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因長期致力於推動中國科學和教育事業的發展而為世人稱道。 那麼， 李政道的報國之舉是如何得以實現的？當然， 這首先歸因於李政道的赤子之心、遠見卓識和出色的動員能力。 但是， 這也離不開中國國家領導人的鼎力支持， 鄧小平就是最大的支持者。
中國必須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
李政道第一次見到鄧小平是在“文革”後期的1974年。 這年5月， 李政道作為美籍華裔著名科學家第二次回到祖國。 5月24日， 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李政道全家。 這次接見， 不僅鄧小平參加了，
鄧小平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李政道的正式交往， 從目前可考的資料來看， 是在1979年春鄧小平訪美期間。 據李政道回憶：“第二次見到小平先生是1979年在美國， 在那次中美間高級領導人的會晤中， 科技合作是很重要的方面， 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被寫進了雙方協議中。 ”李政道這裡提到的“高能物理”， 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重點發展的科學領域之一，
從1979年到1989年的11年間， 鄧小平作為國家領導人共會見李政道13次， 除1989年的會見內容不涉及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外， 其餘10次會見所談話題均涉及對撞機工程建設問題， 由此可見鄧小平對這一重大工程的重視。 不僅如此， 李政道還通過給鄧小平寫信的方式，
李政道陪同鄧小平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
中國為什麼要搞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這一耗資巨大的科學工程呢？鄧小平曾在兩個場合從不同角度回應了這個在當時頗有爭議的問題。
李政道在回顧中國高能物理事業的發展時， 高度評價鄧小平給予的巨大支援：“總結起來， 真正結束中國高能物理發展徘徊狀況的人是鄧小平。 據我所知， 在決定正負電子對撞機要不要上的最後時刻， 他以政治家的氣魄分析說， 要麼就不幹， 要麼就堅決地幹， 不能總是猶豫不決。 ”“正是小平先生的親自過問， 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才成為世界上少有的完全達到原設計要求的設施。 沒有小平先生，就不會有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
CUSPEA項目曾被認為是“喪權辱國”
鄧小平和李政道交往的另外一個重要主題就是如何更好更快地培養中國現代化建設急需的科技人才。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認識到，十年“文革”已經造成人才斷檔，科技發展停滯，中國要搞改革開放，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沒有一大批高素質的人才不行。因此，鄧小平複出後最關心、最先抓的工作就包括教育和科學工作。而李政道出於職業敏感性，最關心的也是祖國的教育問題。“文革”結束後，李政道將為祖國培養人才的想法付諸了實踐，並得到了鄧小平的讚賞和支持。
第一件事是鄧小平充分肯定李政道借助美國的研究力量為中國培養高能物理人才。“文革”結束後，中國決定研製質子高能加速器，史稱“八七工程”。儘管李政道對該工程的方案有不同看法，但還是積極支持中國的決定。他敏銳地認識到，國內人才缺乏，如果中國決定搞加速器建設，就必須重視人才尤其是實驗人才的培養。在李政道看來，利用美國各大學和國家實驗室進行培養，是非常有效的途徑。
1978年1月8日，李政道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寫信，提出了《關於培養高能實驗物理學者的一些建議》，得到了中國政府的肯定。經過李政道的聯絡，中國向美國布魯克黑文國家實驗室、費米國家實驗室和斯坦福直線加速器中心等美國五大實驗室和部分大學派出了40多名學者，這批學者研修結束回國後，在我國粒子物理和後來的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建設中發揮了骨幹作用。因為李政道在促成這些學者赴美學習中的特殊作用，這些學者被稱作“李政道學者”。1979年4月15日，鄧小平在會見李政道時，李政道介紹了“李政道學者”的選撥、學習等相關情況，得到了鄧小平的充分肯定。
第二件事是鄧小平讚賞李政道回國講學，為國內科學界“補課”。1978年底，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錢三強致函李政道，希望他能在第二年年初來北京“短期工作”，向中國科學家講授“粒子物理”和“統計力學”，幫助中國科學家瞭解世界高能物理的最新進展。1979年3月，李政道應邀回國講學，全國60多所大學和30多所科研院所的500多名科學家參加了李政道的授課，整個授課持續近兩個月。這件事因時機特殊、各方高度重視、持續時間長、受眾面廣、講學效果好等因素，影響非常大。4月15日，鄧小平會見李政道時就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聽說你的講學很緊張，一天要忙十幾個小時，頂得住嗎？大家都反映你講得很好，反響很強烈。不談感謝了，你也不需要我們感謝。你做出的貢獻很大。”鄧小平的這番話無疑是對李政道的高度讚賞。
