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 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發佈關於部分外逃人員藏匿線索的公告， 向社會通報了22名外逃人員的涉嫌犯罪情況和可能藏匿地點。
在此前10天， “百名紅通人員”李世喬從加拿大回國投案自首， 成為集中曝光“百名紅通人員”兩年來第40個落網者。
兩年追回40名“百名紅通人員”， 追逃成績可見一斑， 付出的心血也不言而喻。 追逃追贓成績的取得， 正是得益於黨中央懲治腐敗的堅定決心和強有力的領導指揮。 每一個成功案例的背後， 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組合拳”。
意志謀略定大局黨的十八大以來， 黨中央把追逃追贓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贏得了党心民心， 佔據了國際道義制高點。 中央全會、中央紀委全會多次對追逃追贓工作作出重要部署，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多次聽取工作彙報並提出明確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在重大外交活動中50餘次就反腐敗和追逃追贓發表重要論述，
每一起個案的突破， 都離不開相關方面的協同作戰。 在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統一指揮下， 中央追逃辦統籌法院、檢察、外交、公安等各方面力量， 整合國內外資源力量， 進一步健全合成作戰的體制機制， 初步實現了“全國一盤棋、內外一張網”。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從《北京反腐敗宣言》到《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高級原則》， 從推動建立雙邊執法合作機制到深化多邊交流合作， 從講好“中國故事”到積極構建國際反腐敗新秩序……中國以實際行動佔據了國際道義制高點， 贏得了廣泛支持。
全黨動手一起抓， 讓每一起外逃案件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督；國際合作一起追，
“中央的重視和肯定， 讓我們更加堅定了做好工作的信心和決心。 ”3月下旬舉辦的全國追逃追贓工作培訓班上， 不少學員表示， “我們要圍繞重點案件打好政治戰、外交戰、法律戰、輿論戰和資訊戰， 進一步擴大戰果。 ”
多管齊下顯威力記者統計發現， 目前已歸案的40名“百名紅通人員”中， 有25人系被勸返， 占比62.5%。
勸返是近年來摸索出來的一種行之有效的追逃辦法， 主要是通過規勸、說服等方式動員外逃犯罪嫌疑人自願回國投案。 “百名紅通人員”頭號嫌犯楊秀珠、剛剛歸案的李世喬， 便是其中典型。
此外， 緝捕也是追逃的重要方式和途徑。
“突然， 房門被敲響了， 有兩三個當地員警進了屋子， 這時我一抬頭， 又看到幾個中國面孔的人， 一瞬間， 我都明白了……”被緝捕歸案的“百名紅通人員”張清曌在懺悔錄中回憶道。
這一“瞬間”發生在2016年2月6日中午， 在有關國家警方配合下， 遼寧工作組在加勒比海某島國一處大山裡， 將張清曌與其同夥付耀波抓獲。
據媒體報導， 孫新在柬埔寨期間化名“王松”， 持柬埔寨身份證， 在一座工廠裡擔任會計， 已潛藏了6年時間。 2015年6月， 應中國警方要求， 柬埔寨警方與中國警方合作對其實施了抓捕。
除勸返、緝捕外， 遣返、引渡、異地追訴等途徑也在追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能否用好法律武器， 是對“獵手”們的一大考驗。
以遣返為例， 一種情形是由罪犯逃往國直接啟動非法移民遣返程式；另一種是犯罪嫌疑人在逃往國被定罪量刑後， 在服刑期間或服刑完畢被遣返回國。
據公開報導， 潛逃美國14年的“百名紅通人員”、楊秀珠的弟弟楊進軍， 便是在中美兩國司法執法和外交等部門密切合作下， 作為非法移民被強制遣返回中國。 這也是美國首次向中國遣返公開曝光的“百名紅通人員”。
