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呈現于世人眼前的陳映真， 可以說有兩個截然相反卻內在統一的自我形象：一個偉岸高大、倔強不屈；另一個則不無脆弱、倔強和孤獨。
陳映真
臺灣作家陳映真先生的去世， 在海峽兩岸文化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波瀾”。 人們常說“蓋棺論定”， 然而很多情況下， 某一人物在“蓋棺”成為歷史之後， 反而更激起人們的關注和議論， 而且似乎永遠無法形成“定論”， 陳映真先生或許就是其中一位。 當然逝者已逝， 是非功過只能任人評說。 陳映真先生的去世， 已成為海峽兩岸的一個特定文化事件。 在臺灣島內，
一
我與陳先生只見過三四次面， 印象最深的有兩次：一次是陳先生的小說《忠孝公園》剛發表不久， 我參加《文藝報》組織的一場針對這部作品的小型研討會， 在會上恰好遇見久仰的陳先生。 當時陳先生在會上做了簡短的講話， 除了介紹《忠孝公園》這部小說產生的創作心得外， 他談得最多的卻是這次來到祖國大陸的感受。 他強調每次來到大陸， 總有一種“回娘家”般的親切和舒心， 感到這裡才是真正的家， 而不像在臺灣那樣“堵心”。 我相信他的這些肺腑之言頗能代表不少臺灣“統派”的共同心聲。
另外一次是在2004年， 中國作家協會在南寧舉辦了一次關於臺灣現代作家楊逵作品的研討會， 組織大約40多名海峽兩岸的專家學者參加。 會後主辦方邀請與會代表到桂林考察， 我有幸與陳先生同坐一條遊船。 陳先生一路專注地欣賞著灕江兩岸秀美的山川風景。 那相繼而“來”的一座座形態各異的“仙山”， 讓他不時發出驚歎的讚美聲。 游程結束後， 陳先生依然駐足船尾良久， 依依不捨地說了一句：“不錯， 真的很美！值得再來一次。 ”那陶醉而留戀的神情， 至今讓我記憶猶新。 那一刻我也深深地意識到， 身為小說家和社會批判家的陳映真， 對於自然之美和生活之美， 原來是那麼敏感而著迷。 而他對於這個雖千瘡百孔卻依舊多姿多彩，
陳映真先生如果說晚年被“軟禁”或“禁錮”， 那也是被他的身體所“囚禁”， 被他的疾病所“禁錮”。 印象中的陳先生總是那麼高大偉岸， 身材魁梧， 聲音洪亮並充滿磁性。 而他的神情總給人以溫婉、和藹與堅毅的感覺。 然而如此生性剛強且溫和柔婉的陳先生， 晚年卻身不由己地陷入被“囚禁”的苦難之中， 我想他內心一定隱藏著無數的悲哀和傷痛吧？從這一角度講， 陳先生的離去既是一種解脫， 也是一種“回歸”：他終於可以回到自己那個永久的“家”了， 那個“家”不論是他所深深摯愛的、心嚮往之的“中國”， 還是遙遠的天國， 都敞開寬闊的懷抱接納了他，
二
呈現于世人眼前的陳映真， 可以說有兩個截然相反卻內在統一的自我形象：一個偉岸高大、倔強不屈；另一個則不無脆弱、倔強和孤獨， 很像一名年輕氣盛、敏感倔強， 甚至因負氣而離家出走， 執著遠行卻又找不到方向而迷惘、踟躕的少年。 這兩種自我形象在他的小說和散文中分別有著鮮明生動的呈現：讀他的那些雜文和政論文， 你會強烈感受到文字背後的銳利、深邃、冷峻與堅定， 以及敏銳中蘊含的高強度的批判力， 你常常驚歎於那個高大偉岸且深邃犀利的陳映真；而讀他的小說， 卻總讓人管窺到他內心深處的孤獨、敏感、倔強乃至徘徊游離。 或許陳映真先生這兩個自我形象（或者說雙重人格）之間的反差太過強烈，
在很多人眼中， 他是偉大的旗幟， 堅強的鬥士和不屈的勇士， 但他們常常忽略在鬥士和勇士之外的陳映真， 一定還有作為普通人的脆弱的一面。 在他身上集結了太多混雜的矛盾， 也有著太多的“不解之謎”。 海峽兩岸的研究者們常常引用他在《關於陳映真》一文中提到的， 父親在他“初出遠門作客的那一年”對他的告誡：“孩子， 此後你要好好記得：首先， 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 你是中國的孩子；然後， 啊， 你是我的孩子。 ”（許南村：《關於陳映真》， 《陳映真文選》， 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版， 第14頁）他自稱這是讓他奉為“據以為人， 據以處事”的座右銘。 