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中蔣介石對抗日戰爭的預測

蔣介石在1935年8月21日的日記中對日本必敗有信心， 而且對最後勝利也有大致上的時間表：

“[一]對中國思不戰而屈。 [二]對華只能威脅分化， 製造土匪漢奸， 使之擾亂， 而不能真用武力， 以征服中國。 [三]最後用兵進攻。 [四]中國抵抗。 [五]受國際干涉引起世界大戰。 [六]倭國內亂革命。 [七]倭寇失敗當在十年之內。 ”

以後的歷史變化表明， 日本侵略的步驟、最後的結局都與蔣的推測大致吻合。 以美、英、蘇為核心的國際社會果然出面干涉， 這一天離1945年日本投降果然是10年之內， 只是日本國內並未發生內亂。

1939年9月5日， 歐洲戰爭全面爆發的消息傳來，

蔣不無竊喜， 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國抗戰兩年期待國際變化， 今果已至矣。 國際情勢雖甚險惡， 如我擇善固執謹慎運用， 餘深信必能使我國家從此復興也。 ”

1941年12月8日， 當珍珠港事件消息傳來， 蔣更是喜不自禁， 他在當日的日記中寫下“抗戰政略之成就， 本日達於極點， 物極必反， 能不戒懼？！”令他如此興奮的是在多年前的計算和預測終於變成了現實。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七七”事變全面抗戰爆發前， 近6年間， 蔣介石身為南京政府的頭號決策者卻始終下不了抗戰的決心， 因此而背上了“不抵抗”的惡名， 頗受世人的厚非。 許多青年學生以及張學良、楊虎城麾下的東北軍、西北軍及其他政治力量都無法體會他的苦衷，

不能諒解他。

“九一八”發生不久， 蔣介石就在1931年10月7日的日記中這樣寫： “此次對日作戰， 其關係不在戰鬥之勝負， 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長， 與夫國家人格之存亡也。 余固深知我國民固有之勇氣與決心早已喪失殆盡， 徒憑一時之興奮， 不具長期之堅持， 非惟于國無益， 而且反速其亡。 默察熟慮， 無可恃也。 而餘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與人格， 以及革命精神與主義而已。 是故餘志已決， 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於絕境， 迫我民族至無獨立生存之餘地， 則成敗利鈍自不暇顧， 只有挺然奮起， 與之決一死戰， 恃我一己之犧牲， 以表示我國家之人格， 以發揚民族之精神。 ”

抗戰之前這段日記自然是不可能公佈的， 世人包括身邊接近的人都無法洞察他內心真實的想法。

從他的日記看來， 蔣介石之所以忍辱負重， 不抵抗， 自認為完全是出於現實的考慮， 他深知倉促應戰， 只有自取敗亡。 其內心的痛苦在日記中多有流露， 在他授意把兄弟王郛簽定屈辱的《塘沽協定》後， 1933年6月3日， 他曾在日記中表明心跡：“我屈則國伸， 我伸則國屈。 忍辱負重， 自強不息， 但求于中國有益， 於心無愧而已。 ”不過， 客觀而言這個協定確實將日本全面侵華的計畫延緩、推遲了四年， 為中國贏得了一定的準備時間。 在當時背景下， 包括胡適在內的許多有影響的知識份子也是贊成委曲求全， 爭取時間的。

1936年9月26日他日記中說：“三年之內， 倭寇不能滅亡中國， 則我何患其強迫， 但此時尚不可不隱忍耳。

”這一點他在三年前， 即1933年7月14日的日記中說得更明白：“以和日掩護外交， 以交通掩護軍事， 以實業掩護經濟， 以教育掩護國防， 韜光養晦乃為國家唯一自處之道乎。 ”

實際上， 在1937年前的5年間， 抗戰準備的成效確實也是顯著的， 比如：

1、任用德國顧問， 修訂公佈了陸軍典範令；

2、任用俞大維， 將步兵兵器標準化；

3、設立軍用化學工廠， 使最基本的軍械彈藥能自足；

4、空軍擴充到飛機600架（儘管能實際對日作戰的只有220架）；

5、在各省督促修建公路， 完成了浙贛、粵漢鐵路；

6、幣制改革， 法幣用紙， 白銀公有；

7、公佈兵役法， 開始徵兵；

8、派宋子文、孔祥熙、蔣廷黻等分頭遊說美、英、蘇等大國， 爭取外交主動， 等等。

等到1936年12月意料之外的西安事變發生， 國共合作結束內戰，

共產黨宣佈接受蔣的統一領導， 共同抗日， 蔣的個人聲望大大提高。 在知識份子中有廣泛影響的胡適早在1935年8月就說過：“蔣先生成為全國公認的領袖， 是一個事實， 因為更沒有別人能和他競爭這領袖的地位。 ”

《大公報》主筆張季鸞也把蔣視為抗日的重心， 要抵抗外侮， 沒有重心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