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皮雜談 一家之言 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
從1998年住房市場化改革算起， 到現在已經將近二十年；從2004年房價暴漲開始算起， 到現在也有13年。 這十多年間， 北上深的房價從三五千漲到了三五萬， 漲幅超過十倍。
一方面只能政府征地轉為建設用地， 形成買方壟斷， 另一方面政府通過招拍掛制度成唯一供地者， 形成賣方壟斷， 造成地價高漲。 據多方資料顯示， 地價占到房價的6-7成。
作為福利分房的終結者和住房市場化改革的操刀者， 朱鎔基是怎樣看土地財政？對房價上漲， 他又有何看法？今天有必要重溫朱鎔基當年講話。
1997年1月24日， 朱鎔基在全國住房制度改革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大力建造低價的經濟適用住房， 推進住房商品化。 這樣做一方面可以大大緩解城鎮居民住房的嚴重困難；另一方面， 可為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廣闊市場。
我講的是住房， 特別是和公積金結合的有一定資金管道建設的經濟適用住房， 不是高級住宅， 也不是寫字樓……
千萬別借這個名義來復活房地產熱。 1993年經濟過熱， 熱在什麼地方？首先就是熱在房地產。 各地區、各部門要十分警惕， 千萬不要讓過去的房地產熱在加快住房建設的名義下復活。
2002年， 朱鎔基主持召開總理辦公會議， 研究加強城鄉規劃管理問題再次提醒：
安居工程沒有解決， 很多房子老百姓還是買不起。 一萬多塊錢一平方米， 蓋了給誰住呀？這種很危險的傾向現在發展得越來越厲害。
“卸任總結”裡：
本屆政府就要到期了， 我現在最擔心的是經濟過熱……我講過房地產的過熱， 但是我發現絕大多數同志都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總是首先來一句話‘總體上都是非常好的’， 然後說那麼一點點的問題。 絕對不是這樣！這種過熱是不得了的， 1993年就是房地產的過熱， 結果現在的海南島還是遍體鱗傷。
任期內最後一次深圳香港之行， 朱鎔基來到深圳， 發出了堪稱預言式的提醒：
深圳現在沒地了，
2011年， 與清華師生座談：
最近， 還有一種謬論， 說稅收都收給中央來了， 地方沒錢了， 所以它只有發展房地產才有錢？狗屁！（財政收入）總共8萬億， 一來一回（地方）收回來7萬3千億， 還少啊？還沒錢？現在地方有的是錢。 這房地產（問題）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錯誤。
我們制定了一個錯誤的政策， 就是房地產的錢， 都收給地方政府， 而且不納入預算， 這不得了。 這個錢就是搜刮民膏， 所以把地價抬得那麼高。 這個絕對不是分稅制的錯誤。 地方沒少收錢。
……
朱鎔基清華談話實錄曝光
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2011年與清華師生座談中， 直言不諱地就分稅制、土地財政、城市交通、義務教育這些社會熱點話題， 表達了自己的思考。
“攻擊分稅制， 根本就是無知！無知還透頂！”
談及分稅制， 朱鎔基手拍著《中國農民調查》說道， 攻擊分稅制， 說分稅制掏空地方財政， 造成農民貧窮的人， 根本就是無知！無知還透頂！隨後， 朱鎔基緩和了口氣，說：“來的時候，我的女兒勸我不要發脾氣，我忍不住了，還是要發脾氣。這絕不是為了我個人，也是為了整個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
分稅制是1994年後推行的新稅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是主要推手之一。
在此之前的1993年，中央政府財政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於是，朱鎔基採納經濟學家董輔等人的提議，決定“分灶吃飯”，中央與每一個省份磋商分稅種類和比例，實行分稅制。
從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兩個多月的時間，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帶領60多人的大隊人馬，飛遍17個省、市、自治區，苦口婆心解釋中央要推行的分稅制方案。其間，中央與地方討價還價，並最終相互妥協。
推行分稅制前後變化大致可總結為：1994年以前的財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財政支出則是倒過來，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後，中央政府在名義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不過根據相互間的妥協，中央仍須在自己的收入當中提取若干返還地方。
到2003年，朱鎔基卸任時，分稅制實施整整十年，財政的盤子從4349億元增長到21715億元，增長了將近四倍。
長篇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也恰於這一年出版。書中披露了安徽農村的現狀，作者認為分稅制改革的實質就是中央財政集權，中央出發點雖好，但造成地方財政弱勢。諸如義務教育、計劃生育、優撫和民兵訓練等費用，中央都甩給了地方，但地方沒有錢，最後就都轉嫁到了農民頭上。
