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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白吃”的另類“80後”高希均:財產要留給我生長的地方

【人物介紹】

40年後, 高希均仍在輿論浪尖。

經濟學家大多不“討喜”, 因為他們的觀點常與民眾認知相悖。 更何況, 高希均還手握傳媒話筒, 自帶聲音放大屬性。

這個生於南京, 長於上海和臺灣, 成名於美國的81歲老人自稱“80後”, 但他的一些觀點, 比正宗“90後”還要前衛——1977年語出驚人“物價可漲稅負該增”, 共鳴與非議起飛。 2017年又提出“有能力的老人應該‘領養’年輕人”, 支持共反對一色。

40年來, 高希均始終沒被口水淹沒, 他的論述還從臺灣傳到大陸, 為更多人熟知。 然而, 如果要探究這個特立獨行者的思想路徑, 就必須順著時間軸,

從他的出生地南京, 看往海峽那頭。 新華報業全媒體記者 石磊

“我父親在江陰抗日”

1936年, 高希均在南京出生, 次年“盧溝橋事變”爆發, 日寇的侵華槍火擊碎無數中國家庭, 包括高家這個書香門第。

幼年高希均輾轉去往蘇州, 僅待兩年又到了上海, “在上海的時候我逐漸懂事了, 能記得日本人佔領上海後的情景。 當然了, 那都是些很不好的印象。 ”

早在日軍全面侵華兩年前, 北京學生就已怒吼“華北之大, 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彼時彼刻的江南, 高希均父親的職業, 也從筆桿換成了槍桿, “我的父親是江陰人, 念的是師範, 在家鄉當小學校長, 但他很愛國, 抗戰時期當過遊擊隊員對付日本人。 ”

抗戰剛平, 內戰又起。

“在大陸最深刻的記憶,

是13歲離開上海到臺灣。 那時候兵荒馬亂, 我在復旦中學念初二, 年輕學生展開了反饑餓和爭取民主的遊行。 ”

大眾反抗國民政府, 是因為難以忍受飛漲的物價和即將崩潰的金圓券貨幣體系。

那一年, 高希均的出生地南京同樣混亂。 曾有親歷者回憶, “當時物價漲得太快, 大家拿著一捆一捆的鈔票去買東西。 餅乾廠雖已停產, 但還是有人沖進去搶麵粉, 結果不小心掉進堆麵粉的池裡, 活活被嗆死。 ”

“後來我讀了更多的書發現, 一個國家如果長期通貨膨脹, 政權就很難維繫。 ”高希均日後的經濟學家之路, 似乎在1949年那場大變局中已有預示。

怎麼可能?不可思議!

和無數抵達臺灣的年輕人一樣, 高希均也住進了眷村。

所謂清寒,

就是住的房子沒有空調, 收音機和自行車是“奢侈品”, 更別說用電話和親友聊天……清寒子弟想改變命運, 高希均的選擇是讀書, “那個年代怎麼才能知道外面的世界?只有靠報紙靠書本。 我很喜歡讀名人傳記, 讀傳記不是要成為名人, 而是要看人家經過了多少辛苦和挫折。 ”

果然, 10年之後, 他成了所在眷村第一個漂洋留學的人。

1959年秋大學畢業後去美國留學, 是高希均“一生中最幸運的轉折”。 羞澀的行囊中, 除了份助教獎學金, 就只剩下本厚厚的英漢雙解字典。

“當時臺灣地區的大學畢業生的月薪是20美元, 我到美國當助教, 月薪200美金, 整整10倍。 ”窮小子高希均抵達美國後, 更多的衝擊撲面而來, “我住在一個老太太家裡, 房間裡有電視、電話、冰箱、地毯,

這在之前無法想像, 怎麼可能本科生都開汽車來上課?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更有意思的是, 高希均主修的專業領域是經濟發展, 這也成了他一輩子的研究方向, “所謂經濟發展, 就是研究怎樣把國家和社會變得不再落後貧窮, 提高人均所得, 改善生活。 ”

