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機構製作的影響因數2016年前20位元排名， 具體資料與實際情況略有出入
本報記者 劉力源
近年來， 針對科學出版巨頭愛思唯爾、愛思唯爾和威立（Wiley）三大國際出版集團瓜分，
而且， 現在也沒到變革的時候。 在學術界， 誰能破壞規則？只有那些大牛才有可能。 絕大部分人都在照著規則玩遊戲， 現在恰恰是那些對規則有談判地位的大人物， 他們沒有什麼改變的需要，
對於現在的這種學術出版格局， 應該承認， 它在最初也是受學界歡迎的， 隨後才開始異化， 這個過程有點像溫水煮青蛙， 逐漸地三大寡頭出現了， 成功地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之後它們開始坐地收錢。 對於三大寡頭， 學術界的人心裡很氣， 問題是這個事情不可逆， 回不到從前。 三大寡頭誕生的土壤是資本主義社會， 這些版面也好，
文匯報：學界抵制三大集團的聲音會否成為一種常態？針對荷蘭學者的抵制， 愛思唯爾做出了一些妥協， 比如逐步放開部分學術資源的免費閱覽許可權。 傳統學術出版會不會因為目前的一些抵制、訴求做出調整， 甚至於完全免費開放學術資源？
江曉原：目前這種三大出版集團坐擁天下的格局到底有多少人不滿，
當然， 人們都希望有更多免費的蛋糕， 如果把這個看成遙遠的趨勢， 我也不反對， 畢竟智慧財產權作為歷史概念總有一天會消失。 但當前， 舊有的制度很難改變， 也許會在有限的談判中討價還價，
文匯報：以後會否出現新的模式與三大集團分享市場甚至取代它們？
江曉原：這個跟當前學術出版承載的東西有關， 只要它還關聯著那麼多世俗的東西， 比如職稱、待遇等， 就很難被取代。
最近我一直在研究影響因數， 倒是形成了一套中國應對的思路， 我的建議是中國學者應該自己玩自己的， 不要跟著人家去轉。 我們沒理由強調我們的文章發在國外的高影響因數刊物上這件事。 學術刊物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學術交流， 而交流的目的無非是取長補短。 取長沒問題， 國外的“長處”英文雜誌上很容易看到， 但急著讓別人看你的東西是為什麼呢？得到他們的稱讚？我們希望在學術界有發言權， 那麼我們的刊物在國際上是不是應該有相應的聲譽？如果我們的刊物上永遠沒有第一流成果，第一流成果永遠在美國、英國的刊物上，我們的刊物怎麼會有發言權呢？而且我們的一些優秀成果也不為它們所接受：中科院院士丁仲禮曾在《中國科學》上發表多篇文章討論國際上關於減排的七個方案，經他計算沒有一個方案對中國是公平的，西方都想借此約束中國，勒住你的發展。這種文章在國外刊物上就不一定發得了。
按照我上面的思路，三大集團在國際上的壟斷地位也不會直接受到挑戰，但是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都這麼玩，它們的壟斷自然就會被架空。但是很多發展中國家都不肯這樣，還要反過來做。
《自然》《柳葉刀》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刊物
文匯報：費用高昂是愛思唯爾被詬病的原因之一。作為學術刊物，為何費用可以定得如此之高？
江曉原：這個費用確實很高。僅僅是發佈SCI影響因數的集團——科學情報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國內某著名大學每年購買他們的情報產品就需要200多萬人民幣。如果中國有1000所這樣的大學，這個數字就非常可觀。