在清華座談現場，朱鎔基列出2010年財政收入資料予以批駁，其中提及的中央與地方財政分賬資料，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過。
朱鎔基說：“去年全國財政收入83000億，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萬億，中央稅收返還(給地方)33000億，兩者相加是73000億，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財政收入多少？是15900億(注：原話如此)，占83000億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財政收入比重是28%、27%，現在20%都不到，怎麼能說中央把稅都收上去了，收得過多呢？”
不過朱鎔基對分稅制亦有反思，“當然我們還有缺點，主要是返還支付的方式。”
由於收上來的相當一部分錢只是中央財政過了一下手，又通過轉移支付、專項撥款等形式補助給各地，使得中央財政和中直部門從中權力大增。
朱鎔基說：“稅收返還(轉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錢進’，求爺爺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稅制有缺點，但我負的責任不是主要的，因為我當時就說，分稅制改革沒有完，要繼續進行。”
“地方沒錢了，所以它只有發展房地產才有錢？”
朱鎔基在清華說：“最近呢，還有一種謬論呢，國外的報紙也有，國內的報紙也有，說這個房地產項目這麼沉重，都是過去這個分稅制搞壞了，說稅收都收給中央來了，地方沒錢了，所以它只有發展房地產才有錢？狗屁！”座談現場爆發大笑，連一旁的劉延東也不禁掩口而笑。
從2005年起，大陸樓市價格開始了暴漲歷程。由此而起的諸多社會抱怨中，對分稅制的聲討此起彼伏，亦有不少專家學者撰文稱，高房價的深層原因是分稅制掏空地方財政，地方倚重土地財政直接推高房價，且使地方政府被房地產業綁架，阻撓中央調控樓市政策落實。
對此論調，朱鎔基說：“(財政收入)總共8萬億，一來一回(地方)收回來7萬3千億，還少啊？還沒錢？現在地方有的是錢。這房地產(問題)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錯誤。這個不講，你們看書。”
朱鎔基說：“我們制定了一個錯誤的政策，就是房地產的錢，都收給地方政府，而且不納入預算，這不得了。這個錢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價抬得那麼高。這個絕對不是分稅制的錯誤。地方沒少收錢。”
朱鎔基對清華的學生說，房改更多的失誤就不多講了，請大家多看書(注：即指將要出版的《朱鎔基講話實錄》一書)。
“我們什麼時候引領世界汽車工業的發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
朱鎔基清華座談時，談到了即將出版的《朱鎔基講話實錄》一書最後一篇文章的選取。據他回憶，最後一篇文章本來要選其最後一次在國務院會議上的講話，題為《值得紀念的五年》，內容是總結任總理的五年。
臨近《朱鎔基講話實錄》(試印本)快要出版的時候，朱鎔基又想起一篇文章。那就是卸任總理的前一個月，2003年的2月1號，農曆春節，他去拜訪北京市公共交通總公司所做講話，講話不長，占了書的最後兩頁。
新華社當時對朱鎔基此行有公開報導：11時50分，朱鎔基來到北京市公共交通總公司44路北官廳站，看望大年初一堅持運營的公交系統幹部職工。
中央電視臺當時的報導突出了朱鎔基的講話內容：“中國要解決城市交通問題，從根本上說，是要大力發展公共交通。解決城市交通問題應加強科學管理，提高城市交通效率，還要大力發展環保型公車，減少機動車污染，進一步改善空氣品質。”
朱鎔基此次在清華再提這段往事，他說：“那是我的(任內公開的)最後一次講話，我拜託大家別拿公款去買小汽車，去補貼小汽車，拜託大家多發展公共汽車，發展公共交通吧。如果這麼做了，何至於有今天。如果那時候照我說的做了，現在北京就不會那麼堵車了。”
朱鎔基又說：“現在有個‘榮譽’，我是不把它當做榮譽的，叫做‘中國引領世界汽車工業發展的方向’，我心裡想，我們什麼時候引領世界汽車工業的發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他們是把我們這裡當做市場了。”
“現在的義務教育怎麼樣？好多同學都輟學了。”
朱鎔基又說，上海車展上有的名貴小汽車一輛一億多，還有不少企業家買飛機，而農村呢，有的地方依然吃不飽，我們解放了這麼多年，農村的居民這麼貧苦。我從來不主張財政補貼發展汽車工業，我主張全力加強農村義務教育。
朱鎔基說，農村的學校，一人一杯牛奶，一個雞蛋都吃不到，青海省僅是800人的試點能吃到，青海省有3萬中小學生，800人跟3萬人怎麼能比啊？
朱鎔基痛心地說道：“我們現在的義務教育怎麼樣？(農村)好多同學都輟學了，都提前去城市裡打工了。”
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制定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就明確提出：“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本世界未達到4%。”但實際上，迄今為止，“4%”的政策目標並未實現。
