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時期以來確確實實有好多對魯迅不滿的言論， 甚至有的言論充滿了明顯的敵意， 但我認為， 這都是一些過渡性的現象， 不會構成統一的潮流， 也不會有持續的影響， 只是一些倏忽而來又倏忽而去的東西。
天有際， 思無涯。
著名學者、魯迅研究專家、汕頭大學終身教授王富仁先生因病不治， 於2017年5月2日下午在北京逝世， 享年76歲。
王富仁先生是新中國第一位文學博士， 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會長。 在魯迅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及中國文化研究領域成就卓著。
他對自己從三個方面進行過定位：
關於魯迅：深邃的思想， 我們永遠解讀不完。
生活理念：以書為伍， 追求簡單平淡的生活。
研究思路：宣導“新國學”， 讓心靈更寬廣。
說說我自己
王富仁
我的人生經歷
說別人難， 說自己更難。
我曾經想， 上帝原本可以不把我捏成一個人， 但到了把所有的人都創造出來之後， 在地上剩下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泥粒粒， 那是造各種各樣的人時掉在地上的， 他就不負責任地把它們弄在了一起， 捏了一個我。 他把我拋到了這個世界上， 可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讓我到這個世界上來找誰。
我是出身在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裡的， 從小接觸的是農民， 但我父親因了別人的幫助， 上了幾年學， 知道一個中國人應當愛自己的國家， 就在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在讀初中的時候， 我開始愛好文學， 但我從來沒有想當一個文學研究者。 當作家的想法是有過的， 但我缺少這方面的才能。 那時愛讀的是魯迅和法國、俄國19世紀的現實主義小說作品；中外詩歌讀過一些， 但對我的影響不大。 據那時的理論家們說， 他們的現實主義已經是舊的現實主義， 但我愛好的恰恰是這種舊的現實主義。 到了“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 我同我的同時代人一起要求文藝的自由， 要求擺脫舊的文學觀念的束縛， 要求文學的發展。 在這時， 西方盛行的已經不是現實主義， 而是現代主義了， 於是我也讀了一點現代主義的作品， 成了一個“現代主義”者。 但到了文藝界公開提出“淡化”現實主義，
我是一個北方人。 北方人憨直， 南方人靈活。 我認為“文 化 大革 命”前那種硬梆梆的文化就是北方文化占了上風的結果。 我是不滿於那時的文化的， 所以我在“文 化 大革 命”結束時成了北方文化的叛徒， 很喜歡南方文化那種靈活機智的文化風格。 但到了最近幾年， 靈活機智的南方文化成了中國的主流文化， 我才發覺我還是一個北方人。 大多數的北方人都有點牛脾氣，
我之愛上文學，是從魯迅開始的，是從讀西方文學作品開始的，所以“文 化 大革 命”結束之後我就成了一個“西化”派，講文化的現代化，講文學進化論。但到了真正懂得西方文化的人多起來，我才又意識到我還是一個中國人。自己沒有出過洋，留過洋，是個地地道道的土博士。我原來是學俄文的，現在懂俄文等於不懂外文，因為真正有用的是英文。不懂英文而談西方文化，而談文學進化論，等於自找苦吃。你說西方文化是這樣的，人家說“不對”，西方某本書上明明寫著是那樣的；你說文學應當這樣發展，人家說“不對”，西方現在最流行的不是這種文學，而是那種文學。我就傻了眼了。我不會打領帶，不喜歡吃西餐，整個地一個“土老冒”，還談什麼“西方文化”，還談什麼“現代意識”？但是，我又不願回到“文 化 大革 命”前的封閉狀態去。所以直到現在，我也弄不清楚我是“西化派”，還是“傳統派”。大概像我這樣的人就沒有資格講文化，談學術。
我們這一代人是無顏談學問的。我能認認真真地讀書是在初中畢業之前。1958年大躍進，1959年到1962年餓肚子，1963年背了一年俄語單詞，1964年搞社教，面上的；1965年仍然搞社教，點上的；1966年“文 化 大革 命”，一氣“革”了10年。但在“文 化 大革 命”結束之後，缺的就是搞學問的人，於是我就成了一個補缺的人。對於我，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別的幹不了，只好來幹這一行。在開始，搞學問的人和搞社會文化的人還是一氣的，大家都要求改革開放，所以我也混水摸魚地在學術界存在了下來。但到了90年代之後，社會文化派和學院派分了家。學院派打出了“為學術而學術”的旗幟，我這個沒學問的人在學院派中就待不住了。社會文化派要講趣味，我又用慣了學院派的語言，所以直到現在，當教授沒學問，搞創作沒才華。在學院派中，我寫的東西缺少學術性，價值不中立；在社會上，沒人願意看我的又臭又長的文章。寫書，沒有那麼多思想；寫論文，出版社賠錢不願出。
我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我不知道。
我到底應該向何處走呢？我也不知道。
我的立場
我向來不認為我是一個“學者”，真正以“學者”的姿態寫的文章統共沒有幾篇。但一個人總是會有個立場的。我想，我的立場是什麼呢？就現在想來，我大概有三種立場：一、公民的立場；二、同類的立場；三、老師的立場。
我是從“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開始寫文章的。到了那個時候，我已經成了“一個人”。我這個人是在從1941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這段歷史給鑄造出來的，開始在農村，後來在城鎮，再後來在中等的城市，再再後來就到了中國的首都北京。外國只在小說裡讀到過，在電影裡看到過，並且都是我們國家允許讀的小說，允許看的電影。我想，這樣一個歷史、這樣一個環境鑄造的我，大概不是多麼精良的產品。但是，造“人”到底不是做飯。做飯，做出來之後一嘗不好吃，倒掉就算了。“人”就不行了。歷史既然製造了我，就得叫我在這個世界上混碗飯吃，就得叫我走路、說話、做活、吃飯、睡覺。只要我不殺人、放火，誰都不能隨便殺掉我。即使別人看著我不順眼，你也得忍著點。為什麼呢？因為我是一個“公民”。所以，這個公民的立場對我很合適。我要是為了當大官，就得擔心大官們看了高興不高興；我要是為了賺大錢，就得看這樣的文章是什麼行情，大家願不願意出高價；我要是為了當道德家，讓人給我樹碑立傳，我就得看著老百姓的臉色行事，專幹有利於別人而不利於自己的事；我要是為了當大學者，寫了書流傳後世，我就會生怕出點什麼錯，讓人抓住恥笑一番。我是一個公民，就沒有這麼多的顧慮了。放心的吃飯、睡覺、做事。當然，即使這樣，也會有人來找你的麻煩。到這時候，我就準備以公民的資格與他們理論一番。那麼，別人不聽你的理論怎麼辦呢？那就以死相拼吧！你想，人活著，連個公民的資格都沒有，活著還有個什麼意思呢？“難見真的人”啊！
在現在的中國，寫文章的是知識份子，看文章的也是知識份子。既然都是知識份子，我們就是同類。這就產生了所說的“同類的立場”。我父親是當官的，雖然是個小官，但到底算個官；我母親就是一個農民，雖然後來隨父親進了城，但到底當了半輩子農民。我小時候也是在農村長大的。因了這個緣故，我認識很多當官的，也認識很多農民。我不像有些知識份子那樣看不起官僚和農民，認為當官的一定不道德，工農一定愚昧。他們也是人，也得在這個世界上混飯吃，對於他們自己的事情，有時比知識份子體驗得更深刻些，並不像知識份子想得那麼簡單；我也不像另一些知識份子那樣對官僚和工農抱著別樣尊敬的心情，認為官僚就一定比知識份子高明，工農就一定比知識份子道德。因為我知道官僚和農民也有各式各樣的，他們像我們一樣，考慮自己的事情比考慮別人的事情來得認真些，切實些。要是在另一種情況下，我們也得把官僚和工農視為同類。但現在他們並不看我們的文章。工農忙著做工，官僚忙著掌權，我們知識份子討論的問題他們不感到特別的興趣，我們也不能強迫人家感興趣，我們就只有自己與自己說話了。我們既然都是知識份子，既然都是同類，也就要以同類的立場說話，也就得對彼此的困難有點同情，有點瞭解。當然，我們都有自己立場，都有自己的觀點，我們之間常常有分歧，有矛盾，但這些分歧和矛盾都得在一個平等的立場上通過討論進行解決，解決不了的，我們就得隱忍著點。我們誰都不要想在文化界當皇帝。因為文化界和政治界不同，政治界有皇帝，文化界是不能有皇帝的。文化界應該是整個社會不同世界觀和人生觀的表現場所。社會上有什麼樣的人，有什麼樣的人生感受和思想認識，都有資格到這裡來訴說一番。像我這樣一個從愛好文學起就被政治空氣錘砸過幾遍砸得彎彎曲曲了的靈魂都想到文化界來訴說訴說，誰還能沒有資格到這裡來說話呢？我說了，大家願意聽，就來聽一聽，不願聽，大可不聽；聽了不同意，大可說不同意，但你不能說我就不該說，不能說，好像我不聽從你就不行似的。你的觀點，我也可說不同意，但我也不能認為你就不該說，不能說。假若你拿出一副架子，好像我就沒有說的資格，那就不是同類的立場了。到那時，我也不能用同類的立場與你說話了。那時怎麼辦呢？我就回到“公民的立場”上來。同類的立場是一種比較客氣的立場，因為我們都知道彼此的難處，不必對對方要求過高，不必強迫人家接受自己的意見，不必要求人家一定是聖賢或天才。你要讓人理解自己，就得儘量明明白白地說給人家聽，也誠誠懇懇地聽人家的提問。這是個求真理的層次。“公民的立場”就不同了，它是一個維護自己說話權利的層次。它有點無賴氣，因為它依靠的不是討論，而是他自己應有的權利。“不論我說得好不好，對不對，你得讓我說話！你有什麼資格剝奪我的說話權利！”在這樣一個立場上，你蔑視我，我也可以蔑視你；你挖苦我，我也可以挖苦你，因為你是個公民，我也是個公民；你有說話的權利，我也有說話的權利。我得保衛我的公民的權利，中國知識份子好上綱上線，那就是不想讓人說話的意思。農村人吵架，好說“你是老幾，也配和我說話”，這類的人，事先就把自己定在了比你優越的地位，甚至把自己定在了代聖賢立言的立場上，不是官僚打官腔，不是聖賢充聖賢，讓人無法與他平等地討論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大可不必與他說話，讓他自己在自己的意識中過過官癮或聖賢癮也無不可，但他要追著同你辯論，你就可以亮出你的“公民的立場”來！
