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勇， 全國十佳公訴人， 江蘇蘇州市檢察院公訴二處處長。 原題：批捕權歸屬的疑問。
原因不外有二：一方面是試點監察委的政治體制改革以來， 很多人猜測要拆分檢察機關；另一方面， 部分人將國內檢察機關與大陸法系、英美法系的檢察機關職權進行比較， 認為存在差異的東西就應該被質疑。 但是這兩點理由顯然都站不住腳。
一、檢察機關會拆分乃至撤銷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檢察官是刑事訴訟中出現最晚的職業， 誕生於法國大革命， 推廣於十九世紀中葉的德意志帝國。 正如臺灣地區學者林鈺雄先生所述：“創設檢察官制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
正因為檢察權始終處於審判權和員警兩大山谷的穀間帶， 既制衡法官， 又監督員警， 具有雙重控制的作用， 代表的是現代刑事訴訟的基本文明。 存在與否， 事關法治。 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
2、國外檢察機關沒有逮捕權， 我們為什麼有？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 國外檢察機關有兩種， 一種以歐陸國家及日本、韓國、臺灣地區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 其檢察機關的設置模式大致相同；一種是英美國家及亞洲的新加坡、香港地區等為代表英美法系國家， 其檢察權的運行模式各不相同。 比如美國的檢察機構建立在聯邦， 州和市鎮這三個行政序列中， 互相獨立， 不僅沒有隸屬關係， 甚至沒有監督和指導關係。 而英國則設立皇家檢察院， 在英格蘭和威爾士下設42個郡檢察院， 自成體系， 垂直管理， 統一行使公訴權。
大陸法系為代表的“國外檢察機關”， 具有從領導員警到提起公訴的完整職權。 這一點在各類影視作品中表現的淋漓盡致， 八十年代日本電影《追捕》就是國內最早以檢察官為主角的電影作品， 近年更有大量檢察官主角的韓國電視劇霸佔螢幕。 英美法系為代表的“國外檢察機關”， 儘管沒有對員警的領導權， 但起訴的裁量權非常之大， 是否起訴、起訴幾個罪名都可以任意裁量甚至與被告人交易。 我們從首批分賬制電影《亡命天涯》， 到近年的火爆美劇《傲骨賢妻》、《罪惡之夜》也能略窺一斑。
因此， 我們與那種“國外檢察機關”比較是個大問題？
其實不需要專門的學術研究， 僅僅從影視作品就可以看出。 我國檢察機關與大陸法系的檢察機關相比，
其實， 逮捕權只是一個強制措施， 其歸屬問題從來就無定論。 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第9條第3款規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者拘禁的人， 應當被迅速帶見審判官或者其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力的官員， 並有權在合理的時間內受審判或者被釋放。 ”《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3款也作了基本相同的規定。可見，根據國際公約，批捕權既可以由法官行使，也由“其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力的官員”行使。我國檢察機關的憲法定位本身就是司法機關，這一點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也進行了重申。因此，由檢察機關行使逮捕權完全符合國際公約，沒有任何障礙。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我國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對刑事訴訟的法律監督是重要職責。檢察機關負責批捕，才能最短時間、最高效率介入訴訟程式，發現並核查偵查機關不規範甚至違法活動，從而糾正違法，保障訴訟參與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保障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如檢察機關不負責批捕，則對偵查機關的訴訟監督就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所謂監督就喪失了實質意義。憲法第135條規定的，公檢法“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要求，在實踐中也必然大打折扣。
當然，法院負責批捕，在理論上有探討空間，在實踐中難有操作之可能。我國沒有治安法院或者預審法院，如果同一個法院負責批捕、審判，或者同一個上級法院領導的法院分別負責批捕、審判，在現實的考核制約中和司法責任制的壓力下，實質就意味著批捕就是判決有罪，後續的偵查、公訴、辯護都喪失了意義。我們也難以想像，在國家賠償和錯案追究的巨大壓力下，當負責審判的法院作出批捕決定後，偵查機關在逮捕後是否需要進行偵查？檢察機關公訴環節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是否需要不起訴？如果不起訴，誰承擔賠償責任？如果認為現在有檢察機關負責逮捕存在問題，容易在檢察環節逮捕錯，跟著錯，錯到底。但是，即使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一般情況都會被提起公訴，畢竟還有後面的審判環節制約。但法院行使批准逮捕權後，逮捕錯，跟著錯，錯到底，就意味判決錯誤。這樣的改革，直接結果就是刑事訴訟的結構失衡，讓逮捕程式成為中心環節。也就是，刑事訴訟的案卷中心主義、偵查中心主義演變為逮捕中心主義，而庭審成為對逮捕結果的確認。當然，這樣也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只是，變成了以審判機關的逮捕環節為中心，而非庭審環節為中心！
”《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3款也作了基本相同的規定。可見，根據國際公約，批捕權既可以由法官行使，也由“其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力的官員”行使。我國檢察機關的憲法定位本身就是司法機關，這一點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也進行了重申。因此，由檢察機關行使逮捕權完全符合國際公約，沒有任何障礙。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我國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對刑事訴訟的法律監督是重要職責。檢察機關負責批捕，才能最短時間、最高效率介入訴訟程式，發現並核查偵查機關不規範甚至違法活動，從而糾正違法，保障訴訟參與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保障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如檢察機關不負責批捕，則對偵查機關的訴訟監督就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所謂監督就喪失了實質意義。憲法第135條規定的，公檢法“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要求，在實踐中也必然大打折扣。
當然，法院負責批捕，在理論上有探討空間，在實踐中難有操作之可能。我國沒有治安法院或者預審法院，如果同一個法院負責批捕、審判，或者同一個上級法院領導的法院分別負責批捕、審判，在現實的考核制約中和司法責任制的壓力下，實質就意味著批捕就是判決有罪，後續的偵查、公訴、辯護都喪失了意義。我們也難以想像，在國家賠償和錯案追究的巨大壓力下，當負責審判的法院作出批捕決定後，偵查機關在逮捕後是否需要進行偵查？檢察機關公訴環節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是否需要不起訴？如果不起訴，誰承擔賠償責任？如果認為現在有檢察機關負責逮捕存在問題，容易在檢察環節逮捕錯，跟著錯，錯到底。但是，即使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一般情況都會被提起公訴，畢竟還有後面的審判環節制約。但法院行使批准逮捕權後，逮捕錯，跟著錯，錯到底，就意味判決錯誤。這樣的改革，直接結果就是刑事訴訟的結構失衡，讓逮捕程式成為中心環節。也就是，刑事訴訟的案卷中心主義、偵查中心主義演變為逮捕中心主義，而庭審成為對逮捕結果的確認。當然，這樣也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只是，變成了以審判機關的逮捕環節為中心，而非庭審環節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