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法制文明發達很早的古國之一， 中國法律的發展有自己的傳統， 自成一系”
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中華民族具有5000多年連綿不斷的文明歷史， 創造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學史可以看成敗、鑒得失、知興替”。 您一直從事法制史學研究， 如何看待歷史之於一個國家的意義？
張晉藩： 中華民族有著5000多年從未中斷的悠久歷史， 今天的中國是歷史中國的發展。 在5000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 不同的王朝都有著興衰的經歷。 其何以興， 又何以衰， 都不是偶然的， 都有著客觀的和主觀的原因。 因此， 對歷史進行研究，
其次， 早在《尚書·五子之歌》中便提出了“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的命題。 夏禹建國以後勵精圖治， 重視民間疾苦， 傾聽民眾呼聲， 終於穩定了剛剛建立的國家統治。 然而， 他的孫子荒淫無度， 招致亡國。 古聖先賢從中總結出了“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的歷史經驗。 這可以說是適用於古今中外的理性總結。 歷代為了鞏固民本， 以求邦寧， 都致力於施政上如何得民心、利民生、富民用、教民知。
再次， 歷史可以使民族增強自信心、自豪感。 比如， 中華民族有著5000年從未中斷的歷史， 這是世界文明古國， 比如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所不曾有的。 不僅如此， 漢唐明清都是世界上文明發達、經濟富庶、國力強盛的王朝。 所以， 中華民族的歷史給予它的子孫以自信心、自豪感， 鼓舞他們奮發圖強地建設國家， 奔赴小康。 歷史對於一個民族的重要性， 還可從另一面來理解， 那就是侵略者“欲亡其國者先滅其史”。 這方面， 我有切身的感受。 我1930年出生， 1931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 小時候在日本統治下度過了十幾年， 日本侵略東北的時候就篡改了歷史， 不許你講中國的歷史， 只講所謂“滿洲國”的歷史。 直到今天，
問： 您曾經說“中國法律的發展有自己的傳統， 自成一系”， 能否加以說明。
張晉藩： 中國是法制文明發達很早的古國之一， 中國法律的發展有自己的傳統， 自成一系。
中國古代的國情， 如農本主義的經濟形態、重宗法倫常的社會關係、集中制的政治制度、獨尊儒術的意識形態、穩固的血緣地緣關係等， 是形成中國古代國情的各種元素。 由於中國是一個內陸型的國家， 在古代有西南大山的阻隔， 又有海洋的限制， 使得中國法律的發展無法與外部溝通交往。 所以， 中國古代的法律傳統是縱向傳承的， 具有特殊性、典型性、獨立性， 同時也帶有保守性。 這使得中國的法制雖然起源早，
世界公認的中華法系， 就是產生于中華民族文化土壤上的原生態法系。 由於漢唐以來中國立法、司法的先進性與法律文化的繁榮， 使得周邊國家， 如高麗、安南、日本等， 都取法中國法律， 以唐律、大明律為範本， 因而成為中華法系文化圈內的成員。 這些國家的法律制度、社會風氣乃至生活習慣在一定時期內都帶有中華法系的烙印。
近代以來， 我國法律的發展， 基本上是與傳統中華法系漸行漸遠的過程。 但是， 晚清法制改革取法西方的結果並不完全符合中國的國情。 歷史經驗證明， 我們睜眼看世界、借鑒吸收外來法律文化的同時，
總的說來， 就是從現實的國情出發， 堅持自主創新， 注意尋求古與今、中與外的先進法律文化的契合點， 建設當代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張晉藩接受本網專訪
“以民為本、誠實信用、求實務實、天人合一等， 都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具有傳世價值的法律傳統”
問： 您剛剛提到：“我們睜眼看世界、借鑒吸收外來法律文化的同時， 也需要回頭看， 檢索中華民族寶庫中的具有超越時空的法律文明要素。 ”請您具體談談。
張晉藩： 中國法制歷史源遠流長，形成了許多優秀的、具有傳世價值的法律傳統，我們要重視這些中華法文化的精粹。
中國古代很強調以民為本，也可以說是民本主義的法律傳統。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很早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強調民是國家的根本，無民何以為國。其一，國家施政要在得民心。其二，保民生，維持民眾的生計。中國古代的法典裡存在著有關土地的立法、有關水利的立法、有關賦稅的立法，都是著眼于保民生的。其三，重民命。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將死刑犯罪的處決收歸朝廷，地方沒有擅殺的權力。唐朝的時候提出死刑犯在處決之前要經過三次甚至五次複審。三複審、五複審發展到明清時代進一步制度化，形成了秋審制度。其四，體恤社會弱勢群體。社會弱勢群體一般犯罪可以減刑處理，“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罪不加刑”。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恤刑制度，從漢朝起一直延續到清朝，這在世界法制史上也是很少有的。
誠實信用也是中國古代法律的一個優秀傳統。古人將追求誠視作人類的一種修養，認為誠實是溝通天人之間的一個媒介。孟子講“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中國最古老的刑法中有三條，就是“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皋陶是中國最早造律的，昏墨賊殺是皋陶造律時期的主要罪名。什麼是昏，“惡而掠美為昏”，就是欺詐罪。欺詐和誠信是對立的。古人也非常重視信，孔夫子講過“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把信強調得比生命都重要。在法律裡，也特別講求信。唐代著名法學家戴胄有一句話，叫“法者，國家布大信於天下也”。什麼是法，法就是國家把最大的信公佈於天下，所以要賞信罰必。王安石在詩中曾經說：“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通過這些我們看出，誠信一直為中國古代立法、司法中所強調。重視誠實和講究信用，這也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法律傳統。
中國古代還講求求實、務實的法律傳統。中國古代的立法者，是立足於生活實際的，不脫離社會生活、國家生活。也正因為如此，像西方的教會法、宗教法庭在中國古代是沒有的，也沒有什麼神仙、迷信虛妄的。所以，中國古代法條的字裡行間都充滿了理性的思維。
