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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黎巴嫩“21世紀的第一場戰爭”,看中東動盪的真正源頭

《南瓜花》馬蒂·弗裡德曼(著) , 中信出版集團, 2017年1月15日

以色列人紀念逝者是很有想法的:自然死亡的名人, 像什麼政要、將軍、科學家,

一般只是一塊隆重而簡單的石碑, 黑黑的, 規格形狀往往都一致;非正常死亡的人, 被恐怖分子炸死的, 在事件發生地會有一個統一的雕塑, 鐫上姓名, 重要人物比如死於刺殺的前總理拉賓, 得到一個奇特的雕塑:底下一個三角棱錐, 頂上嵌著另一個三角棱錐, 但看上去頂上那個不太穩, 歪的, 仿佛會掉下來似的, 似乎在提醒人們從拉賓遇刺中反思他當年的和平決策;還有陣亡的軍人, 他們有自己的墓園, 但在陣亡地又會有各種單獨的紀念碑, 用石頭做成, 形狀各異。

以色列北方的一個基布茲, 名叫達夫納, 矗著73塊石灰岩, 圍繞著一個圓形的池子, 每塊石頭一人來高, 都粗糙得像是沒有打磨過, 一眼看去各有各的儀態和表情,

會讓人想起《雅典學園》或是中國傳說中五百羅漢之類的圖景。 一道渠將明鏡一樣的圓池同周圍的地面分了開來, 一些石灰岩倒映在池表, 像人一樣注視著自己的影子。

這奇特的組合讓人思索。 73塊石頭是73個軍人的生命, 他們既非死於敵人之手, 也不是自然亡故:他們死於一場意外事故。 粗糙的模樣似乎暗示這之中的不明不白, 也可以理解為他們都還是未雕鑿成型的人——都是些中學剛畢業就被法定三年兵役強征入伍的大男孩。 圓池暗示了他們的世界才只有一點點大, 而且大多數時候, 都只是自己的投影。

馬蒂•弗裡德曼, 一位加拿大出生, 後入以色列籍的作家, 在他的《南瓜花:士兵的故事》中重現了這起事故的現場。

1997年初春的一個晚上, 達夫納基布茲的小墓地附近, 一名魚塘的守夜人正在巡邏, 忽聽空中有嗡嗡嗡的飛機聲響。 達夫納有著以色列北方基布茲的典型景觀:房子被茂密的松樹和桉樹所包圍, 這些樹都是當初的創業者為了消滅沼澤、固定水土而栽下的。 在歷次邊境衝突中, 這裡曾有村民死傷。 再往北去不遠, 就是以色列—黎巴嫩邊境, 飛機上載的士兵就是要到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據點去駐守的。 守夜人看到:

“空中兩個黑色的輪廓在暗淡的雲層下掠過。 其中一架飛行在另一架的左前方……它們正在靠近。 波弗特直升機的水準旋翼切入了阿維的直升機的底部, 砍斷了後者尾部的斜梯, 使它在黑夜中打轉。 阿維的背包飛出機艙,

最後遠遠地落入了但河的一條支流中……沒有了水準旋翼, 另一架直升機現在成了180米高空中裝滿活人的金屬箱。 它墜毀在那片墓地旁, 爆炸了。 ”

兩架飛機上的73人無一倖存, 阿維是死者之一, 他留下了日記, 他放在背包裡的書也被找到。 他有著知識份子的特點, 喜歡文學, 思維獨立, 在部隊裡, 他既不願做一個唯命是從的軍人, 毫無辨別力地接受軍方宣揚的大義, 也不肯出落得憤世嫉俗。 弗裡德曼寫道:

“他過著兩種平行的生活:他既是他自己, 也是時刻注意自己一舉一動與所思所想的觀察者……生活的改變由不得他, 但阿維並不接受這一點, 或者說, 他僅僅把這視為一種暫時的不公。 ”

