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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鄉村治理

尹國偉吳贇

當今世界, 互聯網對農村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無處不在。 有研究認為, 網農(指上網的農民)正成為農村社會治理的重要參與者、監督者和被服務者, 是繼特定時代的民兵、農民工之後, 將對我國“三農”發展產生不可忽視作用的一個群體。 截至2015年12月, 我國線民中農村線民占比28.4%, 規模達1.95億, 較2014年年底增加1694萬人, 增幅為9.5%;農村線民在整體線民中的占比增加, 規模增長速度是城鎮的2倍。

顯然, 互聯網與農村社會治理相結合已經成為必然趨勢。 而一些地方的農村也正在將互聯網與農村社會治理相結合進行實踐探索。

上海:三大平臺“一點通”

上海市早在2006年就啟動了“為農綜合資訊服務千村通工程”, 對全市所有的鄉鎮村進行資訊化改造, 保證每村都能有一個互聯網接入點, 農村資訊化基礎設施實現了全覆蓋。 2010年開始由市紀委、農委和財政等部門聯合建設三個涉農資訊平臺(即上海市涉農補貼資金監管平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管理資訊平臺和農村集體三資監管平臺), 把全市9個涉農區縣、6個中心城區的有關土地流轉、資產監管、集體產權等業務流全部轉化為資訊流, 運用資訊平臺全面提升涉農管理效率和透明度。

為了給農民提供更為便捷的服務, 在全市涉農區縣的1391個村都建立了為農綜合資訊服務點,

其中融合了電子政務、村務公開、生活服務等多個業務系統, 通過提供集成式服務, 減少維護費用, 方便農民使用, 實現了全程“一點通”操作。

遂昌:培育電商厘清政商

2005年, 位於浙江西南部的山區縣遂昌, 有的個體商戶開始嘗試上網經營竹炭、山茶油、菊米等當地土特產品, 並呈現出較好的發展勢頭。 遂昌縣政府發現這一苗頭後順勢而為, 2010年支持成立了遂昌網店協會, 並為其提供活動場所, 2013年支援建設了淘寶網首家縣級特色館, 免費為農戶及網商提供產品展示及交易服務, 説明下崗工人、大學畢業生及農村青年就地創業就業。 同時, 依託“麥特龍分銷平臺”為農民電商提供供應鏈管理服務, 包括統一採購、統一倉儲、統一包裝、統一物流等,

網商只負責銷售, 這樣做到了零庫存、零風險、低門檻創業。

在行政村建設電子商務服務站, 通過合同採購、以獎代補形式, 向企業購買“趕街”服務, 整合商業和公共服務職能, 創新經營性和公益性邊界的融合機制, 整合供銷社、郵政、電信、銀行等相關業務, 打造農村公共服務“超市”。

巴東:農民辦事不出村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巴東縣, 屬於武陵山區, 是典型的山區縣, 交通不便, 農民到鄉鎮或縣城政府部門辦事路途遠、耗時長、成本高, 是當地村民的一塊心病。 2013年3月開始, 巴東縣將“農民辦事不出村”資訊化專案作為黨政一把手工程強力推進。 一開始主要是依託既有的村委會辦公樓等設施, 設立“農民辦事不出村”資訊化系統受理視窗和辦事大廳,

打造涉農公共服務辦理場所。 通過村裡的電腦接入終端, 讓“資料多跑路、農民少跑路”, 力求做到“證件村裡辦、資訊村裡查、補貼村裡領、矛盾村裡調”。

截至2015年年底, 巴東已在260個村建成這一專案, 26個部門100個審批服務事項授權村級受理, 累計辦結行政審批事項3.67萬件, 使42萬農民群眾從中受益。 同時, 這一專案的外延也在擴大, 農民自家產的白皮大蒜、臘豬蹄、土雞蛋等也可以通過網路發佈資訊找銷路。

銅關:“連接, 為鄉村”

以上四個案例, 從不同角度對於“互聯網+”農村社會治理進行的探索, 是運用互聯網技術和互聯網思維, 破解新形勢下農村社會治理難題的有益實踐。 這啟示我們, 在推進“互聯網+”農村社會治理過程中,

要注重做到四個堅持:一是基礎先行。 只有建設好農村資訊化“高速路”, 相關涉農資訊平臺系統及終端才能“高速運行”。 二是因地制宜。 遂昌探索的“不離開農村, 不脫離農業”的創業之路, 是農村社會治理及縣域經濟發展理念上的創新與突破。 三是協同服務。 “互聯網+”為政府各部門之間、政府與市場主體之間實現資訊交互、資料共用、機制協同構建了一條虛擬之路, 為突破傳統農村社會治理方式提供了一個新的可能。 四是以人為本。 “互聯網+”農村社會治理的所有實踐都必須以為民便民富民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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