中國古代的司法還提倡調解息訟，早在漢代就開始實行。由唐至明清，調解不斷制度化、規範化，這和中華民族歷來講求和睦相處、以和為貴密切相關，也與中國古代村落之間經常是聚族而居、比鄰為伍的社會條件分不開。
還需要提到的是，中國古代不僅提倡社會群體之間的和睦和諧，而且也注意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也就是古代法律所說“順天行時”，安排生產與生活。比如，《逸周書》裡記載，“春三月, 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就是春天不能砍伐森林以使草木生長。出土的《秦簡》裡還記載有一條，春天的時候不能堵塞水路，因為正是灌溉的季節，同時也不能捕魚鱉，因為這是它們生長的季節。這些可以說是天人合一的法律傳統。
張晉藩接受本網專訪
“懲貪之法歷代相承，成為懲治官吏貪贓枉法的重要依據，也是中國古代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問： 懲治腐敗立法是我國古代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最古老的三大罪中，貪腐就是其中之一。請您介紹一下我國歷代法典中有關懲治腐敗立法的有關情況。
張晉藩： 前面提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貪以敗官為墨”，墨就是貪污。到了戰國時期，有一部法典叫《法經》，其中貪污罪叫作“受金”。犯了此罪，宰相、將軍也得受懲罰。秦漢時期，特別是漢朝，對貪污罪也是懲罰很嚴的，貪污罪裡面有“枉法貪污”，就是公然違法貪污，犯者皆斬首，有些諸侯國由於貪污，整個王國都被取消了。
魏晉南北朝時期反貪立法也是很嚴格的。比如，官吏受贓，收一瓶酒、一隻羊，則大辟。在晉律裡，官吏貪污雖然沒判死罪，但是禁錮終身，雖遇赦而不赦。
到了唐朝，把貪污罪進一步系統化、法典化了，提出六贓之法，即六種貪污罪。第一種是受財枉法，即貪贓枉法；第二種是受財不枉法，即貪污了但並未枉法；第三種是受所監臨財物，就是地方官接受當地百姓給他的財物；再有就是強盜、竊盜和坐贓三種。唐律對此處罰很嚴，“貪污十五匹則絞”。這六贓之法一直影響了後世，宋、明、清，都有六贓之法。
宋朝的時候，因為宋以前的五代時期官吏貪腐很嚴重，所以宋初對腐敗懲處很嚴格，貪污者要判處死罪，宋真宗以後寬鬆一些，一般的貪污不判死罪但要刺配。
明朝的朱元璋是民間起家的，深知官吏腐敗是激起民變一個很大的原因，所以開國之初就嚴懲貪污。據史書記載，他用剝皮之刑懲罰貪官污吏，現任縣官的旁邊就擺著前任縣官實草的屍體，以此來警戒，而且他允許地方百姓把貪污的官扭送到京師來治罪，這是歷代所沒有的。朱元璋還親自選編案例，編成《大誥》，其中很多是關於官吏貪污被處以極刑的案例，這是明初的非常之法。逐漸走上法律正軌以後，就按《大明律》來判罪。按《大明律》，貪污80兩判處絞刑。清朝也是這樣，80兩判處絞刑。
總之，從“昏墨賊殺，皋陶之刑”到清朝的懲貪之法，歷代相承，成為懲治官吏貪贓枉法的重要依據，也是中國古代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問： 自古以來，我國就重視發揮文化懲貪獎廉的教化引導作用。您如何看待這種潤物細無聲的防範腐敗方式？對當下預防腐敗有何借鑒？
張晉藩： 中國古代在懲貪的同時也強調獎廉。就是說一方面用法律懲處貪污犯罪，另一方面鼓勵廉潔的官吏，將懲貪和獎廉結合在一起。獎廉這種教育點滴入土，甚至比懲貪法律的影響還要深遠，也更加深入人心。
中國古代獎廉的一種方式就是在正史中設《循吏傳》，記載優秀官吏廉潔奉公的事例。比如老百姓比較熟知的諸葛亮，在臨終上表的時候講到“內無餘帛，外無餘財”。他十分廉潔，沒有多餘的錢財，以免有負於國家。還有家喻戶曉的包拯，史書說他“笑比黃河清”，意為其笑比黃河水清都難。他懲貪除暴，民間稱為“閻羅包老”。還有明朝的海瑞，死的時候家裡只有“俸銀八兩、舊衣數件”而已。被康熙稱為天下第一清官的于成龍，死時還靠同僚助資安葬。這些都是在正史上被宣揚的清官廉吏，而且他們也活躍在通俗小說之中和戲曲舞臺之上，千百年來，深入人心。這種和風細雨、點滴入土的獎廉宣傳形式，不可以忽視。
張晉藩接受本網專訪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護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制衡機制”
問： 我國監察制度的歷史悠久，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智慧與創造力。在您看來，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對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有著怎樣的價值與意義？
張晉藩： 在中國古代，官吏負責國家機器的運行，官吏群體的狀態對於國家的興衰強弱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以致吏治的良否被看作是區分開明之世與衰敗之世的重要標誌。“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思想影響了中國古代歷代統治者。我們可以以盛唐為例說明這個問題。大唐盛世不僅維持了較長時期，還創造了封建時代鼎盛的文明，這種盛世首先要歸結于以均田制為基礎的農業經濟發展，其次得力於政策的適當與穩定、制度的健全與官吏的秉法執政。而這一切又都是和監察制度的進一步制度化和嚴密化分不開的，表現了封建時代監察制度的正面效應。
可以這樣講，中國古代監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護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制衡機制，對維護國家綱紀發揮了重要作用。它以確定的工作物件——官和特殊的工作方式——彈劾非違、糾正缺失，而有別於一般的政權機關。監察機關經過漫長的發展過程，逐漸由品格不高、甚至沒有獨立衙門的一般監察機關，躍升為與最高行政機關、最高軍事機關並列，成為直屬于皇帝的極具權威性的國家機關。它的基本任務就是整肅百僚，以充分發揮官僚機構的作用和通過“彰善癉惡，激濁揚清”，實現社會的調整功能。歷代監察制度在運行過程中，不僅有效地糾彈百官有司之邪辟，還對古代政治權力的運行，發揮了重要作用。
特別有價值的是，中國古代無論是監察機構的設置、監察制度的構建，還是監察活動的規範，都不斷地法律化，形成了具有一定獨立性的監察法體系。它不僅反映了中國本土法文化的鮮明色彩，而且在世界監察法史上也佔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凸顯中華法系特殊性的一個重要方面。
中國古代監察立法規定了監察機關的職掌，規範了監察機關的行動準則和程式以及監察官的違法制裁，因而是監察機關活動的法律依據，它的權威性增強了監察機關的權威性和合法性。它的價值不限於特定的歷史時期，也給當代的監察制度與法制建設提供了歷史的經驗和借鑒。