在一般的情況下，我是很厭惡一個教師爺的立場的。這種教師爺的立場是永遠以教導別人的口氣說話，把別人都放到一個小學生的地位上。但無奈我自己也是一個教師，得上課，得指導研究生的畢業論文，他們出的書有時讓我寫個序。一些聽過我的課或沒有聽過我的課的青年研究者，也有時讓我對他們的作品談點意見。這就把我架到了一個教師爺的地位上。如果我清高一點，原本是可以拒絕這種立場的，但假若他們真的是誠心誠意地徵求我的意見，而我卻像對素昧平生的其他人說話一樣，客客氣氣的，笑嘻嘻的，四平八穩的，不冷不熱的，反而顯得有些生分了。在這時，我就暫時冒充一下“老師”，運用一下我的“老師的立場”。這種立場是以自己的看法為對，並完全以自己的是非為是非，對別人的作品進行評論。它的作用是讓對方認真考慮自己的意見，換一個角度考慮問題，發現出自己的不足，納入一些新的思想材料，把自己的事辦得更好一些。依照我的看法，人，特別是中國人，在少年時期和中、老年時期，文化心理是較為開放的，而青年時期則最容易封閉起來。少年時期面對一個陌生的世界，處處新鮮，什麼都想去知道、去瞭解，很願意別人告訴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心理是開放的，這時的開放具體表現為生動活潑，接受力強；到了中年，有些事能做成，有些事沒做成，碰了好多釘子，開始知道世事的艱難，心理重新開放起來。但這時的心理開放有時會表現為一種猶豫彷徨，做事不再那麼果斷。到了老年，劃拉劃拉自己的一生，大半的理想都沒有實現，並且再也沒有機會去實現了，這時的心理就更開放了。但這時的開放卻並不伴隨著進取，而是能夠容納，能容納別人的缺點，也能容納自己的缺點，適應了現實世界的一切，顯得有些保守守舊了。父親哄兒子，沒有不著急的；爺爺哄孫子，則更有耐心，因為他能容忍孫子的缺點。唯獨青年人，特別是一路讀書到博士畢業的青年，書本裡的知識比一般人都豐富了，而社會人生的艱難卻經歷得最少。俯瞰現實，處處污濁；俯瞰群倫，個個平庸。這時對現實人生的一些極瑣碎的知識就不願瞭解了，對那些至今碌碌無為的中老年人就不重視了。心理暫時封閉了起來。這種封閉有它的好處，那就是青年人富有理想，富有銳氣，充滿自信，充滿熱情，敢於進取，敢於創造，但也容易往槍眼上碰。一個老師既不願自己的學生爬到自己所厭惡的高高在上、為所欲為的超人的高度去，也不願讓他們落到被人蹂躪踐踏、蔑視恥笑的底層去。這就常常以自己的標準要求學生，打破學生封閉起來的文化心理。但我知道，這種老師的立場實際是極不合理的，是把學生造成像自己這樣一個平庸人的方式。但從師生的情意而言，你又不能不這樣說，這樣做。所以當我一感到學生對我的意見產生了一種拒斥的心理，不再從我說話的立場理解我的話了，或者他因我的話而動搖了對自己的自信心，我便會馬上放棄這種“老師的立場”。在那時，我便回到“同類的立場”，而假若學生反而因此蔑視我的獨立性，想用他的高標準摧毀我的自信心，好像我非得變得像他一樣，我就要回到“公民的立場”上來了，耍點無賴，蒙混過去，從此躲進自己的蝸牛殼。
這就是我的立場，一個窩窩囊囊的中國知識份子的立場。
中國需要魯迅
王富仁
我們在“文革”前就搞魯迅研究的學者，總覺得現在社會上反對魯迅的人增多了，感到有些受不了了。我的看法與之不同。我認為，自從魯迅逝世之後，我們現在這個時期是一個魯迅精神和魯迅作品獲得中國人的理解和同情最多也最深刻的時期，並且這個趨勢還在繼續發展著。遠了我不敢說，但我可以斷言，在今後的二十年內，不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上，魯迅將贏得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他的價值和意義將表現得更加鮮明和充分。
“文革”前的魯迅研究看起來很紅火、很純粹，人人把魯迅捧得很高，但那時的中國真的像表面看起來那樣重視魯迅和魯迅精神嗎？實際上，在那時，魯迅與中國的國民乃至中國的知識份子是沒有多大關係的，讀魯迅不如不讀魯迅。連我們這些當時的小青年都知道，研究魯迅的容易成“右派”。那時的人只能住在一座思想的房子裡，但這座房子不是魯迅的房子。新時期以來，思想開放了，中國知識份子一下子散開了，但他們不是從魯迅的房子裡跑出來的，而是從另一座思想的房子裡跑出來的。這種一哄而散的現象未必是一樁多麼好的事情，但中國知識份子跑散了卻是事實，他們大多數沒有跑到魯迅這裡來也是事實，但到底有一些人跑到了魯迅這裡來。只有到了這時，這些人才真心地感受魯迅、思考魯迅、闡釋魯迅，而不是用魯迅闡釋別人的思想。在這時，確確實實有好多知識份子離開了魯迅，他們過去是說魯迅好話的，現在不說魯迅的好話了。凡是這樣的人都是從來沒有真正喜歡過魯迅的。我們現在好說文學觀念和思想觀念的變化，實際上最難變的就是文學觀念和思想觀念。一個人可以從看不出一部作品的好處來變到看出它的好處來，卻絕對不會從看出一部作品的好處來變到看不出一部作品的好處來。一個人一旦喜歡上了一部文學作品，一旦建立了一種思想觀念，往往終其一生都是不會變化的。變了，說明他原來就沒有，說有那是騙人的，是跟著別人亂起哄。只要看一看我們現在的那些魯迅研究著作，特別是現在的中青年魯迅研究者的研究著作，我們就會感到，現在真正感受到魯迅偉大之處的人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多了。魯迅與這些作者在精神上的融合程度甚至超過了與胡風、馮雪峰、李何林、陳湧那些在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建立起對魯迅的信仰的中國知識份子。在這些人中，魯迅的思想和精神正在重新發芽、重新滋長，並且不論以後遇到什麼樣的變化，這些人的魯迅觀也不會有根本的變化了。我很看好現在的魯迅研究。我們已經不能依靠一部魯迅研究著作升官，也不能依靠一部魯迅研究著作發財，但還是有這麼多人研究魯迅。我們有什麼理由認為現在魯迅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呢？
對魯迅的不滿是有的，概括說來，這種不滿來自以下四個方面，但我認為，這四個方面的不滿都帶有一種過渡的性質，它們都不是絕對地遠離了魯迅，而是在一種文化趨向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來的一種文化現象。一個社會的思想總是在流變的過程中，一個人的一生也有從幼年到童年、從童年到少年、從少年到青年、從青年到中年、從中年到老年的諸種變化，即使在同一人生階段，人的思想感受也不是絕對相同的。我們這些魯迅研究者對魯迅的看法就是始終如一的嗎？也不是！再偉大的人物的思想也不是所有人在所有人生階段都能夠接受的思想。偉大人物的思想的唯一標誌是一旦接受了它就再也無法完全回到此前的原初狀態，再也無法完全擺脫它的影響，然而也不是人人都把它奉為神明。我們可以看到，當前所有對魯迅的不滿乃至反叛都還沒有真正上升到理論的高度，都還停留在一種直觀、直感的層次上，而這也就是它的過渡性、不穩定性的表現，並且雖然他們表現的都是對魯迅的不滿，但他們的不滿又往往是彼此矛盾的。他們之間的矛盾甚至大大超過了他們彼此與魯迅之間的矛盾，有的人甚至用魯迅的主張、魯迅的語言攻擊魯迅。這些不滿不是沒有任何道理，但這些道理都是在一種過程中隨時可以變化的，正像人的直觀感受是經常變化的一樣。今年的流行色是藍色，明年的流行色就可能是紅色了。只有那些有了理性框架支持的感受，才能在較長時間中保持不變。我們看到，新時期以來，只有層壘式發展而沒有急劇轉折式變化的研究領域幾乎只有魯迅研究界，其他所有社會文化領域幾乎都像折跟頭一樣翻了幾翻。這說明這些文化領域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公理系統，沒有一個牢固的統一的基礎。它們是在變化中形成這種基礎的，而在沒有這個基礎之前，它們也不可能確定與魯迅的關係，他們的魯迅觀還會有急劇的變化。以下是我所說的對魯迅不滿的四方面表現。
外國文化研究領域
新時期是以改革開放為旗幟的，部分學院派知識份子在介紹、輸入、借鑒外國文化的過程中發展著自己的文化傾向。魯迅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化開放過程中走入中國文化界的，他積極介紹和輸入外國文化，這原本不會影響到魯迅在人們心目中的位置，但由於魯迅當時的世界文化思潮與現在的有了很大的不同，現在的學院派知識份子所輸入的具體文化學說與魯迅當時所重視的文化學說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上是矛盾對立的。他們重視的是當前的西方文化思潮，在他們的心目中，魯迅就有些過時了，因此，他們對魯迅的文化思想也持有一種否定態度。但是，這一時期的文化開放又是有自己的特殊性的， 它是長期封閉之後的開放。西方那些舊的和新的學說在中國都呈現著極為新鮮的色彩，對它們的直接運用一時也很有效用，但西方任何一種現成的學說對中國文化發展的推動作用都是極其有限的，這在開始表現為各種不同的西方文化學說以很快的速度輪流執政，在中國知識份子中獲得普遍的重視乃至信奉。現實主義很快變為現代主義，現代主義很快變為後現代主義，社會歷史批評很快變為結構主義，結構主義很快變為解構主義，在每一個小的發展階段上，人們都是以當時最走紅的具體思想文化學說為標準感受魯迅、觀照魯迅的，魯迅自然表現出非常明顯的局限性。但一旦把由於半個世紀的封閉所隔膜了的西方文化學說都陸續介紹到中國，一旦這些學說本身變得並不稀罕，我們就會看到，外國文化輸入的重要性並不在於一個個具體的文化學說，而在於我們自己思維方式的變化，在於我們能通過對外國文化的瞭解而發展我們自己的文化。而一旦進入這樣一種思考，魯迅當時輸入和介紹的具體學說的局限性就會變得並不像現在這些學院派知識份子認為的那麼重要，而魯迅在接受了外國文化的影響之後對中國文化的解剖和對中國新文化的建設才是更為重要的價值，在這方面，並不是每一個外國文化的研究者都能做得如魯迅那麼好。當然，在這方面還可能出現新的甚至比魯迅更偉大的中國文化巨人，但即使這樣的文化巨人，也不會輕視魯迅；恰恰相反，他們可能是比我們更為重視魯迅的人，正像愛因斯坦比我們更尊重伽利略、牛頓，馬克思比我們更尊重康得、黑格爾一樣。我們對他們的觀照是從外面進行的平面比較，我們要在對他們的比較中選出一個更偉大的來供我們宣傳和介紹，供我們信奉，並作為我們衡量其他事物的標準。他們重視的是創造性行為的本身，在這種創造性行為上，前人未必渺小，後人也未必偉大。但在我們看來，愛因斯坦是比伽利略和牛頓都偉大的，馬克思是比康得、黑格爾都偉大的，但愛因斯坦和馬克思自己怎麼看呢？恐怕和我們是不同的。外國文學界對魯迅翻譯中某些錯誤的指正，對他的翻譯思想的質疑，都是合理的，但一個真正傑出的外國文化學者，是不會把這些問題當作多麼了不起的問題的。他們知道何為大者，何為小者。