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高希均一輩子研究經濟發展, 他也常說自己一輩子是個書生, “書生, 就是一輩子為書而生。 我以書籍、演講、論壇的方式, 請名人到大陸、香港、臺灣來傳播觀念。 ”

通過演講和寫作來傳播觀念, 是高希均從小就愛做的事。 “什麼叫好的觀念?就是你的論述、主張、價值判斷, 是為了經濟進步和教育普及, 是為了縮小貧富差距永續發展, 大家有更美好的生活。

於是, 高希均在臺灣創辦《天下》和《遠見》雜誌及天下文化出版公司, “30多年時間, 我們出了近4000本書籍, 每個月還有5本雜誌, 但所有的書籍和雜誌, 不會為了銷路而添加暴力、情色、八卦, 這些我們絕對不碰。 ”

然而, 不是所有的觀念, 都能在第一時間得到認可。 高希均在臺灣大學客座教書時, 發現學生學費非常低, 這個很多人眼中的好事, 卻成了他批判的起點。 “很多人認為學費一漲, 清寒子弟就沒辦法進大學, 其實學費調整之後, 清寒子弟完全可以免費, 讓不清寒的學生付漲價的學費。 沒有‘排富條款’, 幾乎人人都在享受補貼。 為什麼不能把補給富人的這些津貼省下來, 做更迫切需要的事?”

1977年, 高希均發表《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一文, 挑戰“物價不能漲、稅收不能加、補貼不能減、企業要獎勵、政府要施捨”的觀念,馬上招來“無視民間疾苦”的駡名。

40年後再憶那篇文章,高希均直言臺灣社會“白吃”的心態比以前更嚴重,“一方面說明我們這些經濟學家不會失業,另一方面我們也該檢討,為什麼你覺得正確的理念,沒有得到普遍的回應和贊成?”

祖孫二人,一種鄉情

別說當年的臺灣,高希均的觀點放在今天的大陸,依然有極強的話題性。不過,大陸之余高希均,故鄉的意義,應該高於演講壇。

那一年,高希均每隔兩三個月就要回大陸看望母親,“那時候還沒有直航,我先要坐飛機到上海,再坐3個小時汽車到江陰。”母親離開周莊後,高希均把別墅賣來的70萬,捐給了當地的一所中學。

高希均用捐款幫助故鄉的孩子,外孫女表達的方式更為直接。“我的女兒嫁給了一個美國律師,他們夫妻想領養孩子。女兒知道我在大陸出生,覺得如果到大陸來領養孩子,我一定很高興。呵呵,我當然很高興了。”

1999年,高希均的女兒前往廣州,領養了一個10個月大的女嬰,取名叫安妮。“領養的手續很複雜,還要調查家庭收入等各方面。當年共有20個美國家庭通過了審核,我老婆是廣東人,會說英文也會說廣東話,她義務陪著這20個家庭,負責協調和翻譯。”高希均回憶道,“在西方領養孩子,從第一天開始就不用避諱,所以安妮完全知道自己的身世。”

當年被領養的女嬰,現在已經是18歲的高中畢業生,她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報故土。“美國高中生畢業後可以請假1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安妮就利用這段時間,到天津的一所殘障孤兒院當義工,那裡有50個孩子……”高希均有些驕傲,“這個故事,是不是和約伯斯有點像?”

