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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若干重要理論問題新探

作者:福州外語外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 鄭又賢

推進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 是加強黨的理論和思想建設的客觀要求, 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保障。 當前, 我們首先要注意從如下五個重要理論問題上準確理解和深入把握“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

“中國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係

理論界經常有人把“中國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混為一談, 甚至把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化、大眾化等都簡單“裝”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大筐”裡。 其實, 這是不科學的, 因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既相聯繫又相區別。

一方面, 我們應該看到, 二者是緊密相聯繫的。 中國馬克思主義畢竟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 而是源於西方國家, 並首先是經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而傳入中國的。 沒有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的中國化, 不可能真正形成中國馬克思主義, 特別是建立完整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體系;而且, 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也源於馬克思主義, 並通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得以融入中國馬克思主義。

另一方面, 我們也要看到, 二者是相互區別的。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一是指動態的“中國化”過程, 即是指傳統或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及其發展過程;二是指“中國化”的理論成果,

即傳統或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之後所形成的思想、理論或觀點及其體系。 其重要特點, 就是要實現理論適用性的空間轉移, 即要從西方或俄國等傳入中國, 並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這兩層含義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顯然都可以納入中國馬克思主義範疇, 但中國馬克思主義並不局限於此。 它還應該包括如下三個部分:其一, 在中國“土生土長”起來的傳統文化的“當代轉生”, 通過對其辯證的傳承, 即可豐富和涵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例如, 中國古代的和合思想, 諸如“禮之用, 和為貴”“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養之以德,
則民合”等觀點, 當其與現今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時, 即可這樣或那樣地充實和確證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 其二, 對傳統或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所未涉入的新實踐經驗的概括和總結。 實踐之樹是常青的。 中國共產黨率領中國人民不斷地進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未曾經歷的新領域, 探索新面臨的客觀實際和客觀規律, 提出一系列新的觀點、理論, 進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例如關於“一國兩制”、社會主義本質、社會主義改革、“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等觀點, 都不是直接源于傳統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卻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最新成果。 其三, 對新出現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的吸收。
例如, 國外馬克思主義中有生態學的馬克思主義、世界體系論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學派的馬克思主義、市場馬克思主義等等, 不同于傳統或經典的馬克思主義, 不是真正科學的理論體系, 但其中卻包含著一定的值得中國馬克思主義借鑒乃至吸納的積極因素。 上述這三種情況都不直接由傳統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所形成, 可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豐富和發展中將成為越來越重要的經驗或思想來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毛澤東思想的關係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主要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因為如習近平同志所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集中體現了當今世界和當代中國的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

集中體現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意志, 集中體現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 是我們党勵精圖治、開拓進取、探索真理、把握規律的結果。 ”而這個理論體系, 黨的十七大報告作了明確的界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 ”也就是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直接包含毛澤東思想。 理論界有的學者對此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認為這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地位, 也抹殺了毛澤東思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的重要意義。 這實際上就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或者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毛澤東思想的關係, 也是我們在這裡首先要搞清楚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筆者以為,党的十七大報告的上述論斷是正確的,不會導致有的學者所擔心的後果。這可以從如下兩個方面來理解。

第一,把毛澤東思想列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外,並沒有貶低毛澤東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因為,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分別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所實現的兩次飛躍的重大理論成果,它們前後相續,同構於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過程之中,缺一不可。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存在和起作用,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前者的基礎上豐富發展而成,若離開前者,後者就會因失去應有的理論及其實踐的前提和基礎(其中也許包含著某種失誤或挫折),而無法應運產生;而若只止步於前者,沒有邁向後者,則毛澤東思想也將難以解決改革開放條件下所遇到的各種各樣的新矛盾、新問題,更無法開創中國今天的理論和實踐的新天地。所以,毛澤東思想沒有因為置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外,而有損其重要的理論地位和實踐意義。

第二,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建立的奠基性貢獻,是不容低估的,更是不能抹殺的。一是因為毛澤東同志首次提出和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並畢生為其實現付出不懈的努力,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事業,從而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創立的客觀可能性;二是因為毛澤東同志帶領著中國共產黨人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第一次飛躍,創立了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大成果的毛澤東思想,其間雖然經歷了某種失誤或挫折,但正是這種前赴後繼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才得以產生、發展並充分展示出巨大的社會威力;三是因為毛澤東同志積極宣導的實事求是精神,特別是注重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尊重中國國情,突出中國特色,強調走自己的道路的思想方法,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路線基礎;四是因為如胡錦濤同志所說,毛澤東同志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五是因為毛澤東同志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艱辛探索,特別在《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和《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闡述了非常豐富的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理論或觀點,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創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或思想來源。所以,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凝結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實踐的智慧和心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創立起點的微觀考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創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其歷史起點應該定在哪裡?這在理論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中,最有代表性意義的觀點,就是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創立是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習近平同志曾經說過:“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的主旋律,是貫穿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的一條主線,也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黨和國家的許多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重大決策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正式作出並公之於眾的。如于光遠同志在《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中所說:“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結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其中,還包括衝破“兩個凡是”的思想束縛,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甚至已經明確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口號,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新時期的開啟,中國便沿著改革開放之路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以有的人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創立是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這在黨的歷史發展的宏觀層面上說,應該是基本正確的。

