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為了紀念國醫節， 我們特別推出國醫節特刊， 從3月1日至國醫節結束， 一起緬懷那些矢志岐黃， 心系蒼生的大醫們， 讓中醫之魂薪火相傳。
孔伯華
孔伯華(1884～1955)， 名繁棣， 別號不龜手廬主人， 山東曲阜人。 少年隨祖父學醫。 二十五歲始懸壺于京師， 凡五十年， 醫名漸噪， 一時號稱北京四大名醫之一。
與肖龍友合創北京國醫學院， 井與肖合任院長， 歷時十五載， 培育中醫人才七百餘人。 解放後， 歷任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衛生部醫學科學研究委員會委員， 北京中醫學會顧問等職。 生前與曹巽軒、陳世珍， 陳企董編著《八種傳染病證治析疑》十卷行世， 另著有《臟腑發揮》、《時齋醫話》、《中風說》、《診斷經驗》等。
懸壺濟世孔伯華先生少時隨祖父宦游， 秉承家學， 刻苦鑽研， 不慕榮利， 十四歲時就定下不求科考舉子業而專攻醫學， 志在濟人的決心。
先生廢寢忘食， 如饑似渴地遍讀家藏善本醫書，
因此在先生三十歲時， 就已名噪北京， 被譽為“四大名醫”之一， 舉國知名。 僅就先生畢生之成就與貢獻而言， 不愧為我國近代一位傑出的醫學家。
先生性至孝， 二十三歲時， 母病垂危， 先生日夜精心照料， 親自煎藥， 無微不至， 更由於先生平日待人厚篤， 故博得鄰里和親友們的稱讚。
先生在河北易縣居住時， 聽說此間中醫前輩梁純仁、蔡秋堂二位先生的學識淵博、醫術高明， 在當地頗享盛譽， 即虛心前往求教。 二公對先生的辨證察脈之造悟才度， 以及平素的為人和作風， 也早有所聞並深為器重，
三十一歲時(1915年)， 先生應聘始來北京， 在外城官醫院(北京宣武中醫醫院舊址)任醫官職務。 所謂官醫院， 只是當時政府所設唯一的中醫機構。
1917年， 晉綏一帶流行鼠疫， 據說挨戶傳染，
次年夏秋之交， 廊房一帶虎疫又起， 派先生與楊浩如， 張菊人、陳伯雅等率隊防治。 當時疫情猖獗， 有病數日轉筋而死者， 有朝病而夕死者， 鬧得人人自危、戶戶恐慌， 一時傳為“今夕聚首言歡， 明朝人鬼異域”之謠。 幾乎家家有僵屍之痛， 室室有號泣之哀， 真是令人不寒而慄， 但防疫隊駐於學校內待診， 而前來應診或邀診者， 卻絕無僅有。
先生遂與同仁共同商量， 分析原因， 始知是尚未取信於人的緣故， 於是決定除留陳伯雅在駐地處理日常工作外， 先生與楊浩如、張菊人等均深入村莊， 沿戶訪問， 邊宣傳， 邊治療， 不辭勞苦， 一心赴救。
事後防疫會要求撰述疫病證治之法， 以及此次防疫工作的經驗和療效總結， 於是與同行諸人分別編寫了《傳染病八種證治晰疑》一書十卷， 刊行問世。
1923年，先生即辭卻醫官，在京懸壺應診，投無不效。先生對孤貧患者，深切關懷，倍加憫恤，安老懷幼，濟人于危，不但免收診費，且常慨解義囊，助其藥用或療養等生活之資。這種崇高的醫德，遠近稱頌，遐邇聞名。
為中醫事業奔走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以及近百年來的西醫集中輸入的影響，1927年先後曾有一些虛無主義者喧囂一時，誣衊“中醫學術既不科學，理論又極荒謬”，把中醫貶得一無是處。這自然引起廣大中醫藥界的不滿，於是雙方在報刊上展開激烈論戰。
1929年汪精衛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于當年2月召開的“中央第一次衛生委員會議”上，餘雲岫等一夥拋出一項“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的提案，其中有“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能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等讕言。這樣一項反動提案竟然被國民黨政府通過，並隨即作出“取締中醫”的決議，激起中醫藥界和全國人民的極大公憤。
全國中醫及中醫藥團體聯合起來，表示堅決抗議。各界代表聚集上海，成立了“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于當年3月27日召開臨時大會會議，通過決議；組織“聯合赴京請願團”。
孔伯華先生當時為華北中醫界代表，被推選為臨時大會主席，率領全團前往南京請願。以先生為首的代表成員據理力爭，要求政府取消這項荒謬決議。
由於中醫中藥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遠的根源，數千年來對保障人民健康和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偉大貢獻，所以深得人心，擁有全國億萬人民的真誠信賴和全力支持，國民黨政府頒佈的“取締中醫”的命令，理所當然地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
在眾怒難犯的形勢下，國民黨政府被迫不得不收回成命。同時，為了平息民憤，混淆視聽，國民黨政府還在南京設置“國醫館”。至此，中醫算是贏得了些微的合法保障，從而使得中醫學免遭更為嚴重的摧殘。
經過此番激烈鬥爭，先生深深感到中醫藥界的當務之急是培養人才，壯大隊伍，提高中醫療效，確保人民健康，只有如此，才能獲得廣大人民的由衷信任，中醫才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左起張菊人、陳伯雅、陳企董、孔伯華、楊浩如
1930年，先生與蕭龍友合力創辦了北京國醫學院，蕭老為董事長，先生為院長，聘請當時知名中醫分別擔任各門課程的講師，如瞿文樓任教兒科，姚季英任教診斷和婦科，周古人任教《內經》，安幹卿任教《難經》，陳慎吾任教《傷寒》，趙樹屏任教《醫史》，宗吾任教《金匱》，張菊人任教溫病，孟慶三任教藥物，焦會元任教針灸，孔仲華任教浯文和醫古文，等等。
唯因經費拮据，先生常以個人診費收入挪補開支。先生常親自與蕭老帶領學生輪流實習，對侍診從學的門人常是到時留飯，其中外地常年住宿者亦恒有之。先生一生，既無恆產，又無積蓄，學校開支較大，家中人口眾多，常遇困難還要借貸，因此先生之艱苦辦學、仗義疏財、助人為樂的高尚品德，深得醫林和社會的敬仰。