老年人的“新獨立宣言”

同樣讓高希均自豪的,還有故鄉的發展。“誰也沒有想到,大陸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相對清寒,發展成現在世界前幾位的經濟體。在人類的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從相對的落後變成今天的進步和富裕。”

針對大陸和臺灣已經到來的老齡化,高希均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新獨立宣言。

“我們常常有個觀念,認為年輕人決定著國家的命運,其實並非如此,因為他們要學習奮鬥。國家其實靠的是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他們有經驗有能力也有財富,可以幫助提拔年輕人。設想一下,如果10萬個65歲以上的老人每人認養一名年輕人,這樣就可以幫10萬個年輕人,他們會得到照顧和鼓舞,以及言教和身教。”高希均說。

“我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一定要把所謂財富算一算,到底需要多少錢照顧自己和老伴,再留一點給子女當遺產,剩下來一半或者更多,要給母校和社區。所謂社區,就是你在哪裡長大,比如我就是南京。”高希均說,“如果有能力的長者還要依靠政府的照顧來度過晚年,那意味著納稅人要多付很多錢,很不應當。”

乍一聽很西方,但仔細琢磨,是不是又和40年的那番“不白吃午餐”有異曲同工之處?看來,“80後”高希均還不想走下浪尖。

挑戰“物價不能漲、稅收不能加、補貼不能減、企業要獎勵、政府要施捨”的觀念,馬上招來“無視民間疾苦”的駡名。

40年後再憶那篇文章,高希均直言臺灣社會“白吃”的心態比以前更嚴重,“一方面說明我們這些經濟學家不會失業,另一方面我們也該檢討,為什麼你覺得正確的理念,沒有得到普遍的回應和贊成?”

祖孫二人,一種鄉情

別說當年的臺灣,高希均的觀點放在今天的大陸,依然有極強的話題性。不過,大陸之余高希均,故鄉的意義,應該高於演講壇。

那一年,高希均每隔兩三個月就要回大陸看望母親,“那時候還沒有直航,我先要坐飛機到上海,再坐3個小時汽車到江陰。”母親離開周莊後,高希均把別墅賣來的70萬,捐給了當地的一所中學。

高希均用捐款幫助故鄉的孩子,外孫女表達的方式更為直接。“我的女兒嫁給了一個美國律師,他們夫妻想領養孩子。女兒知道我在大陸出生,覺得如果到大陸來領養孩子,我一定很高興。呵呵,我當然很高興了。”

1999年,高希均的女兒前往廣州,領養了一個10個月大的女嬰,取名叫安妮。“領養的手續很複雜,還要調查家庭收入等各方面。當年共有20個美國家庭通過了審核,我老婆是廣東人,會說英文也會說廣東話,她義務陪著這20個家庭,負責協調和翻譯。”高希均回憶道,“在西方領養孩子,從第一天開始就不用避諱,所以安妮完全知道自己的身世。”

當年被領養的女嬰,現在已經是18歲的高中畢業生,她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報故土。“美國高中生畢業後可以請假1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安妮就利用這段時間,到天津的一所殘障孤兒院當義工,那裡有50個孩子……”高希均有些驕傲,“這個故事,是不是和約伯斯有點像?”

老年人的“新獨立宣言”

同樣讓高希均自豪的,還有故鄉的發展。“誰也沒有想到,大陸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相對清寒,發展成現在世界前幾位的經濟體。在人類的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從相對的落後變成今天的進步和富裕。”

針對大陸和臺灣已經到來的老齡化,高希均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新獨立宣言。

“我們常常有個觀念,認為年輕人決定著國家的命運,其實並非如此,因為他們要學習奮鬥。國家其實靠的是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他們有經驗有能力也有財富,可以幫助提拔年輕人。設想一下,如果10萬個65歲以上的老人每人認養一名年輕人,這樣就可以幫10萬個年輕人,他們會得到照顧和鼓舞,以及言教和身教。”高希均說。

“我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一定要把所謂財富算一算,到底需要多少錢照顧自己和老伴,再留一點給子女當遺產,剩下來一半或者更多,要給母校和社區。所謂社區,就是你在哪裡長大,比如我就是南京。”高希均說,“如果有能力的長者還要依靠政府的照顧來度過晚年,那意味著納稅人要多付很多錢,很不應當。”

乍一聽很西方,但仔細琢磨,是不是又和40年的那番“不白吃午餐”有異曲同工之處?看來,“80後”高希均還不想走下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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