但我們必須對三大集團下的這些雜誌有正確的瞭解。現在影響因數遊戲玩得最好的雜誌，以《自然》為例，它本身就是營利性的商業雜誌，並不是國內理解的那種學術刊物。國內很多人想當然地將《自然》想像成一個樣子，畢竟它頂著“頂級學術雜誌”的光環，但事實上很多對它頂禮膜拜的人從來沒有看過其內容。只要看過就知道，《自然》根本就不是人們想像中的科學雜誌，它18個欄目中只有3個欄目登所謂的學術文章，剩下的全都是非學術文本，包括各種各樣的娛樂八卦。我之所以編了兩本《自然》雜誌科幻小說集，就是想挑上面最極端的文本讓大家看清它的原貌——這樣一個雜誌根本不是
所謂的“學術公器”。再比如業內聲譽極高的《柳葉刀》（Lancet），其非學術文本的占比還要大。
符合我們想像的學術刊物，比如大學學報，有兩個重要特點：擁有由校內外專家組成的編委會、實行獨立審稿制。文章是否選用最終由編委會定奪，而非編輯部。另外學術刊物實行匿名審稿制，收到的投稿會送到專家手上審改，這是國際學術刊物的通行做法。但，恰恰影響因數排名前20位的刊物中，至少一半不是這樣的，《自然》排位影響因數前10名多年，《柳葉刀》排名一直在《自然》前面，這次位居第四，還有《新英格蘭醫學雜誌》（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這次是第二，它們都屬於兩栖刊物，刊載內容包括學術和非學術兩個部分。其次《自然》沒有編委會，其現任主編對媒體說得特別清楚，他們從來不設編委會，文章發不發由編輯決定，《自然》旗下所有雜誌都是如此。也就是說，影響因數前20名中的9本《自然》旗下雜誌都沒有編委會，而沒有編委會就不是學術公器。
國內沒有所謂的兩栖雜誌，要麼就都是科普文章，要麼就是學術文本。
文匯報：是否《自然》影響最大的主刊現在主要面對公眾，更科普更娛樂一些，但憑藉主刊的聲譽，目前衍生了一系列各個領域的子刊，供大家發學術文章？
江曉原：你的猜測很有道理。我給你舉一個例子：《自然》的一個子刊《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目前的影響因數是12，2015年它發表了3192篇論文，在它官網上寫得清清楚楚：每篇文章收費5200美元（折合33000多元人民幣）。3192×33000=……別數數了，超過人民幣1億元。你看，發學術文章同樣可以很賺錢啊。
文匯報：可是在學界，兩栖雜誌的影響某種程度上甚至超出了“學術公器”。
江曉原：這是因為《科學》《自然》《柳葉刀》等兩栖雜誌都是影響因數遊戲的積極參與者，發佈影響因數排名的尤金·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2017年2月26日去世）甚至為了這些雜誌修改影響因數的定義，使得定義對它們有利。在這個遊戲裡，這些兩栖雜誌常年位居高位，名次之間稍有浮動，使得我們很多人以為它們“學術”得不得了。就這個問題，我想說國內的圖書情報行業還沒有對西方的遊戲玩法稍作考察。
一般而言，學術界比較在乎的雜誌，比如今天被SCI收錄的8778種雜誌，絕大部分確實是學術雜誌，但20來個頂級玩家裡只有極個別是老老實實的學術雜誌。玩好影響因數遊戲有兩條路：
一條是剛才提到的兩栖化道路，這也是公眾知道《自然》這些雜誌的原因——它們有很多欄目本來就是公眾可以接受的非學術文章，相較之下那些非常嚴肅的學術公器在公眾中就鮮有知名度了。
還有一條就是“綜述為王”，加菲爾德很早就發現如果在學報上發表一篇綜述文章（Review），引用率會非常高，於是就有一些雜誌發越來越多的綜述文章，有的雜誌甚至全部都是綜述——前20名玩家中，有10家是綜述雜誌。全世界影響因數最高的刊物，影響因數達到137點的就是一本醫學類側重綜述的雜誌，每期只靠其
中一篇關於癌症的綜述，支撐其驚人的影響因數數值。癌症是全世界醫學領域的人都關注的事，因此被引用的次數很高。國內的學報認為這類文章不是我們想像中的article，所以很少登。
我們的評價體系要求科研人員在高影響因數刊物上發論文，這必然使得人們把目光更多地投注在那些頂級玩家身上。但是，我們現在連影響因數的公式都沒理解對，網上流傳的版本都是錯的，加菲爾德的JCR報告每年都會把影響因數的公式陳述一遍，清清楚楚，並不是我們現在以為的這個公式。