現代文學研究領域
新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是在“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幾乎所有中國現代作家的基礎上重新開始的，有些現代作家還是用魯迅的話予以否定的。當新時期重新恢復這些作家的文學地位時，常常也伴隨著對魯迅一些言論的質疑或否定。這在中國現代作家的研究中不是沒有積極意義的，對魯迅的一些言論起到了一定的矯正作用；但從整體看，卻表現為一種對魯迅的否定趨勢，這也使魯迅在一些現代文學研究者的心目中失去了原有的光彩。但是，必須看到，魯迅及其作用原本就不是在他獨霸文壇的情況下表現出來的，而是在與這些作家的對立統一的關係中表現出來的。我們，包括我們中國的魯迅研究者往往認為，對魯迅之外的其他作家否定得越多、越徹底，就越能顯示出魯迅的偉大，而一旦別的作家也獲得了很高的文學地位，魯迅就不像原來想像的那麼偉大了。這是中國文化中那種根深蒂固的排座次的 思維方式影響的結果。實際上，任何人的偉大都是在一個背景上的偉大，這個背景越大，只要這個作家還沒有在這個背景上消失，這個作家也就越偉大。文學作品的接受和傳播也是一樣。文學崇尚的是多樣化，如果我們天天看的只是一部文學作品，不論這部文學作品多麼偉大，我們都會看煩了，都會轉而厭惡它、輕視它。不能不說，現在一些人對魯迅的厭惡，正是我們硬按著他們的頭讓他們讀魯迅作品的結果。米開朗基羅的繪畫再好，你也不能天天看；貝多芬的音樂再好，你也不能天天聽。天天看，天天聽，它們就不好了。正是在眾多文學作品的閱讀中，你才能感受到哪些作品在你的感受中留下了磨滅不掉的印象，哪些作品是值得反復回味的，亦即哪些作品是真正偉大的作品。與此同時，偉大可以掩蓋渺小，但絕不會掩蓋偉大。普希金沒有掩蓋住列夫·托爾斯泰，列夫·托爾斯泰沒有掩蓋住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沒有掩蓋住卡夫卡，在所有現代作家都得到了應有的重視之後，魯迅的價值絕不會比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表現得更微弱，而是將更加充分。現在，這個翻案的工作已經做得差不多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觀念正醞釀著一種變化，即從個別比較的方式轉化為整體觀照的方式。在這個整體觀照中，魯迅的光焰消失了嗎？沒有！他的亮度更大了。他沒有被胡適、周作人、徐志摩、戴望舒、沈從文、穆時英、穆旦、張愛玲、錢鍾書的光焰所掩蓋，他的獨立性、獨創性的思想和藝術的才能表現得更充分了。所以，此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對魯迅的否定傾向只是在這樣一個特殊歷史過程中的暫時性現象，它的影響儘管不會在短時期內完全消失，但它不會構成多麼強大的思想潮流，我們不必把它看得過重過大。和外國文化研究領域的情況一樣，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這些言論也不可能構成真正的聯合陣線，它們聯合不起來。研究高長虹的同研究徐志摩的不是一回事，研究梁實秋的同研究夏衍的不是一回事，研究胡適的同研究陳寅恪的也不是一回事，他們對魯迅的不滿都是一些矛盾著的不滿，他們自己之間的差異和矛盾倒帶有更加絕對的性質。只要我們從分別的考察返回到整體格局的考察，我們就會感到，倒是從魯迅及其文學觀念、思想觀念的角度，更能把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組織成一個完整的整體。他批評過高長虹，但沒有否定高長虹；他批評過林語堂，但沒有否定林語堂；他批評過胡適，但沒有否定胡適。他與他們有差異、有矛盾，甚至有時是很尖銳的矛盾，但這種矛盾是法國足球隊和義大利足球隊、英國足球隊、德國足球隊那樣的矛盾，不是劉邦和項羽或岳飛和秦檜那樣的矛盾。
中國古代文化研究領域
中國古代文化研究的復蘇和繁榮也是新時期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也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對魯迅的不滿。魯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加者，他是反傳統的。在中國文化研究重新開展的過程中，魯迅受到一些否定也是必然的。特別是新儒家學派，更是表現出明顯的“反魯”傾向。但是，新儒家學派仍是現代知識份子的一個學派，而不是中國古代知識份子的一個學派。他們是在現代中國思考社會倫理道德的建設問題的，而不是在中國古代社會的背景上思考社會倫理道德的建設的，我們不能從根本上否定這個學派存在和發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現代中國的倫理道德建設確確實實存在著很多嚴重的問題，他們企圖通過對中國固有倫理道德的重視來克服現當代中國道德紊亂的狀況，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中更不乏合理的成分。但這毫不意味著應當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儒家倫理道德的批判。整個20 世紀的歷史發展已經充分證明，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儒家倫理道德的批判反映著中國社會現代變遷的要求。中國社會的結構形式變化了，固有的倫理道德已經無法起到維繫中國社會的作用，這種觀念應該變化，也必須變化。在新儒家學派的勢頭正盛的時候，有很多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也感到它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似乎新儒學對五四新文化否定的勢力是不可阻擋的，也隨之否定起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所謂局限性來。我在當時的課堂上是這樣對學生說的：即使中國的男性公民全部成了新儒家學派的擁護者，至少還有占中國人口半數的女性會支持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不可能被徹底否定的，因為中國現代社會已經不僅僅是男人的社會，僅此一條，新儒家就不可能像舊儒家那樣統治整個中國。我認為，新儒家學派的唯一希望不是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否定魯迅，而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和魯迅思想的基礎上重新思考中國當代社會的倫理道德建設的問題。倫理道德不僅僅是理論性的，同時還是實踐性的。孔子的倫理道德之所以在中國古代社會得到了強有力的貫徹，是因為孔子及其後繼者中確確實實有很多人不但在理論上，同時也在實踐中貫徹了儒家倫理道德的原則，不論他們歷史作用的好壞，至少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他們是具有較高的道德情操的人物。這到了中國現當代社會中，情況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變化。體現中國現當代人的道德情操的已經不是新儒家學派的提倡者，而是像魯迅、李大釗、胡適這類新文化運動的宣導者。新儒家學派的領袖人物仍然恪守著儒家的倫理道德，但人們對他們的觀點卻有了變化。人們仍然不厭惡他們，甚至尊重他們，但卻不會認為他們是最高社會道德情操的體現者。我是從《紀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紀念》等文章建立起對魯迅道德人格的尊重的，新儒家學派的知識份子缺少的恰恰是這種反專制壓迫的正氣和勇氣。總之，新儒家學派重視當代中國倫理道德的建設的意圖是十分可貴的，但通過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通過反對魯迅是不可能實現這一目的的。他們的貢獻是在學術上的，不是在中國現當代倫理道德建設上的，他們對魯迅的否定不會產生長遠的影響。真正對魯迅精神有嚴重消解作用的是道家文化精神。在中國，對“為人生的文學”的否定，對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運動及其魯迅文化選擇的否定，本質上都是從中國道家文化的傳統中產生的，它與康得等西方美學家的美學觀之間的根本差別是：康得是一個啟蒙主義者，而中國這些知識份子則是在否定啟蒙主義思潮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是，中國現當代道家文化的提倡者與中國古代道家文化的創立者之間的不同是：中國現當代的道家文化的提倡者仍然是一些社會知識份子，他們是在現代社會內部的關係中生存和發展的，而不是在社會關係之外生活的。他們不是沒有自己的社會要求，不是沒有現實的社會關懷，而是感到無力實現這種關懷。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並不真正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並不真正反對魯迅。他們人數眾多，恐怕連我們這些魯迅研究者中實際奉行道家文化傳統的也不在少數。別人我不知道，至少我自己是如此。我們在青年時期熱情過、追求過，但現在我們成了教授，成了研究員，有了一個穩定的生活環境，雖無高官厚祿，但也滿足，中國社會的發展、中華民族的前途、中國國民性的改造我們仍然是關懷的，但總覺得那是一些與己無關的社會問題，有些空洞，有些不著邊際，對於自己更為重要、更為切近的是個人平靜生活的維持。我們缺乏魯迅那種把社會和個人糅為一體、把社會追求同精神自由熔為一爐的感覺。