張晉藩接受本網專訪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是產生于中華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是土生土長的，它的發展有自己的歷史過程，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智慧與創造力。”
問： 請您介紹一下中國古代監察制度有著怎樣的源起，經歷了怎樣的沿革？
張晉藩： 我國古代的監察制度起源很早，大體上可以分為形成、發展、完善三個階段。
戰國、秦漢時期是形成階段。實際上，有官就有察官，有官就有考課。但是，作為一種監察制度，是從戰國時期才開始確立的。戰國以前，還是貴族政治。戰國時期，官僚制度出現，皇帝任免官員。監察官的制度、名稱，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產生的。所以在戰國時期，隨著君主專制制度的初步形成，政治法律制度發生了重大改革。封建的官僚制度取代了世卿制度，作為治官之官的禦史已主要執掌監察職能，以適應對官僚系統的監督。《史記·滑稽列傳》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齊威王置酒于後宮，召淳於髡並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淳於髡對曰：“臣飲一鬥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鬥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禦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鬥徑醉矣。”可見禦史的糾察職責對於百官的震懾作用。
秦滅六國，統一天下以後，六國的殘餘勢力，仍是不安定的因素，因此監察制度建設的重點在郡。郡設監察官郡禦史。《秦簡·語書》就有這樣的記載：“舉劾不從令者，致以律”“獨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聞”，這可以看作是郡禦史的工作物件與職權範圍。
漢朝的監察系統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無論是專門監察、行政監察、特殊監察，既分體運行，又互相交叉，三公九卿、皇室外戚、京師百官、地方長吏乃至監察官本身，都被置於這張網路之中，受到來自一種或多種監察組織的監督，對於貫通政令，整飭吏治，廓清風氣，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當時中央監察機構的最高長官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這就使得以丞相為代表的行政權，與以御史大夫為代表的監察權，處於既相維又相抗的狀態。西漢時期還出現了《監禦史九條》《六條問事》等中國古代監察立法的奠基之作，開創了中國古代專門性的監察法規的先河，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唐朝的《巡察六條》，明朝的《憲綱條例》等，莫不一脈相承，習習相因。
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是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發展階段。三國兩晉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大動盪、大變亂、大分裂和民族大遷移時期，割據對峙持續數百年。這一歷史時期政權的更替雖然頻繁，但每個王朝建立之後，都力圖運用行政的、法律的各種手段強化國家的運行機制，也都十分重視監察機關的設置與監察體制的完善。可以舉個南梁的例子，南梁是南朝較為重視監察的王朝，也重視發揮監察官職能。梁武帝就曾經下令“今端右可以風聞奏事，依元熙舊制”，並且還提高了禦史中丞的職掌與地位，使得南梁出現了諸如“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僚莫不憚之”的孔休源等一批敢於彈劾權貴的監察官。
唐初統治者從總結歷史經驗中比較清醒地認識到，監察機關對於維護國家綱紀的作用，因而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重視，建立了一台三院的監察制度。台就是禦史台，御史大夫、禦史中丞為長官，下麵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台院掌管京官的司法監察，殿院糾彈朝會官吏的禮儀，察院監察地方官吏，其中察院是三院中最重要的職能部門。唐朝又是封建法制臻於成熟和完備的朝代，官修的《唐律疏議》和《唐六典》，為監察機關的設置、職掌以及監察官的活動提供了大綱大法，加上統治者頒發的有關詔令和專門監察法規，形成了較為嚴密的監察法網，可以說是唐代封建法制完備的一個體現。
宋、明、清可以看作是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完備階段。
宋朝中央集權制度的強化，使得監察機關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改革和加強。禦史台、諫院均職掌監察權力，諫官“往往並行禦史之職”，台官也兼行諫議之權，所以稱為“台諫”，以示合一之勢。
元朝在監察制度和監察立法上有一些建樹，不過由於元朝並不是奉法為治的朝代，監察制度並沒有發揮出封建官僚政治自我調節器的作用。但元世祖極為重視監察，他說“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禦史台是朕醫兩手的。”在元朝，中書是最高行政機關，樞密院是最高軍事機關，禦史台不僅與之平列，而且還有權進行監督、糾彈，即所謂“醫兩手”。元世祖的這個評價被稱為“重台之旨”，為繼任的元統治者所奉行。
為了避免重蹈“元亡於吏”的歷史覆轍，明代提高了監察機關的地位與職能，創立了影響後世五百餘年的新的監察體制，比如創建了都察院制度，設置了六科給事中，給事中屬於言諫監察系統，主要用於加強對六部的監督。明代的監察制度，使得監察官發揮了積極作用，不僅運用彈劾權打擊貪官污吏，還發揮了“天子耳目之司”的功能，上情下達為決策提供依據，更是通過諫諍與封駁，發揮了補缺、拾遺的功能，減少政事損失。
到了清朝，統治者也十分重視監察制度建設，著意發揮其舉發奸邪、彈劾不法的作用。有清一代最重要的監察立法當屬《欽定台規》，分為訓典、憲綱、六科、各道、五城、稽查、巡察和通例等八類。它是秦漢以來，監察立法之大成，是我國封建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監察法典，也是世界法制史上所僅見的如此完整的封建監察法典。《欽定台規》是以“欽定”的形式出現的，這在中國監察立法史上是首創，突顯了台規所具有的權威性。《欽定台規》肯定了監察機構的特殊地位和功能，同時也為監察機構廣泛行使監察權提供了法律依據，使之深入到行政、經濟、司法、軍事、禮儀、教育、社會等各個領域。《欽定台規》在結構上已有總則、分則之分。《訓典》和《憲綱》應為總則，其他則為分則。不僅從制度層面做出了一系列規定，還從程式層面詳加規範，以保證制度規定的落實。