第三件事是鄧小平力挺李政道開創的著名的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專案（簡稱CUSPEA）。1979年春李政道回國講課時發現，不少學生很有培養前途，於是他便萌發了選拔優秀學子赴美深造讀研究生的想法。他向中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方毅、嚴濟慈、錢三強等有關方面領導人的全力支持，遂成CUSPEA。關於CUSPEA的前因後果，在此不贅述。需要強調的是，CUSPEA啟動時，並非一帆風順。相反，海外華人和國內有關方面對該專案的實施有著不同的看法，甚至反對的聲音還很強烈。正是在鄧小平的支持下，CUSPEA才化險為夷。
事情的起因是，一位知名海外華人給中國領導人和有關方面寫信，極力反對CUSPEA項目，認為這個項目“喪權辱國”，“比19世紀末20世紀初半殖民地都不如”；國內的反對意見，一方面是擔憂優秀人才的流失，另一方面是擔心物理方面的留學人才太多容易造成將來國內學科發展的不平衡。由於內外兩方面的不同聲音，致使CUSPEA的相關工作停滯下來。面對有可能夭折的CUSPEA專案，李政道立即回國做解釋工作，他首先向方毅、萬里等主管科技和教育事業的領導人說明情況並得到了他們的大力支持。但在1980年代初，面對被扣上“喪權辱國”大帽子的是非問題，最權威的評判者無疑是鄧小平。1981年12月25日，鄧小平再次會見李政道，在談及CUSPEA時，鄧小平說：“這是件大好事，你們談定了就行了，就照你們談定的辦。”據葉銘漢院士回憶，面對有人提出的可能導致優秀人才流失的擔憂，“傳說當時鄧小平說過，就是只有10%回來也很好嘛”。就這樣，在鄧小平的鼎力支持下，各方面統一了對CUSPEA的認識，使該專案得以順利運行。事實證明，CUSPEA非常成功，在專案運行的10年時間裡，近千名中國學子赴美學習，影響深遠。
博士後制度與國家自科基金的創建
1980年代，對於中國而言是一個打破束縛、全面改革的時代。鄧小平這一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借助海外華人的“外力”推動了一系列改革，尤其是科教領域的改革。比如，他與李政道的交往，就直接推動了多項科教政策改革，中國博士後制度的建立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的成立就是典型代表。
推動中國博士後制度的創建，起因是為更好地使用CUSPEA專案學成回國的優秀留學生。1983年3月初，李政道給鄧小平、方毅等領導人寫信提出：“近幾年來國內派出留學生學科學的頗多，因出國時均皆年輕，得博士學位回來後恐怕需要一段時間使他們瞭解國內現狀，亦使國內研究所瞭解他們的情況，這樣才可充分發揮他們的力量。‘科研流動站’可幫助解決一部分這類問題。”可見，李政道最初是建議在國內設立科研流動站，並沒有明確提出設立博士後流動站的概念，不過從李政道建議的內容來看，其實就是博士後流動站的運作模式。3月9日，鄧小平接見李政道，在談到科技教育問題時鄧小平對李政道說：“你提的建立科研流動站的建議我已看到。我們也設想過很多方案，但沒有那麼具體。”這表明，鄧小平對李政道的建議是認可的，而且中央高層也在考慮要在這方面推進改革。然而，囿於各種原因，設立科研流動站的動議並沒有立即付諸實施，一年多的時間裡並無進展，對此，1984年5月21日鄧小平會見李政道時，李政道說：“去年我已提出建流動站，方毅國務委員給我寫信說已交科委辦理，但今年來具體行動還沒有。”
1984年5月16日，李政道再次向鄧小平等領導人寫信，明確提出在國內設立博士後的建議，並詳細陳述了設立博士後流動站的重要性和操作辦法，認為要通過博士後流動站培養人才並造成人才流動，“這種人才是人才結構中必需的重要的一部分”，“建議在科技和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中，促成此事”。5月21日，鄧小平接見李政道，在李政道再次提出要在中國國內培養博士後和建立博士後流動站的建議時，鄧小平給予了明確的支持：“博士後，對我來說，是新事物、新名詞，我第一次聽到。成千上萬的人回來是很大的問題，我們現在對回來的人不曉得怎樣使用。設立博士後流動站，是一個新的方法，這個方法很好。”鄧小平還當場責成主管領導和有關部門儘快予以落實。就這樣，在鄧小平的支持下，由李政道倡議的博士後制度于1985年開始在國內實施。
李政道在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成立大會上
在1986年之前，中國沒有國家層面的自然科學基金，僅有1982年開始實施的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然而，這個基金只面向中科院內部，並不面向全國，因而其缺陷是非常明顯的。