文匯報：錯誤的公式為何會流傳下來？
江曉原：這可能是因為國內搞科技情報的人一般受過一點科學訓練，但普遍缺乏史學訓練。科學訓練通常叫我們看最新的東西，而不要求看原始文本；而對於一個受過史學訓練的人來說，文本的原初形式當然是要考察的。我們當初介入影響因數這件事，自然會看最初定義的文本是怎麼給的，為什麼在三年後修改了定義並一直沿用至今。影響因數的公式已經改了幾十年了，但國內的圖書情報人員並未注意到，還在使用最初的公式。如果考察仔細一點就會發現前後兩個公式中關於分母的措辭是不一樣的，它們背後有明確的定義，涉及的數學含義是完全不一樣的。
起初一個刊物的影響因數就是把這個刊物上前兩年發表的文章在當年出現的引用次數作為分子，文章數作為分母，但是按照這個定義，《自然》《科學》這些雜誌的成績都不太理想，這兩本刊物是加菲爾德發起影響因數遊戲的重要推手，很多相關文章都是發在這兩本刊物上的。因此加菲爾德就修改了定義，將分母變成“引用項”的數量，比如《自然》18個欄目只有3個是引用項，分母變小，影響因數就變大了。定義改過後，《自然》等雜誌的排序就上升了，《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排位一下子提升了100位，更重要的是，有人意識到只要把學術文章（即“引用項”）登得少一點，影響因數就會高，於是這些頂級玩家全都在減少學術文章的篇數，《自然》《科學》《柳葉刀》《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等等全都如此，這就是兩栖化雜誌玩轉影響因數遊戲的奧妙所在。而我們國內所有的學術雜誌幾乎沒有任何非學術文本，分母就是文章的總篇數，這麼老老實實去玩，怎麼玩得過人家？
高影響因數的刊物都在國外，於是受我們的評價標準的影響，我們中國科學家的優秀成果全都跑到國外去了。現在我們國內自己的科學雜誌，第一流的成果不可能發在上面，因為中文雜誌不可能進入SCI，影響因數就無從談起，時間一長，國內的期刊就會越來越萎縮，自廢武功。所以很多國家都在批評影響因數這個事情，認為這個遊戲對本國的科學出版是有害的。
智慧財產權是一個歷史性概念
文匯報：學術出版曾是推動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您認為目前的模式對科學發展的作用是推動還是掣肘？
江曉原：最初的學術雜誌就是皇家學會會刊之類的雜誌，是同人雜誌，英國皇家學會的科學家印製了雜誌分發給大家，共用知識、瞭解科學，這都是在非常純粹的狀態下進行的，誰也沒打算拿著雜誌掙錢，那時的學術雜誌的確是推動了科學的傳播。但是到了今天，這些事情都已經靠後，發文章更多是為了能在大學升職稱，而出版社登文章是為了雜誌賺錢——學術文章發表每一個環節都要花錢，這說明資本已經成功地在學術出版鏈條裡佔據了地位。
這種三家寡頭壟斷大部分學術資源的局面，總的來說對當前科學的發展沒有好處。我一直都帶著一種批判的眼光看科學及其共同體，現在的科學共同體不再是一群無私地拿自己的科學知識為人類做貢獻的人，而是一夥拿自己的科學知識為自己謀利益的人，所以他們首先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做的很多事情，公眾不能理解，那是因為公眾對科學的態度還停留在純真年代，至少在中學課堂人們接受到的資訊都是科學是美好的，科學家是崇高的、無私的，但其實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不是這樣。這樣一來就有個錯位，當你把他們想像成一個美好群體的時候，也把這個群體的運作機制想像成一件純潔的事情——比如科學家在刊物上發表文章，是為了交流知識，讓文章造福世人——最初我們對科學刊物所有的想像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但今天的現實是，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玩“遊戲”，通過此舉讓自己獲利，科學雜誌在其中扮演的是一個收費競技場的角色。