然而很少有人進一步追問：他是如何將“上帝的孩子”、“中國的孩子”和“父親的孩子”這三者統一在一起的？他由父親“贈與”的魯迅著作那裡， 認識並接受了左翼的文化理論和階級立場。然而在左翼思想與基督教神學理論之間，他又是如何協調融匯並取捨的？他對因“反抗和批判羅馬殖民體制，以及與這殖民體制相勾結的猶太聖殿統制體制”而成為“政治犯”的耶穌的熱愛和敬仰，與他對“已經把耶穌的教訓完全遺忘”，（陳映真：《臺灣長老教會的歧路》，《陳映真文選》，第214-215頁）並淪落為帝國主義殖民幫兇的臺灣長老教會的批判，形成了何其強烈的反差和對比！
陳映真先生與他父親的心理情感關係，或許是解開他那獨特而複雜的文化心理人格的一把“鑰匙”。從其身上可以明顯地看到他所承繼的魯迅、巴金、艾青等五四作家共同的“審父”傳統。與魯迅等文化先驅相比，他顯得更加愛父、（珍）惜父、憐父而又知父。當然與他們相比，陳映真的童年實在談不上有多少“不幸”。
但兩歲左右他與生身父母的離別，卻絕對是一個無法言說的刻骨銘心的哀傷和創痛。幸運的是他得到了生父與養父共同的疼愛。如果說養父給予他的更多的是生活上的悉心照料和物質上的幫助，生父則給他以更多精神上的導引：無論是“上帝”、“中國”還是“魯迅”等精神食糧，都離不開父親潛移默化的影響。不過通過《父親》等散文作品，我們依然可管窺到這種哀痛是多麼強烈：有一次父親（生父）來到養父母家中看望他，並請他“在車站附近的一家食堂”吃了一頓普通的米粉，卻一直讓他記憶猶新：“直到今日，我一直認為，從那以後我再也不曾吃過炒得那麼香的米粉了。”可見年少的他是何其珍惜與生父在一起的時光了。父親的到來和“生家對我的召喚”，曾喚起陳映真那強烈的“骨肉的血潮”；父親的離去又曾一度引發他內心“刻骨的寂寞”，“而我懷著那寂寞，凝望著父親在料峭的春寒中隱去”（陳映真：《父親》，《陳映真文選》第61頁）。在《父親》一文中，陳先生細膩真切地表達了對於父親的熱愛，以及潛意識裡與父親相似的“宿命”。連他們那習慣於“拖著腳後跟走路”，以至於把兩隻腳的鞋跟磨破的情形，都是如此相像！但他在小說中卻屢屢塑造著一個人生失意或失敗的中年父親形象，甚至在《我的弟弟康雄》等小說裡經常出現“可憐的父親”一類字眼兒。
套用現代心理學的觀點，或許從“永善”被“過繼”到養父（實際上是伯父）家中，他與他的小哥“映真”難分彼此的那一刻起，就為他那自我認同的糾葛埋下了伏筆？在“永善”與“映真”之間，他苦苦追尋並孜孜以求著那個真正的自我，卻始終找不到答案。我們發現永善從小就是那樣懂事，那樣的乖巧。小哥“映真”的夭折不僅讓他過早體驗到了死亡的悲哀，更讓他從父親不可抑止的悲痛中，萌生出“替代”小哥的天真願望。他是如此的想父親所想，悲父親所悲，愛父親所愛！然而那樣的懂事和乖巧，又是如此的令人心痛：或許小小的他竟因小哥“映真”的離去而感到“愧疚”，從而在他那稚嫩的肩膀上扛起了自己無法承受的心理與情感的重擔？他要“替父解憂”卻又深感無力，就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萊特那樣“承受父命”卻難以完成？而他在“永善”與“映真”之間的自我追尋或探索過程，何嘗不成為作家陳映真先生在肉體與精神，現實與理想之間掙扎與抗爭的某種折射？
三
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又何嘗不被肉體所困，乃至被疾病所累和禁錮？“心比天高，身為下賤”；嚮往天國，卻每每被污濁的塵世所羈絆——所有這些豈不是每一個人的共同悲哀？誠如盧梭所說：人生而自由，卻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然而陳映真先生與我們大多數安於“枷鎖”碌碌無為的芸芸眾生相比，他將自己童年那痛苦而哀傷的人生體驗化為珍貴的創作源泉，並實現了堪稱“偉大”的超越。如同年少的巴金以“反封建”的時代強音，超越了他在封建大家庭中所遭遇的不公與不平，超越了他對父祖之輩的不滿情緒一樣。
