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印人黨在2014的全國大選中大勝， 勢如破竹的組成了1984年以來首個單獨多數政府， 但莫迪卻仍無法染指聯邦院（議會上院）的多數席位， 這導致其在立法問題上頻頻受阻， 在勞工改革、征地改革等關鍵改革議題上尤是如此。 此次印人党在北方邦立法會選舉的勝利則發出新的強烈信號：印人黨的時代可能真的要來了。
儘管印人黨目前仍無法把北方邦大勝立刻轉化為聯邦院中的優勢地位，
無論莫迪的目標將如何實現， 單從印人党目前所蘊含的空前政治動能來看， 這一雄心壯志就不可小覷。 印人党背後的國民志願團體系（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Parivar）提供內部嚴密組織和意識形態戰鬥力， 再加上莫迪深化改革、啟動經濟的“發展主義”提供外部合法性， 印人黨對於其他政黨的優勢地位會進一步鞏固，
1國民志願團帶來的嚴密組織和意識形態戰鬥力
印人黨能夠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國民志願團體系”為其提供的組織架構功不可沒。 印人黨背後的志願團有龐大而嚴密的全國性組織， 具備了某些“列寧黨”的特徵：以印度教民族主義為意識形態指引， 以數萬專職幹部（Pracharaks）為核心， 志願團在全國城鄉發展了5萬多個活躍的支部（Shakhas）， 吸收了超過6百萬志願者（Swayamsevaks）， 並建立了包括工會（Bhalatiya Mazdoor Sangh）、農會（Bharatiya Kisan Sangh）、婦聯（Rashtra Sevika Samiti）、學聯（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宗教協會（Vishva Hindu Parishad）等在內的社會統戰組織。 通過委派幹部、動員志願者、串聯附屬組織等方式， 志願團使印人黨在全國範圍內獲得了遠超一般政黨的組織凝聚力、資源動員力和意識形態號召力。
反觀印人党的對手， 有的具有全國性的組織， 但卻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內核， 如國大黨；有的具有意識形態核心， 但活動範圍卻局限一隅， 如濕婆軍、泰盧固之鄉黨等地方黨；有的既有全國性機構也有意識形態內核， 但卻沒有廣泛的民意基礎， 如印度共產黨等左翼黨。
在這種情況下， 依託志願團的印人黨就顯示出了極大的優勢：以改良後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為意識形態核心， 進行對內整合與對外宣傳；通過全國性樹狀組織進行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的全國性調配；通過龐大的附屬組織和統一戰線進行廣泛群眾工作和政治動員。 例如在此次北方邦選舉期間， 印人黨每天派出幾千人次的志願者（Swayamsevaks）“群眾工作隊”挨家挨戶走訪宣講，
與群眾動員工作相比， 國民志願團對於印人黨更為關鍵的支撐來自幹部隊伍。 與尋求謀取政治利益或經濟利益的政客官員不同， 國民志願團的專職幹部隊（Pracharaks）政治素質極高。 一般來說， 志願團的專職幹部必須是志願者中“久經考驗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戰士”， 其中一項基本要求便是要宣誓為組織奮鬥終身， 且終身不娶(Vairagya Awastha)。
在印度教的宗教感召和民族主義的使命召喚下， 這些專職幹部有著很強的奉獻精神， 他們往往不領取工資和福利， 僅靠生活補貼過活；他們也具有很強的自律精神， 以印度教苦行僧的要求節制飲食、娛樂，這也是印人党領導層得以維持“廉潔奉公”形象的原因；同時這些幹部也具備很強的組織領導能力，他們常常要負責多個支部（Shakhas）組織協調工作，還常常被外派、借調到志願團的附屬組織中主持工作。例如，莫迪就曾是志願團的外派幹部，而除他之外印人黨高層也大多具有志願團背景。與依靠家族王朝政治、狹隘族群認同、裙帶庇護尋租上臺的常見印度政客相比，志願團這一批忠於信仰、嚴於律己、甘於奉獻的幹部使印人党獲得了堅強的組織內核。