文匯報：您怎麼看Sci-Hub這種基於志願者共用的免費論文搜尋引擎？
江曉原：Sci-Hub這種搜尋引擎說穿了就是盜版，在現有的情況下是難以持久的，因為它沒有任何營利，現在運轉只是靠大家學雷鋒的熱情，這種支撐是沒法長久的。相反，被抵制的傳統出版社倒是可以長久，因為各方都在這個遊戲中找到了自己的利益。
文匯報：事實上，Sci-Hub的存在為學者取閱文章、交流觀點提供了一些方便，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科學的傳播，但有人提出，學術文章是智慧財產權產品，如果開放免費就是對智慧財產權的漠視，您怎麼看？
江曉原：智慧財產權這個概念是個歷史性的概念，它不會萬古長存，早先的時候沒有，以後也會消失。現在有很多人搞出一點科學成就，就想用它來掙錢，這跟純真年代的科學完全不一樣，過去的科學家的確因為科學發現獲得了聲譽和國家的供養，但這並不是直接拿知識換錢。但是智慧財產權的概念介入後，就要求用知識直接換錢，阿爾·戈爾（Al Gore）的《未來》裡提到一位美國科學家發明了某種兒童疫苗，於是有人想當然地認為這個發明可以獲得高額利潤，就問科學家專利是否在本人手裡，事實上這位科學家並未拿疫苗申請專利，因此他回答，專利在美國人民手裡，並反問那個打聽的人，你能向太陽要專利費嗎，畢竟地球上的一切能源都來自太陽。這個科學家是真的活在科學的純真年代，他覺得他的科學知識就是用來造福人類的。
智慧財產權概念的誕生離不開資本主義背景，這個階段出現時，大家都赤裸裸地搶錢，總得有個遊戲規則，使爭奪變得文明，於是人們設計出一個專利的概念，承認發明人在專利有效期內可以掙錢。專利上有期限這一設計，仍然表明了制度設計者有那麼點良心，至少覺得很多知識是人類的共同財產，而不是一個家族的搖錢樹。
版面費的存在是學術“過度繁榮”的一個表現
文匯報：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下學術刊物版面費的情況？據我們所知，學術刊物的評審人為了保持中立，並不會收取費用，也就是說發表文章和閱讀文章的費用最後都是落入學術出版集團的口袋，這種雙重收費的模式是如何產生的？
江曉原：版面費在西方學術界大部分情況下是收的，你在我這裡發文章，就要交一筆錢。國內有一些刊物收費，也有一些不收，還有一些刊物採取的做法是因人而異。目前國內學者做科研向國家或者機構申請資助，其中就會包括一筆錢給學者發表文章用。有部分刊物會以稿費的形式返還一小部分，可以忽略不計。再說到審稿費，審閱的人可能會拿到一點點費用，但非常少，這是國內的做法。國外的刊物審稿大多是沒有錢的，對許多學者來說，審稿更多是一種學術榮譽。總的來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環境以及考量到自身不同的財政狀況，刊物做法不太一樣。
版面費最初是從國外學來的。當這東西出現的時候，意味著學術已經開始變味了，至少在某種意義上，學術論文已經供大於求。出版商想獲得資源，公眾想看到知識，因而出版商掏錢買來文章出版，讀者再掏錢買來看，這是一個合理的邏輯。但是逆過來，就說明供過於求。知識爆炸的大背景下，相比雜誌對文章的需求，提供知識的人需要借雜誌發文進而升職的需求更大，某種程度上就說明了“學術”資源過剩。
文匯報：如何理解學術資源過剩？