在講這番話前一個小時，朱鎔基在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圖書館參加清華大學機電系1951屆畢業60周年同學聚會時，也談及此問題。陪同的劉延東在走出人文社科圖書館趕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途中，對朱鎔基的一位同班同學說，我是來接受批評的，不過教育投入也是在增加，以前教育投入占GDP達不到4%，就快要達到了。
2010年7月29日備受關注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正式全文發佈。其中，關於經費保障一章，表述為“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2012年達到4%。
對這份《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10年)》，朱鎔基批評其中不少是“空話”。
朱鎔基談及高校擴招，他說“我不主張發展這麼多大學，這麼多大學幹什麼呀，我剛才問了我的同班同學，我剛進清華的時候，1947年清華才有兩千人，現在幾萬人就不知道了，清華幾萬人說得過去啊，一個吉林大學也要七萬五千人，大學出了不少(學術上的)假冒偽劣，教授都去造假，剽竊論文，這樣搞下去......你還是先把義務教育搞好嘛。”
朱鎔基由義務教育談及國民教育，他以日本大地震為例，說“這次日本大地震，日本的國民損失這麼大，連我們都膽戰心驚，但老百姓普遍不驚，還是講禮貌，還是講公德，在這中國是做不到的，中國要是碰到這麼大的地震就亂了套了，這個國民性的養成一定要從國民教育開始。”
朱鎔基又說：“你不花大力氣搞國民教育，就出很多問題，現在很多人唯利是圖。”
朱鎔基緩和了口氣，說：“來的時候，我的女兒勸我不要發脾氣，我忍不住了，還是要發脾氣。這絕不是為了我個人，也是為了整個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分稅制是1994年後推行的新稅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是主要推手之一。
在此之前的1993年，中央政府財政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於是，朱鎔基採納經濟學家董輔等人的提議，決定“分灶吃飯”，中央與每一個省份磋商分稅種類和比例，實行分稅制。
從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兩個多月的時間，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帶領60多人的大隊人馬，飛遍17個省、市、自治區，苦口婆心解釋中央要推行的分稅制方案。其間，中央與地方討價還價，並最終相互妥協。
推行分稅制前後變化大致可總結為：1994年以前的財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財政支出則是倒過來，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後，中央政府在名義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不過根據相互間的妥協，中央仍須在自己的收入當中提取若干返還地方。
到2003年，朱鎔基卸任時，分稅制實施整整十年，財政的盤子從4349億元增長到21715億元，增長了將近四倍。
長篇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也恰於這一年出版。書中披露了安徽農村的現狀，作者認為分稅制改革的實質就是中央財政集權，中央出發點雖好，但造成地方財政弱勢。諸如義務教育、計劃生育、優撫和民兵訓練等費用，中央都甩給了地方，但地方沒有錢，最後就都轉嫁到了農民頭上。
在清華座談現場，朱鎔基列出2010年財政收入資料予以批駁，其中提及的中央與地方財政分賬資料，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過。
朱鎔基說：“去年全國財政收入83000億，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萬億，中央稅收返還(給地方)33000億，兩者相加是73000億，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財政收入多少？是15900億(注：原話如此)，占83000億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財政收入比重是28%、27%，現在20%都不到，怎麼能說中央把稅都收上去了，收得過多呢？”
不過朱鎔基對分稅制亦有反思，“當然我們還有缺點，主要是返還支付的方式。”
由於收上來的相當一部分錢只是中央財政過了一下手，又通過轉移支付、專項撥款等形式補助給各地，使得中央財政和中直部門從中權力大增。
朱鎔基說：“稅收返還(轉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錢進’，求爺爺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稅制有缺點，但我負的責任不是主要的，因為我當時就說，分稅制改革沒有完，要繼續進行。”
“地方沒錢了，所以它只有發展房地產才有錢？”
朱鎔基在清華說：“最近呢，還有一種謬論呢，國外的報紙也有，國內的報紙也有，說這個房地產項目這麼沉重，都是過去這個分稅制搞壞了，說稅收都收給中央來了，地方沒錢了，所以它只有發展房地產才有錢？狗屁！”座談現場爆發大笑，連一旁的劉延東也不禁掩口而笑。
