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球王李惠堂”
最近幾代中國人的成長過程中， 大多都離不開這類影視作品的陪伴：面對肌肉健碩的外國拳擊手， 甄子丹們迎著冷眼與嘲笑，
太極大師被搏擊選手KO
當兒時的幻想終於照進現實， 太極大師和現代搏擊選手擺開陣勢， 赤手空拳來一次真正的決鬥， 結果卻以近乎鬧劇的方式結束。 從雙方擺架勢相互試探， 到搏擊選手徐曉東把太極大師按在地上狠揍， 一共只用了20秒。
啪的一聲！你覺得那是打在太極大師臉上的拳頭？其實不是， 那是不少人瞬間碎掉的武俠夢：怎麼和李連傑演得不一樣呢？
怎麼和李連傑演得不一樣呢？
窗戶紙終於還是被捅破了， 張三豐、黃飛鴻、霍元甲、葉問……這些我們孩童時頂禮膜拜、魂牽夢繞的名字， 難道都摻了水分？我無意去探究霍元甲們的前世今生， 作為球迷， 讓我突然感到充滿興趣的是另外一個名字：李惠堂。
“與貝利齊名”
中國足球第一人， 亞洲球王， 與貝利、迪-斯蒂法諾齊名的世界五大球王之一……這是不少中文媒體在報導李惠堂時會使用的名號， 同樣是來自中文媒體的說法， 李惠堂職業生涯一共打進了接近兩千球， 這確實是只有貝利等寥寥數人才能匹敵的成就。
“橫掃日本 踢服英倫”
而我想知道的是， 李惠堂是真的如今人所言地那麼厲害， 還是被不靠譜的傳說包裝出來的足球神話？
中國隊0-2英國 李惠堂9號
李惠堂所處的年代距今已經太過久遠， 加上資訊閉塞以及戰亂等不可抗因素，關於李惠堂的真實狀況大多都不可考。在FIFA官方網站上，倒是有李惠堂的球員頁面，不過其中記載的資訊寥寥。按照FIFA的記載，李惠堂出生於1911年9月18日，他一生只參加過一次由國際足聯參與組織的賽事，那就是1936年柏林奧運會的足球比賽，彼時的奧運會沒有設立小組賽，李惠堂率領的中國隊首場比賽就以0-2不敵英國，早早出局。
關於這次柏林之旅，按照國內媒體的說法，中國隊此番參賽為自費，李惠堂和隊友們為了籌集相關費用，只能一邊趕路一邊沿途參加比賽賺錢。由於旅途艱辛，首場比賽便敗在英國腳下，好像也情有可原，按照英國媒體《衛報》近期一篇報導的說法，“英國隊當年是十分艱難地贏下了中國隊”。
參加柏林奧運會的中國隊
不過，在《衛報》同一篇報導中也指出，按照奧運會的規定，此番出征的英國隊全部由業餘球員構成，且是英國四大協會臨時組建的，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在當時的奧會和國際足聯看來，李惠堂其實只是個業餘球員。在贏下中國隊之後，英國隊在第二輪比賽中差點被波蘭橫掃，一度1-5落後，最終4-5輸球，贏球的波蘭在半決賽又被奧地利3-1淘汰。
以上就是關於李惠堂的官方史料，剩下的大部分則都無據可考。
“世界五大球王”
比如，有說法稱，在1976年時，一家叫《環球足球》的聯邦德國雜誌組織評選世界球王，李惠堂同貝利、貝肯鮑爾、迪·斯蒂法諾、普斯卡什一起當選“世界五大球王”，但是，如果現在再去搜索這次評選的相關資訊，除了鋪天蓋地的中文報導，甚至連《環球足球》這本雜誌真實存在過的資訊都難以找尋。