這也難怪，先儒後道、外儒內道從來都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主要傳統。在我們的文化環境中，關心社會不如不關心社會，只要有了一個穩固的瞰飯的位置，少管一些“閒事”對自己是有好處的。中國有眾多人口，但真正關心著我們民族的整體發展並以此為基礎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文化道路的人恐怕並沒有幾個。這才是我們中國現當代文化的最最核心的問題，也是魯迅之所以寶貴的地方。但我們這些人卻不會從根本上反對魯迅，因為我們到底不是主要生活在大自然中，而是生活在中國社會中。我們在實際的文化選擇上不會像魯迅那麼“傻”，卻能知道魯迅的價值，不否定魯迅的價值。否定魯迅價值的是那些享樂主義者。當我們這些所謂“上層”知識份子已經沒有了真正的社會關懷，當我們自己實際重視的也是我們自己的物質生活，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和非知識份子的社會成員就把自己的追求目標轉移到物質利益上去了。在這時，個人的、感官的、本能的、直覺的、物質的、實利的、性的就成了唯一重要的，成了人類生活的全體，成了一種價值、一種美。魯迅雖然並不否定人的本能的需求，但他的存在價值到底是社會性的、精神性的，在物質享樂方面，即使在當時的中國他體現的也是偏於落後的傾向。我認為，這個階層對魯迅的否定不是沒有任何道理的。魯迅不會跳舞，不善交際，在性關係上偏於拘謹，重美術而輕音樂，習於書齋，懶於出遊，精神活動多於體育活動，嚴肅有餘而活潑不足，甚至就不活潑，等等，這些都與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點有著較大的距離。但是，享樂主義在整個社會上只是極少數人能夠實際地得到貫徹的，在歷史上只在短暫的歷史階段能夠成為主要的思潮，在一個人的生活道路上只是有限時間內的實際思想傾向，它的純個人性使其無法獲得社會性的價值，即使一個享樂主義者也不會真正尊敬另一個享樂主義者，應伯爵也罵西門慶，潘金蓮也忌恨李瓶兒，它的直感性使其無法獲得精神性的價值。人不能沒有感官享樂，但也不能僅有感官享樂。僅有感官的享樂，精神上就感到空虛了。所以享樂主義對魯迅的否定是徹底的，但其過渡性更為明顯。從個人而言，當享樂主義者感到一種精神的需要的時候，他們將更重視嚴肅的思想、沉重的感覺，他們原來認為是魯迅缺點的東西，雖然仍然是缺點，但已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魯迅精神生活上的豐富性、充實性；從整個社會而言，享樂主義使社會迅速分化，階級階層間的差別迅速擴大，人與人的感情關係變得極不可靠，甚至相互嫉妒、仇視，社會矛盾加深，社會動盪加強。對於更多的人，想享樂也享樂不起來了，對於他們，社會的關懷不再僅僅是對別人的關懷，同時更是對個人的關懷。魯迅的價值在這時候又會成為人們不能不重視的東西。總之，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在中國社會上仍然是最有實際影響力的，它不能不時時產生對魯迅的否定傾向；但中國社會的結構到底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固有文化傳統的每一次復興，都孕育著自己新的否定力量的出現，魯迅著作在中國文化由舊蛻新的過程中仍將持續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中國當代文學創作領域
我說我現在屬於胡適開創的中國學院派文化傳統，那麼，中國哪一部分知識份子才真正屬於魯迅開創的新文學傳統呢？中國當代作家，特別是小說家。但恰恰是在這個領域，對魯迅的調侃是最火熱的，這可以稱為中國當代文化的一大奇觀。這種現象是怎樣產生的呢？我認為，這種現象是在學院派文化與文學創作的分化趨勢中產生的。在“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的時候，不論是文學創作界的作家、詩人，還是學院派的教授、學者，都希望開放，希望自由。大家彼此都有點同情、有點理解，彼此之間也能相互扶助。劉心武的一篇《班主任》，作家出來叫好，評論家出來評說，魯迅的有關論述也成了為劉心武辯護的理論根據。雖然彼此也都知道誰都不是完美無缺的，卻沒有覺出彼此有什麼不可忍受的地方。但到了20 世紀80 年代中後期，各自都有了更多一些的發展空間，自己可以顧上自己了，彼此的差異就表現出來了，並且這種差異成了我們可以互相歧視的理由。我們這些學院派知識份子是擺弄概念的，是講方法論的，是重傳統的，是從中外已有定評的作家作品或美學家、文藝理論家那裡獲得自己的文學藝術觀念的，而我們魯迅研究者則是在魯迅作品的基礎上獲得這種觀念的，在獲取這些觀念的時候，我們把魯迅概括化、抽象化了，同時又把文學的標準具體化了。我們眼中的魯迅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一個充滿戰鬥精神的作家，是主張“為人生”的文學的，是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是後來走上了革命文化道路的，是一個“左翼”作家，等等。這些對不對呢？當然是對的，但這是魯迅自己，而魯迅卻不是只承認自己有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權利而不承認別人也有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權利的；不是只承認自己的作品是文學作品而別人的作品就不是文學作品的。也就是說，魯迅是一回事，魯迅的實際歷史作用又是另一回事；他自己做了什麼是一回事，他做這些事情的意義和價值是怎樣的又是另一回事。他開墾了新文學這塊處女地，然後在這塊處女地上種上了第一季的莊稼，他種的是豆子和玉米，但這並不意味著後代人也必須種豆子和玉米。他的更為重要的作用在於他是這塊處女地的開墾者和保護者。在這個意義上，他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守護神，是中國新文化和新文學的守護神。
他的所有的戰鬥都集中在反對思想專制和文化專制的鬥爭中，集中在讓中國社會能夠接受和理解新文化和新文學上。他的目的只有一個：把“無聲的中國”變成“有聲的中國”，而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和文學，特別是中國新文化和新文學生存和發展的最基本的條件。但我們這些學院派知識份子卻常常是按照魯迅實際表現出來的樣子形成我們的文學藝術觀念的，我們也用這樣的文學藝術觀念看待當代文學作家及其作品，也用這樣的標準要求他們、衡量他們。我們是在傳統中形成我們的觀念的，而一個創作家依靠的卻不是我們的傳統。他們也讀過魯迅的部分或全部的作品，但卻不僅僅讀過魯迅，他們依靠的不僅僅是魯迅的傳統，他們讀過的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他們的傳統。並且他們主要不是依靠這個文學傳統進行創作的，更是依靠他們實際的人生、實際的人生體驗或當前讀者的需要進行創作的。“傳統”這個詞是我們學院派知識份子搞出來的，對於創作家的創作起不了那麼大的作用。他們像孫悟空一樣是從當代生活的石頭縫裡蹦出來的。這個生活創造了他們，他們則只能依照自己的方式創造自己的作品。我們沒有權利要求他們的作品一定像誰的和不像誰的，我們只能說他們是怎樣生活過來的，他們想說什麼、為什麼說、怎樣說。我們可以批評他們，但不是批評他們不像別人，而是批評他們不像自己。但我們卻常常不是這樣，而是要求他們說出我們能夠滿意的話來，並且得按我們喜歡的方式說。我們只願意理解名人、要人，卻不願意理解他們。我們和當代作家在情感上就有了距離。一旦情感上有了距離，這個仗就打熱鬧了。人家也不是吃素的，人家看不起我們的傳統，看不起我們這些又窮又酸的學院派知識份子。他們之中的有些人就殺到我們魯迅研究界來了，就來抄我們的老窩來了，就罵起“我們”的魯迅來了。但他們把魯迅當“我們”的來罵，實際上魯迅並不是“我們”的，而是中國新文化和新文學的，如果真的分起你我來，魯迅倒是“他們”這些創作家的，而不是我們這些學院派知識份子的。不是我們更像魯迅，而是他們自己更像魯迅。我們這些學院派知識份子向來是溫文爾雅的，他們嘲笑的所有魯迅的那些“劣跡”，我們這些學院派知識份子是很少有的，倒是他們自己很難避免。因為他們都是創作家，都是在實際的生活之流當中的，都是根據現實需要進行選擇的，都是很難做到完美無缺的。即使是同一部作品，也是要說好就能說好，要說壞也可以說壞的。實際上，魯迅是不能像他們這樣說的。魯迅是個作家，對作家及其作品需要的是研究，不是像對平常人那樣只做人品挑剔，也不是像生活檢查會那樣進行缺點和錯誤的批評。要談魯迅，就得下點工夫親自去瞭解魯迅，不能只聽別人說他好或說他壞；並且要多讀一些魯迅的作品，不能根據對一兩篇作品的直感印象就對整個魯迅下結論；甚至還得對魯迅研究有點起碼的瞭解，知道為什麼有人會喜歡魯迅，為什麼有人又不喜歡魯迅。只有把這些都瞭解清楚了，自己應當怎樣看待魯迅才有一點扎實的根據，才不致說的盡是些言不由衷的話，才不致流於主觀武斷，讓人覺得有點霸道，有點目中無人。魯迅不是聖人，我們也不是聖人；別人不能根據魯迅的隻言片語就輕易給魯迅下一個結論，我們也沒有資格僅僅根據自己的一點直感印象就給魯迅下一個什麼樣的結論。現在某些當代作家對魯迅的譏評之所以仍然停留在述說直感印象的階段，就是因為他們對魯迅的譏評並不是真的建立在對魯迅的直接瞭解上，而是通過譏評魯迅發洩對我們當代和當代魯迅研究者的不滿。而這種發洩方式本身就是不具有確定性的，就是極易發生變化的。到人們不用魯迅壓他們了，他們的發洩方式就會發生變化了。魯迅早已死了，他們在創作上的成功與失敗，在人生道路上的順利與挫折，實際是與魯迅沒有什麼關係的。到他們真正冷靜下來，不是把魯迅當作必須逾越的障礙，而是把魯迅也當作與自己一樣的一個人和一個作家，他們就沒有這些怨氣了；即使有怨氣，也不會往魯迅身上撒了。