通過回顧和梳理，我們感到，中國古代監察制度是產生于中華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是土生土長的，它的發展有自己的歷史過程，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智慧與創造力。而中國古代監察制度一路走來，也反映了監察權全覆蓋的進程。監察權的涵蓋面從重視地方，到中央、地方全覆蓋，整個官僚制度逐步都被納入監察範圍，還有就是實現了立法、司法、行政，經濟、軍事、教育、文化等國家政務都為監察所覆蓋。
張晉藩接受本網專訪
“禦史出巡，巡按地方，對遏制地方腐敗起到了重要作用”
問： 我國古代巡視制度的歷史也很悠久，請您介紹一下。
張晉藩： 的確，我國巡視制度由來已久，秦漢時期就確定了巡視制度，隋唐時期又有了很大的發展，到明清時期進一步完善。
我國古代，不僅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了固定的監察區和監察機構，以實現坐鎮監察的效能，同時還實行監察官不定期地或專項巡察地方的監察方式，以克服單純依靠坐鎮監察的被動性，減少坐鎮監察容易出現的虛監、失監的官僚主義現象，使地方上的一些不法官吏及時受到懲治，一些大案冤案及時得到審結。這可以看作是我國古代的“巡視”監督方式。這種臨時與固定相結合的監察方式，成為歷代長期沿用的模式。
禦史出巡，巡按地方，對遏制地方腐敗起到了重要作用。出巡禦史的監察範圍非常廣泛。一看是否有冤案，二是考察政績，三是考察經濟情況如何，也會深入到民眾中間去，考察賢良。其中，對法律實施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審查案卷，是出巡禦史最重要的權力之一。
作為皇帝的耳目之司，禦史出巡可謂無所不監，無所不察，大事奏裁，小事立斷。“回道”之後，直接向皇帝奏報。
由於監察官是皇帝耳目之司，因此選任條件非常嚴格。第一要骨骼清硬、不畏權貴。明朝有一個監察禦史叫楊繼盛，敢於揭露嚴嵩父子，因此被投到監獄，受了酷刑。他臨死時寫了一首絕命詩，流傳很久，“飲酒讀書四十年，烏紗頭上有青天。男兒欲上淩煙閣，第一功名不愛錢。”這就表現了監察禦史的品格。我國歷史上還有很多像楊繼盛、海瑞這樣正直剛毅、敢於諫言的禦史官員。第二要有學識，有很高的文化素質，必須科舉出身。第三要有地方施政經驗，明朝就規定，禦史一定要有兩任地方縣官的經驗。
張晉藩接受本網專訪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一項重大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時代的需要、是歷史的需要”
問： 今年1月召開的中央紀委七次全會明確提出，扎實推進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完善黨和國家自我監督。您對此有何理解？
張晉藩：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一項重大的政治體制改革，受到中外重視。這項改革既吸取了歷史的經驗，也吸取了我們這幾年反貪腐成功的經驗，是時代的需要、是歷史的需要。為了協調國家監察委員會與相鄰機關的權力義務關係，以及它所職掌的職權範圍，需要制定一部監察委員會的工作細則或者監察委員會的法律，以保證此項改革的順利進行。
“反腐取得了這樣大的成就，充分說明了黨的力量，讓全世界看到我們黨有能力、有信心解決貪腐問題”
問： 您如何看待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和正風反腐工作？對全面從嚴治黨有哪些建議？
張晉藩：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重拳反腐，可以說贏得了黨內外全國民眾的讚譽和世界的重視。習近平同志率領全黨狠抓全面從嚴治黨，太有必要了，價值不可低估，在以後回顧歷史的時候也會感到其歷史的功績。取得了這樣大的成就，充分說明了黨的力量，讓全世界看到我們黨有能力、有信心解決貪腐問題。我覺得應該按中央的指示，懲貪反腐在路上，堅持進行下去，徹底端正黨風，建設廉潔有效的政府。反腐使得全黨增強了信心，使得党更有權威、 更有力量，使得全世界感到中國共產黨更有前途，會有更好的光明前景。
除此之外，為了加強党的建設，要堅持不懈地執行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嚴肅黨內政治生活。
“當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就要振奮民族的精神、振奮黨的精神、振奮個人的精神”
問： 請您給廣大黨員幹部題寫一段寄語。
張晉藩： 牢記入黨初心，永葆進取精神。
講到初心，每個黨員入黨之前都有一個初心，都有政治上的追求，這個初心除去個別秉持“入黨做官論”的人，大家都感覺入黨之後分量加重了、責任加重了。你是不是個黨員、是不是個好黨員，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我說要牢記入黨初心，你到底為什麼入黨、你怎麼爭取入黨的、你想過入黨之後要做什麼，要牢記入黨初心。
另外，還要振奮。我覺得在今天，很重要的就是要煥發民族的精神、黨的精神、個人的精神。我們這個民族是勤勞刻苦、敢於戰天鬥地、不畏強暴的奮發進取的民族，這樣優秀的中華民族，要煥發精神。全黨的精神也要振奮，入的是共產黨，是為共產主義奮鬥的，這不就是精神嗎？還有個人的精神，到底工作為什麼、活著為什麼？總要有一種精神的支撐，一個人沒有精神，那也就沒有了靈魂，人就無所謂了。當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就要振奮民族的精神、振奮黨的精神、振奮個人的精神。（採訪整理 鮑爽 攝影 胡思遠）
張晉藩寄語廣大黨員幹部
張晉藩簡介
張晉藩，1930年生人，著名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中國法律史學會專業顧問、中國教育家協會名譽會長。
張晉藩教授對古代監察制度、監察法有深入的研究，曾出版、主編《中國法制通史》《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史》等多部專著和教材。1986年應邀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講授法律課；1996年、1998年兩次應邀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講授法律課；2012年被中國法學會評為“全國傑出資深法學家”。
採訪劄記：
開中國法制史學風氣之先
八十六年，悠悠歲月、風風雨雨雕刻了他的面容，斑白了他的鬢髮；六十余載，篳路藍縷、辛勤耕耘豐盈了他的學術生涯，鑄造了他的法史人生。訪談中，他坐在那裡，質樸素淡，寬容地微笑，音調和煦卻堅定，帶著循循善誘、傳道解惑的潤物之音。
他是溫厚長者、嚴謹學人、法史大家，他是張晉藩。
“中國法制史學是一座宏偉的科學殿堂，我已經望見了這座殿堂的門楣，正在載欣載奔。”自上世紀50年代起，張晉藩就與中國法制史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六十餘年來，他的工作與生活、思考與寫作，也都是圍繞著中國法制史這門學科展開。從1979年到1998年，歷時19年，十卷本的《中國法制通史》在他的帶領下編寫完成，成為法律史學世紀之作。