江曉原：任何事情都是有極限的，全球能夠消費的學術肯定也是有限的，不可能無限制膨脹下去。那麼多大學，那麼多老師和博士全都在發論文，有那麼多刊物給你發嗎？現在除了SCI的8778種刊物，進不了SCI的刊物更多，早就過了供等於求的臨界點。這麼多年裡，雖然我們刊物的總量沒有增加，但是高校學報普遍都增加了版面，從季刊變成了雙月刊，甚至變成了月刊，每一期的頁數也都增加了。我念研究生的時候雜誌普遍很薄，那個年代你從事的領域大概有三四種刊物，在閱覽室裡每一期都從頭到尾看一遍是做得到的，現在刊物多，文章也多。在供大於求的過程中，很多東西都異化了，學者的文章承載了太多世俗內容，這個時候刊物處於有利地位，理所當然地收起了版面費，甚至有一些刊物做起了權力尋租的勾當。
就我心目中的理想狀態而言，現在的學術出版規模可能過大了，超出了我們的需要，國內國外都是如此。在我心目中的理想狀態裡，無論高校還是研究機構應是個金字塔，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水準，處在不同的層次上，這樣社會才是有序的。這個觀點帶著某種精英主義，也許有些人不太喜歡。
不過到底怎樣才算“過度繁榮”，很難判斷，很難獲得共識，這種事情可能最後都得依賴看不見的手來調節。調節的過程中，你看到的永遠都是不完美，因為它一直圍著那個完美的狀態在波動。
那麼我們的刊物在國際上是不是應該有相應的聲譽？如果我們的刊物上永遠沒有第一流成果，第一流成果永遠在美國、英國的刊物上，我們的刊物怎麼會有發言權呢？而且我們的一些優秀成果也不為它們所接受：中科院院士丁仲禮曾在《中國科學》上發表多篇文章討論國際上關於減排的七個方案，經他計算沒有一個方案對中國是公平的，西方都想借此約束中國，勒住你的發展。這種文章在國外刊物上就不一定發得了。按照我上面的思路，三大集團在國際上的壟斷地位也不會直接受到挑戰，但是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都這麼玩，它們的壟斷自然就會被架空。但是很多發展中國家都不肯這樣，還要反過來做。
《自然》《柳葉刀》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刊物
文匯報：費用高昂是愛思唯爾被詬病的原因之一。作為學術刊物，為何費用可以定得如此之高？
江曉原：這個費用確實很高。僅僅是發佈SCI影響因數的集團——科學情報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國內某著名大學每年購買他們的情報產品就需要200多萬人民幣。如果中國有1000所這樣的大學，這個數字就非常可觀。
但我們必須對三大集團下的這些雜誌有正確的瞭解。現在影響因數遊戲玩得最好的雜誌，以《自然》為例，它本身就是營利性的商業雜誌，並不是國內理解的那種學術刊物。國內很多人想當然地將《自然》想像成一個樣子，畢竟它頂著“頂級學術雜誌”的光環，但事實上很多對它頂禮膜拜的人從來沒有看過其內容。只要看過就知道，《自然》根本就不是人們想像中的科學雜誌，它18個欄目中只有3個欄目登所謂的學術文章，剩下的全都是非學術文本，包括各種各樣的娛樂八卦。我之所以編了兩本《自然》雜誌科幻小說集，就是想挑上面最極端的文本讓大家看清它的原貌——這樣一個雜誌根本不是
所謂的“學術公器”。再比如業內聲譽極高的《柳葉刀》（Lancet），其非學術文本的占比還要大。
符合我們想像的學術刊物，比如大學學報，有兩個重要特點：擁有由校內外專家組成的編委會、實行獨立審稿制。文章是否選用最終由編委會定奪，而非編輯部。另外學術刊物實行匿名審稿制，收到的投稿會送到專家手上審改，這是國際學術刊物的通行做法。但，恰恰影響因數排名前20位的刊物中，至少一半不是這樣的，《自然》排位影響因數前10名多年，《柳葉刀》排名一直在《自然》前面，這次位居第四，還有《新英格蘭醫學雜誌》（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這次是第二，它們都屬於兩栖刊物，刊載內容包括學術和非學術兩個部分。其次《自然》沒有編委會，其現任主編對媒體說得特別清楚，他們從來不設編委會，文章發不發由編輯決定，《自然》旗下所有雜誌都是如此。也就是說，影響因數前20名中的9本《自然》旗下雜誌都沒有編委會，而沒有編委會就不是學術公器。