但若從微觀層面來考察,上述觀點就有進一步精確之必要。因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源於為此次會議作精心的準備和部署的中央工作會議。對此,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公報》說得很明確:“在全會前,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為全會做了充分準備。”而且,鄧小平同志在這個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報告,後來收錄《鄧小平文選》時加了一個註腳:“這是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為隨即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準備。鄧小平同志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這個“主題報告”不是在三中全會上作的,而是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時作的,足以看出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重要性。同時,如于光遠同志所言,“就當時的歷史事實來說,中央工作會議已經為三中全會做了充分準備,即三中全會要確定的路線方針任務等,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都已經提了出來,並且有了解決問題的主張”。由於三中全會的歷史地位比較高,所以以其作為實現中國歷史轉折的時間標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以微觀的、歷史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創立的起點,定在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更為準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基本形成

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創立開始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的中央工作會議,那麼到何時才算是基本形成?理論界對此看法也彼此各異,甚至相去甚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觀點,當屬主張在黨的十七大基本形成,認為這突出地表現在正式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併科學界說了這一理論體系的特定內涵。

深究上述觀點的思維邏輯,包含著這樣的潛臺詞:“只有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都形成齊全了,才能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基本形成了。”這個邏輯是否能夠成立?筆者以為,這看起來“很有道理”,但經不住仔細推敲。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開放的,其後還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於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也是這個體系所不能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再往後仍然會有新的重要的思想或理論成果出現,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時俱進的必然產物,是否都要等到它們形成齊全了才能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基本形成?顯然不行。

那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在什麼時候基本形成的呢?筆者以為,應該以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編寫的《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學習綱要》在1995年5月由學習出版社公開出版為時間標誌。固然,黨的十四大在事實上已經確立起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地位。黨的十四大報告在談到“這次代表大會的任務”時就曾明確指出,是“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為指導”的。報告還分別從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問題,社會主義建設的外部條件、戰略步驟問題,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問題,祖國統一問題等方面,概括說明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但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基本形成,不但要在內容上,而且要在形式(體系結構)上,對這個科學理論體系作出系統的、全面的界說。只有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編寫的《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學習綱要》中,才真正實現了這種內容和形式的高度統一。此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雖然還要不斷地豐富和發展,但其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基本方法沒有根本改變,所面對的時代主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使命也沒有根本改變;而且,儘管其後中國共產黨分別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乃至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都可以從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科學體系中找到根據、得到說明,都是其符合邏輯發展的產物和表現,都是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以不同的方式確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此前已經基本形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基本形成的特殊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基本形成,對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具有重要的特殊意義。關於其一般的意義,理論界已經說了很多,我不再重複,只想強調一下被大家所疏忽的特殊意義。依筆者之見,肯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隨著《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學習綱要》的公開出版,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來說,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啟示人們應該實現側重點的改變:即要把著重點由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轉向努力實現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化和大眾化。前者側重於馬克思主義空間適用性的轉移,即把產生於國外的馬克思主義運用於國內的實際,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或民族化;後者則側重於時間相對性的轉移,即把業已形成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當今的時代特點及其新變化相結合,與時俱進的推向未來,並通過武裝群眾而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1995年5月之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也證明,從“鄧小平理論”的凝練和寫入黨章規定其指導地位,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及其指導地位的確立,再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央的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形成,雖然也包含著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國外馬克思主義的探索中尋求某種理論的根據或借鑒,但在總體上主要還是通過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化和大眾化的努力而得以不斷豐富、發展、創新的。明確這種側重點的改變,對於科學把握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努力方向,提升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實際成效,都具有不容低估的意義。

當然,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理論問題還有很多,本文僅選取如上五個方面作新的探討,旨在引發理論界同仁的共鳴,並將之研究推向深入。

(該文入選“社會主義改革與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也是我們在這裡首先要搞清楚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筆者以為,党的十七大報告的上述論斷是正確的,不會導致有的學者所擔心的後果。這可以從如下兩個方面來理解。

第一,把毛澤東思想列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外,並沒有貶低毛澤東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因為,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分別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所實現的兩次飛躍的重大理論成果,它們前後相續,同構於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過程之中,缺一不可。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存在和起作用,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前者的基礎上豐富發展而成,若離開前者,後者就會因失去應有的理論及其實踐的前提和基礎(其中也許包含著某種失誤或挫折),而無法應運產生;而若只止步於前者,沒有邁向後者,則毛澤東思想也將難以解決改革開放條件下所遇到的各種各樣的新矛盾、新問題,更無法開創中國今天的理論和實踐的新天地。所以,毛澤東思想沒有因為置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外,而有損其重要的理論地位和實踐意義。