總之，新時期以來確確實實有好多對魯迅不滿的言論，甚至有的言論充滿了明顯的敵意，但我認為，這都是一些過渡性的現象，不會構成統一的潮流，也不會有持續的影響，只是一些倏忽而來又倏忽而去的東西。就其整個發展趨勢而言，我們中國的新文化和新文學不是越來越萎縮，而是越來越發展。我們教育普及的程度不是越來越低，而是越來越高，接受新文化、新文學影響的面在擴大，能夠閱讀和理解魯迅及其作品的人也會越來越多。與此同時，我們中國人不是更朝著整齊劃一化的生活發展，而是朝著多樣化統一的社會發展。在這樣一個社會上，必須依靠個人的意志和個人的思考，自己選擇、自己負責，在現代社會中求生存、求發展。魯迅所體現的人生哲學傾向不是越來越為我們所不能理解，而是會越來越成為我們中國人實際的人生觀念和世界觀念。至於魯迅的世界影響，實際上並不取決於外國人，而是取決於我們自己。當一個民族的絕大多數成員還沒有認識一個人的價值的時候，當這個人在自己的民族中還是一個受到普遍冷落的人的時候，世界是不會首先接受他、理解他的。我們老說魯迅的世界影響還是很小的，但我們卻沒有說我們本民族的絕大多數成員是怎樣看待魯迅的。只要我們本民族的文化成員不再把魯迅當作自己的玩物，而是認真地研究他、闡釋他，他在未來世界的影響只會擴大，而不會縮小。總之，魯迅是不會在我們這塊土地上消失的，也是不會在世界上消失的。他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麼脆弱。因為他的思想不是脆弱的思想。
我對魯迅充滿信心，我對中國的魯迅研究也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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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又不願意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前那種硬梆梆的文化中去，所以直至現在，我也弄不清我到底屬於北方文化，還是屬於南方文化。我成了一個沒有文化家鄉的人。北方人不會喜歡我，因為我是北方文化的叛徒；南方人也不會喜歡我，因為我有北方人的執拗。我之愛上文學，是從魯迅開始的，是從讀西方文學作品開始的，所以“文 化 大革 命”結束之後我就成了一個“西化”派，講文化的現代化，講文學進化論。但到了真正懂得西方文化的人多起來，我才又意識到我還是一個中國人。自己沒有出過洋，留過洋，是個地地道道的土博士。我原來是學俄文的，現在懂俄文等於不懂外文，因為真正有用的是英文。不懂英文而談西方文化，而談文學進化論，等於自找苦吃。你說西方文化是這樣的，人家說“不對”，西方某本書上明明寫著是那樣的；你說文學應當這樣發展，人家說“不對”，西方現在最流行的不是這種文學，而是那種文學。我就傻了眼了。我不會打領帶，不喜歡吃西餐，整個地一個“土老冒”，還談什麼“西方文化”，還談什麼“現代意識”？但是，我又不願回到“文 化 大革 命”前的封閉狀態去。所以直到現在，我也弄不清楚我是“西化派”，還是“傳統派”。大概像我這樣的人就沒有資格講文化，談學術。
我們這一代人是無顏談學問的。我能認認真真地讀書是在初中畢業之前。1958年大躍進，1959年到1962年餓肚子，1963年背了一年俄語單詞，1964年搞社教，面上的；1965年仍然搞社教，點上的；1966年“文 化 大革 命”，一氣“革”了10年。但在“文 化 大革 命”結束之後，缺的就是搞學問的人，於是我就成了一個補缺的人。對於我，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別的幹不了，只好來幹這一行。在開始，搞學問的人和搞社會文化的人還是一氣的，大家都要求改革開放，所以我也混水摸魚地在學術界存在了下來。但到了90年代之後，社會文化派和學院派分了家。學院派打出了“為學術而學術”的旗幟，我這個沒學問的人在學院派中就待不住了。社會文化派要講趣味，我又用慣了學院派的語言，所以直到現在，當教授沒學問，搞創作沒才華。在學院派中，我寫的東西缺少學術性，價值不中立；在社會上，沒人願意看我的又臭又長的文章。寫書，沒有那麼多思想；寫論文，出版社賠錢不願出。
我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我不知道。
我到底應該向何處走呢？我也不知道。
我的立場
我向來不認為我是一個“學者”，真正以“學者”的姿態寫的文章統共沒有幾篇。但一個人總是會有個立場的。我想，我的立場是什麼呢？就現在想來，我大概有三種立場：一、公民的立場；二、同類的立場；三、老師的立場。
我是從“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開始寫文章的。到了那個時候，我已經成了“一個人”。我這個人是在從1941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這段歷史給鑄造出來的，開始在農村，後來在城鎮，再後來在中等的城市，再再後來就到了中國的首都北京。外國只在小說裡讀到過，在電影裡看到過，並且都是我們國家允許讀的小說，允許看的電影。我想，這樣一個歷史、這樣一個環境鑄造的我，大概不是多麼精良的產品。但是，造“人”到底不是做飯。做飯，做出來之後一嘗不好吃，倒掉就算了。“人”就不行了。歷史既然製造了我，就得叫我在這個世界上混碗飯吃，就得叫我走路、說話、做活、吃飯、睡覺。只要我不殺人、放火，誰都不能隨便殺掉我。即使別人看著我不順眼，你也得忍著點。為什麼呢？因為我是一個“公民”。所以，這個公民的立場對我很合適。我要是為了當大官，就得擔心大官們看了高興不高興；我要是為了賺大錢，就得看這樣的文章是什麼行情，大家願不願意出高價；我要是為了當道德家，讓人給我樹碑立傳，我就得看著老百姓的臉色行事，專幹有利於別人而不利於自己的事；我要是為了當大學者，寫了書流傳後世，我就會生怕出點什麼錯，讓人抓住恥笑一番。我是一個公民，就沒有這麼多的顧慮了。放心的吃飯、睡覺、做事。當然，即使這樣，也會有人來找你的麻煩。到這時候，我就準備以公民的資格與他們理論一番。那麼，別人不聽你的理論怎麼辦呢？那就以死相拼吧！你想，人活著，連個公民的資格都沒有，活著還有個什麼意思呢？“難見真的人”啊！
在現在的中國，寫文章的是知識份子，看文章的也是知識份子。既然都是知識份子，我們就是同類。這就產生了所說的“同類的立場”。我父親是當官的，雖然是個小官，但到底算個官；我母親就是一個農民，雖然後來隨父親進了城，但到底當了半輩子農民。我小時候也是在農村長大的。因了這個緣故，我認識很多當官的，也認識很多農民。我不像有些知識份子那樣看不起官僚和農民，認為當官的一定不道德，工農一定愚昧。他們也是人，也得在這個世界上混飯吃，對於他們自己的事情，有時比知識份子體驗得更深刻些，並不像知識份子想得那麼簡單；我也不像另一些知識份子那樣對官僚和工農抱著別樣尊敬的心情，認為官僚就一定比知識份子高明，工農就一定比知識份子道德。因為我知道官僚和農民也有各式各樣的，他們像我們一樣，考慮自己的事情比考慮別人的事情來得認真些，切實些。要是在另一種情況下，我們也得把官僚和工農視為同類。但現在他們並不看我們的文章。工農忙著做工，官僚忙著掌權，我們知識份子討論的問題他們不感到特別的興趣，我們也不能強迫人家感興趣，我們就只有自己與自己說話了。我們既然都是知識份子，既然都是同類，也就要以同類的立場說話，也就得對彼此的困難有點同情，有點瞭解。當然，我們都有自己立場，都有自己的觀點，我們之間常常有分歧，有矛盾，但這些分歧和矛盾都得在一個平等的立場上通過討論進行解決，解決不了的，我們就得隱忍著點。我們誰都不要想在文化界當皇帝。因為文化界和政治界不同，政治界有皇帝，文化界是不能有皇帝的。文化界應該是整個社會不同世界觀和人生觀的表現場所。社會上有什麼樣的人，有什麼樣的人生感受和思想認識，都有資格到這裡來訴說一番。像我這樣一個從愛好文學起就被政治空氣錘砸過幾遍砸得彎彎曲曲了的靈魂都想到文化界來訴說訴說，誰還能沒有資格到這裡來說話呢？我說了，大家願意聽，就來聽一聽，不願聽，大可不聽；聽了不同意，大可說不同意，但你不能說我就不該說，不能說，好像我不聽從你就不行似的。你的觀點，我也可說不同意，但我也不能認為你就不該說，不能說。假若你拿出一副架子，好像我就沒有說的資格，那就不是同類的立場了。到那時，我也不能用同類的立場與你說話了。那時怎麼辦呢？我就回到“公民的立場”上來。同類的立場是一種比較客氣的立場，因為我們都知道彼此的難處，不必對對方要求過高，不必強迫人家接受自己的意見，不必要求人家一定是聖賢或天才。你要讓人理解自己，就得儘量明明白白地說給人家聽，也誠誠懇懇地聽人家的提問。這是個求真理的層次。“公民的立場”就不同了，它是一個維護自己說話權利的層次。它有點無賴氣，因為它依靠的不是討論，而是他自己應有的權利。“不論我說得好不好，對不對，你得讓我說話！你有什麼資格剝奪我的說話權利！”在這樣一個立場上，你蔑視我，我也可以蔑視你；你挖苦我，我也可以挖苦你，因為你是個公民，我也是個公民；你有說話的權利，我也有說話的權利。我得保衛我的公民的權利，中國知識份子好上綱上線，那就是不想讓人說話的意思。農村人吵架，好說“你是老幾，也配和我說話”，這類的人，事先就把自己定在了比你優越的地位，甚至把自己定在了代聖賢立言的立場上，不是官僚打官腔，不是聖賢充聖賢，讓人無法與他平等地討論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大可不必與他說話，讓他自己在自己的意識中過過官癮或聖賢癮也無不可，但他要追著同你辯論，你就可以亮出你的“公民的立場”來！