國內沒有所謂的兩栖雜誌，要麼就都是科普文章，要麼就是學術文本。
文匯報：是否《自然》影響最大的主刊現在主要面對公眾，更科普更娛樂一些，但憑藉主刊的聲譽，目前衍生了一系列各個領域的子刊，供大家發學術文章？
江曉原：你的猜測很有道理。我給你舉一個例子：《自然》的一個子刊《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目前的影響因數是12，2015年它發表了3192篇論文，在它官網上寫得清清楚楚：每篇文章收費5200美元（折合33000多元人民幣）。3192×33000=……別數數了，超過人民幣1億元。你看，發學術文章同樣可以很賺錢啊。
文匯報：可是在學界，兩栖雜誌的影響某種程度上甚至超出了“學術公器”。
江曉原：這是因為《科學》《自然》《柳葉刀》等兩栖雜誌都是影響因數遊戲的積極參與者，發佈影響因數排名的尤金·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2017年2月26日去世）甚至為了這些雜誌修改影響因數的定義，使得定義對它們有利。在這個遊戲裡，這些兩栖雜誌常年位居高位，名次之間稍有浮動，使得我們很多人以為它們“學術”得不得了。就這個問題，我想說國內的圖書情報行業還沒有對西方的遊戲玩法稍作考察。
一般而言，學術界比較在乎的雜誌，比如今天被SCI收錄的8778種雜誌，絕大部分確實是學術雜誌，但20來個頂級玩家裡只有極個別是老老實實的學術雜誌。玩好影響因數遊戲有兩條路：
一條是剛才提到的兩栖化道路，這也是公眾知道《自然》這些雜誌的原因——它們有很多欄目本來就是公眾可以接受的非學術文章，相較之下那些非常嚴肅的學術公器在公眾中就鮮有知名度了。
還有一條就是“綜述為王”，加菲爾德很早就發現如果在學報上發表一篇綜述文章（Review），引用率會非常高，於是就有一些雜誌發越來越多的綜述文章，有的雜誌甚至全部都是綜述——前20名玩家中，有10家是綜述雜誌。全世界影響因數最高的刊物，影響因數達到137點的就是一本醫學類側重綜述的雜誌，每期只靠其
中一篇關於癌症的綜述，支撐其驚人的影響因數數值。癌症是全世界醫學領域的人都關注的事，因此被引用的次數很高。國內的學報認為這類文章不是我們想像中的article，所以很少登。
我們的評價體系要求科研人員在高影響因數刊物上發論文，這必然使得人們把目光更多地投注在那些頂級玩家身上。但是，我們現在連影響因數的公式都沒理解對，網上流傳的版本都是錯的，加菲爾德的JCR報告每年都會把影響因數的公式陳述一遍，清清楚楚，並不是我們現在以為的這個公式。
文匯報：錯誤的公式為何會流傳下來？
江曉原：這可能是因為國內搞科技情報的人一般受過一點科學訓練，但普遍缺乏史學訓練。科學訓練通常叫我們看最新的東西，而不要求看原始文本；而對於一個受過史學訓練的人來說，文本的原初形式當然是要考察的。我們當初介入影響因數這件事，自然會看最初定義的文本是怎麼給的，為什麼在三年後修改了定義並一直沿用至今。影響因數的公式已經改了幾十年了，但國內的圖書情報人員並未注意到，還在使用最初的公式。如果考察仔細一點就會發現前後兩個公式中關於分母的措辭是不一樣的，它們背後有明確的定義，涉及的數學含義是完全不一樣的。