弗裡德曼是心有戚戚, 因為他正是在73人死難的事故發生後被派到那個據點的,

據點被取名為“南瓜山”。 在弗裡德曼的夢中, 死難的阿維甚至可能是自己的某個分身。 他對這個人物傾注了克制的同情, 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對阿維的死負責:無論你為此憎恨誰, 憎恨軍隊, 憎恨真主党, 憎恨直升機的操作員, 憎恨政府, 理由都不充分。

像《南瓜花》這樣的書非常難寫。 《比利•林恩漫長的中場戰事》, 三言兩語可以把故事裡核心的張力說破, 因為阿富汗戰爭盡人皆知, 美國兵的境況同樣不出人意料。 然而《南瓜花》寫的卻是一場連個官方名字都沒有的戰爭, 對戰雙方的戰略目的都不清不楚。 1990年代以來, 巴以和談造就了一個歷史名詞:“奧斯陸協議”。 阿拉法特和拉賓在克林頓的左攬右抱下歷史性地握了手, 拉賓的老戰友和左膀右臂、時任以色列外長的西蒙•佩雷斯提出了“新中東”的構想,一系列事件讓以色列人看到了和平的希望。但現實中,以色列軍隊卻在黎巴嫩南部同真主党的遊擊隊做漫長而毫無意義的戰鬥。駐守在南瓜山的軍人,即便他們對每一次戰鬥都記憶猶新,但在那些日子裡,他們幾乎從以色列的公共記憶中消失了。

那麼,真主党又從何而來?還得往前交待。1982年,時任以色列總理的貝京和當時的國防部長沙龍一道發動了黎巴嫩戰爭,目的是打擊黎巴嫩境內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武裝,保衛北方邊境,但後來,什葉派穆斯林組織真主党出現,取代了巴解組織,成了以色列的敵人。真主党比巴勒斯坦人力量更強,裝備更精良,執行遊擊戰術更堅決高效。戰爭打到後來,雙方都沒能取得決定性的優勢,沒有一場勝利可以稱得上豪壯。以色列民眾對持續的傷亡牢騷不斷,要知道,在一個蕞爾小國,區區一個人的死都可能震動全國。

南瓜山據點就是黎巴嫩戰爭的副產品和後遺症。國際談判桌上,政要們揣著各自的用心共謀和平大計,而南瓜山的士兵們,面對的神出鬼沒的敵人根本就不是巴勒斯坦人;不僅如此,國內對和平的期望值高了,反而給了前線士兵以更大的壓力,因為他們得到的精神支援可能會更少。關於撤軍的議論在興起,讓士兵自己厭戰——本來軍旅生活就夠乏味的了,看守機器、列印檔案、洗碗疊被、站崗出操永遠不知道敵人會不會來、從哪裡來……順利結束兵役的年輕人,只要沒有繼續留在軍隊裡,多少都會養出一些憤世嫉俗的心態。

由於據點深入敵境,南瓜山像磁石一樣把真主党武裝的注意力都吸引了過來。為了防範路邊地雷的襲擊,國防軍才改用直升機運送士兵,誰想反而發生了慘劇。真主党人彈冠相慶,說這是對以作戰的一次大捷,以色列人顧不上這些,他們沉浸在哀傷之中。《南瓜花》中說,當時士兵拍集體照時,兩個人的腦袋之間都要留出足夠的空間,以便將來可以在空隙裡注明誰捐軀了,誰還活著,73人死難後,這個設計顯得很先知先覺。

以色列人是很重視檢視歷史的。2007年,一位名叫隆•勒歇姆的年輕以色列作家,憑一部紀實小說《波弗特》獲得了以色列最高文學獎項——薩丕爾文學獎。他還參與寫作了同名電影劇本,拍成的影片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提名。“波弗特”就是墜毀的兩架直升機之一。如今,弗裡德曼的《南瓜花》可望創下更大的銷售紀錄和國際影響。這本書避開了冗長的政策戰略分析,展示了事件發生前後眾多人物的面孔。弗裡德曼用安安靜靜的筆觸將讀者推到一系列問號之前:這場沒有被命名的戰爭,是不是應該被命名?它是必要的還是不可避免的?什麼是防禦?在南瓜山防禦敵人可能的進犯的士兵,他們應該被以怎樣一種方式記住和紀念?這漫長的防禦戰背後,軍方的決策是否得到過認真的檢討?那是一個易攻難守,一挨炮彈就免不了傷亡的山頂,在那裡駐軍是不是一個重大的失誤?軍方是否從一開始就該預計到未來將有一次窘迫的撤軍,且給了真主党以慶祝的機會?

