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擊上方“社會科學報”關注我們哦！
作者語
“我是誰， 該怎樣活著”的問題， 就是一個我身體的存在與人格的尊嚴怎麼在公共生活中得到承認的問題，
原文：《我是誰？該怎麼活著？》
作者：同濟大學教授 陳家琪
編者按
去年末， 三成北大新生患“空心病”的新聞引起了大家的熱烈討論。 所謂空心病， 是北大徐凱文老師提出的概念， 典型症狀是“不知道我是誰”， “我要做什麼”， “我為什麼活著”。 五月， 我們將推出一組關於青年話題的筆談， 今天我們為大家推送的是同濟大學教授 陳家琪的文章《我是誰？該怎麼活著？》
我是誰？
該怎樣活著？
這是個哲學問題
什麼是哲學問題？就是原來以為不是問題的問題， 在某種情況下， 或某一天， 忽然成為了問題。
“成為了問題”， 都是就事實本身而言的；事實，
所以真正的哲學問題都是事實逼出來的；而且都與“反思”這一詞語有關， 就是說重新對自己加以認識。
在重新認識自己中， 我無法判斷“我是誰”， 也不知道“該怎樣活著”。
規定性判斷 反思性判斷
判斷， 按康得的說法， 可區分為“規定性判斷”與“反思性判斷”。
規定性判斷就是把特殊（比如個人的情況）放在一個普遍的概念之中（就如說蘋果是水果， 我是男人， 人是動物一樣）。
“空巢青年”、“空心病”都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概念。 把幾千萬不知道“我是誰”和“該怎麼活著”的青年人都歸於這兩個概念之中，
“反思性判斷”則不同。 所謂“反思”， 就是從自己的具體情況出發， 在反思（對自己的重新認識）中看是否能尋找到某種普遍性因素。
這個並不難找， 一個人很快就會發現自己的情況並非特例， 而是一種普遍現象。 但這裡不是指實際情況的相似， 比如沒有對象、工作不滿意但也無可奈何、不知前面的路怎麼走，
所謂情感需要， 指的是一種自我要求， 自我滿足、自我在要求與滿足中看是否能有知音的判斷。 康得指的是審美與鑒賞上的反思判斷， 漢娜·阿倫特指的是公共空間的公共活動所具有的共同需求。 任何判斷本身就具有公共性。 當我們自我審視時， 其實也離不了公共標準。 “我是誰， 該怎樣活著”， 看起來是對自己的發問， 實際上所涉及到的依然是別人會怎麼看， 在社會的公共性存在中， 我具有怎樣的意義與價值。 真正的問題， 在於我們感到自己無法融入社會的公共大家庭， 沒有找到與人交往、溝通， 以及在價值、理想、社會乃至人類未來上的共同語言。
判斷之所以本身具有政治性（公共性），就在於它與學問、讀書本身並無多大關係，有關係的是勇氣（說出自己的判斷，大膽對自己過去的想法重新審視）和情感（主觀合乎目的性，盡可能無功利地考慮自己理想與願望）。
當全社會都深陷急功近利的實用目的性追求時，當我們的孩子從幼稚園起就不得不為一個實際的功利目的而竭盡全力、奮鬥拼搏時，他人、交往、表達、傾聽，這些在公共生活中最關緊要的品質都受到了壓制，於是未來只與個人的才幹、機遇有關；當自己的才幹未受到重視時，只會怪機遇不好，或者歸結為某種外在的條件，如父母的名譽、地位等等。對於年輕人來說，他們還不像老年人那樣有廣場舞，有“老年人的七件寶貝”（老伴、老窩、老底、老友、老來健康、老來快樂、耳順眼順，少做評論不嘮叨）、“老年人的三字歌”（是與非、全看淡，別失落、順自然，莫比攀，化恩怨）、“六個字”、“十句話”、‘八莫怨’、“九九乘法表”、“退休十雜感”，等等，簡直數不勝數。這就是老年人的“公共世界”和“共同語言”。青年人不能這樣，也不會這樣。我們假設一下，如果一個國家的青年人都這樣，這個國家還有希望嗎？如果人生活在群體中，任何判斷、反思，都與公共生活有關，那麼什麼才是他們的“公共世界”與“共同語言”？爭論是天大的好事，也只有通過對公共事件的爭論，才真正體現出那種“非功利”的“情感需要”。
公共生活的不健全、不發達，公共事件無法成為青年人公共生活中的共同語言，這一切都表現為公共輿論的單調、乏味，於是各自只能在自己的手機上尋求情感的寄託，這是青年人之所以會有“空巢”、“空心”之感的根本原因。