還有中文媒體稱，在柏林奧運會失利之後，李惠堂曾接到阿森納8000英鎊年薪的邀約，不過被李惠堂拒絕了。對於這條沒有正式史料記載的傳聞，從理性角度分析其實就不合理，阿森納應該很難對一個敗在英國業餘隊腳下的球員感興趣，而且，彼時8000英鎊意味著什麼？1925年，阿森納從哈德斯菲爾德挖來查普曼，其年薪為2000英鎊，已轟動了當年的英國足壇。
除了上文提到的柏林奧運會，李惠堂沒有踢過職業聯賽，更沒有踢過世界盃，他主要代表南華隊參加香港的足球聯賽，也多次帶領中國隊稱雄遠東運動會，不過，這項賽事只有三個國家參加，除了中國之外，還有日本和菲律賓。
當時媒體的報導 稱李惠堂為球王
很難想像，李惠堂可以憑藉這樣的成績躋身“世界五大球王”之列，事實上，在亞足聯和國際足聯所有官方評選中，從沒出現過李惠堂的名字。球王一說，恐怕有不少中國人的同胞之情摻雜其間，口口相傳，越傳越神。
說起來，對待資料、資料和史實，國人在傳統上似乎總有一股“浮誇風”，總習慣讓情感壓倒理智，製造並寧願相信一些並不嚴謹的“神話”。
熟悉抗戰史的網友，對國軍“戰神”薛嶽在前三次長沙會戰中虛報戰功的情況應有所耳聞，第一次會戰後，薛對媒體公開稱“我全體將士忠勇用命，國民努力助戰，激戰20餘夜，先後斃傷敵三萬餘人，俘獲無算……”事實卻是日軍未到長沙便在遭遇阻擊後主動撤退；第三次會戰時薛又向軍委會報功“敵軍官兵遺屍五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具，……其敵已焚化之陣亡及重傷官兵則遍地皆是……生還無幾”，離譜到甚至讓軍委會的人也哭笑不得。至於著名的平型關大捷，斃傷日軍數在宣傳口徑中從最初的“1萬餘人”、到堅持了相當長時間的“3千”，再到如今較受認可的“1千”（日軍戰史稱死166、傷53，也有隱瞞實情、縮小損失的情況），一點點將水分擠出。而孫立人在緬甸活埋日軍俘虜、“審問一下這些鬼子，凡去過中國的全槍斃（活埋）”的所謂“名言”；古北口帽兒山七勇士獨守陣地擊斃一百多日軍等傳說，也被越來越多的史實、史料證明，可信性存在相當疑問。
當然，戰爭年代，出於提振國人精神士氣的需要，誇大戰果往往是宣傳口的一種慣用手段，塑造一些英雄傳奇也是民族情感的需要，但從治史的角度看，過度的誇大和造神，是否反映出國民性格中對資料、史實等“硬數字”一而慣之的不嚴謹乃至浮誇造假？這也導致很多不明真相的群眾，出於民族情感寄託，寧可信其有，而完全不顧其是否有史料支撐，真實性若何，使得本該嚴謹的歷史治學中，傳說滿天飛，神話到處有……
李惠堂少有的視頻鏡頭
與此類似，中國某些足球媒體對李惠堂的追捧，也有些硬送上神壇的意思，或許在他們看來，中國足球需要這樣一個精神圖騰，就像中國傳統武術需要張三豐、黃飛鴻、霍元甲和葉問等英雄人物源源不斷的湧現，以塑造民族自豪感一樣。作為受眾，出於情感的寄託，往往會傾向于寧可信其有，而不會去管是否有可靠的史料支撐，很多人寧願相信一個瘦弱的中國人能翩翩起舞般幹倒外國肌肉猛男，相信我們中國足球雖然現在不行，但作為足球的發源地，祖上也是出過世界級球王的。
李惠堂的雕塑
中國自古喜歡把真人作為神話的人物原型，人物的形象往往需要經過文學作品以及民間傳說的淬煉，如今則還需要經由媒體的加工和改造，等到這個形象真正進入受眾的腦袋裡，其真實性往往已經大打折扣。比如高俅很可能就是北宋年間業餘花式足球圈的一位高手，遠遠達不到所謂“古代梅西”的高度。