撤軍令是2000年5月下達的,這算是當時的總理埃胡德•巴拉克的順應民意之舉(他能擊敗右翼候選人內塔尼亞胡當選總理,本身也是借了國內反戰運動的東風,甚至可以說受益於73條死去的生命),弗裡德曼的兵役也隨之結束。國家沒有給南瓜山的戰士授予任何勳章,他們是以色列“被羈絆在戰爭泥潭裡”的寫照,他們的無聊、困擾、疲憊、恐懼,以及一度“必須樂觀”,相信和平馬上就要到來,憑此來捱過崗位上的漫漫日夜,都隨著一起慘案的發生和最終撤軍的結果而被清零了。弗裡德曼說,“和平”在那個被奧斯陸協定照亮的時間段裡,還是一個可以熱情洋溢(而不是語帶諷刺)地去說出的詞彙。士兵們的人生之扉剛剛打開,不願對敵人懷抱多麼強烈的憎恨,正如他們不會多麼赤誠地去熱愛建國元勳和祖輩們牢牢捍衛的國土。

被以色列軍視為軍事安全區的“南瓜山”地圖,實際只有籃球場大小

在呼籲撤軍的運動中,最耀眼的明星是“四母運動”:一位名叫布魯麗亞的母親,她的兒子是73死難者之一,聯合了其他幾位年輕士兵的母親,在全國上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是她們,而不是總理巴拉克,成了促成撤軍的關鍵因素。但是,撤軍本身同樣是疑問手:民間意見可以插手“軍國大事”嗎?同情母親的人,響應她們的號召,把每一個戰士都看成是“孩子”,但是撤防之後,平民受到威脅的生命就不是生命了嗎?究竟是設防導致的犧牲多,還是撤防導致的犧牲多?在或此或彼的決策權衡中,可以進行如此冷酷的計算嗎?

這是一個絕大多數戰爭記憶都跟美國有關的世界,相對而言,弗裡德曼所描述的戰鬥似乎規模小得多,而且缺少被拍成大片的潛力。但他說,他和他的戰友們親歷的在黎巴嫩的戰鬥是21世紀的第一場戰爭,哪怕實際發生的時間是在20世紀末的幾年,它卻預演了“9•11”事件後,西方軍隊即將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遭遇的連綿不斷的戰鬥。

此外,2000年從黎撤軍後,僅僅過了4個月,第二次“因提法達”(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大暴動)爆發。第一次“因提法達”發生在1987年,當時被鎮壓下去,可是巴勒斯坦人的安置終究是以色列未能解決的歷史問題,當他們重新拿著石塊、酒瓶、土炸彈走上街頭,奧斯陸協議和“新中東”的藍圖事實上已告破產,而其時,以色列人還沒來得及從撤軍的結果中稍微松一口氣,還沒來得及清理一下黎巴嫩戰事的經驗教訓。

當初敗給巴拉克的內塔尼亞胡,已經在以色列總理的座位上坐了將近8年。雖然每天都挨駡,可是他的地位其實很穩固,因為正如《南瓜花》中所說,經歷了19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幻滅,如今的以色列人寧可相信以強硬武力保障的安全,鷹派的吃相是難看了點,卻好過總是不切實際的鴿派。真主党的威脅也從來沒有遠去過。2006年,它再度突襲以色列,讓國防軍措手不及,由此開啟的戰爭得到了官方的名稱:“第二次黎巴嫩戰爭”。但各方互相牽制的態勢比以往更明顯了,只是暫時都還沒把“必有一戰”的決念付諸行動。