“不能讓我們的子孫到外國去學習中國法制史”，作為新中國法制史學的奠基人，他將把中國法制史的中心牢固建立在中國作為歷史使命。“不敢有一點偷懶，也不敢有一點自滿”，他潑墨於中國古代法制史、法律思想史、法律文化史等諸多領域，夙興夜寐，開風氣之先。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歷史可以使民族增強自信心”“5000年從未中斷的歷史，是惠於我們最大的財富”。講到動情處，先生的喉嚨微微顫抖，眼中是化不開的篤定與自豪，見之動容，聞者振奮。他主張“睜眼看世界的同時，也要回頭看”，他帶我們回顧中華法系的繁榮，為我們分析中國古代法律傳統形成的原因與特點，領我們追溯以民為本、誠實信用、天人合一等中華法文化的精粹。
他關注著當前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進展，認為這項改革“既吸取了歷史的經驗，也吸取了近幾年反貪腐成功的經驗，是時代的需要、是歷史的需要”。早在2007年，他就撰寫了《中國監察法制史稿》一書，以後又主編了幾本有關監察制度與法制歷史的著作。訪談中，他為我們細細梳理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經歷的源起與變革，講授禦史出巡對遏制腐敗起到的重要作用，講述監察禦史不畏權貴的歷史故事。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作為一名老黨員，先生高度肯定党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重拳反腐取得的成果，在為廣大黨員幹部題寫寄語時，欣然寫下“牢記入黨初心，永葆進取精神”這十二個字。
如今86歲的老人，閱讀需要用七倍放大鏡，仍然每天堅持工作至少四到五個小時。“書生珍重翰墨事，願留文字在人間”。這，就是一位飲譽學界的法史大家的情懷。（鮑爽）
”請您具體談談。張晉藩： 中國法制歷史源遠流長，形成了許多優秀的、具有傳世價值的法律傳統，我們要重視這些中華法文化的精粹。
中國古代很強調以民為本，也可以說是民本主義的法律傳統。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很早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強調民是國家的根本，無民何以為國。其一，國家施政要在得民心。其二，保民生，維持民眾的生計。中國古代的法典裡存在著有關土地的立法、有關水利的立法、有關賦稅的立法，都是著眼于保民生的。其三，重民命。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將死刑犯罪的處決收歸朝廷，地方沒有擅殺的權力。唐朝的時候提出死刑犯在處決之前要經過三次甚至五次複審。三複審、五複審發展到明清時代進一步制度化，形成了秋審制度。其四，體恤社會弱勢群體。社會弱勢群體一般犯罪可以減刑處理，“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罪不加刑”。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恤刑制度，從漢朝起一直延續到清朝，這在世界法制史上也是很少有的。
誠實信用也是中國古代法律的一個優秀傳統。古人將追求誠視作人類的一種修養，認為誠實是溝通天人之間的一個媒介。孟子講“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中國最古老的刑法中有三條，就是“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皋陶是中國最早造律的，昏墨賊殺是皋陶造律時期的主要罪名。什麼是昏，“惡而掠美為昏”，就是欺詐罪。欺詐和誠信是對立的。古人也非常重視信，孔夫子講過“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把信強調得比生命都重要。在法律裡，也特別講求信。唐代著名法學家戴胄有一句話，叫“法者，國家布大信於天下也”。什麼是法，法就是國家把最大的信公佈於天下，所以要賞信罰必。王安石在詩中曾經說：“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通過這些我們看出，誠信一直為中國古代立法、司法中所強調。重視誠實和講究信用，這也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法律傳統。
中國古代還講求求實、務實的法律傳統。中國古代的立法者，是立足於生活實際的，不脫離社會生活、國家生活。也正因為如此，像西方的教會法、宗教法庭在中國古代是沒有的，也沒有什麼神仙、迷信虛妄的。所以，中國古代法條的字裡行間都充滿了理性的思維。
中國古代的司法還提倡調解息訟，早在漢代就開始實行。由唐至明清，調解不斷制度化、規範化，這和中華民族歷來講求和睦相處、以和為貴密切相關，也與中國古代村落之間經常是聚族而居、比鄰為伍的社會條件分不開。
還需要提到的是，中國古代不僅提倡社會群體之間的和睦和諧，而且也注意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也就是古代法律所說“順天行時”，安排生產與生活。比如，《逸周書》裡記載，“春三月, 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就是春天不能砍伐森林以使草木生長。出土的《秦簡》裡還記載有一條，春天的時候不能堵塞水路，因為正是灌溉的季節，同時也不能捕魚鱉，因為這是它們生長的季節。這些可以說是天人合一的法律傳統。
張晉藩接受本網專訪
“懲貪之法歷代相承，成為懲治官吏貪贓枉法的重要依據，也是中國古代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問： 懲治腐敗立法是我國古代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最古老的三大罪中，貪腐就是其中之一。請您介紹一下我國歷代法典中有關懲治腐敗立法的有關情況。
張晉藩： 前面提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貪以敗官為墨”，墨就是貪污。到了戰國時期，有一部法典叫《法經》，其中貪污罪叫作“受金”。犯了此罪，宰相、將軍也得受懲罰。秦漢時期，特別是漢朝，對貪污罪也是懲罰很嚴的，貪污罪裡面有“枉法貪污”，就是公然違法貪污，犯者皆斬首，有些諸侯國由於貪污，整個王國都被取消了。
魏晉南北朝時期反貪立法也是很嚴格的。比如，官吏受贓，收一瓶酒、一隻羊，則大辟。在晉律裡，官吏貪污雖然沒判死罪，但是禁錮終身，雖遇赦而不赦。
到了唐朝，把貪污罪進一步系統化、法典化了，提出六贓之法，即六種貪污罪。第一種是受財枉法，即貪贓枉法；第二種是受財不枉法，即貪污了但並未枉法；第三種是受所監臨財物，就是地方官接受當地百姓給他的財物；再有就是強盜、竊盜和坐贓三種。唐律對此處罰很嚴，“貪污十五匹則絞”。這六贓之法一直影響了後世，宋、明、清，都有六贓之法。