在一般的情況下，我是很厭惡一個教師爺的立場的。這種教師爺的立場是永遠以教導別人的口氣說話，把別人都放到一個小學生的地位上。但無奈我自己也是一個教師，得上課，得指導研究生的畢業論文，他們出的書有時讓我寫個序。一些聽過我的課或沒有聽過我的課的青年研究者，也有時讓我對他們的作品談點意見。這就把我架到了一個教師爺的地位上。如果我清高一點，原本是可以拒絕這種立場的，但假若他們真的是誠心誠意地徵求我的意見，而我卻像對素昧平生的其他人說話一樣，客客氣氣的，笑嘻嘻的，四平八穩的，不冷不熱的，反而顯得有些生分了。在這時，我就暫時冒充一下“老師”，運用一下我的“老師的立場”。這種立場是以自己的看法為對，並完全以自己的是非為是非，對別人的作品進行評論。它的作用是讓對方認真考慮自己的意見，換一個角度考慮問題，發現出自己的不足，納入一些新的思想材料，把自己的事辦得更好一些。依照我的看法，人，特別是中國人，在少年時期和中、老年時期，文化心理是較為開放的，而青年時期則最容易封閉起來。少年時期面對一個陌生的世界，處處新鮮，什麼都想去知道、去瞭解，很願意別人告訴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心理是開放的，這時的開放具體表現為生動活潑，接受力強；到了中年，有些事能做成，有些事沒做成，碰了好多釘子，開始知道世事的艱難，心理重新開放起來。但這時的心理開放有時會表現為一種猶豫彷徨，做事不再那麼果斷。到了老年，劃拉劃拉自己的一生，大半的理想都沒有實現，並且再也沒有機會去實現了，這時的心理就更開放了。但這時的開放卻並不伴隨著進取，而是能夠容納，能容納別人的缺點，也能容納自己的缺點，適應了現實世界的一切，顯得有些保守守舊了。父親哄兒子，沒有不著急的；爺爺哄孫子，則更有耐心，因為他能容忍孫子的缺點。唯獨青年人，特別是一路讀書到博士畢業的青年，書本裡的知識比一般人都豐富了，而社會人生的艱難卻經歷得最少。俯瞰現實，處處污濁；俯瞰群倫，個個平庸。這時對現實人生的一些極瑣碎的知識就不願瞭解了，對那些至今碌碌無為的中老年人就不重視了。心理暫時封閉了起來。這種封閉有它的好處，那就是青年人富有理想，富有銳氣，充滿自信，充滿熱情，敢於進取，敢於創造，但也容易往槍眼上碰。一個老師既不願自己的學生爬到自己所厭惡的高高在上、為所欲為的超人的高度去，也不願讓他們落到被人蹂躪踐踏、蔑視恥笑的底層去。這就常常以自己的標準要求學生，打破學生封閉起來的文化心理。但我知道，這種老師的立場實際是極不合理的，是把學生造成像自己這樣一個平庸人的方式。但從師生的情意而言，你又不能不這樣說，這樣做。所以當我一感到學生對我的意見產生了一種拒斥的心理，不再從我說話的立場理解我的話了，或者他因我的話而動搖了對自己的自信心，我便會馬上放棄這種“老師的立場”。在那時，我便回到“同類的立場”，而假若學生反而因此蔑視我的獨立性，想用他的高標準摧毀我的自信心，好像我非得變得像他一樣，我就要回到“公民的立場”上來了，耍點無賴，蒙混過去，從此躲進自己的蝸牛殼。
這就是我的立場，一個窩窩囊囊的中國知識份子的立場。
中國需要魯迅
王富仁
我們在“文革”前就搞魯迅研究的學者，總覺得現在社會上反對魯迅的人增多了，感到有些受不了了。我的看法與之不同。我認為，自從魯迅逝世之後，我們現在這個時期是一個魯迅精神和魯迅作品獲得中國人的理解和同情最多也最深刻的時期，並且這個趨勢還在繼續發展著。遠了我不敢說，但我可以斷言，在今後的二十年內，不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上，魯迅將贏得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他的價值和意義將表現得更加鮮明和充分。
“文革”前的魯迅研究看起來很紅火、很純粹，人人把魯迅捧得很高，但那時的中國真的像表面看起來那樣重視魯迅和魯迅精神嗎？實際上，在那時，魯迅與中國的國民乃至中國的知識份子是沒有多大關係的，讀魯迅不如不讀魯迅。連我們這些當時的小青年都知道，研究魯迅的容易成“右派”。那時的人只能住在一座思想的房子裡，但這座房子不是魯迅的房子。新時期以來，思想開放了，中國知識份子一下子散開了，但他們不是從魯迅的房子裡跑出來的，而是從另一座思想的房子裡跑出來的。這種一哄而散的現象未必是一樁多麼好的事情，但中國知識份子跑散了卻是事實，他們大多數沒有跑到魯迅這裡來也是事實，但到底有一些人跑到了魯迅這裡來。只有到了這時，這些人才真心地感受魯迅、思考魯迅、闡釋魯迅，而不是用魯迅闡釋別人的思想。在這時，確確實實有好多知識份子離開了魯迅，他們過去是說魯迅好話的，現在不說魯迅的好話了。凡是這樣的人都是從來沒有真正喜歡過魯迅的。我們現在好說文學觀念和思想觀念的變化，實際上最難變的就是文學觀念和思想觀念。一個人可以從看不出一部作品的好處來變到看出它的好處來，卻絕對不會從看出一部作品的好處來變到看不出一部作品的好處來。一個人一旦喜歡上了一部文學作品，一旦建立了一種思想觀念，往往終其一生都是不會變化的。變了，說明他原來就沒有，說有那是騙人的，是跟著別人亂起哄。只要看一看我們現在的那些魯迅研究著作，特別是現在的中青年魯迅研究者的研究著作，我們就會感到，現在真正感受到魯迅偉大之處的人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多了。魯迅與這些作者在精神上的融合程度甚至超過了與胡風、馮雪峰、李何林、陳湧那些在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建立起對魯迅的信仰的中國知識份子。在這些人中，魯迅的思想和精神正在重新發芽、重新滋長，並且不論以後遇到什麼樣的變化，這些人的魯迅觀也不會有根本的變化了。我很看好現在的魯迅研究。我們已經不能依靠一部魯迅研究著作升官，也不能依靠一部魯迅研究著作發財，但還是有這麼多人研究魯迅。我們有什麼理由認為現在魯迅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呢？
對魯迅的不滿是有的，概括說來，這種不滿來自以下四個方面，但我認為，這四個方面的不滿都帶有一種過渡的性質，它們都不是絕對地遠離了魯迅，而是在一種文化趨向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來的一種文化現象。一個社會的思想總是在流變的過程中，一個人的一生也有從幼年到童年、從童年到少年、從少年到青年、從青年到中年、從中年到老年的諸種變化，即使在同一人生階段，人的思想感受也不是絕對相同的。我們這些魯迅研究者對魯迅的看法就是始終如一的嗎？也不是！再偉大的人物的思想也不是所有人在所有人生階段都能夠接受的思想。偉大人物的思想的唯一標誌是一旦接受了它就再也無法完全回到此前的原初狀態，再也無法完全擺脫它的影響，然而也不是人人都把它奉為神明。我們可以看到，當前所有對魯迅的不滿乃至反叛都還沒有真正上升到理論的高度，都還停留在一種直觀、直感的層次上，而這也就是它的過渡性、不穩定性的表現，並且雖然他們表現的都是對魯迅的不滿，但他們的不滿又往往是彼此矛盾的。他們之間的矛盾甚至大大超過了他們彼此與魯迅之間的矛盾，有的人甚至用魯迅的主張、魯迅的語言攻擊魯迅。這些不滿不是沒有任何道理，但這些道理都是在一種過程中隨時可以變化的，正像人的直觀感受是經常變化的一樣。今年的流行色是藍色，明年的流行色就可能是紅色了。只有那些有了理性框架支持的感受，才能在較長時間中保持不變。我們看到，新時期以來，只有層壘式發展而沒有急劇轉折式變化的研究領域幾乎只有魯迅研究界，其他所有社會文化領域幾乎都像折跟頭一樣翻了幾翻。這說明這些文化領域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公理系統，沒有一個牢固的統一的基礎。它們是在變化中形成這種基礎的，而在沒有這個基礎之前，它們也不可能確定與魯迅的關係，他們的魯迅觀還會有急劇的變化。以下是我所說的對魯迅不滿的四方面表現。
外國文化研究領域
新時期是以改革開放為旗幟的，部分學院派知識份子在介紹、輸入、借鑒外國文化的過程中發展著自己的文化傾向。魯迅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化開放過程中走入中國文化界的，他積極介紹和輸入外國文化，這原本不會影響到魯迅在人們心目中的位置，但由於魯迅當時的世界文化思潮與現在的有了很大的不同，現在的學院派知識份子所輸入的具體文化學說與魯迅當時所重視的文化學說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上是矛盾對立的。他們重視的是當前的西方文化思潮，在他們的心目中，魯迅就有些過時了，因此，他們對魯迅的文化思想也持有一種否定態度。但是，這一時期的文化開放又是有自己的特殊性的， 它是長期封閉之後的開放。西方那些舊的和新的學說在中國都呈現著極為新鮮的色彩，對它們的直接運用一時也很有效用，但西方任何一種現成的學說對中國文化發展的推動作用都是極其有限的，這在開始表現為各種不同的西方文化學說以很快的速度輪流執政，在中國知識份子中獲得普遍的重視乃至信奉。現實主義很快變為現代主義，現代主義很快變為後現代主義，社會歷史批評很快變為結構主義，結構主義很快變為解構主義，在每一個小的發展階段上，人們都是以當時最走紅的具體思想文化學說為標準感受魯迅、觀照魯迅的，魯迅自然表現出非常明顯的局限性。但一旦把由於半個世紀的封閉所隔膜了的西方文化學說都陸續介紹到中國，一旦這些學說本身變得並不稀罕，我們就會看到，外國文化輸入的重要性並不在於一個個具體的文化學說，而在於我們自己思維方式的變化，在於我們能通過對外國文化的瞭解而發展我們自己的文化。而一旦進入這樣一種思考，魯迅當時輸入和介紹的具體學說的局限性就會變得並不像現在這些學院派知識份子認為的那麼重要，而魯迅在接受了外國文化的影響之後對中國文化的解剖和對中國新文化的建設才是更為重要的價值，在這方面，並不是每一個外國文化的研究者都能做得如魯迅那麼好。當然，在這方面還可能出現新的甚至比魯迅更偉大的中國文化巨人，但即使這樣的文化巨人，也不會輕視魯迅；恰恰相反，他們可能是比我們更為重視魯迅的人，正像愛因斯坦比我們更尊重伽利略、牛頓，馬克思比我們更尊重康得、黑格爾一樣。我們對他們的觀照是從外面進行的平面比較，我們要在對他們的比較中選出一個更偉大的來供我們宣傳和介紹，供我們信奉，並作為我們衡量其他事物的標準。他們重視的是創造性行為的本身，在這種創造性行為上，前人未必渺小，後人也未必偉大。但在我們看來，愛因斯坦是比伽利略和牛頓都偉大的，馬克思是比康得、黑格爾都偉大的，但愛因斯坦和馬克思自己怎麼看呢？恐怕和我們是不同的。外國文學界對魯迅翻譯中某些錯誤的指正，對他的翻譯思想的質疑，都是合理的，但一個真正傑出的外國文化學者，是不會把這些問題當作多麼了不起的問題的。他們知道何為大者，何為小者。
現代文學研究領域