“南瓜花”是個很有鄉土氣的詞,它指的是南瓜山據點的死難者——“花”指的是死人。非得有一個讓人恍然大悟的暗語,這本紀實作品才能成立,它寫的本質上是那些不可寫的東西,那些只能以沉默或被沉默所表現的人的內心。他們是事實上的犧牲品,儘管也能享受陣亡軍人的哀榮,而他們留下的創痕,還得更多的犧牲品來填滿。

拉賓的老戰友和左膀右臂、時任以色列外長的西蒙•佩雷斯提出了“新中東”的構想,一系列事件讓以色列人看到了和平的希望。但現實中,以色列軍隊卻在黎巴嫩南部同真主党的遊擊隊做漫長而毫無意義的戰鬥。駐守在南瓜山的軍人,即便他們對每一次戰鬥都記憶猶新,但在那些日子裡,他們幾乎從以色列的公共記憶中消失了。

那麼,真主党又從何而來?還得往前交待。1982年,時任以色列總理的貝京和當時的國防部長沙龍一道發動了黎巴嫩戰爭,目的是打擊黎巴嫩境內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武裝,保衛北方邊境,但後來,什葉派穆斯林組織真主党出現,取代了巴解組織,成了以色列的敵人。真主党比巴勒斯坦人力量更強,裝備更精良,執行遊擊戰術更堅決高效。戰爭打到後來,雙方都沒能取得決定性的優勢,沒有一場勝利可以稱得上豪壯。以色列民眾對持續的傷亡牢騷不斷,要知道,在一個蕞爾小國,區區一個人的死都可能震動全國。

南瓜山據點就是黎巴嫩戰爭的副產品和後遺症。國際談判桌上,政要們揣著各自的用心共謀和平大計,而南瓜山的士兵們,面對的神出鬼沒的敵人根本就不是巴勒斯坦人;不僅如此,國內對和平的期望值高了,反而給了前線士兵以更大的壓力,因為他們得到的精神支援可能會更少。關於撤軍的議論在興起,讓士兵自己厭戰——本來軍旅生活就夠乏味的了,看守機器、列印檔案、洗碗疊被、站崗出操永遠不知道敵人會不會來、從哪裡來……順利結束兵役的年輕人,只要沒有繼續留在軍隊裡,多少都會養出一些憤世嫉俗的心態。

由於據點深入敵境,南瓜山像磁石一樣把真主党武裝的注意力都吸引了過來。為了防範路邊地雷的襲擊,國防軍才改用直升機運送士兵,誰想反而發生了慘劇。真主党人彈冠相慶,說這是對以作戰的一次大捷,以色列人顧不上這些,他們沉浸在哀傷之中。《南瓜花》中說,當時士兵拍集體照時,兩個人的腦袋之間都要留出足夠的空間,以便將來可以在空隙裡注明誰捐軀了,誰還活著,73人死難後,這個設計顯得很先知先覺。

以色列人是很重視檢視歷史的。2007年,一位名叫隆•勒歇姆的年輕以色列作家,憑一部紀實小說《波弗特》獲得了以色列最高文學獎項——薩丕爾文學獎。他還參與寫作了同名電影劇本,拍成的影片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提名。“波弗特”就是墜毀的兩架直升機之一。如今,弗裡德曼的《南瓜花》可望創下更大的銷售紀錄和國際影響。這本書避開了冗長的政策戰略分析,展示了事件發生前後眾多人物的面孔。弗裡德曼用安安靜靜的筆觸將讀者推到一系列問號之前:這場沒有被命名的戰爭,是不是應該被命名?它是必要的還是不可避免的?什麼是防禦?在南瓜山防禦敵人可能的進犯的士兵,他們應該被以怎樣一種方式記住和紀念?這漫長的防禦戰背後,軍方的決策是否得到過認真的檢討?那是一個易攻難守,一挨炮彈就免不了傷亡的山頂,在那裡駐軍是不是一個重大的失誤?軍方是否從一開始就該預計到未來將有一次窘迫的撤軍,且給了真主党以慶祝的機會?