宋朝的時候，因為宋以前的五代時期官吏貪腐很嚴重，所以宋初對腐敗懲處很嚴格，貪污者要判處死罪，宋真宗以後寬鬆一些，一般的貪污不判死罪但要刺配。
明朝的朱元璋是民間起家的，深知官吏腐敗是激起民變一個很大的原因，所以開國之初就嚴懲貪污。據史書記載，他用剝皮之刑懲罰貪官污吏，現任縣官的旁邊就擺著前任縣官實草的屍體，以此來警戒，而且他允許地方百姓把貪污的官扭送到京師來治罪，這是歷代所沒有的。朱元璋還親自選編案例，編成《大誥》，其中很多是關於官吏貪污被處以極刑的案例，這是明初的非常之法。逐漸走上法律正軌以後，就按《大明律》來判罪。按《大明律》，貪污80兩判處絞刑。清朝也是這樣，80兩判處絞刑。
總之，從“昏墨賊殺，皋陶之刑”到清朝的懲貪之法，歷代相承，成為懲治官吏貪贓枉法的重要依據，也是中國古代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問： 自古以來，我國就重視發揮文化懲貪獎廉的教化引導作用。您如何看待這種潤物細無聲的防範腐敗方式？對當下預防腐敗有何借鑒？
張晉藩： 中國古代在懲貪的同時也強調獎廉。就是說一方面用法律懲處貪污犯罪，另一方面鼓勵廉潔的官吏，將懲貪和獎廉結合在一起。獎廉這種教育點滴入土，甚至比懲貪法律的影響還要深遠，也更加深入人心。
中國古代獎廉的一種方式就是在正史中設《循吏傳》，記載優秀官吏廉潔奉公的事例。比如老百姓比較熟知的諸葛亮，在臨終上表的時候講到“內無餘帛，外無餘財”。他十分廉潔，沒有多餘的錢財，以免有負於國家。還有家喻戶曉的包拯，史書說他“笑比黃河清”，意為其笑比黃河水清都難。他懲貪除暴，民間稱為“閻羅包老”。還有明朝的海瑞，死的時候家裡只有“俸銀八兩、舊衣數件”而已。被康熙稱為天下第一清官的于成龍，死時還靠同僚助資安葬。這些都是在正史上被宣揚的清官廉吏，而且他們也活躍在通俗小說之中和戲曲舞臺之上，千百年來，深入人心。這種和風細雨、點滴入土的獎廉宣傳形式，不可以忽視。
張晉藩接受本網專訪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護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制衡機制”
問： 我國監察制度的歷史悠久，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智慧與創造力。在您看來，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對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有著怎樣的價值與意義？
張晉藩： 在中國古代，官吏負責國家機器的運行，官吏群體的狀態對於國家的興衰強弱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以致吏治的良否被看作是區分開明之世與衰敗之世的重要標誌。“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思想影響了中國古代歷代統治者。我們可以以盛唐為例說明這個問題。大唐盛世不僅維持了較長時期，還創造了封建時代鼎盛的文明，這種盛世首先要歸結于以均田制為基礎的農業經濟發展，其次得力於政策的適當與穩定、制度的健全與官吏的秉法執政。而這一切又都是和監察制度的進一步制度化和嚴密化分不開的，表現了封建時代監察制度的正面效應。
可以這樣講，中國古代監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護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制衡機制，對維護國家綱紀發揮了重要作用。它以確定的工作物件——官和特殊的工作方式——彈劾非違、糾正缺失，而有別於一般的政權機關。監察機關經過漫長的發展過程，逐漸由品格不高、甚至沒有獨立衙門的一般監察機關，躍升為與最高行政機關、最高軍事機關並列，成為直屬于皇帝的極具權威性的國家機關。它的基本任務就是整肅百僚，以充分發揮官僚機構的作用和通過“彰善癉惡，激濁揚清”，實現社會的調整功能。歷代監察制度在運行過程中，不僅有效地糾彈百官有司之邪辟，還對古代政治權力的運行，發揮了重要作用。
特別有價值的是，中國古代無論是監察機構的設置、監察制度的構建，還是監察活動的規範，都不斷地法律化，形成了具有一定獨立性的監察法體系。它不僅反映了中國本土法文化的鮮明色彩，而且在世界監察法史上也佔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凸顯中華法系特殊性的一個重要方面。
中國古代監察立法規定了監察機關的職掌，規範了監察機關的行動準則和程式以及監察官的違法制裁，因而是監察機關活動的法律依據，它的權威性增強了監察機關的權威性和合法性。它的價值不限於特定的歷史時期，也給當代的監察制度與法制建設提供了歷史的經驗和借鑒。
張晉藩接受本網專訪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是產生于中華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是土生土長的，它的發展有自己的歷史過程，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智慧與創造力。”
問： 請您介紹一下中國古代監察制度有著怎樣的源起，經歷了怎樣的沿革？
張晉藩： 我國古代的監察制度起源很早，大體上可以分為形成、發展、完善三個階段。
戰國、秦漢時期是形成階段。實際上，有官就有察官，有官就有考課。但是，作為一種監察制度，是從戰國時期才開始確立的。戰國以前，還是貴族政治。戰國時期，官僚制度出現，皇帝任免官員。監察官的制度、名稱，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產生的。所以在戰國時期，隨著君主專制制度的初步形成，政治法律制度發生了重大改革。封建的官僚制度取代了世卿制度，作為治官之官的禦史已主要執掌監察職能，以適應對官僚系統的監督。《史記·滑稽列傳》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齊威王置酒于後宮，召淳於髡並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淳於髡對曰：“臣飲一鬥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鬥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禦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鬥徑醉矣。”可見禦史的糾察職責對於百官的震懾作用。
秦滅六國，統一天下以後，六國的殘餘勢力，仍是不安定的因素，因此監察制度建設的重點在郡。郡設監察官郡禦史。《秦簡·語書》就有這樣的記載：“舉劾不從令者，致以律”“獨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聞”，這可以看作是郡禦史的工作物件與職權範圍。