從青年到中年，從中年到晚年，陳映真跨越國民黨威權統治和臺灣本土化思潮高漲等不同時代，總能在喧囂紛爭中洞見每個時代的病態偏向，扼住其咽喉，卻又每每與時代“主流”脫節；他常常奏響時代的先聲，成為當之無愧的“先知”，卻又顯得那樣不合時宜，甚至因“落伍”而被詬病和恥笑；他是臺灣社會的反抗者，同時又被很多人視為真正意義的“臺灣之子”；然而在當今一些臺灣文人眼中，他卻是一個不近人情的異數。即使在大陸社會，他也相當的“邊緣化”。尤其是在不少時尚前衛的年輕人那裡，他簡直就成為偏執、落後乃至“守舊”的象徵。
他被很多人貼上了“左統（左翼統派）”的標籤，他的鐵骨錚錚、以筆為旗抑或“褊狹”守舊，都與這一標籤息息相關。然而我更願意將他看成一個深邃銳利卻不無“尖刻”和“偏見”的社會批評家。在氾濫成災的物質主義、享樂主義、消費主義橫掃一切、吞沒一切的當今時代，他以堂吉訶德大戰風車般的勇氣和“迂腐”，尖銳批判著臺灣社會嚴重的心靈失落和精神失落。他不僅敏銳地看到臺灣一部分精英知識份子在西方新舊殖民主義文化浸染下，已經喪失了“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意識與自信”，甚至成為西方片面現代化理論的傳聲筒，成為西方宗主國對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進行新的殖民控制的“代理者和共犯者”，更痛切地反省著知識份子因為接受殖民者的“現代”教育而開啟了智慧之後，又“拼命地使用殖民者的語言，穿著殖民者的服飾，模仿殖民者的生活方式和一切的文化”，從而“鄙視著自己的同胞”，陷入民族自我認同的迷茫和分裂之中。（陳映真：《原鄉的失落——評〈夾竹桃〉》, 《陳映真文選》第207頁）而他同樣敏銳地洞察到戰後臺灣數代年輕人在長期過於安逸和舒適的生活中，已被異化為“琳琅滿目的商品的消費工具”。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和精神生活的極大匱乏，已導致他們的生活失去了目標和意義，“我們的文化生活越來越庸俗、膚淺；我們的精神文明一天比一天荒廢、枯索”。（陳映真：《〈人間〉雜誌發刊詞》《陳映真文選》第392頁）這樣的批判對於消費主義同樣盛行的香港及大陸社會，不是一樣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嗎！
值得一提的還有陳映真先生對於生死的態度。如果說年輕時的他在《我的弟弟康雄》《將軍族》等小說中，不惜以“嗜死”的衝動表達著對社會的抗議，那麼晚年的陳映真長期臥病在床，一次又一次與死神頑強抗爭的經歷，不也同樣可視為一種不屈不撓的堅強？陳先生在為尉天驄所著的《民族與鄉土》一書而作的序言中，曾強調“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陳映真：《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見《陳映真代表作》，河南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530頁）這難道不也是他無懼死也無懼生的一種真實寫照？既然真正的靈魂和精神無懼於任何強權和暴力，那麼為了踐行人間大愛，為了完成他心中最為神聖崇高的夙願——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又何懼那些形形色色的非議、誤解和偏見呢？
無論對於自己的親人還是祖國，陳映真都愛得那樣深沉。他無比留戀並熱愛著這個塵世世界，同時更忠實于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他的性格中當然有耽於幻想的一廂情願的成分在內，在他身上也體現著理想與現實、預想（目的）與實踐（手段）之間的矛盾。但他對海峽兩岸在日益步入“中國歷史上前未曾有的、富裕、飽食的社會”的同時，造成了人與人之間日益加重的“陌生與隔膜”，失去了彼此間“血肉相連的熱情與關懷”（陳映真：《〈人間〉雜誌發刊詞》，《陳映真文選》第392頁）的體察，相信終究會得到兩岸知識份子越來越多的共鳴；他踐行人間大愛又嫉惡如仇的個性，雖然被一些臺灣文人所厭棄，但總有一天，他們或許會感激於他所奏響的“時代先聲”。