起初一個刊物的影響因數就是把這個刊物上前兩年發表的文章在當年出現的引用次數作為分子，文章數作為分母，但是按照這個定義，《自然》《科學》這些雜誌的成績都不太理想，這兩本刊物是加菲爾德發起影響因數遊戲的重要推手，很多相關文章都是發在這兩本刊物上的。因此加菲爾德就修改了定義，將分母變成“引用項”的數量，比如《自然》18個欄目只有3個是引用項，分母變小，影響因數就變大了。定義改過後，《自然》等雜誌的排序就上升了，《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排位一下子提升了100位，更重要的是，有人意識到只要把學術文章（即“引用項”）登得少一點，影響因數就會高，於是這些頂級玩家全都在減少學術文章的篇數，《自然》《科學》《柳葉刀》《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等等全都如此，這就是兩栖化雜誌玩轉影響因數遊戲的奧妙所在。而我們國內所有的學術雜誌幾乎沒有任何非學術文本，分母就是文章的總篇數，這麼老老實實去玩，怎麼玩得過人家？
高影響因數的刊物都在國外，於是受我們的評價標準的影響，我們中國科學家的優秀成果全都跑到國外去了。現在我們國內自己的科學雜誌，第一流的成果不可能發在上面，因為中文雜誌不可能進入SCI，影響因數就無從談起，時間一長，國內的期刊就會越來越萎縮，自廢武功。所以很多國家都在批評影響因數這個事情，認為這個遊戲對本國的科學出版是有害的。
智慧財產權是一個歷史性概念
文匯報：學術出版曾是推動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您認為目前的模式對科學發展的作用是推動還是掣肘？
江曉原：最初的學術雜誌就是皇家學會會刊之類的雜誌，是同人雜誌，英國皇家學會的科學家印製了雜誌分發給大家，共用知識、瞭解科學，這都是在非常純粹的狀態下進行的，誰也沒打算拿著雜誌掙錢，那時的學術雜誌的確是推動了科學的傳播。但是到了今天，這些事情都已經靠後，發文章更多是為了能在大學升職稱，而出版社登文章是為了雜誌賺錢——學術文章發表每一個環節都要花錢，這說明資本已經成功地在學術出版鏈條裡佔據了地位。
這種三家寡頭壟斷大部分學術資源的局面，總的來說對當前科學的發展沒有好處。我一直都帶著一種批判的眼光看科學及其共同體，現在的科學共同體不再是一群無私地拿自己的科學知識為人類做貢獻的人，而是一夥拿自己的科學知識為自己謀利益的人，所以他們首先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做的很多事情，公眾不能理解，那是因為公眾對科學的態度還停留在純真年代，至少在中學課堂人們接受到的資訊都是科學是美好的，科學家是崇高的、無私的，但其實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不是這樣。這樣一來就有個錯位，當你把他們想像成一個美好群體的時候，也把這個群體的運作機制想像成一件純潔的事情——比如科學家在刊物上發表文章，是為了交流知識，讓文章造福世人——最初我們對科學刊物所有的想像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但今天的現實是，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玩“遊戲”，通過此舉讓自己獲利，科學雜誌在其中扮演的是一個收費競技場的角色。
文匯報：您怎麼看Sci-Hub這種基於志願者共用的免費論文搜尋引擎？
江曉原：Sci-Hub這種搜尋引擎說穿了就是盜版，在現有的情況下是難以持久的，因為它沒有任何營利，現在運轉只是靠大家學雷鋒的熱情，這種支撐是沒法長久的。相反，被抵制的傳統出版社倒是可以長久，因為各方都在這個遊戲中找到了自己的利益。
文匯報：事實上，Sci-Hub的存在為學者取閱文章、交流觀點提供了一些方便，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科學的傳播，但有人提出，學術文章是智慧財產權產品，如果開放免費就是對智慧財產權的漠視，您怎麼看？