撤軍令是2000年5月下達的,這算是當時的總理埃胡德•巴拉克的順應民意之舉(他能擊敗右翼候選人內塔尼亞胡當選總理,本身也是借了國內反戰運動的東風,甚至可以說受益於73條死去的生命),弗裡德曼的兵役也隨之結束。國家沒有給南瓜山的戰士授予任何勳章,他們是以色列“被羈絆在戰爭泥潭裡”的寫照,他們的無聊、困擾、疲憊、恐懼,以及一度“必須樂觀”,相信和平馬上就要到來,憑此來捱過崗位上的漫漫日夜,都隨著一起慘案的發生和最終撤軍的結果而被清零了。弗裡德曼說,“和平”在那個被奧斯陸協定照亮的時間段裡,還是一個可以熱情洋溢(而不是語帶諷刺)地去說出的詞彙。士兵們的人生之扉剛剛打開,不願對敵人懷抱多麼強烈的憎恨,正如他們不會多麼赤誠地去熱愛建國元勳和祖輩們牢牢捍衛的國土。

被以色列軍視為軍事安全區的“南瓜山”地圖,實際只有籃球場大小

在呼籲撤軍的運動中,最耀眼的明星是“四母運動”:一位名叫布魯麗亞的母親,她的兒子是73死難者之一,聯合了其他幾位年輕士兵的母親,在全國上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是她們,而不是總理巴拉克,成了促成撤軍的關鍵因素。但是,撤軍本身同樣是疑問手:民間意見可以插手“軍國大事”嗎?同情母親的人,響應她們的號召,把每一個戰士都看成是“孩子”,但是撤防之後,平民受到威脅的生命就不是生命了嗎?究竟是設防導致的犧牲多,還是撤防導致的犧牲多?在或此或彼的決策權衡中,可以進行如此冷酷的計算嗎?

這是一個絕大多數戰爭記憶都跟美國有關的世界,相對而言,弗裡德曼所描述的戰鬥似乎規模小得多,而且缺少被拍成大片的潛力。但他說,他和他的戰友們親歷的在黎巴嫩的戰鬥是21世紀的第一場戰爭,哪怕實際發生的時間是在20世紀末的幾年,它卻預演了“9•11”事件後,西方軍隊即將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遭遇的連綿不斷的戰鬥。

此外,2000年從黎撤軍後,僅僅過了4個月,第二次“因提法達”(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大暴動)爆發。第一次“因提法達”發生在1987年,當時被鎮壓下去,可是巴勒斯坦人的安置終究是以色列未能解決的歷史問題,當他們重新拿著石塊、酒瓶、土炸彈走上街頭,奧斯陸協議和“新中東”的藍圖事實上已告破產,而其時,以色列人還沒來得及從撤軍的結果中稍微松一口氣,還沒來得及清理一下黎巴嫩戰事的經驗教訓。

當初敗給巴拉克的內塔尼亞胡,已經在以色列總理的座位上坐了將近8年。雖然每天都挨駡,可是他的地位其實很穩固,因為正如《南瓜花》中所說,經歷了19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幻滅,如今的以色列人寧可相信以強硬武力保障的安全,鷹派的吃相是難看了點,卻好過總是不切實際的鴿派。真主党的威脅也從來沒有遠去過。2006年,它再度突襲以色列,讓國防軍措手不及,由此開啟的戰爭得到了官方的名稱:“第二次黎巴嫩戰爭”。但各方互相牽制的態勢比以往更明顯了,只是暫時都還沒把“必有一戰”的決念付諸行動。

“南瓜花”是個很有鄉土氣的詞,它指的是南瓜山據點的死難者——“花”指的是死人。非得有一個讓人恍然大悟的暗語,這本紀實作品才能成立,它寫的本質上是那些不可寫的東西,那些只能以沉默或被沉默所表現的人的內心。他們是事實上的犧牲品,儘管也能享受陣亡軍人的哀榮,而他們留下的創痕,還得更多的犧牲品來填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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