漢朝的監察系統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無論是專門監察、行政監察、特殊監察，既分體運行，又互相交叉，三公九卿、皇室外戚、京師百官、地方長吏乃至監察官本身，都被置於這張網路之中，受到來自一種或多種監察組織的監督，對於貫通政令，整飭吏治，廓清風氣，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當時中央監察機構的最高長官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這就使得以丞相為代表的行政權，與以御史大夫為代表的監察權，處於既相維又相抗的狀態。西漢時期還出現了《監禦史九條》《六條問事》等中國古代監察立法的奠基之作，開創了中國古代專門性的監察法規的先河，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唐朝的《巡察六條》，明朝的《憲綱條例》等，莫不一脈相承，習習相因。
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是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發展階段。三國兩晉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大動盪、大變亂、大分裂和民族大遷移時期，割據對峙持續數百年。這一歷史時期政權的更替雖然頻繁，但每個王朝建立之後，都力圖運用行政的、法律的各種手段強化國家的運行機制，也都十分重視監察機關的設置與監察體制的完善。可以舉個南梁的例子，南梁是南朝較為重視監察的王朝，也重視發揮監察官職能。梁武帝就曾經下令“今端右可以風聞奏事，依元熙舊制”，並且還提高了禦史中丞的職掌與地位，使得南梁出現了諸如“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僚莫不憚之”的孔休源等一批敢於彈劾權貴的監察官。
唐初統治者從總結歷史經驗中比較清醒地認識到，監察機關對於維護國家綱紀的作用，因而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重視，建立了一台三院的監察制度。台就是禦史台，御史大夫、禦史中丞為長官，下麵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台院掌管京官的司法監察，殿院糾彈朝會官吏的禮儀，察院監察地方官吏，其中察院是三院中最重要的職能部門。唐朝又是封建法制臻於成熟和完備的朝代，官修的《唐律疏議》和《唐六典》，為監察機關的設置、職掌以及監察官的活動提供了大綱大法，加上統治者頒發的有關詔令和專門監察法規，形成了較為嚴密的監察法網，可以說是唐代封建法制完備的一個體現。
宋、明、清可以看作是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完備階段。
宋朝中央集權制度的強化，使得監察機關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改革和加強。禦史台、諫院均職掌監察權力，諫官“往往並行禦史之職”，台官也兼行諫議之權，所以稱為“台諫”，以示合一之勢。
元朝在監察制度和監察立法上有一些建樹，不過由於元朝並不是奉法為治的朝代，監察制度並沒有發揮出封建官僚政治自我調節器的作用。但元世祖極為重視監察，他說“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禦史台是朕醫兩手的。”在元朝，中書是最高行政機關，樞密院是最高軍事機關，禦史台不僅與之平列，而且還有權進行監督、糾彈，即所謂“醫兩手”。元世祖的這個評價被稱為“重台之旨”，為繼任的元統治者所奉行。
為了避免重蹈“元亡於吏”的歷史覆轍，明代提高了監察機關的地位與職能，創立了影響後世五百餘年的新的監察體制，比如創建了都察院制度，設置了六科給事中，給事中屬於言諫監察系統，主要用於加強對六部的監督。明代的監察制度，使得監察官發揮了積極作用，不僅運用彈劾權打擊貪官污吏，還發揮了“天子耳目之司”的功能，上情下達為決策提供依據，更是通過諫諍與封駁，發揮了補缺、拾遺的功能，減少政事損失。
到了清朝，統治者也十分重視監察制度建設，著意發揮其舉發奸邪、彈劾不法的作用。有清一代最重要的監察立法當屬《欽定台規》，分為訓典、憲綱、六科、各道、五城、稽查、巡察和通例等八類。它是秦漢以來，監察立法之大成，是我國封建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監察法典，也是世界法制史上所僅見的如此完整的封建監察法典。《欽定台規》是以“欽定”的形式出現的，這在中國監察立法史上是首創，突顯了台規所具有的權威性。《欽定台規》肯定了監察機構的特殊地位和功能，同時也為監察機構廣泛行使監察權提供了法律依據，使之深入到行政、經濟、司法、軍事、禮儀、教育、社會等各個領域。《欽定台規》在結構上已有總則、分則之分。《訓典》和《憲綱》應為總則，其他則為分則。不僅從制度層面做出了一系列規定，還從程式層面詳加規範，以保證制度規定的落實。
通過回顧和梳理，我們感到，中國古代監察制度是產生于中華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是土生土長的，它的發展有自己的歷史過程，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智慧與創造力。而中國古代監察制度一路走來，也反映了監察權全覆蓋的進程。監察權的涵蓋面從重視地方，到中央、地方全覆蓋，整個官僚制度逐步都被納入監察範圍，還有就是實現了立法、司法、行政，經濟、軍事、教育、文化等國家政務都為監察所覆蓋。
張晉藩接受本網專訪
“禦史出巡，巡按地方，對遏制地方腐敗起到了重要作用”
問： 我國古代巡視制度的歷史也很悠久，請您介紹一下。
張晉藩： 的確，我國巡視制度由來已久，秦漢時期就確定了巡視制度，隋唐時期又有了很大的發展，到明清時期進一步完善。
我國古代，不僅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了固定的監察區和監察機構，以實現坐鎮監察的效能，同時還實行監察官不定期地或專項巡察地方的監察方式，以克服單純依靠坐鎮監察的被動性，減少坐鎮監察容易出現的虛監、失監的官僚主義現象，使地方上的一些不法官吏及時受到懲治，一些大案冤案及時得到審結。這可以看作是我國古代的“巡視”監督方式。這種臨時與固定相結合的監察方式，成為歷代長期沿用的模式。
禦史出巡，巡按地方，對遏制地方腐敗起到了重要作用。出巡禦史的監察範圍非常廣泛。一看是否有冤案，二是考察政績，三是考察經濟情況如何，也會深入到民眾中間去，考察賢良。其中，對法律實施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審查案卷，是出巡禦史最重要的權力之一。
作為皇帝的耳目之司，禦史出巡可謂無所不監，無所不察，大事奏裁，小事立斷。“回道”之後，直接向皇帝奏報。
由於監察官是皇帝耳目之司，因此選任條件非常嚴格。第一要骨骼清硬、不畏權貴。明朝有一個監察禦史叫楊繼盛，敢於揭露嚴嵩父子，因此被投到監獄，受了酷刑。他臨死時寫了一首絕命詩，流傳很久，“飲酒讀書四十年，烏紗頭上有青天。男兒欲上淩煙閣，第一功名不愛錢。”這就表現了監察禦史的品格。我國歷史上還有很多像楊繼盛、海瑞這樣正直剛毅、敢於諫言的禦史官員。第二要有學識，有很高的文化素質，必須科舉出身。第三要有地方施政經驗，明朝就規定，禦史一定要有兩任地方縣官的經驗。
