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真的能夠改變世界嗎？｜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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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原文：《社交媒體能夠改善世界政治嗎》

編譯：周岳峰

臉書創始人馬克·紮克伯格在2010年曾經說過，

隨著社交媒體迅速將更多的私人資訊帶入公共領域， 隱私不再是一項社會規範了。 但是， 它對於各國政府、公民以及民主的行使意味著什麼呢？

唐納德·特朗普顯然並不是首位使用自己的推特帳號作為一種既宣佈政策又影響政治氣氛的工具的領導人。

社交媒體對戰略性政策提出了新奇的挑戰， 而且已成為許多國家政府所面臨的一個管理問題。 但是， 社交媒體也為公眾參與政府事務提供了一個自由的平臺。 許多人認為， 社交媒體技術的崛起可以給予公民和觀察人士一個更好的機會， 辨認出各國政府及它們政治的各種陷阱。 在接受社交媒體的作用以及各種消極或積極的回饋對它們所推行專案的影響的同時， 各國政府也正在通過傳播編造消息等方式利用這個工具， 使之變成為它們的優勢。 這種過多的表達和言論自由可以成為一把雙刃劍。

一項觸發變革的工具

若是善加使用， 那麼社交媒體就可以成為一項推動政府政策和服務方面各種變化的有效工具。 人們可以使用它來防止腐敗， 因為它是接觸公民的直接方法。 在發展中國家， 腐敗往往與缺乏自動化流程或者支付透明度的政府服務有關。 英國在此問題上可謂一馬當先。 該國反腐創新中心旨在將包括民間社會、執法和技術專家們在內的幾個利益相關方聯繫起來，

共同致力於建立一個更加透明的社會。 憑藉社交媒體， 各國政府可以改善和改變它們與本國公民之間溝通交流的方法， 公民甚至可以質疑政府的專案和政策。 例如， 在哈薩克， 一項與遷移有關的修訂法例於2017年1月初生效， 它強迫業主們立即登記居住在他們房子裡的所有人員， 否則從2017年2月起將開始處以罰金。 公民們對於這項要求並沒有做好準備， 於是許多人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了憤怒。 起初， 哈薩克政府並未理會這種反應。 可是， 隨著經由各種社交媒體所宣洩的憤怒激增， 該國政府採取了行動， 並推出了一項新服務， 以方便臨時居住者們登記。

如何塑造政治話語

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機構吸引了公眾，

並且鼓勵他們在社會上變得更具有責任心， 以及在政治上變得更加投入。 但是， 許多國家政府對該項技術（更具體地說即智慧媒體）對公民們政治參與所發揮的威力極為警惕， 它們開始對臉書、推特和瓦次普（WhatsApp）等廣受歡迎的社交媒體平臺展開審查。 中國、南非以及其他國家紛紛頒行規範社交媒體領域的法律。

社交媒體的主導地位允許公民們快速獲取政府資訊，不過，這種資訊合法性可能無法獲得驗證。在這種情況下，在公民們的頭腦中所形成的原生形象將會受到影響並被改變，並且將會形成一個誘導形象，不管這種誘導形象是負面的還是正面的。例如，眼下在社交媒體上的熱門話題都跟一條來自于維琪解密的聲稱中情局可以進入蘋果手機和三星電視等智慧化電子裝置暗中監視個人的推文有關聯。一系列爆料導致維琪解密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在2016年10月發現他的互聯網介面被厄瓜多爾政府切斷了。對於阿桑奇的支持者來說，這一舉動危及他們認為的真相之聲。維琪解密時常將大量涉及政治、社會和經濟的極為敏感的資訊擴散到公共領域。

日前，Facebook上出現一起兇手直播殺人的視頻。

另一些人則指出，機密資訊不應該在社交媒體上發佈，因為它也許會危及生命，並可能遭到誤解。2011年，社交媒體對於發生在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亞的“阿拉伯之春”運動的方向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使得那些國家的抗議者能夠一起分享資訊並揭露本國政府所犯下的各種罪行。這引發了一種導致民眾大規模騷亂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各國政府隨後做出了反應，設法對社交媒體施加嚴厲的限制，加強審查制度並且發動宣傳攻勢加以反制。

長期的解決方案在哪裡

通過社交媒體傳播未經審查的資訊已經引發了公眾不滿的浪潮。公民們利用社交媒體與不同群體聚會和互動，而其中一些接觸已導致了具體的行動，不過，由此所導致的這些行動並非總是發展為積極的變化。連同政治不穩定和國內恐怖主義，埃及和利比亞在最近幾年裡依舊面臨著重大的危機。觸發“阿拉伯之春”社會運動的社交媒體影響力並未能使得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從專制轉向民主。

巴西是一國政府未能對一次大規模社交媒體爆發做出適當反應的典型。2013年6月，人們紛紛上街抗議公交漲價，該國公民通過社交媒體將他們的憤怒和憤慨引向動員各種網路和贏得支援。巴西政府並未明白“資訊就是人民”( the message is the people)。雖然這場被有些人稱之為“熱帶之春”的騷亂在幾個月之後就相當突然地消失了，但是它對巴西的政權造成了重大的、破壞性的影響，最終導致魯塞夫總統于2016年年底被彈劾以及巴西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如同發生阿拉伯之春的那些國家的情況一樣，在巴西，社交媒體的使用並沒有帶來經濟改善。巴西已陷入經濟蕭條，失業率上升到12.6%。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利用社交媒體平息軍事政變。