第二,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建立的奠基性貢獻,是不容低估的,更是不能抹殺的。一是因為毛澤東同志首次提出和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並畢生為其實現付出不懈的努力,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事業,從而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創立的客觀可能性;二是因為毛澤東同志帶領著中國共產黨人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第一次飛躍,創立了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大成果的毛澤東思想,其間雖然經歷了某種失誤或挫折,但正是這種前赴後繼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才得以產生、發展並充分展示出巨大的社會威力;三是因為毛澤東同志積極宣導的實事求是精神,特別是注重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尊重中國國情,突出中國特色,強調走自己的道路的思想方法,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路線基礎;四是因為如胡錦濤同志所說,毛澤東同志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五是因為毛澤東同志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艱辛探索,特別在《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和《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闡述了非常豐富的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理論或觀點,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創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或思想來源。所以,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凝結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實踐的智慧和心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創立起點的微觀考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創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其歷史起點應該定在哪裡?這在理論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中,最有代表性意義的觀點,就是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創立是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習近平同志曾經說過:“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的主旋律,是貫穿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的一條主線,也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黨和國家的許多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重大決策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正式作出並公之於眾的。如于光遠同志在《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中所說:“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結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其中,還包括衝破“兩個凡是”的思想束縛,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甚至已經明確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口號,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新時期的開啟,中國便沿著改革開放之路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以有的人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創立是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這在黨的歷史發展的宏觀層面上說,應該是基本正確的。

但若從微觀層面來考察,上述觀點就有進一步精確之必要。因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源於為此次會議作精心的準備和部署的中央工作會議。對此,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公報》說得很明確:“在全會前,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為全會做了充分準備。”而且,鄧小平同志在這個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報告,後來收錄《鄧小平文選》時加了一個註腳:“這是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為隨即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準備。鄧小平同志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這個“主題報告”不是在三中全會上作的,而是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時作的,足以看出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重要性。同時,如于光遠同志所言,“就當時的歷史事實來說,中央工作會議已經為三中全會做了充分準備,即三中全會要確定的路線方針任務等,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都已經提了出來,並且有了解決問題的主張”。由於三中全會的歷史地位比較高,所以以其作為實現中國歷史轉折的時間標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以微觀的、歷史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創立的起點,定在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更為準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基本形成

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創立開始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的中央工作會議,那麼到何時才算是基本形成?理論界對此看法也彼此各異,甚至相去甚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觀點,當屬主張在黨的十七大基本形成,認為這突出地表現在正式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併科學界說了這一理論體系的特定內涵。

深究上述觀點的思維邏輯,包含著這樣的潛臺詞:“只有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都形成齊全了,才能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基本形成了。”這個邏輯是否能夠成立?筆者以為,這看起來“很有道理”,但經不住仔細推敲。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開放的,其後還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於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也是這個體系所不能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再往後仍然會有新的重要的思想或理論成果出現,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時俱進的必然產物,是否都要等到它們形成齊全了才能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基本形成?顯然不行。

那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在什麼時候基本形成的呢?筆者以為,應該以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編寫的《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學習綱要》在1995年5月由學習出版社公開出版為時間標誌。固然,黨的十四大在事實上已經確立起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地位。黨的十四大報告在談到“這次代表大會的任務”時就曾明確指出,是“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為指導”的。報告還分別從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問題,社會主義建設的外部條件、戰略步驟問題,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問題,祖國統一問題等方面,概括說明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但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基本形成,不但要在內容上,而且要在形式(體系結構)上,對這個科學理論體系作出系統的、全面的界說。只有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編寫的《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學習綱要》中,才真正實現了這種內容和形式的高度統一。此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雖然還要不斷地豐富和發展,但其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基本方法沒有根本改變,所面對的時代主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使命也沒有根本改變;而且,儘管其後中國共產黨分別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乃至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都可以從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科學體系中找到根據、得到說明,都是其符合邏輯發展的產物和表現,都是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以不同的方式確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此前已經基本形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基本形成的特殊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基本形成,對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具有重要的特殊意義。關於其一般的意義,理論界已經說了很多,我不再重複,只想強調一下被大家所疏忽的特殊意義。依筆者之見,肯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隨著《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學習綱要》的公開出版,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來說,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啟示人們應該實現側重點的改變:即要把著重點由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轉向努力實現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化和大眾化。前者側重於馬克思主義空間適用性的轉移,即把產生於國外的馬克思主義運用於國內的實際,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或民族化;後者則側重於時間相對性的轉移,即把業已形成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當今的時代特點及其新變化相結合,與時俱進的推向未來,並通過武裝群眾而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1995年5月之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也證明,從“鄧小平理論”的凝練和寫入黨章規定其指導地位,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及其指導地位的確立,再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央的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形成,雖然也包含著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國外馬克思主義的探索中尋求某種理論的根據或借鑒,但在總體上主要還是通過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化和大眾化的努力而得以不斷豐富、發展、創新的。明確這種側重點的改變,對於科學把握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努力方向,提升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實際成效,都具有不容低估的意義。

當然,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理論問題還有很多,本文僅選取如上五個方面作新的探討,旨在引發理論界同仁的共鳴,並將之研究推向深入。

(該文入選“社會主義改革與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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