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 巴黎啟動新城計畫， 最後形成了五座衛星城， 將工業、金融業等遷出了中心區， 打破了單一發展中心城區的模式， 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大城市病。
在將近一千年的時間裡， 巴黎都穩坐“西方世界最大城市”的寶座。 不過， 19世紀中葉經過奧斯曼的改造後， 巴黎才成為一座現代都市。
奧斯曼對巴黎社會與經濟空間的體系化改造， 重塑了這座城市。 但這不是巴黎的最後一次改造， 此後的巴黎經過屢次改造， 才形成目前巴黎的城市樣貌。
現在核心的巴黎市， 主要是大環城公路以內的區域， 面積只有105.4平方公里，
多位元受訪專家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 中國的大城市病應該通過衛星城去解決， 而衛星城要有較強的穩定的功能， 定位要明確， 和主城區的交通聯繫要方便， 比如巴黎的地鐵。 1946年， 巴黎城區宣佈停發建設許可證， 同時鼓勵在郊區建造房屋。 逐漸形成了以市區為中心， 商業、金融、行政等主要集中在市中心核心區內， 城區邊緣則主要為住宅群的格局。
由於郊區商業設施匱乏、交通不便、就業機會少， 造成居住地和工作場所之間的距離增加、交通緊張， 使得這座城市的矛盾加劇。
多番嘗試後， 巴黎選擇了衛星城建設。
1963年出臺的《巴黎大區規劃指導方案》和1964年編制的《巴黎地區國土開發與城市規劃指導綱要1965-2000》， 規劃在巴黎周圍設立了8個小於北京城的面積（16400平方公里）；但巴黎大區目前人口只有1000萬， 也遠少於北京的2171萬多。 可見， 巴黎大區的人口密度小於北京。
巴黎市的人口幾十年一直保持在200萬左右， 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巴黎大區的規劃。 資料顯示， 1975年-1984年， 巴黎新城增加的人口占整個巴黎大區域新增人口的47%， 這些遷入人口中的四成來自中心城區。
中法兩國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 目前巴黎大區在整個法國的人口占比一直在下降， 其它地區的人口增長較多。 而中國目前還處於快速城市化階段， 大量的外來人口湧進北京、上海等大都市。
“中國的區域差別較大， 北京又聚集了那麼多的功能， 有那麼多的中央政府機構、事業單位和央企， 必然導致人口大量往北京集聚。 ”寧越敏說。
他和鄭時齡都特別強調， 北京的功能疏解， 首先應該是體制改革， 企業總部不必都集中在北京， “所以這次很多央企表態要支持雄安新區建設。 ”
另一方面， 城市病和城市人口密度沒有必然的關係， 而是與規劃、交通、文化等都相關。
在鄭時齡看來， 巴黎的軌道交通系統非常值得學習，
他指出， 城市的軌道交通應該是多模式的， 中國應該採用鐵路支援、公交運營， 人數少時可以開大站車。
當然， 巴黎的衛星城並不是都成功了， 這些經驗教訓可以供中國借鑒。
“有些規劃帶來的意見還挺大， 也沒有解決一些社會矛盾。 ”鄭時齡說， 2005年巴黎郊區爆發社會騷亂， 主要原因是人口疏解之後， 居民成分太集中， 而大區沒有行政職能， 只是協調機構， 很難處理這類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