印人党幹部作為“先鋒隊”，在選民群眾中發揮了強大執行力和動員力，因此印人黨得以實施更為靈活精准的策略。例如，在北方邦選舉中，國大黨由於組織能力欠佳，只能通過與社會黨（The Samajwadi Party）結盟的辦法，“曲線爭取”中低種姓選民，但是涉及黨際協調，效果極差；而受惠於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印人黨繞過了社會黨等“族群代理人”，直接用現有組織結構對接目標族群，進而實施有針對性的政治動員，因此在這些族群中獲得極高的得票率。
2志願團的策略之爭
既然國民志願團能為印人黨提供如此強大的支援，那為什麼印人黨直到最近幾年才強勢崛起呢？其實國民志願團和印人黨的政治合作關係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志願團多次轉型的結果。
國民志願團于1925年在那格普爾創立，當初創立的宗旨即是通過“印度教徒個人修行、印度斯坦社會團結、印度文明復興”，使印度徹底擺脫800年來遭受外來殖民統治的命運。然而，和其他民族主義組織大相徑庭，志願團創始人赫德格爾（Hedgewar）嚴重懷疑和排斥政黨政治，認為這些活動使人工於心計、自甘墮落，因此志願團對於自上而下的國家建設和政治動員並不熱心。與此相反，志願團立志自下而上推進工作，因此便在全國各地設立了眾多的支部（Shakhas），希望通過對信徒個人進行宗教灌輸、體能鍛煉、意志塑造，來達到整合印度社會文化的目的，最終完成印度文明復興的使命。
由於其強烈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和潛在暴力傾向，志願團曾於1947年和1948年兩度被禁。在聖雄甘地遭前印度教極端分子（同時也是前志願團成員）暗殺以後，印度政府逮捕了志願團首腦，並頒佈了第二次取締令。雖然此後志願團恢復行動自由，但作為交換條件，國民志願只能作為“文化組織”存在，嚴禁插足政治。因此，雖然志願團意識到政治是獲取資源和保護的關鍵，卻始終無法作為整體直接參與其中。此後，雖然人民黨、印人黨等政黨都有志願團背景，但是志願團的幹部和志願者只能通過個人名義進行政治活動。
除了組織限制以外，意識形態也是印度教民族主義團體當時難獲廣泛政治支持的原因。雖然主張“印度教是印度社會跨越語言、民族、階層、種姓的最大公約數”和“印度教大團結”，但是志願團在社會割裂的背景下卻難以得到回應：穆斯林、基督徒被歸為“異類”，自然不會支持志願團；賤民、中低種姓雖然在印度教範疇之內，卻在經濟社會條件上處於嚴重的不利地位，不願支援保守的志願團；各地民族雖然信奉印度教，但其族群認同遠強于宗教，根本無需借重志願團；甚至印度教中上層當時也更傾心于繼承了殖民貴族衣缽的國大黨，而不是帶有極端色彩的志願團。
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國大黨頒佈《曼德爾報告》，印人黨和志願團才迎來轉機。國大黨的這份報告旨在通過配額優惠、財政補貼等方式扶持包括賤民在內的“列表種姓”、包括部落民在內的“列表部落”和包括大量中低種姓“其他落後種姓”，以此鞏固這些族群的票倉。但是，這卻導致印度中產階級和中上層種姓在考學、招工中遭遇了嚴重的“逆向歧視”，在失望之下，他們開始大規模轉投主張取消優惠、平等競爭的印人黨。與此同時，1990年以後頻發的宗教騷亂和社群矛盾——包括拆毀巴布裡清真寺而引發大規模暴亂的“摩羅回歸運動”——也使得很多印度教信眾轉向從宗教特色鮮明的印人黨和志願團。
在這樣的背景下，代表了中上層種姓的“婆羅門（Brahmin）”和中產階級的“班尼亞（Baniya，小商販）”就成了印人黨依賴的基本盤。因為這些群體的文化保守和宗教傳統傾向與志願團的意識形態相容，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志願團在這些群體中新發展了大量支部、志願者和幹部，時至今日他們已經成為印人黨和志願團體系的核心力量。儘管志願團掌握的政治能量不斷積累，但是直到2013年志願團才顯露出明確的政治意圖，宣佈將開始主動利用其支部、志願者和附屬社會組織為印人黨奪取全國政權服務。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志願團第一次明確表示要把“個人-社會-國家”的個人修行，與“國家-社會-個人”的奪取政權結合起來，正式統一“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方針路線。