新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是在“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幾乎所有中國現代作家的基礎上重新開始的，有些現代作家還是用魯迅的話予以否定的。當新時期重新恢復這些作家的文學地位時，常常也伴隨著對魯迅一些言論的質疑或否定。這在中國現代作家的研究中不是沒有積極意義的，對魯迅的一些言論起到了一定的矯正作用；但從整體看，卻表現為一種對魯迅的否定趨勢，這也使魯迅在一些現代文學研究者的心目中失去了原有的光彩。但是，必須看到，魯迅及其作用原本就不是在他獨霸文壇的情況下表現出來的，而是在與這些作家的對立統一的關係中表現出來的。我們，包括我們中國的魯迅研究者往往認為，對魯迅之外的其他作家否定得越多、越徹底，就越能顯示出魯迅的偉大，而一旦別的作家也獲得了很高的文學地位，魯迅就不像原來想像的那麼偉大了。這是中國文化中那種根深蒂固的排座次的 思維方式影響的結果。實際上，任何人的偉大都是在一個背景上的偉大，這個背景越大，只要這個作家還沒有在這個背景上消失，這個作家也就越偉大。文學作品的接受和傳播也是一樣。文學崇尚的是多樣化，如果我們天天看的只是一部文學作品，不論這部文學作品多麼偉大，我們都會看煩了，都會轉而厭惡它、輕視它。不能不說，現在一些人對魯迅的厭惡，正是我們硬按著他們的頭讓他們讀魯迅作品的結果。米開朗基羅的繪畫再好，你也不能天天看；貝多芬的音樂再好，你也不能天天聽。天天看，天天聽，它們就不好了。正是在眾多文學作品的閱讀中，你才能感受到哪些作品在你的感受中留下了磨滅不掉的印象，哪些作品是值得反復回味的，亦即哪些作品是真正偉大的作品。與此同時，偉大可以掩蓋渺小，但絕不會掩蓋偉大。普希金沒有掩蓋住列夫·托爾斯泰，列夫·托爾斯泰沒有掩蓋住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沒有掩蓋住卡夫卡，在所有現代作家都得到了應有的重視之後，魯迅的價值絕不會比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表現得更微弱，而是將更加充分。現在，這個翻案的工作已經做得差不多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觀念正醞釀著一種變化，即從個別比較的方式轉化為整體觀照的方式。在這個整體觀照中，魯迅的光焰消失了嗎？沒有！他的亮度更大了。他沒有被胡適、周作人、徐志摩、戴望舒、沈從文、穆時英、穆旦、張愛玲、錢鍾書的光焰所掩蓋，他的獨立性、獨創性的思想和藝術的才能表現得更充分了。所以，此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對魯迅的否定傾向只是在這樣一個特殊歷史過程中的暫時性現象，它的影響儘管不會在短時期內完全消失，但它不會構成多麼強大的思想潮流，我們不必把它看得過重過大。和外國文化研究領域的情況一樣，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這些言論也不可能構成真正的聯合陣線，它們聯合不起來。研究高長虹的同研究徐志摩的不是一回事，研究梁實秋的同研究夏衍的不是一回事，研究胡適的同研究陳寅恪的也不是一回事，他們對魯迅的不滿都是一些矛盾著的不滿，他們自己之間的差異和矛盾倒帶有更加絕對的性質。只要我們從分別的考察返回到整體格局的考察，我們就會感到，倒是從魯迅及其文學觀念、思想觀念的角度，更能把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組織成一個完整的整體。他批評過高長虹，但沒有否定高長虹；他批評過林語堂，但沒有否定林語堂；他批評過胡適，但沒有否定胡適。他與他們有差異、有矛盾，甚至有時是很尖銳的矛盾，但這種矛盾是法國足球隊和義大利足球隊、英國足球隊、德國足球隊那樣的矛盾，不是劉邦和項羽或岳飛和秦檜那樣的矛盾。
中國古代文化研究領域
中國古代文化研究的復蘇和繁榮也是新時期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也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對魯迅的不滿。魯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加者，他是反傳統的。在中國文化研究重新開展的過程中，魯迅受到一些否定也是必然的。特別是新儒家學派，更是表現出明顯的“反魯”傾向。但是，新儒家學派仍是現代知識份子的一個學派，而不是中國古代知識份子的一個學派。他們是在現代中國思考社會倫理道德的建設問題的，而不是在中國古代社會的背景上思考社會倫理道德的建設的，我們不能從根本上否定這個學派存在和發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現代中國的倫理道德建設確確實實存在著很多嚴重的問題，他們企圖通過對中國固有倫理道德的重視來克服現當代中國道德紊亂的狀況，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中更不乏合理的成分。但這毫不意味著應當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儒家倫理道德的批判。整個20 世紀的歷史發展已經充分證明，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儒家倫理道德的批判反映著中國社會現代變遷的要求。中國社會的結構形式變化了，固有的倫理道德已經無法起到維繫中國社會的作用，這種觀念應該變化，也必須變化。在新儒家學派的勢頭正盛的時候，有很多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也感到它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似乎新儒學對五四新文化否定的勢力是不可阻擋的，也隨之否定起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所謂局限性來。我在當時的課堂上是這樣對學生說的：即使中國的男性公民全部成了新儒家學派的擁護者，至少還有占中國人口半數的女性會支持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不可能被徹底否定的，因為中國現代社會已經不僅僅是男人的社會，僅此一條，新儒家就不可能像舊儒家那樣統治整個中國。我認為，新儒家學派的唯一希望不是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否定魯迅，而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和魯迅思想的基礎上重新思考中國當代社會的倫理道德建設的問題。倫理道德不僅僅是理論性的，同時還是實踐性的。孔子的倫理道德之所以在中國古代社會得到了強有力的貫徹，是因為孔子及其後繼者中確確實實有很多人不但在理論上，同時也在實踐中貫徹了儒家倫理道德的原則，不論他們歷史作用的好壞，至少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他們是具有較高的道德情操的人物。這到了中國現當代社會中，情況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變化。體現中國現當代人的道德情操的已經不是新儒家學派的提倡者，而是像魯迅、李大釗、胡適這類新文化運動的宣導者。新儒家學派的領袖人物仍然恪守著儒家的倫理道德，但人們對他們的觀點卻有了變化。人們仍然不厭惡他們，甚至尊重他們，但卻不會認為他們是最高社會道德情操的體現者。我是從《紀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紀念》等文章建立起對魯迅道德人格的尊重的，新儒家學派的知識份子缺少的恰恰是這種反專制壓迫的正氣和勇氣。總之，新儒家學派重視當代中國倫理道德的建設的意圖是十分可貴的，但通過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通過反對魯迅是不可能實現這一目的的。他們的貢獻是在學術上的，不是在中國現當代倫理道德建設上的，他們對魯迅的否定不會產生長遠的影響。真正對魯迅精神有嚴重消解作用的是道家文化精神。在中國，對“為人生的文學”的否定，對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運動及其魯迅文化選擇的否定，本質上都是從中國道家文化的傳統中產生的，它與康得等西方美學家的美學觀之間的根本差別是：康得是一個啟蒙主義者，而中國這些知識份子則是在否定啟蒙主義思潮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是，中國現當代道家文化的提倡者與中國古代道家文化的創立者之間的不同是：中國現當代的道家文化的提倡者仍然是一些社會知識份子，他們是在現代社會內部的關係中生存和發展的，而不是在社會關係之外生活的。他們不是沒有自己的社會要求，不是沒有現實的社會關懷，而是感到無力實現這種關懷。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並不真正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並不真正反對魯迅。他們人數眾多，恐怕連我們這些魯迅研究者中實際奉行道家文化傳統的也不在少數。別人我不知道，至少我自己是如此。我們在青年時期熱情過、追求過，但現在我們成了教授，成了研究員，有了一個穩定的生活環境，雖無高官厚祿，但也滿足，中國社會的發展、中華民族的前途、中國國民性的改造我們仍然是關懷的，但總覺得那是一些與己無關的社會問題，有些空洞，有些不著邊際，對於自己更為重要、更為切近的是個人平靜生活的維持。我們缺乏魯迅那種把社會和個人糅為一體、把社會追求同精神自由熔為一爐的感覺。這也難怪，先儒後道、外儒內道從來都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主要傳統。在我們的文化環境中，關心社會不如不關心社會，只要有了一個穩固的瞰飯的位置，少管一些“閒事”對自己是有好處的。中國有眾多人口，但真正關心著我們民族的整體發展並以此為基礎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文化道路的人恐怕並沒有幾個。這才是我們中國現當代文化的最最核心的問題，也是魯迅之所以寶貴的地方。但我們這些人卻不會從根本上反對魯迅，因為我們到底不是主要生活在大自然中，而是生活在中國社會中。我們在實際的文化選擇上不會像魯迅那麼“傻”，卻能知道魯迅的價值，不否定魯迅的價值。否定魯迅價值的是那些享樂主義者。當我們這些所謂“上層”知識份子已經沒有了真正的社會關懷，當我們自己實際重視的也是我們自己的物質生活，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和非知識份子的社會成員就把自己的追求目標轉移到物質利益上去了。在這時，個人的、感官的、本能的、直覺的、物質的、實利的、性的就成了唯一重要的，成了人類生活的全體，成了一種價值、一種美。魯迅雖然並不否定人的本能的需求，但他的存在價值到底是社會性的、精神性的，在物質享樂方面，即使在當時的中國他體現的也是偏於落後的傾向。