認識並接受了左翼的文化理論和階級立場。然而在左翼思想與基督教神學理論之間，他又是如何協調融匯並取捨的？他對因“反抗和批判羅馬殖民體制，以及與這殖民體制相勾結的猶太聖殿統制體制”而成為“政治犯”的耶穌的熱愛和敬仰，與他對“已經把耶穌的教訓完全遺忘”，（陳映真：《臺灣長老教會的歧路》，《陳映真文選》，第214-215頁）並淪落為帝國主義殖民幫兇的臺灣長老教會的批判，形成了何其強烈的反差和對比！陳映真先生與他父親的心理情感關係，或許是解開他那獨特而複雜的文化心理人格的一把“鑰匙”。從其身上可以明顯地看到他所承繼的魯迅、巴金、艾青等五四作家共同的“審父”傳統。與魯迅等文化先驅相比，他顯得更加愛父、（珍）惜父、憐父而又知父。當然與他們相比，陳映真的童年實在談不上有多少“不幸”。
但兩歲左右他與生身父母的離別，卻絕對是一個無法言說的刻骨銘心的哀傷和創痛。幸運的是他得到了生父與養父共同的疼愛。如果說養父給予他的更多的是生活上的悉心照料和物質上的幫助，生父則給他以更多精神上的導引：無論是“上帝”、“中國”還是“魯迅”等精神食糧，都離不開父親潛移默化的影響。不過通過《父親》等散文作品，我們依然可管窺到這種哀痛是多麼強烈：有一次父親（生父）來到養父母家中看望他，並請他“在車站附近的一家食堂”吃了一頓普通的米粉，卻一直讓他記憶猶新：“直到今日，我一直認為，從那以後我再也不曾吃過炒得那麼香的米粉了。”可見年少的他是何其珍惜與生父在一起的時光了。父親的到來和“生家對我的召喚”，曾喚起陳映真那強烈的“骨肉的血潮”；父親的離去又曾一度引發他內心“刻骨的寂寞”，“而我懷著那寂寞，凝望著父親在料峭的春寒中隱去”（陳映真：《父親》，《陳映真文選》第61頁）。在《父親》一文中，陳先生細膩真切地表達了對於父親的熱愛，以及潛意識裡與父親相似的“宿命”。連他們那習慣於“拖著腳後跟走路”，以至於把兩隻腳的鞋跟磨破的情形，都是如此相像！但他在小說中卻屢屢塑造著一個人生失意或失敗的中年父親形象，甚至在《我的弟弟康雄》等小說裡經常出現“可憐的父親”一類字眼兒。
套用現代心理學的觀點，或許從“永善”被“過繼”到養父（實際上是伯父）家中，他與他的小哥“映真”難分彼此的那一刻起，就為他那自我認同的糾葛埋下了伏筆？在“永善”與“映真”之間，他苦苦追尋並孜孜以求著那個真正的自我，卻始終找不到答案。我們發現永善從小就是那樣懂事，那樣的乖巧。小哥“映真”的夭折不僅讓他過早體驗到了死亡的悲哀，更讓他從父親不可抑止的悲痛中，萌生出“替代”小哥的天真願望。他是如此的想父親所想，悲父親所悲，愛父親所愛！然而那樣的懂事和乖巧，又是如此的令人心痛：或許小小的他竟因小哥“映真”的離去而感到“愧疚”，從而在他那稚嫩的肩膀上扛起了自己無法承受的心理與情感的重擔？他要“替父解憂”卻又深感無力，就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萊特那樣“承受父命”卻難以完成？而他在“永善”與“映真”之間的自我追尋或探索過程，何嘗不成為作家陳映真先生在肉體與精神，現實與理想之間掙扎與抗爭的某種折射？
三
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又何嘗不被肉體所困，乃至被疾病所累和禁錮？“心比天高，身為下賤”；嚮往天國，卻每每被污濁的塵世所羈絆——所有這些豈不是每一個人的共同悲哀？誠如盧梭所說：人生而自由，卻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然而陳映真先生與我們大多數安於“枷鎖”碌碌無為的芸芸眾生相比，他將自己童年那痛苦而哀傷的人生體驗化為珍貴的創作源泉，並實現了堪稱“偉大”的超越。如同年少的巴金以“反封建”的時代強音，超越了他在封建大家庭中所遭遇的不公與不平，超越了他對父祖之輩的不滿情緒一樣。
從青年到中年，從中年到晚年，陳映真跨越國民黨威權統治和臺灣本土化思潮高漲等不同時代，總能在喧囂紛爭中洞見每個時代的病態偏向，扼住其咽喉，卻又每每與時代“主流”脫節；他常常奏響時代的先聲，成為當之無愧的“先知”，卻又顯得那樣不合時宜，甚至因“落伍”而被詬病和恥笑；他是臺灣社會的反抗者，同時又被很多人視為真正意義的“臺灣之子”；然而在當今一些臺灣文人眼中，他卻是一個不近人情的異數。即使在大陸社會，他也相當的“邊緣化”。尤其是在不少時尚前衛的年輕人那裡，他簡直就成為偏執、落後乃至“守舊”的象徵。