從2005年起，大陸樓市價格開始了暴漲歷程。由此而起的諸多社會抱怨中，對分稅制的聲討此起彼伏，亦有不少專家學者撰文稱，高房價的深層原因是分稅制掏空地方財政，地方倚重土地財政直接推高房價，且使地方政府被房地產業綁架，阻撓中央調控樓市政策落實。
對此論調，朱鎔基說：“(財政收入)總共8萬億，一來一回(地方)收回來7萬3千億，還少啊？還沒錢？現在地方有的是錢。這房地產(問題)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錯誤。這個不講，你們看書。”
朱鎔基說：“我們制定了一個錯誤的政策，就是房地產的錢，都收給地方政府，而且不納入預算，這不得了。這個錢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價抬得那麼高。這個絕對不是分稅制的錯誤。地方沒少收錢。”
朱鎔基對清華的學生說，房改更多的失誤就不多講了，請大家多看書(注：即指將要出版的《朱鎔基講話實錄》一書)。
“我們什麼時候引領世界汽車工業的發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
朱鎔基清華座談時，談到了即將出版的《朱鎔基講話實錄》一書最後一篇文章的選取。據他回憶，最後一篇文章本來要選其最後一次在國務院會議上的講話，題為《值得紀念的五年》，內容是總結任總理的五年。
臨近《朱鎔基講話實錄》(試印本)快要出版的時候，朱鎔基又想起一篇文章。那就是卸任總理的前一個月，2003年的2月1號，農曆春節，他去拜訪北京市公共交通總公司所做講話，講話不長，占了書的最後兩頁。
新華社當時對朱鎔基此行有公開報導：11時50分，朱鎔基來到北京市公共交通總公司44路北官廳站，看望大年初一堅持運營的公交系統幹部職工。
中央電視臺當時的報導突出了朱鎔基的講話內容：“中國要解決城市交通問題，從根本上說，是要大力發展公共交通。解決城市交通問題應加強科學管理，提高城市交通效率，還要大力發展環保型公車，減少機動車污染，進一步改善空氣品質。”
朱鎔基此次在清華再提這段往事，他說：“那是我的(任內公開的)最後一次講話，我拜託大家別拿公款去買小汽車，去補貼小汽車，拜託大家多發展公共汽車，發展公共交通吧。如果這麼做了，何至於有今天。如果那時候照我說的做了，現在北京就不會那麼堵車了。”
朱鎔基又說：“現在有個‘榮譽’，我是不把它當做榮譽的，叫做‘中國引領世界汽車工業發展的方向’，我心裡想，我們什麼時候引領世界汽車工業的發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他們是把我們這裡當做市場了。”
“現在的義務教育怎麼樣？好多同學都輟學了。”
朱鎔基又說，上海車展上有的名貴小汽車一輛一億多，還有不少企業家買飛機，而農村呢，有的地方依然吃不飽，我們解放了這麼多年，農村的居民這麼貧苦。我從來不主張財政補貼發展汽車工業，我主張全力加強農村義務教育。
朱鎔基說，農村的學校，一人一杯牛奶，一個雞蛋都吃不到，青海省僅是800人的試點能吃到，青海省有3萬中小學生，800人跟3萬人怎麼能比啊？
朱鎔基痛心地說道：“我們現在的義務教育怎麼樣？(農村)好多同學都輟學了，都提前去城市裡打工了。”
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制定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就明確提出：“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本世界未達到4%。”但實際上，迄今為止，“4%”的政策目標並未實現。
在講這番話前一個小時，朱鎔基在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圖書館參加清華大學機電系1951屆畢業60周年同學聚會時，也談及此問題。陪同的劉延東在走出人文社科圖書館趕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途中，對朱鎔基的一位同班同學說，我是來接受批評的，不過教育投入也是在增加，以前教育投入占GDP達不到4%，就快要達到了。
2010年7月29日備受關注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正式全文發佈。其中，關於經費保障一章，表述為“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2012年達到4%。
對這份《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10年)》，朱鎔基批評其中不少是“空話”。
朱鎔基談及高校擴招，他說“我不主張發展這麼多大學，這麼多大學幹什麼呀，我剛才問了我的同班同學，我剛進清華的時候，1947年清華才有兩千人，現在幾萬人就不知道了，清華幾萬人說得過去啊，一個吉林大學也要七萬五千人，大學出了不少(學術上的)假冒偽劣，教授都去造假，剽竊論文，這樣搞下去......你還是先把義務教育搞好嘛。”
朱鎔基由義務教育談及國民教育，他以日本大地震為例，說“這次日本大地震，日本的國民損失這麼大，連我們都膽戰心驚，但老百姓普遍不驚，還是講禮貌，還是講公德，在這中國是做不到的，中國要是碰到這麼大的地震就亂了套了，這個國民性的養成一定要從國民教育開始。”
朱鎔基又說：“你不花大力氣搞國民教育，就出很多問題，現在很多人唯利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