至於本文的主角李惠堂，也許是時候嘗試以不同的心態面對，去探求一個真實的“球王”了，我們不懷疑他是同一代中國人中的球場佼佼者，他代表的應該是當時中國甚至亞洲最頂尖的足球水準，他和隊友一起自費征戰奧運會，在戰亂年代不向強權折腰，晚年依然為中國足球盡心盡力，這些都是令人肅然起敬的，但如果客觀看待其在世界足壇的定位，又該是什麼呢？“世界球王”又從何說起呢？
同樣，話題拓展到中國文化、歷史的某些領域，對於一些離譜神話背後的現象和深層次原因，我們在歡呼自豪之餘，是不是也能抱著求實求真的精神，去冷靜地想一想呢……
加上資訊閉塞以及戰亂等不可抗因素，關於李惠堂的真實狀況大多都不可考。在FIFA官方網站上，倒是有李惠堂的球員頁面，不過其中記載的資訊寥寥。按照FIFA的記載，李惠堂出生於1911年9月18日，他一生只參加過一次由國際足聯參與組織的賽事，那就是1936年柏林奧運會的足球比賽，彼時的奧運會沒有設立小組賽，李惠堂率領的中國隊首場比賽就以0-2不敵英國，早早出局。關於這次柏林之旅，按照國內媒體的說法，中國隊此番參賽為自費，李惠堂和隊友們為了籌集相關費用，只能一邊趕路一邊沿途參加比賽賺錢。由於旅途艱辛，首場比賽便敗在英國腳下，好像也情有可原，按照英國媒體《衛報》近期一篇報導的說法，“英國隊當年是十分艱難地贏下了中國隊”。
參加柏林奧運會的中國隊
不過，在《衛報》同一篇報導中也指出，按照奧運會的規定，此番出征的英國隊全部由業餘球員構成，且是英國四大協會臨時組建的，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在當時的奧會和國際足聯看來，李惠堂其實只是個業餘球員。在贏下中國隊之後，英國隊在第二輪比賽中差點被波蘭橫掃，一度1-5落後，最終4-5輸球，贏球的波蘭在半決賽又被奧地利3-1淘汰。
以上就是關於李惠堂的官方史料，剩下的大部分則都無據可考。
“世界五大球王”
比如，有說法稱，在1976年時，一家叫《環球足球》的聯邦德國雜誌組織評選世界球王，李惠堂同貝利、貝肯鮑爾、迪·斯蒂法諾、普斯卡什一起當選“世界五大球王”，但是，如果現在再去搜索這次評選的相關資訊，除了鋪天蓋地的中文報導，甚至連《環球足球》這本雜誌真實存在過的資訊都難以找尋。
還有中文媒體稱，在柏林奧運會失利之後，李惠堂曾接到阿森納8000英鎊年薪的邀約，不過被李惠堂拒絕了。對於這條沒有正式史料記載的傳聞，從理性角度分析其實就不合理，阿森納應該很難對一個敗在英國業餘隊腳下的球員感興趣，而且，彼時8000英鎊意味著什麼？1925年，阿森納從哈德斯菲爾德挖來查普曼，其年薪為2000英鎊，已轟動了當年的英國足壇。
除了上文提到的柏林奧運會，李惠堂沒有踢過職業聯賽，更沒有踢過世界盃，他主要代表南華隊參加香港的足球聯賽，也多次帶領中國隊稱雄遠東運動會，不過，這項賽事只有三個國家參加，除了中國之外，還有日本和菲律賓。
當時媒體的報導 稱李惠堂為球王
很難想像，李惠堂可以憑藉這樣的成績躋身“世界五大球王”之列，事實上，在亞足聯和國際足聯所有官方評選中，從沒出現過李惠堂的名字。球王一說，恐怕有不少中國人的同胞之情摻雜其間，口口相傳，越傳越神。