“我是誰？”，是因為缺乏人格特徵。人格是在人與人在身體結構、能力大體相仿的基礎上，能夠把一個人與另一個人區分開來的主要標誌，它的主要形態就是意識活動的意向性，就是自由意志的自我決定，就是那種在邏輯上趨向於自我同一的某種持久性的價值認同，所以人格是在主觀經驗中獲取客觀標準的。如果一個人完全缺乏主觀活動的大量經驗，當然也就無法在客觀實在上把自己辨別出來。
“該怎樣活著？”，其實是一個如何面對死亡的問題。老年人臨近死亡，反而不考慮這一問題；年輕人如何面對死亡的問題，說白了其實是如何面對當自己老了怎麼辦的問題。怎麼辦？也就是自己這一生，說來很長，其實也就青年、中年這幾十年，到底能做什麼、又做了什麼？人如果只活自己這一輩子，真的無所謂。問題就在於人並不只活自己這一輩子。你不得不替廣義的他人和後人著想，因為他人和後人其實就生活在你真實的對未來的想像中。
所以，“我是誰，該怎樣活著”的問題，就是一個我身體的存在與人格的尊嚴怎麼在公共生活中得到承認的問題，而這種承認，又只能通過公共的交往與論爭、包容、理解等等與他人有關的概念才能得到理解。
本文為社會科學報第8版筆談“如何不負此生”專題特約稿，將於近日刊發。
以及在價值、理想、社會乃至人類未來上的共同語言。判斷之所以本身具有政治性（公共性），就在於它與學問、讀書本身並無多大關係，有關係的是勇氣（說出自己的判斷，大膽對自己過去的想法重新審視）和情感（主觀合乎目的性，盡可能無功利地考慮自己理想與願望）。
當全社會都深陷急功近利的實用目的性追求時，當我們的孩子從幼稚園起就不得不為一個實際的功利目的而竭盡全力、奮鬥拼搏時，他人、交往、表達、傾聽，這些在公共生活中最關緊要的品質都受到了壓制，於是未來只與個人的才幹、機遇有關；當自己的才幹未受到重視時，只會怪機遇不好，或者歸結為某種外在的條件，如父母的名譽、地位等等。對於年輕人來說，他們還不像老年人那樣有廣場舞，有“老年人的七件寶貝”（老伴、老窩、老底、老友、老來健康、老來快樂、耳順眼順，少做評論不嘮叨）、“老年人的三字歌”（是與非、全看淡，別失落、順自然，莫比攀，化恩怨）、“六個字”、“十句話”、‘八莫怨’、“九九乘法表”、“退休十雜感”，等等，簡直數不勝數。這就是老年人的“公共世界”和“共同語言”。青年人不能這樣，也不會這樣。我們假設一下，如果一個國家的青年人都這樣，這個國家還有希望嗎？如果人生活在群體中，任何判斷、反思，都與公共生活有關，那麼什麼才是他們的“公共世界”與“共同語言”？爭論是天大的好事，也只有通過對公共事件的爭論，才真正體現出那種“非功利”的“情感需要”。
公共生活的不健全、不發達，公共事件無法成為青年人公共生活中的共同語言，這一切都表現為公共輿論的單調、乏味，於是各自只能在自己的手機上尋求情感的寄託，這是青年人之所以會有“空巢”、“空心”之感的根本原因。
“我是誰？”，是因為缺乏人格特徵。人格是在人與人在身體結構、能力大體相仿的基礎上，能夠把一個人與另一個人區分開來的主要標誌，它的主要形態就是意識活動的意向性，就是自由意志的自我決定，就是那種在邏輯上趨向於自我同一的某種持久性的價值認同，所以人格是在主觀經驗中獲取客觀標準的。如果一個人完全缺乏主觀活動的大量經驗，當然也就無法在客觀實在上把自己辨別出來。
“該怎樣活著？”，其實是一個如何面對死亡的問題。老年人臨近死亡，反而不考慮這一問題；年輕人如何面對死亡的問題，說白了其實是如何面對當自己老了怎麼辦的問題。怎麼辦？也就是自己這一生，說來很長，其實也就青年、中年這幾十年，到底能做什麼、又做了什麼？人如果只活自己這一輩子，真的無所謂。問題就在於人並不只活自己這一輩子。你不得不替廣義的他人和後人著想，因為他人和後人其實就生活在你真實的對未來的想像中。
所以，“我是誰，該怎樣活著”的問題，就是一個我身體的存在與人格的尊嚴怎麼在公共生活中得到承認的問題，而這種承認，又只能通過公共的交往與論爭、包容、理解等等與他人有關的概念才能得到理解。
本文為社會科學報第8版筆談“如何不負此生”專題特約稿，將於近日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