇。
這個案件的審理仍然處在初期階段。不像其他的法庭案件，加利福尼亞州職工賠償訴求的案件並不會被政府機構作為備案材料。
約瑟夫的兒子在陽光下玩耍
逝者安息，生者堅強：巨變之下勇敢生存理查森說，約瑟夫的遺孀和孩子們能獲取的補償可能高達72.2萬美元，部分一次性付清，部分以每週1100美元的形式向這個家庭支付，用作約瑟夫兩個7歲和9歲的兒子的生活費用。
澤科勒和約瑟夫相識于學生時代，兩人感情極深。對於自己丈夫的死亡可能得不到Uber的補償，她感到十分困惑不解。“他擁有極高的職業道德，他把自己的全身心都奉獻給了工作，我確信他們（Uber）也會意識到這一點，向我們做出應有的補償”。她這樣說道。
讓情況變得更糟糕的是，湯瑪斯一家甚至得不到人身傷害意外保險，因為他死於自殺，不在保險範圍之內。
現在，澤科勒·湯瑪斯賣掉了和亡夫一起購買的房子——這是他們第一次擁有一座房子，也是他們曾經夢寐以求的房子。因為加利福尼亞州的生活成本太高了，他們舉家搬到了北卡羅來納州。現在，澤科勒在一家小型公司擔任專案協調人，並且正在攻讀資料分析和網路安全方向的在職碩士學位。“我試圖重建一個嶄新的人生，賺取足夠的收入來養活我的兩個兒子。”她這樣說道。
“我就是不能夠理解這一切。他那樣年輕，那樣成功，又是那樣聰明。他擁有自己所想要的一切——事業，愛情，家庭，地位，財富……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失去他獨自一人活下去。這一切都太殘酷了。”
約瑟夫的遺孀和兩個兒子
編輯：郝鵬程
約瑟夫的兩個兒子
自殺前一周，約瑟夫·湯瑪斯在臉書上向好友尼爾抱怨了自己所承受的工作壓力。
“哥們，人類的語言簡直無法形容那種壓力……我雖然還活著，但是我一點也不OK……”尼爾提供的聊天截圖中，湯瑪斯這樣對老友抱怨道，“最悲傷的事情是，這個地方打破了我尋找另一份工作的幻想。”
尼爾說：“約瑟夫是一個個性鮮明的人，但是實際上他的內心非常柔軟。當他和我女兒的小狗一起玩耍時，他開心得就像是要融化了一樣。如果非要說的話，他是最後一個我認為會去自殺的人。”
除去強大的工作壓力之外，另一方面，約瑟夫·湯瑪斯是一個非裔美國人，因此他的律師和妻子也認為在Uber工作期間他可能遭受了種族歧視。就像其他的矽谷企業一樣，Uber只雇傭了很少一部分黑人工程師。根據Uber三月份發佈的第一次多樣性報告，黑人人數僅僅佔據了所有技術崗的1%，並且其中沒有任何擔任領導職位的人。
Uber拒絕對此法律訴訟做出任何回應，並且聲稱湯瑪斯在職期間從未抱怨過來自公司的高壓或者種族歧視。
“沒有一個家庭應當經歷這樣令人心碎的變故。”Uber的發言人伊娃·貝倫德說，“我們永遠為他們一家祈福。”
Uber的公司文化自從幾度被當事人爆料以後就一直處在負面傳聞之中。二月份，Uber前軟體工程師蘇珊·福勒寫了一篇博文來揭露她在公司經歷的性騷擾和性別歧視，並且她指出，公司的人力資源部忽視了自己的抗議。
根據《紐約時報》，至少三個前Uber雇員對於來自主管的性騷擾或者語言侮辱提出了訴訟，而其他有過類似遭遇的員工同樣在考慮採取法律措施來應對。
甚至連Uber的早期投資者福樂達·卡普爾·克萊恩和米切爾·卡普爾也發表公開信譴責Uber那種“被不尊重、拉幫結派、多樣性缺失、縱容各種形式的霸淩騷擾所佔據的公司文化”。
Uber聲稱自己對來自各方面的指控非常重視，並且雇傭了美國前任司法部長埃裡克·霍爾德來調查公司內部所存在的性別歧視、多樣性缺失等問題。調查結果至今尚未公佈。
Uber否認了通過保險公司向湯瑪斯的家庭提供任何補償的可能性。在加利福尼亞州，除非已經在職六個月以上，否則職工的補償通常不會包括精神損失費。不幸的是，截止約瑟夫·湯瑪斯自殺前，他在Uber的工作時間仍然不到五個月。
但是，澤科勒和她的兒子們的律師、來自聖法蘭西斯哥的理查·理查森認為，六個月規律有所例外。根據加利福尼亞州的州法，當“職工的精神損傷是由於一種突然而又離奇的工作情況時”，這一條規則並不適用。理查森指出，湯瑪斯的情況可以被認為是這樣的例外。
“我們認為他經受的壓力和騷擾是工作帶來的，他是這兒少數幾個非裔美國人，沒日沒夜地工作，而且深受Uber的高壓公司文化的影響。”理查森說，“更糟糕的是，由於和Uber簽署的保密協議，他甚至都不能向別人傾訴自己的痛苦。”
Uber還拒絕了理查森所提出的解雇湯瑪斯頂頭上司的要求。但是，在四月中旬，一位負責監察職工補償案件的行政法法官表示，這位管理人員必須被解雇。
這個案件的審理仍然處在初期階段。不像其他的法庭案件，加利福尼亞州職工賠償訴求的案件並不會被政府機構作為備案材料。
約瑟夫的兒子在陽光下玩耍
逝者安息，生者堅強：巨變之下勇敢生存理查森說，約瑟夫的遺孀和孩子們能獲取的補償可能高達72.2萬美元，部分一次性付清，部分以每週1100美元的形式向這個家庭支付，用作約瑟夫兩個7歲和9歲的兒子的生活費用。
澤科勒和約瑟夫相識于學生時代，兩人感情極深。對於自己丈夫的死亡可能得不到Uber的補償，她感到十分困惑不解。“他擁有極高的職業道德，他把自己的全身心都奉獻給了工作，我確信他們（Uber）也會意識到這一點，向我們做出應有的補償”。她這樣說道。
讓情況變得更糟糕的是，湯瑪斯一家甚至得不到人身傷害意外保險，因為他死於自殺，不在保險範圍之內。
現在，澤科勒·湯瑪斯賣掉了和亡夫一起購買的房子——這是他們第一次擁有一座房子，也是他們曾經夢寐以求的房子。因為加利福尼亞州的生活成本太高了，他們舉家搬到了北卡羅來納州。現在，澤科勒在一家小型公司擔任專案協調人，並且正在攻讀資料分析和網路安全方向的在職碩士學位。“我試圖重建一個嶄新的人生，賺取足夠的收入來養活我的兩個兒子。”她這樣說道。
“我就是不能夠理解這一切。他那樣年輕，那樣成功，又是那樣聰明。他擁有自己所想要的一切——事業，愛情，家庭，地位，財富……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失去他獨自一人活下去。這一切都太殘酷了。”
約瑟夫的遺孀和兩個兒子
編輯：郝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