3莫迪的“發展主義”與黨團矛盾
既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雙管齊下能夠發揮最佳效果，那為什麼志願團直到2013年才最終明確宣佈全面支持印人黨？原因在於在此之前，印人黨“奪取政權”的目標與志願團“改造社會”的目標並非完美相容。
例如，志願團要取消“分裂社會”的種姓配額和少數族群優惠政策，但是迫于選票壓力印人黨必須對這些政策採取策略性支持；志願團要新建印度教神廟，但是印人黨為了不激怒其他族群大多採取模棱兩可的平衡政策……一方面，如果志願團貿然全面支持印人黨，則會導致其內部分裂，尤其是那些忠於“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核心幹部極有可能選擇退出；另一方面，印人黨如果貿然全面倒向志願團，狹隘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不但很難贏得選民的廣泛支持，還有可能因其暴力和極端屬性帶來嚴重的負面效果。
此時，莫迪以“深化改革、發展經濟”為論調的“發展主義”的出現，調和了印人黨和志願團之間的矛盾。莫迪的“發展主義”是強調增量的“做蛋糕”理論，而不是強調存量的“分蛋糕”理論，因此印人黨的政策就可以繞過複雜的現存利益格局，也就避免了黨團之間產生矛盾。例如，雖然志願團在意識形態上強調“印度教社群大團結”，但並沒有提出相應的經濟和社會措施加以落實，但是莫迪卻通過發展大型基礎設施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真正踐行了志願團的普惠式理想——大河漲水小河滿，無論婆羅門、中低種姓、少數民族還是賤民都可以在經濟發展種分得一杯羹。
在這種情況下，印人党一方面利用志願團提供的幹部、志願者、群眾組織和支部，獲得嚴密的組織和強大的意識形態戰鬥力，另一方面通過強調深化改革、發展經濟帶來的“績效合法性”廣泛吸引選民支持，擴大群眾基礎。莫迪在古吉拉特執擔任首席部長期間，這種組織形態與發展主義相結合的做法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這可能也是志願團在大選之前的2013年決定公開支持印人黨的原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莫迪憑藉“發展主義”化解了黨團之間的主要矛盾，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黨團之間能夠全面消除分歧。近年來，隨著印人黨執政基礎的擴大，印人黨和志願團兩邊已經出現了不少質疑和反對聲。
例如，志願團內的堅定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認為莫迪的政策對於穆斯林、基督徒、外國人過於軟弱，如果莫迪繼續實施這種“投降主義”，印人黨將改旗易幟而“黨不將黨”；同時，印人黨內也有人認為莫迪過於依賴志願團，導致印人黨背上了“極端主義”的黑鍋，如果不與志願團進行切割，封閉僵化的印人党將被選民拋棄。莫迪的發展主義也不可避免地觸及了一些志願團附屬群眾組織的利益，例如志願團控制的工會（Bhalatiya Mazdoor Sangh）就成為了莫迪勞工改革政策最激烈的反對者。此外，一些宗教色彩濃重的地方聯盟小黨，也出現了脫離印人黨的舉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馬哈拉斯特拉邦的濕婆軍。
當黨內出現質疑和否定，一般印度政黨因為組織鬆散、意識形態薄弱，往往不了了之，最後難逃分裂。但是印人黨卻體現出了很高的組織紀律性，在莫迪和志願團首腦的推動下“整黨”舉動並不鮮見。例如，果阿邦的志願團領導人就曾因為反對印人党對基督建設教堂的寬容政策而被志願團開除。這雖然表明莫迪有能力根據核心意志執行黨紀，但是這種舉動無疑會傷害印人党賴以立業的核心意識形態集團。印人黨執政過程中，如何在泛爭取支持的同時，保持意識形態核心的戰鬥力和組織度，這是莫迪面臨的一大挑戰。
4結語
正如北方邦選舉所示，在嚴密的意識形態內核和強有力的“發展主義”敘事的共同作用下，莫迪領銜的印人党面對傳統競爭對手已經取得了明顯的優勢。但是，莫迪能否憑藉這一優勢開啟一個屬於印人黨的新時代，則既取決於他能否將“發展主義”落到實處，用績效來維持和擴大支持面，也取決於能否保持其意識形態內核的組織度和先進性，以此落實改革舉措和維持社會動員。