張晉藩接受本網專訪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一項重大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時代的需要、是歷史的需要”
問： 今年1月召開的中央紀委七次全會明確提出，扎實推進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完善黨和國家自我監督。您對此有何理解？
張晉藩：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一項重大的政治體制改革，受到中外重視。這項改革既吸取了歷史的經驗，也吸取了我們這幾年反貪腐成功的經驗，是時代的需要、是歷史的需要。為了協調國家監察委員會與相鄰機關的權力義務關係，以及它所職掌的職權範圍，需要制定一部監察委員會的工作細則或者監察委員會的法律，以保證此項改革的順利進行。
“反腐取得了這樣大的成就，充分說明了黨的力量，讓全世界看到我們黨有能力、有信心解決貪腐問題”
問： 您如何看待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和正風反腐工作？對全面從嚴治黨有哪些建議？
張晉藩：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重拳反腐，可以說贏得了黨內外全國民眾的讚譽和世界的重視。習近平同志率領全黨狠抓全面從嚴治黨，太有必要了，價值不可低估，在以後回顧歷史的時候也會感到其歷史的功績。取得了這樣大的成就，充分說明了黨的力量，讓全世界看到我們黨有能力、有信心解決貪腐問題。我覺得應該按中央的指示，懲貪反腐在路上，堅持進行下去，徹底端正黨風，建設廉潔有效的政府。反腐使得全黨增強了信心，使得党更有權威、 更有力量，使得全世界感到中國共產黨更有前途，會有更好的光明前景。
除此之外，為了加強党的建設，要堅持不懈地執行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嚴肅黨內政治生活。
“當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就要振奮民族的精神、振奮黨的精神、振奮個人的精神”
問： 請您給廣大黨員幹部題寫一段寄語。
張晉藩： 牢記入黨初心，永葆進取精神。
講到初心，每個黨員入黨之前都有一個初心，都有政治上的追求，這個初心除去個別秉持“入黨做官論”的人，大家都感覺入黨之後分量加重了、責任加重了。你是不是個黨員、是不是個好黨員，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我說要牢記入黨初心，你到底為什麼入黨、你怎麼爭取入黨的、你想過入黨之後要做什麼，要牢記入黨初心。
另外，還要振奮。我覺得在今天，很重要的就是要煥發民族的精神、黨的精神、個人的精神。我們這個民族是勤勞刻苦、敢於戰天鬥地、不畏強暴的奮發進取的民族，這樣優秀的中華民族，要煥發精神。全黨的精神也要振奮，入的是共產黨，是為共產主義奮鬥的，這不就是精神嗎？還有個人的精神，到底工作為什麼、活著為什麼？總要有一種精神的支撐，一個人沒有精神，那也就沒有了靈魂，人就無所謂了。當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就要振奮民族的精神、振奮黨的精神、振奮個人的精神。（採訪整理 鮑爽 攝影 胡思遠）
張晉藩寄語廣大黨員幹部
張晉藩簡介
張晉藩，1930年生人，著名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中國法律史學會專業顧問、中國教育家協會名譽會長。
張晉藩教授對古代監察制度、監察法有深入的研究，曾出版、主編《中國法制通史》《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史》等多部專著和教材。1986年應邀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講授法律課；1996年、1998年兩次應邀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講授法律課；2012年被中國法學會評為“全國傑出資深法學家”。
採訪劄記：
開中國法制史學風氣之先
八十六年，悠悠歲月、風風雨雨雕刻了他的面容，斑白了他的鬢髮；六十余載，篳路藍縷、辛勤耕耘豐盈了他的學術生涯，鑄造了他的法史人生。訪談中，他坐在那裡，質樸素淡，寬容地微笑，音調和煦卻堅定，帶著循循善誘、傳道解惑的潤物之音。
他是溫厚長者、嚴謹學人、法史大家，他是張晉藩。
“中國法制史學是一座宏偉的科學殿堂，我已經望見了這座殿堂的門楣，正在載欣載奔。”自上世紀50年代起，張晉藩就與中國法制史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六十餘年來，他的工作與生活、思考與寫作，也都是圍繞著中國法制史這門學科展開。從1979年到1998年，歷時19年，十卷本的《中國法制通史》在他的帶領下編寫完成，成為法律史學世紀之作。
“不能讓我們的子孫到外國去學習中國法制史”，作為新中國法制史學的奠基人，他將把中國法制史的中心牢固建立在中國作為歷史使命。“不敢有一點偷懶，也不敢有一點自滿”，他潑墨於中國古代法制史、法律思想史、法律文化史等諸多領域，夙興夜寐，開風氣之先。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歷史可以使民族增強自信心”“5000年從未中斷的歷史，是惠於我們最大的財富”。講到動情處，先生的喉嚨微微顫抖，眼中是化不開的篤定與自豪，見之動容，聞者振奮。他主張“睜眼看世界的同時，也要回頭看”，他帶我們回顧中華法系的繁榮，為我們分析中國古代法律傳統形成的原因與特點，領我們追溯以民為本、誠實信用、天人合一等中華法文化的精粹。
他關注著當前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進展，認為這項改革“既吸取了歷史的經驗，也吸取了近幾年反貪腐成功的經驗，是時代的需要、是歷史的需要”。早在2007年，他就撰寫了《中國監察法制史稿》一書，以後又主編了幾本有關監察制度與法制歷史的著作。訪談中，他為我們細細梳理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經歷的源起與變革，講授禦史出巡對遏制腐敗起到的重要作用，講述監察禦史不畏權貴的歷史故事。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作為一名老黨員，先生高度肯定党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重拳反腐取得的成果，在為廣大黨員幹部題寫寄語時，欣然寫下“牢記入黨初心，永葆進取精神”這十二個字。
如今86歲的老人，閱讀需要用七倍放大鏡，仍然每天堅持工作至少四到五個小時。“書生珍重翰墨事，願留文字在人間”。這，就是一位飲譽學界的法史大家的情懷。（鮑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