李政道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積極推動者。據他自己回憶：“出於促成全國自然科學基金制度的建立，在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裡，我便盡力收集了一些發達國家有關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機構的資料，提供給科學院的領導者們參考研究，並且多次向中央領導提出了有關建議。記得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成立前近一年的時候，在1985年7月3日和7月12日兩次給小平先生的信中，我都提出了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意見。”
1985年7月16日，鄧小平接見李政道，會談中李政道再次提出，希望儘快建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並由第一流科學家負責，為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提供經費保障，鄧小平回應說：“這是一個新方法，我們沒有經驗。但只要是新的事物，管它對不對，管它成功不成功，試驗一下。”鄧小平還當場指示有關部門給予落實。就這樣，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得以成立，並於1986年初正式運行。
鄧小平為什麼那麼重視李政道的建議？
鄧小平與李政道的互動交流不拘形式，有單獨接見、共同接見、書信交流、相關批示、現場交流等多種方式和途徑。僅就面對面的會見而言，根據筆者的考證，從1974年到1989年，鄧小平與李政道至少會見14次；1979年至1989年的11年間，鄧小平年年會見李政道（1982年除外），有時一年還不止會見1次，1984年二人的會見更是達到3次之多。在海外華人中，能夠如此頻繁受到鄧小平的接見與高規格禮遇，僅李政道一人！
1980年代前後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的肇始，如何改革、怎樣開放，都是全新的偉大事業，需要中國人摸著石頭過河。在從封閉走向開放的過程中，全新的偉大事業急需向全世界“借智”，而積極聽取、吸收海外華人傑出科學家的意見和建議，推動相關領域的先行先試，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辦法和選擇。鄧小平之所以如此重視與李政道等海外華人交往交流，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正是時代呼喚的結果。
另一方面，李政道都是在他熟悉的科技和教育領域向鄧小平建言獻策，強烈的報國意願、傑出科學家的遠見卓識、豐富的科學實踐經歷、對世界科教事業發展的深刻把握，使得李政道能夠針對中國的情況和國際發展趨勢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見和建議，因此效果非常好。實踐證明，這些建議都是符合中國改革開放發展需要的，而這又反過來提升了李政道建言獻策的分量，實現了良性迴圈。或許，這可以解釋鄧小平為什麼如此頻繁地接見李政道並高度重視他的意見和建議。
（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員）
參考文獻
[1]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1975—1997）》[M]，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2]李政道：《李政道文選（科學與人文）》[M]，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
[3]李政道：《李政道文錄》[M]，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
[4]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李政道教授八十華誕文集》[M]，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
[5]吳塘、柳懷祖：《CUSPEA十年（第二版）》[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沒有小平先生，就不會有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CUSPEA項目曾被認為是“喪權辱國”
鄧小平和李政道交往的另外一個重要主題就是如何更好更快地培養中國現代化建設急需的科技人才。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認識到，十年“文革”已經造成人才斷檔，科技發展停滯，中國要搞改革開放，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沒有一大批高素質的人才不行。因此，鄧小平複出後最關心、最先抓的工作就包括教育和科學工作。而李政道出於職業敏感性，最關心的也是祖國的教育問題。“文革”結束後，李政道將為祖國培養人才的想法付諸了實踐，並得到了鄧小平的讚賞和支持。
第一件事是鄧小平充分肯定李政道借助美國的研究力量為中國培養高能物理人才。“文革”結束後，中國決定研製質子高能加速器，史稱“八七工程”。儘管李政道對該工程的方案有不同看法，但還是積極支持中國的決定。他敏銳地認識到，國內人才缺乏，如果中國決定搞加速器建設，就必須重視人才尤其是實驗人才的培養。在李政道看來，利用美國各大學和國家實驗室進行培養，是非常有效的途徑。