說起來，對待資料、資料和史實，國人在傳統上似乎總有一股“浮誇風”，總習慣讓情感壓倒理智，製造並寧願相信一些並不嚴謹的“神話”。
熟悉抗戰史的網友，對國軍“戰神”薛嶽在前三次長沙會戰中虛報戰功的情況應有所耳聞，第一次會戰後，薛對媒體公開稱“我全體將士忠勇用命，國民努力助戰，激戰20餘夜，先後斃傷敵三萬餘人，俘獲無算……”事實卻是日軍未到長沙便在遭遇阻擊後主動撤退；第三次會戰時薛又向軍委會報功“敵軍官兵遺屍五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具，……其敵已焚化之陣亡及重傷官兵則遍地皆是……生還無幾”，離譜到甚至讓軍委會的人也哭笑不得。至於著名的平型關大捷，斃傷日軍數在宣傳口徑中從最初的“1萬餘人”、到堅持了相當長時間的“3千”，再到如今較受認可的“1千”（日軍戰史稱死166、傷53，也有隱瞞實情、縮小損失的情況），一點點將水分擠出。而孫立人在緬甸活埋日軍俘虜、“審問一下這些鬼子，凡去過中國的全槍斃（活埋）”的所謂“名言”；古北口帽兒山七勇士獨守陣地擊斃一百多日軍等傳說，也被越來越多的史實、史料證明，可信性存在相當疑問。
當然，戰爭年代，出於提振國人精神士氣的需要，誇大戰果往往是宣傳口的一種慣用手段，塑造一些英雄傳奇也是民族情感的需要，但從治史的角度看，過度的誇大和造神，是否反映出國民性格中對資料、史實等“硬數字”一而慣之的不嚴謹乃至浮誇造假？這也導致很多不明真相的群眾，出於民族情感寄託，寧可信其有，而完全不顧其是否有史料支撐，真實性若何，使得本該嚴謹的歷史治學中，傳說滿天飛，神話到處有……
李惠堂少有的視頻鏡頭
與此類似，中國某些足球媒體對李惠堂的追捧，也有些硬送上神壇的意思，或許在他們看來，中國足球需要這樣一個精神圖騰，就像中國傳統武術需要張三豐、黃飛鴻、霍元甲和葉問等英雄人物源源不斷的湧現，以塑造民族自豪感一樣。作為受眾，出於情感的寄託，往往會傾向于寧可信其有，而不會去管是否有可靠的史料支撐，很多人寧願相信一個瘦弱的中國人能翩翩起舞般幹倒外國肌肉猛男，相信我們中國足球雖然現在不行，但作為足球的發源地，祖上也是出過世界級球王的。
李惠堂的雕塑
中國自古喜歡把真人作為神話的人物原型，人物的形象往往需要經過文學作品以及民間傳說的淬煉，如今則還需要經由媒體的加工和改造，等到這個形象真正進入受眾的腦袋裡，其真實性往往已經大打折扣。比如高俅很可能就是北宋年間業餘花式足球圈的一位高手，遠遠達不到所謂“古代梅西”的高度。
至於本文的主角李惠堂，也許是時候嘗試以不同的心態面對，去探求一個真實的“球王”了，我們不懷疑他是同一代中國人中的球場佼佼者，他代表的應該是當時中國甚至亞洲最頂尖的足球水準，他和隊友一起自費征戰奧運會，在戰亂年代不向強權折腰，晚年依然為中國足球盡心盡力，這些都是令人肅然起敬的，但如果客觀看待其在世界足壇的定位，又該是什麼呢？“世界球王”又從何說起呢？
同樣，話題拓展到中國文化、歷史的某些領域，對於一些離譜神話背後的現象和深層次原因，我們在歡呼自豪之餘，是不是也能抱著求實求真的精神，去冷靜地想一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