“七七”事變越五年，偽政府企圖接管北京國醫學院，他們軟硬兼施，威脅利誘達二年之久，學院曾被迫三次搬遷。後蕭龍友先生以老告退，孔老又獨力堅持數年，直至一九四四年，先生甯為玉碎、不作瓦全，毅然停辦國醫學院，表現出剛直、高尚的民族氣節。
北京匡醫學院共辦了十五年，先後畢業學生七百余人，分佈在全國各地，多成為中醫界的骨幹人才，其中不乏孔祥林、孔嗣伯、孔少華、馬龍伯、裴學義等著名中醫師，他們為中醫的流傳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55年11月23日，孔伯華與世長辭，享年71歲。臨終前他囑咐家人：兒孫弟子，凡從我學業者，以後要各盡全力，為人民服務，以承我未竟之志。
《易經》裡有句話，“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孔伯華去世時房無一間，地無一壟，但他留給後世的是精神，是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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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先生即辭卻醫官，在京懸壺應診，投無不效。先生對孤貧患者，深切關懷，倍加憫恤，安老懷幼，濟人于危，不但免收診費，且常慨解義囊，助其藥用或療養等生活之資。這種崇高的醫德，遠近稱頌，遐邇聞名。
為中醫事業奔走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以及近百年來的西醫集中輸入的影響，1927年先後曾有一些虛無主義者喧囂一時，誣衊“中醫學術既不科學，理論又極荒謬”，把中醫貶得一無是處。這自然引起廣大中醫藥界的不滿，於是雙方在報刊上展開激烈論戰。
1929年汪精衛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于當年2月召開的“中央第一次衛生委員會議”上，餘雲岫等一夥拋出一項“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的提案，其中有“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能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等讕言。這樣一項反動提案竟然被國民黨政府通過，並隨即作出“取締中醫”的決議，激起中醫藥界和全國人民的極大公憤。
全國中醫及中醫藥團體聯合起來，表示堅決抗議。各界代表聚集上海，成立了“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于當年3月27日召開臨時大會會議，通過決議；組織“聯合赴京請願團”。
孔伯華先生當時為華北中醫界代表，被推選為臨時大會主席，率領全團前往南京請願。以先生為首的代表成員據理力爭，要求政府取消這項荒謬決議。
由於中醫中藥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遠的根源，數千年來對保障人民健康和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偉大貢獻，所以深得人心，擁有全國億萬人民的真誠信賴和全力支持，國民黨政府頒佈的“取締中醫”的命令，理所當然地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
在眾怒難犯的形勢下，國民黨政府被迫不得不收回成命。同時，為了平息民憤，混淆視聽，國民黨政府還在南京設置“國醫館”。至此，中醫算是贏得了些微的合法保障，從而使得中醫學免遭更為嚴重的摧殘。
經過此番激烈鬥爭，先生深深感到中醫藥界的當務之急是培養人才，壯大隊伍，提高中醫療效，確保人民健康，只有如此，才能獲得廣大人民的由衷信任，中醫才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左起張菊人、陳伯雅、陳企董、孔伯華、楊浩如
1930年，先生與蕭龍友合力創辦了北京國醫學院，蕭老為董事長，先生為院長，聘請當時知名中醫分別擔任各門課程的講師，如瞿文樓任教兒科，姚季英任教診斷和婦科，周古人任教《內經》，安幹卿任教《難經》，陳慎吾任教《傷寒》，趙樹屏任教《醫史》，宗吾任教《金匱》，張菊人任教溫病，孟慶三任教藥物，焦會元任教針灸，孔仲華任教浯文和醫古文，等等。
唯因經費拮据，先生常以個人診費收入挪補開支。先生常親自與蕭老帶領學生輪流實習，對侍診從學的門人常是到時留飯，其中外地常年住宿者亦恒有之。先生一生，既無恆產，又無積蓄，學校開支較大，家中人口眾多，常遇困難還要借貸，因此先生之艱苦辦學、仗義疏財、助人為樂的高尚品德，深得醫林和社會的敬仰。
“七七”事變越五年，偽政府企圖接管北京國醫學院，他們軟硬兼施，威脅利誘達二年之久，學院曾被迫三次搬遷。後蕭龍友先生以老告退，孔老又獨力堅持數年，直至一九四四年，先生甯為玉碎、不作瓦全，毅然停辦國醫學院，表現出剛直、高尚的民族氣節。
北京匡醫學院共辦了十五年，先後畢業學生七百余人，分佈在全國各地，多成為中醫界的骨幹人才，其中不乏孔祥林、孔嗣伯、孔少華、馬龍伯、裴學義等著名中醫師，他們為中醫的流傳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55年11月23日，孔伯華與世長辭，享年71歲。臨終前他囑咐家人：兒孫弟子，凡從我學業者，以後要各盡全力，為人民服務，以承我未竟之志。
《易經》裡有句話，“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孔伯華去世時房無一間，地無一壟，但他留給後世的是精神，是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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