1978年1月8日，李政道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寫信，提出了《關於培養高能實驗物理學者的一些建議》，得到了中國政府的肯定。經過李政道的聯絡，中國向美國布魯克黑文國家實驗室、費米國家實驗室和斯坦福直線加速器中心等美國五大實驗室和部分大學派出了40多名學者，這批學者研修結束回國後，在我國粒子物理和後來的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建設中發揮了骨幹作用。因為李政道在促成這些學者赴美學習中的特殊作用，這些學者被稱作“李政道學者”。1979年4月15日，鄧小平在會見李政道時，李政道介紹了“李政道學者”的選撥、學習等相關情況，得到了鄧小平的充分肯定。
第二件事是鄧小平讚賞李政道回國講學，為國內科學界“補課”。1978年底，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錢三強致函李政道，希望他能在第二年年初來北京“短期工作”，向中國科學家講授“粒子物理”和“統計力學”，幫助中國科學家瞭解世界高能物理的最新進展。1979年3月，李政道應邀回國講學，全國60多所大學和30多所科研院所的500多名科學家參加了李政道的授課，整個授課持續近兩個月。這件事因時機特殊、各方高度重視、持續時間長、受眾面廣、講學效果好等因素，影響非常大。4月15日，鄧小平會見李政道時就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聽說你的講學很緊張，一天要忙十幾個小時，頂得住嗎？大家都反映你講得很好，反響很強烈。不談感謝了，你也不需要我們感謝。你做出的貢獻很大。”鄧小平的這番話無疑是對李政道的高度讚賞。
第三件事是鄧小平力挺李政道開創的著名的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專案（簡稱CUSPEA）。1979年春李政道回國講課時發現，不少學生很有培養前途，於是他便萌發了選拔優秀學子赴美深造讀研究生的想法。他向中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方毅、嚴濟慈、錢三強等有關方面領導人的全力支持，遂成CUSPEA。關於CUSPEA的前因後果，在此不贅述。需要強調的是，CUSPEA啟動時，並非一帆風順。相反，海外華人和國內有關方面對該專案的實施有著不同的看法，甚至反對的聲音還很強烈。正是在鄧小平的支持下，CUSPEA才化險為夷。
事情的起因是，一位知名海外華人給中國領導人和有關方面寫信，極力反對CUSPEA項目，認為這個項目“喪權辱國”，“比19世紀末20世紀初半殖民地都不如”；國內的反對意見，一方面是擔憂優秀人才的流失，另一方面是擔心物理方面的留學人才太多容易造成將來國內學科發展的不平衡。由於內外兩方面的不同聲音，致使CUSPEA的相關工作停滯下來。面對有可能夭折的CUSPEA專案，李政道立即回國做解釋工作，他首先向方毅、萬里等主管科技和教育事業的領導人說明情況並得到了他們的大力支持。但在1980年代初，面對被扣上“喪權辱國”大帽子的是非問題，最權威的評判者無疑是鄧小平。1981年12月25日，鄧小平再次會見李政道，在談及CUSPEA時，鄧小平說：“這是件大好事，你們談定了就行了，就照你們談定的辦。”據葉銘漢院士回憶，面對有人提出的可能導致優秀人才流失的擔憂，“傳說當時鄧小平說過，就是只有10%回來也很好嘛”。就這樣，在鄧小平的鼎力支持下，各方面統一了對CUSPEA的認識，使該專案得以順利運行。事實證明，CUSPEA非常成功，在專案運行的10年時間裡，近千名中國學子赴美學習，影響深遠。
博士後制度與國家自科基金的創建
1980年代，對於中國而言是一個打破束縛、全面改革的時代。鄧小平這一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借助海外華人的“外力”推動了一系列改革，尤其是科教領域的改革。比如，他與李政道的交往，就直接推動了多項科教政策改革，中國博士後制度的建立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的成立就是典型代表。
推動中國博士後制度的創建，起因是為更好地使用CUSPEA專案學成回國的優秀留學生。1983年3月初，李政道給鄧小平、方毅等領導人寫信提出：“近幾年來國內派出留學生學科學的頗多，因出國時均皆年輕，得博士學位回來後恐怕需要一段時間使他們瞭解國內現狀，亦使國內研究所瞭解他們的情況，這樣才可充分發揮他們的力量。‘科研流動站’可幫助解決一部分這類問題。”可見，李政道最初是建議在國內設立科研流動站，並沒有明確提出設立博士後流動站的概念，不過從李政道建議的內容來看，其實就是博士後流動站的運作模式。3月9日，鄧小平接見李政道，在談到科技教育問題時鄧小平對李政道說：“你提的建立科研流動站的建議我已看到。我們也設想過很多方案，但沒有那麼具體。”這表明，鄧小平對李政道的建議是認可的，而且中央高層也在考慮要在這方面推進改革。然而，囿於各種原因，設立科研流動站的動議並沒有立即付諸實施，一年多的時間裡並無進展，對此，1984年5月21日鄧小平會見李政道時，李政道說：“去年我已提出建流動站，方毅國務委員給我寫信說已交科委辦理，但今年來具體行動還沒有。”