江曉原：智慧財產權這個概念是個歷史性的概念，它不會萬古長存，早先的時候沒有，以後也會消失。現在有很多人搞出一點科學成就，就想用它來掙錢，這跟純真年代的科學完全不一樣，過去的科學家的確因為科學發現獲得了聲譽和國家的供養，但這並不是直接拿知識換錢。但是智慧財產權的概念介入後，就要求用知識直接換錢，阿爾·戈爾（Al Gore）的《未來》裡提到一位美國科學家發明了某種兒童疫苗，於是有人想當然地認為這個發明可以獲得高額利潤，就問科學家專利是否在本人手裡，事實上這位科學家並未拿疫苗申請專利，因此他回答，專利在美國人民手裡，並反問那個打聽的人，你能向太陽要專利費嗎，畢竟地球上的一切能源都來自太陽。這個科學家是真的活在科學的純真年代，他覺得他的科學知識就是用來造福人類的。
智慧財產權概念的誕生離不開資本主義背景，這個階段出現時，大家都赤裸裸地搶錢，總得有個遊戲規則，使爭奪變得文明，於是人們設計出一個專利的概念，承認發明人在專利有效期內可以掙錢。專利上有期限這一設計，仍然表明了制度設計者有那麼點良心，至少覺得很多知識是人類的共同財產，而不是一個家族的搖錢樹。
版面費的存在是學術“過度繁榮”的一個表現
文匯報：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下學術刊物版面費的情況？據我們所知，學術刊物的評審人為了保持中立，並不會收取費用，也就是說發表文章和閱讀文章的費用最後都是落入學術出版集團的口袋，這種雙重收費的模式是如何產生的？
江曉原：版面費在西方學術界大部分情況下是收的，你在我這裡發文章，就要交一筆錢。國內有一些刊物收費，也有一些不收，還有一些刊物採取的做法是因人而異。目前國內學者做科研向國家或者機構申請資助，其中就會包括一筆錢給學者發表文章用。有部分刊物會以稿費的形式返還一小部分，可以忽略不計。再說到審稿費，審閱的人可能會拿到一點點費用，但非常少，這是國內的做法。國外的刊物審稿大多是沒有錢的，對許多學者來說，審稿更多是一種學術榮譽。總的來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環境以及考量到自身不同的財政狀況，刊物做法不太一樣。
版面費最初是從國外學來的。當這東西出現的時候，意味著學術已經開始變味了，至少在某種意義上，學術論文已經供大於求。出版商想獲得資源，公眾想看到知識，因而出版商掏錢買來文章出版，讀者再掏錢買來看，這是一個合理的邏輯。但是逆過來，就說明供過於求。知識爆炸的大背景下，相比雜誌對文章的需求，提供知識的人需要借雜誌發文進而升職的需求更大，某種程度上就說明了“學術”資源過剩。
文匯報：如何理解學術資源過剩？
江曉原：任何事情都是有極限的，全球能夠消費的學術肯定也是有限的，不可能無限制膨脹下去。那麼多大學，那麼多老師和博士全都在發論文，有那麼多刊物給你發嗎？現在除了SCI的8778種刊物，進不了SCI的刊物更多，早就過了供等於求的臨界點。這麼多年裡，雖然我們刊物的總量沒有增加，但是高校學報普遍都增加了版面，從季刊變成了雙月刊，甚至變成了月刊，每一期的頁數也都增加了。我念研究生的時候雜誌普遍很薄，那個年代你從事的領域大概有三四種刊物，在閱覽室裡每一期都從頭到尾看一遍是做得到的，現在刊物多，文章也多。在供大於求的過程中，很多東西都異化了，學者的文章承載了太多世俗內容，這個時候刊物處於有利地位，理所當然地收起了版面費，甚至有一些刊物做起了權力尋租的勾當。
就我心目中的理想狀態而言，現在的學術出版規模可能過大了，超出了我們的需要，國內國外都是如此。在我心目中的理想狀態裡，無論高校還是研究機構應是個金字塔，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水準，處在不同的層次上，這樣社會才是有序的。這個觀點帶著某種精英主義，也許有些人不太喜歡。
不過到底怎樣才算“過度繁榮”，很難判斷，很難獲得共識，這種事情可能最後都得依賴看不見的手來調節。調節的過程中，你看到的永遠都是不完美，因為它一直圍著那個完美的狀態在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