為了破壞某個組織或者某個國家的穩定，社交媒體也被用來擴散和傳播各種“假消息”。這種做法表明了各國政府是如何運用溝通藝術以便將特定的事實引導傳達給本國公民或者全世界的。例如，在美國最近舉行的這次總統大選期間，據報導克里姆林宮（或者其代理人）操縱社交媒體，用以傳播“假消息”以及散佈有利於特朗普的訊息。這種數位假資訊活動的目的是動搖美國的政治制度，而不是為了改變這場美國選舉的結果。

社交媒體也為極端主義和仇恨言論、公民活動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平臺。社交媒體可能已被用於諸如推翻當政者、散佈誹謗之詞、干涉別國內政等各種極端目的。但是，它依舊是一種極為有效的技術工具，各國政府可以使用它來記錄和瞭解本國公民的各種需求和偏好，而且可以在各個政府機構發展公共服務這一過程的開始就主動接觸本國公民，瞭解後者的主張和想法。

一些國家的政府通常會問：“我們如何能夠使得社交媒體適應於我們推行電子服務所採用的方式，隨後設法相應地塑造我們的政策呢？”不過，它們若是問：“社交媒體如何可以使得我們能夠以一種之前從未採取過的方式行事？”——即其決策應該與民眾合作，那麼它們將是更加明智的。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56期第7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社交媒體的主導地位允許公民們快速獲取政府資訊，不過，這種資訊合法性可能無法獲得驗證。在這種情況下，在公民們的頭腦中所形成的原生形象將會受到影響並被改變，並且將會形成一個誘導形象，不管這種誘導形象是負面的還是正面的。例如，眼下在社交媒體上的熱門話題都跟一條來自于維琪解密的聲稱中情局可以進入蘋果手機和三星電視等智慧化電子裝置暗中監視個人的推文有關聯。一系列爆料導致維琪解密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在2016年10月發現他的互聯網介面被厄瓜多爾政府切斷了。對於阿桑奇的支持者來說，這一舉動危及他們認為的真相之聲。維琪解密時常將大量涉及政治、社會和經濟的極為敏感的資訊擴散到公共領域。

日前，Facebook上出現一起兇手直播殺人的視頻。

另一些人則指出，機密資訊不應該在社交媒體上發佈，因為它也許會危及生命，並可能遭到誤解。2011年，社交媒體對於發生在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亞的“阿拉伯之春”運動的方向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使得那些國家的抗議者能夠一起分享資訊並揭露本國政府所犯下的各種罪行。這引發了一種導致民眾大規模騷亂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各國政府隨後做出了反應，設法對社交媒體施加嚴厲的限制，加強審查制度並且發動宣傳攻勢加以反制。

長期的解決方案在哪裡

通過社交媒體傳播未經審查的資訊已經引發了公眾不滿的浪潮。公民們利用社交媒體與不同群體聚會和互動，而其中一些接觸已導致了具體的行動，不過，由此所導致的這些行動並非總是發展為積極的變化。連同政治不穩定和國內恐怖主義，埃及和利比亞在最近幾年裡依舊面臨著重大的危機。觸發“阿拉伯之春”社會運動的社交媒體影響力並未能使得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從專制轉向民主。

巴西是一國政府未能對一次大規模社交媒體爆發做出適當反應的典型。2013年6月，人們紛紛上街抗議公交漲價，該國公民通過社交媒體將他們的憤怒和憤慨引向動員各種網路和贏得支援。巴西政府並未明白“資訊就是人民”( the message is the people)。雖然這場被有些人稱之為“熱帶之春”的騷亂在幾個月之後就相當突然地消失了，但是它對巴西的政權造成了重大的、破壞性的影響，最終導致魯塞夫總統于2016年年底被彈劾以及巴西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如同發生阿拉伯之春的那些國家的情況一樣，在巴西，社交媒體的使用並沒有帶來經濟改善。巴西已陷入經濟蕭條，失業率上升到12.6%。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利用社交媒體平息軍事政變。

為了破壞某個組織或者某個國家的穩定，社交媒體也被用來擴散和傳播各種“假消息”。這種做法表明了各國政府是如何運用溝通藝術以便將特定的事實引導傳達給本國公民或者全世界的。例如，在美國最近舉行的這次總統大選期間，據報導克里姆林宮（或者其代理人）操縱社交媒體，用以傳播“假消息”以及散佈有利於特朗普的訊息。這種數位假資訊活動的目的是動搖美國的政治制度，而不是為了改變這場美國選舉的結果。

社交媒體也為極端主義和仇恨言論、公民活動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平臺。社交媒體可能已被用於諸如推翻當政者、散佈誹謗之詞、干涉別國內政等各種極端目的。但是，它依舊是一種極為有效的技術工具，各國政府可以使用它來記錄和瞭解本國公民的各種需求和偏好，而且可以在各個政府機構發展公共服務這一過程的開始就主動接觸本國公民，瞭解後者的主張和想法。

一些國家的政府通常會問：“我們如何能夠使得社交媒體適應於我們推行電子服務所採用的方式，隨後設法相應地塑造我們的政策呢？”不過，它們若是問：“社交媒體如何可以使得我們能夠以一種之前從未採取過的方式行事？”——即其決策應該與民眾合作，那麼它們將是更加明智的。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56期第7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