我認為，這個階層對魯迅的否定不是沒有任何道理的。魯迅不會跳舞，不善交際，在性關係上偏於拘謹，重美術而輕音樂，習於書齋，懶於出遊，精神活動多於體育活動，嚴肅有餘而活潑不足，甚至就不活潑，等等，這些都與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點有著較大的距離。但是，享樂主義在整個社會上只是極少數人能夠實際地得到貫徹的，在歷史上只在短暫的歷史階段能夠成為主要的思潮，在一個人的生活道路上只是有限時間內的實際思想傾向，它的純個人性使其無法獲得社會性的價值，即使一個享樂主義者也不會真正尊敬另一個享樂主義者，應伯爵也罵西門慶，潘金蓮也忌恨李瓶兒，它的直感性使其無法獲得精神性的價值。人不能沒有感官享樂，但也不能僅有感官享樂。僅有感官的享樂，精神上就感到空虛了。所以享樂主義對魯迅的否定是徹底的，但其過渡性更為明顯。從個人而言，當享樂主義者感到一種精神的需要的時候，他們將更重視嚴肅的思想、沉重的感覺，他們原來認為是魯迅缺點的東西，雖然仍然是缺點，但已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魯迅精神生活上的豐富性、充實性；從整個社會而言，享樂主義使社會迅速分化，階級階層間的差別迅速擴大，人與人的感情關係變得極不可靠，甚至相互嫉妒、仇視，社會矛盾加深，社會動盪加強。對於更多的人，想享樂也享樂不起來了，對於他們，社會的關懷不再僅僅是對別人的關懷，同時更是對個人的關懷。魯迅的價值在這時候又會成為人們不能不重視的東西。總之，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在中國社會上仍然是最有實際影響力的，它不能不時時產生對魯迅的否定傾向；但中國社會的結構到底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固有文化傳統的每一次復興，都孕育著自己新的否定力量的出現，魯迅著作在中國文化由舊蛻新的過程中仍將持續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中國當代文學創作領域
我說我現在屬於胡適開創的中國學院派文化傳統，那麼，中國哪一部分知識份子才真正屬於魯迅開創的新文學傳統呢？中國當代作家，特別是小說家。但恰恰是在這個領域，對魯迅的調侃是最火熱的，這可以稱為中國當代文化的一大奇觀。這種現象是怎樣產生的呢？我認為，這種現象是在學院派文化與文學創作的分化趨勢中產生的。在“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的時候，不論是文學創作界的作家、詩人，還是學院派的教授、學者，都希望開放，希望自由。大家彼此都有點同情、有點理解，彼此之間也能相互扶助。劉心武的一篇《班主任》，作家出來叫好，評論家出來評說，魯迅的有關論述也成了為劉心武辯護的理論根據。雖然彼此也都知道誰都不是完美無缺的，卻沒有覺出彼此有什麼不可忍受的地方。但到了20 世紀80 年代中後期，各自都有了更多一些的發展空間，自己可以顧上自己了，彼此的差異就表現出來了，並且這種差異成了我們可以互相歧視的理由。我們這些學院派知識份子是擺弄概念的，是講方法論的，是重傳統的，是從中外已有定評的作家作品或美學家、文藝理論家那裡獲得自己的文學藝術觀念的，而我們魯迅研究者則是在魯迅作品的基礎上獲得這種觀念的，在獲取這些觀念的時候，我們把魯迅概括化、抽象化了，同時又把文學的標準具體化了。我們眼中的魯迅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一個充滿戰鬥精神的作家，是主張“為人生”的文學的，是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是後來走上了革命文化道路的，是一個“左翼”作家，等等。這些對不對呢？當然是對的，但這是魯迅自己，而魯迅卻不是只承認自己有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權利而不承認別人也有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權利的；不是只承認自己的作品是文學作品而別人的作品就不是文學作品的。也就是說，魯迅是一回事，魯迅的實際歷史作用又是另一回事；他自己做了什麼是一回事，他做這些事情的意義和價值是怎樣的又是另一回事。他開墾了新文學這塊處女地，然後在這塊處女地上種上了第一季的莊稼，他種的是豆子和玉米，但這並不意味著後代人也必須種豆子和玉米。他的更為重要的作用在於他是這塊處女地的開墾者和保護者。在這個意義上，他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守護神，是中國新文化和新文學的守護神。
他的所有的戰鬥都集中在反對思想專制和文化專制的鬥爭中，集中在讓中國社會能夠接受和理解新文化和新文學上。他的目的只有一個：把“無聲的中國”變成“有聲的中國”，而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和文學，特別是中國新文化和新文學生存和發展的最基本的條件。但我們這些學院派知識份子卻常常是按照魯迅實際表現出來的樣子形成我們的文學藝術觀念的，我們也用這樣的文學藝術觀念看待當代文學作家及其作品，也用這樣的標準要求他們、衡量他們。我們是在傳統中形成我們的觀念的，而一個創作家依靠的卻不是我們的傳統。他們也讀過魯迅的部分或全部的作品，但卻不僅僅讀過魯迅，他們依靠的不僅僅是魯迅的傳統，他們讀過的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他們的傳統。並且他們主要不是依靠這個文學傳統進行創作的，更是依靠他們實際的人生、實際的人生體驗或當前讀者的需要進行創作的。“傳統”這個詞是我們學院派知識份子搞出來的，對於創作家的創作起不了那麼大的作用。他們像孫悟空一樣是從當代生活的石頭縫裡蹦出來的。這個生活創造了他們，他們則只能依照自己的方式創造自己的作品。我們沒有權利要求他們的作品一定像誰的和不像誰的，我們只能說他們是怎樣生活過來的，他們想說什麼、為什麼說、怎樣說。我們可以批評他們，但不是批評他們不像別人，而是批評他們不像自己。但我們卻常常不是這樣，而是要求他們說出我們能夠滿意的話來，並且得按我們喜歡的方式說。我們只願意理解名人、要人，卻不願意理解他們。我們和當代作家在情感上就有了距離。一旦情感上有了距離，這個仗就打熱鬧了。人家也不是吃素的，人家看不起我們的傳統，看不起我們這些又窮又酸的學院派知識份子。他們之中的有些人就殺到我們魯迅研究界來了，就來抄我們的老窩來了，就罵起“我們”的魯迅來了。但他們把魯迅當“我們”的來罵，實際上魯迅並不是“我們”的，而是中國新文化和新文學的，如果真的分起你我來，魯迅倒是“他們”這些創作家的，而不是我們這些學院派知識份子的。不是我們更像魯迅，而是他們自己更像魯迅。我們這些學院派知識份子向來是溫文爾雅的，他們嘲笑的所有魯迅的那些“劣跡”，我們這些學院派知識份子是很少有的，倒是他們自己很難避免。因為他們都是創作家，都是在實際的生活之流當中的，都是根據現實需要進行選擇的，都是很難做到完美無缺的。即使是同一部作品，也是要說好就能說好，要說壞也可以說壞的。實際上，魯迅是不能像他們這樣說的。魯迅是個作家，對作家及其作品需要的是研究，不是像對平常人那樣只做人品挑剔，也不是像生活檢查會那樣進行缺點和錯誤的批評。要談魯迅，就得下點工夫親自去瞭解魯迅，不能只聽別人說他好或說他壞；並且要多讀一些魯迅的作品，不能根據對一兩篇作品的直感印象就對整個魯迅下結論；甚至還得對魯迅研究有點起碼的瞭解，知道為什麼有人會喜歡魯迅，為什麼有人又不喜歡魯迅。只有把這些都瞭解清楚了，自己應當怎樣看待魯迅才有一點扎實的根據，才不致說的盡是些言不由衷的話，才不致流於主觀武斷，讓人覺得有點霸道，有點目中無人。魯迅不是聖人，我們也不是聖人；別人不能根據魯迅的隻言片語就輕易給魯迅下一個結論，我們也沒有資格僅僅根據自己的一點直感印象就給魯迅下一個什麼樣的結論。現在某些當代作家對魯迅的譏評之所以仍然停留在述說直感印象的階段，就是因為他們對魯迅的譏評並不是真的建立在對魯迅的直接瞭解上，而是通過譏評魯迅發洩對我們當代和當代魯迅研究者的不滿。而這種發洩方式本身就是不具有確定性的，就是極易發生變化的。到人們不用魯迅壓他們了，他們的發洩方式就會發生變化了。魯迅早已死了，他們在創作上的成功與失敗，在人生道路上的順利與挫折，實際是與魯迅沒有什麼關係的。到他們真正冷靜下來，不是把魯迅當作必須逾越的障礙，而是把魯迅也當作與自己一樣的一個人和一個作家，他們就沒有這些怨氣了；即使有怨氣，也不會往魯迅身上撒了。
總之，新時期以來確確實實有好多對魯迅不滿的言論，甚至有的言論充滿了明顯的敵意，但我認為，這都是一些過渡性的現象，不會構成統一的潮流，也不會有持續的影響，只是一些倏忽而來又倏忽而去的東西。就其整個發展趨勢而言，我們中國的新文化和新文學不是越來越萎縮，而是越來越發展。我們教育普及的程度不是越來越低，而是越來越高，接受新文化、新文學影響的面在擴大，能夠閱讀和理解魯迅及其作品的人也會越來越多。與此同時，我們中國人不是更朝著整齊劃一化的生活發展，而是朝著多樣化統一的社會發展。在這樣一個社會上，必須依靠個人的意志和個人的思考，自己選擇、自己負責，在現代社會中求生存、求發展。魯迅所體現的人生哲學傾向不是越來越為我們所不能理解，而是會越來越成為我們中國人實際的人生觀念和世界觀念。至於魯迅的世界影響，實際上並不取決於外國人，而是取決於我們自己。當一個民族的絕大多數成員還沒有認識一個人的價值的時候，當這個人在自己的民族中還是一個受到普遍冷落的人的時候，世界是不會首先接受他、理解他的。我們老說魯迅的世界影響還是很小的，但我們卻沒有說我們本民族的絕大多數成員是怎樣看待魯迅的。只要我們本民族的文化成員不再把魯迅當作自己的玩物，而是認真地研究他、闡釋他，他在未來世界的影響只會擴大，而不會縮小。總之，魯迅是不會在我們這塊土地上消失的，也是不會在世界上消失的。他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麼脆弱。因為他的思想不是脆弱的思想。
我對魯迅充滿信心，我對中國的魯迅研究也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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