他被很多人貼上了“左統（左翼統派）”的標籤，他的鐵骨錚錚、以筆為旗抑或“褊狹”守舊，都與這一標籤息息相關。然而我更願意將他看成一個深邃銳利卻不無“尖刻”和“偏見”的社會批評家。在氾濫成災的物質主義、享樂主義、消費主義橫掃一切、吞沒一切的當今時代，他以堂吉訶德大戰風車般的勇氣和“迂腐”，尖銳批判著臺灣社會嚴重的心靈失落和精神失落。他不僅敏銳地看到臺灣一部分精英知識份子在西方新舊殖民主義文化浸染下，已經喪失了“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意識與自信”，甚至成為西方片面現代化理論的傳聲筒，成為西方宗主國對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進行新的殖民控制的“代理者和共犯者”，更痛切地反省著知識份子因為接受殖民者的“現代”教育而開啟了智慧之後，又“拼命地使用殖民者的語言，穿著殖民者的服飾，模仿殖民者的生活方式和一切的文化”，從而“鄙視著自己的同胞”，陷入民族自我認同的迷茫和分裂之中。（陳映真：《原鄉的失落——評〈夾竹桃〉》, 《陳映真文選》第207頁）而他同樣敏銳地洞察到戰後臺灣數代年輕人在長期過於安逸和舒適的生活中，已被異化為“琳琅滿目的商品的消費工具”。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和精神生活的極大匱乏，已導致他們的生活失去了目標和意義，“我們的文化生活越來越庸俗、膚淺；我們的精神文明一天比一天荒廢、枯索”。（陳映真：《〈人間〉雜誌發刊詞》《陳映真文選》第392頁）這樣的批判對於消費主義同樣盛行的香港及大陸社會，不是一樣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嗎！
值得一提的還有陳映真先生對於生死的態度。如果說年輕時的他在《我的弟弟康雄》《將軍族》等小說中，不惜以“嗜死”的衝動表達著對社會的抗議，那麼晚年的陳映真長期臥病在床，一次又一次與死神頑強抗爭的經歷，不也同樣可視為一種不屈不撓的堅強？陳先生在為尉天驄所著的《民族與鄉土》一書而作的序言中，曾強調“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陳映真：《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見《陳映真代表作》，河南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530頁）這難道不也是他無懼死也無懼生的一種真實寫照？既然真正的靈魂和精神無懼於任何強權和暴力，那麼為了踐行人間大愛，為了完成他心中最為神聖崇高的夙願——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又何懼那些形形色色的非議、誤解和偏見呢？
無論對於自己的親人還是祖國，陳映真都愛得那樣深沉。他無比留戀並熱愛著這個塵世世界，同時更忠實于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他的性格中當然有耽於幻想的一廂情願的成分在內，在他身上也體現著理想與現實、預想（目的）與實踐（手段）之間的矛盾。但他對海峽兩岸在日益步入“中國歷史上前未曾有的、富裕、飽食的社會”的同時，造成了人與人之間日益加重的“陌生與隔膜”，失去了彼此間“血肉相連的熱情與關懷”（陳映真：《〈人間〉雜誌發刊詞》，《陳映真文選》第392頁）的體察，相信終究會得到兩岸知識份子越來越多的共鳴；他踐行人間大愛又嫉惡如仇的個性，雖然被一些臺灣文人所厭棄，但總有一天，他們或許會感激於他所奏響的“時代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