1984年5月16日，李政道再次向鄧小平等領導人寫信，明確提出在國內設立博士後的建議，並詳細陳述了設立博士後流動站的重要性和操作辦法，認為要通過博士後流動站培養人才並造成人才流動，“這種人才是人才結構中必需的重要的一部分”，“建議在科技和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中，促成此事”。5月21日，鄧小平接見李政道，在李政道再次提出要在中國國內培養博士後和建立博士後流動站的建議時，鄧小平給予了明確的支持：“博士後，對我來說，是新事物、新名詞，我第一次聽到。成千上萬的人回來是很大的問題，我們現在對回來的人不曉得怎樣使用。設立博士後流動站，是一個新的方法，這個方法很好。”鄧小平還當場責成主管領導和有關部門儘快予以落實。就這樣，在鄧小平的支持下，由李政道倡議的博士後制度于1985年開始在國內實施。
李政道在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成立大會上
在1986年之前，中國沒有國家層面的自然科學基金，僅有1982年開始實施的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然而，這個基金只面向中科院內部，並不面向全國，因而其缺陷是非常明顯的。
李政道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積極推動者。據他自己回憶：“出於促成全國自然科學基金制度的建立，在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裡，我便盡力收集了一些發達國家有關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機構的資料，提供給科學院的領導者們參考研究，並且多次向中央領導提出了有關建議。記得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成立前近一年的時候，在1985年7月3日和7月12日兩次給小平先生的信中，我都提出了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意見。”
1985年7月16日，鄧小平接見李政道，會談中李政道再次提出，希望儘快建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並由第一流科學家負責，為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提供經費保障，鄧小平回應說：“這是一個新方法，我們沒有經驗。但只要是新的事物，管它對不對，管它成功不成功，試驗一下。”鄧小平還當場指示有關部門給予落實。就這樣，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得以成立，並於1986年初正式運行。
鄧小平為什麼那麼重視李政道的建議？
鄧小平與李政道的互動交流不拘形式，有單獨接見、共同接見、書信交流、相關批示、現場交流等多種方式和途徑。僅就面對面的會見而言，根據筆者的考證，從1974年到1989年，鄧小平與李政道至少會見14次；1979年至1989年的11年間，鄧小平年年會見李政道（1982年除外），有時一年還不止會見1次，1984年二人的會見更是達到3次之多。在海外華人中，能夠如此頻繁受到鄧小平的接見與高規格禮遇，僅李政道一人！
1980年代前後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的肇始，如何改革、怎樣開放，都是全新的偉大事業，需要中國人摸著石頭過河。在從封閉走向開放的過程中，全新的偉大事業急需向全世界“借智”，而積極聽取、吸收海外華人傑出科學家的意見和建議，推動相關領域的先行先試，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辦法和選擇。鄧小平之所以如此重視與李政道等海外華人交往交流，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正是時代呼喚的結果。
另一方面，李政道都是在他熟悉的科技和教育領域向鄧小平建言獻策，強烈的報國意願、傑出科學家的遠見卓識、豐富的科學實踐經歷、對世界科教事業發展的深刻把握，使得李政道能夠針對中國的情況和國際發展趨勢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見和建議，因此效果非常好。實踐證明，這些建議都是符合中國改革開放發展需要的，而這又反過來提升了李政道建言獻策的分量，實現了良性迴圈。或許，這可以解釋鄧小平為什麼如此頻繁地接見李政道並高度重視他的意見和建議。
（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員）
參考文獻
[1]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1975—1997）》[M]，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2]李政道：《李政道文選（科學與人文）》[M]，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
[3]李政道：《李政道文錄》[M]，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
[4]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李政道教授八十華誕文集》[M]，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
[5]吳塘、柳懷祖：《CUSPEA十年（第二版）》[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