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也夫
文/胡印斌
據《中國青年報》3日報導， 一向自詡“超齡憤青”的社會學家鄭也夫， 退休後又跟一個“會長”的職務較上了勁。
一個多月前，
不能不說， 鄭也夫的競選“綱領”很有些針對性， 直指當下一些社會組織的通病：行政化、圈子化、論資排輩、不注重學術水準而一意搞平衡等等。
儘管這些問題很多人並非不明白， 但願意走出來， 來場真刀真槍“真人秀”的人， 似乎並不多， 更多的人依然沉默， 至多不過是在私下表達一下不滿而已。 從這個意義上講， 鄭也夫此番的身體力行， 自有其“我手寫我口”的積極意義。
而從社會學界的反應看， 現狀尤其令人擔憂。
然而， 也正因為這種集體式的沉默， 或許孕育著某種改變的可能。
時下學會的沉悶與行政化， 已經越來越不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 社會所要求學會的， 是其能夠以學術共同體的姿態， 解釋當下公眾面臨的困惑， 為現實、也為長遠提供某種知識與意見的增量。
而學者， 本就應該成為時代的瞭望者、創新的踐行者， 而不是一味依附于權力， 成為權力附庸。 長此以往， 必然會遭到公眾的厭棄。 事實上， 這也是學會的責任所在， 也是類似社會組織存在的前提。
鄭也夫感受到的問題， 相信很多人均感同身受。 不行動、不回應， 未必就意味著不願意行動、不願意相信， 而更多是以往長期形成的利益格局的一種自然延續。 一旦有人起而扣門， 接下來的， 或將是整體性的制度鬆動， 從而產生變化。
此外，
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明確指出， “激發社會組織活力。 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係， 加快實施政社分開， 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 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 交由社會組織承擔。 ”這其中， 避免社會組織成為“紅頂仲介”和“二政府”， 也是時下的當務之急。
也因此， 作為社會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有著豐富學術資源的學會， 沒有理由不加快自身改革， 持續推進“去行政化”， 真正以振興學術為己任， 不斷推陳出新， 發揮創新創造能力， 增加這個社會的公共服務供給。
退一步講， 即便此次鄭也夫較勁“會長”失敗，
編輯：與歸 實習生 楊林鑫 校對： 陸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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