“需要注意的是， 境外追逃是逃犯所在國家或地區執法部門協助我們緝捕逃犯， 是以逃犯所在國家或地區法律為規則的，並不是我們批准拘留或逮捕外方就移交給我們的。”公安部經偵局副局長尤小文表示，執法合作是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友好的外交關係有助於推進境外追逃，但不能取代對方國家法律的要求。
基礎工作是關鍵“一名同志跟楊秀珠案跟了14年，楊秀珠回來了，他也要退休了。”全國追逃追贓工作培訓班上，浙江省紀委副書記、省監察委員會副主任、省追逃辦主任羅悅明的一番話，令學員們無不動容。
據悉，這名同志長期從事楊秀珠案的相關基礎性工作，作出了積極貢獻。基礎性工作對於追逃追贓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開展國際追逃追贓，物件在國外，基礎在國內。及時、全面收集固定證據、摸排關係人等基礎性工作，可以說是追逃追贓的重要前提，也是各種追逃戰術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
“對每一名紅通人員，我們都要組織精幹力量，全面收集固定證據，做到對涉嫌犯罪全部事實心中有數、對在國內重要社會關係心中有數，並查清犯罪事實、家庭背景、生活狀態和交往軌跡。”河南省預防腐敗局副局長馬海盈說。
據其介紹，針對“百名紅通人員”黃玉榮潛逃時間長、涉案人員多、取證工作難的特點，他們五下雲南、三下四川、六下湖北，歸納、整理、篩選案件材料，為開展勸返打下了基礎。
為了儘早將付耀波、張清曌抓獲歸案，來自遼寧本溪的專案組往返5省7市，行程3萬餘公里，查清了二人出逃前的“時空軌跡”，並最終確定了藏匿地點。
通報曝光亦是基礎性工作的一項內容。“百名紅通人員”名單公佈次日，江蘇省追逃辦便接到中央追逃辦轉來的上海市有關部門緊急報告：上海邊檢總站排查外逃人員資訊時，發現有人涉嫌變換身份潛回境內。經公安、檢察機關初步確認，此人為“百名紅通人員”戴學民。
另據報導，“百名紅通人員”公佈後，群眾積極提供舉報線索，孫新案就是有關部門在對群眾提供的線索仔細核查、比對後，果斷採取行動取得突破的。
是以逃犯所在國家或地區法律為規則的，並不是我們批准拘留或逮捕外方就移交給我們的。”公安部經偵局副局長尤小文表示，執法合作是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友好的外交關係有助於推進境外追逃，但不能取代對方國家法律的要求。基礎工作是關鍵“一名同志跟楊秀珠案跟了14年，楊秀珠回來了，他也要退休了。”全國追逃追贓工作培訓班上，浙江省紀委副書記、省監察委員會副主任、省追逃辦主任羅悅明的一番話，令學員們無不動容。
據悉，這名同志長期從事楊秀珠案的相關基礎性工作，作出了積極貢獻。基礎性工作對於追逃追贓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開展國際追逃追贓，物件在國外，基礎在國內。及時、全面收集固定證據、摸排關係人等基礎性工作，可以說是追逃追贓的重要前提，也是各種追逃戰術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
“對每一名紅通人員，我們都要組織精幹力量，全面收集固定證據，做到對涉嫌犯罪全部事實心中有數、對在國內重要社會關係心中有數，並查清犯罪事實、家庭背景、生活狀態和交往軌跡。”河南省預防腐敗局副局長馬海盈說。
據其介紹，針對“百名紅通人員”黃玉榮潛逃時間長、涉案人員多、取證工作難的特點，他們五下雲南、三下四川、六下湖北，歸納、整理、篩選案件材料，為開展勸返打下了基礎。
為了儘早將付耀波、張清曌抓獲歸案，來自遼寧本溪的專案組往返5省7市，行程3萬餘公里，查清了二人出逃前的“時空軌跡”，並最終確定了藏匿地點。
通報曝光亦是基礎性工作的一項內容。“百名紅通人員”名單公佈次日，江蘇省追逃辦便接到中央追逃辦轉來的上海市有關部門緊急報告：上海邊檢總站排查外逃人員資訊時，發現有人涉嫌變換身份潛回境內。經公安、檢察機關初步確認，此人為“百名紅通人員”戴學民。
另據報導，“百名紅通人員”公佈後，群眾積極提供舉報線索，孫新案就是有關部門在對群眾提供的線索仔細核查、比對後，果斷採取行動取得突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