原文載於《世界知識》雜誌2017年第8期
主編郵箱：xinshuping@pangoal.cn
以印度教苦行僧的要求節制飲食、娛樂，這也是印人党領導層得以維持“廉潔奉公”形象的原因；同時這些幹部也具備很強的組織領導能力，他們常常要負責多個支部（Shakhas）組織協調工作，還常常被外派、借調到志願團的附屬組織中主持工作。例如，莫迪就曾是志願團的外派幹部，而除他之外印人黨高層也大多具有志願團背景。與依靠家族王朝政治、狹隘族群認同、裙帶庇護尋租上臺的常見印度政客相比，志願團這一批忠於信仰、嚴於律己、甘於奉獻的幹部使印人党獲得了堅強的組織內核。印人党幹部作為“先鋒隊”，在選民群眾中發揮了強大執行力和動員力，因此印人黨得以實施更為靈活精准的策略。例如，在北方邦選舉中，國大黨由於組織能力欠佳，只能通過與社會黨（The Samajwadi Party）結盟的辦法，“曲線爭取”中低種姓選民，但是涉及黨際協調，效果極差；而受惠於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印人黨繞過了社會黨等“族群代理人”，直接用現有組織結構對接目標族群，進而實施有針對性的政治動員，因此在這些族群中獲得極高的得票率。
2志願團的策略之爭
既然國民志願團能為印人黨提供如此強大的支援，那為什麼印人黨直到最近幾年才強勢崛起呢？其實國民志願團和印人黨的政治合作關係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志願團多次轉型的結果。
國民志願團于1925年在那格普爾創立，當初創立的宗旨即是通過“印度教徒個人修行、印度斯坦社會團結、印度文明復興”，使印度徹底擺脫800年來遭受外來殖民統治的命運。然而，和其他民族主義組織大相徑庭，志願團創始人赫德格爾（Hedgewar）嚴重懷疑和排斥政黨政治，認為這些活動使人工於心計、自甘墮落，因此志願團對於自上而下的國家建設和政治動員並不熱心。與此相反，志願團立志自下而上推進工作，因此便在全國各地設立了眾多的支部（Shakhas），希望通過對信徒個人進行宗教灌輸、體能鍛煉、意志塑造，來達到整合印度社會文化的目的，最終完成印度文明復興的使命。
由於其強烈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和潛在暴力傾向，志願團曾於1947年和1948年兩度被禁。在聖雄甘地遭前印度教極端分子（同時也是前志願團成員）暗殺以後，印度政府逮捕了志願團首腦，並頒佈了第二次取締令。雖然此後志願團恢復行動自由，但作為交換條件，國民志願只能作為“文化組織”存在，嚴禁插足政治。因此，雖然志願團意識到政治是獲取資源和保護的關鍵，卻始終無法作為整體直接參與其中。此後，雖然人民黨、印人黨等政黨都有志願團背景，但是志願團的幹部和志願者只能通過個人名義進行政治活動。
除了組織限制以外，意識形態也是印度教民族主義團體當時難獲廣泛政治支持的原因。雖然主張“印度教是印度社會跨越語言、民族、階層、種姓的最大公約數”和“印度教大團結”，但是志願團在社會割裂的背景下卻難以得到回應：穆斯林、基督徒被歸為“異類”，自然不會支持志願團；賤民、中低種姓雖然在印度教範疇之內，卻在經濟社會條件上處於嚴重的不利地位，不願支援保守的志願團；各地民族雖然信奉印度教，但其族群認同遠強于宗教，根本無需借重志願團；甚至印度教中上層當時也更傾心于繼承了殖民貴族衣缽的國大黨，而不是帶有極端色彩的志願團。
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國大黨頒佈《曼德爾報告》，印人黨和志願團才迎來轉機。國大黨的這份報告旨在通過配額優惠、財政補貼等方式扶持包括賤民在內的“列表種姓”、包括部落民在內的“列表部落”和包括大量中低種姓“其他落後種姓”，以此鞏固這些族群的票倉。但是，這卻導致印度中產階級和中上層種姓在考學、招工中遭遇了嚴重的“逆向歧視”，在失望之下，他們開始大規模轉投主張取消優惠、平等競爭的印人黨。與此同時，1990年以後頻發的宗教騷亂和社群矛盾——包括拆毀巴布裡清真寺而引發大規模暴亂的“摩羅回歸運動”——也使得很多印度教信眾轉向從宗教特色鮮明的印人黨和志願團。
在這樣的背景下，代表了中上層種姓的“婆羅門（Brahmin）”和中產階級的“班尼亞（Baniya，小商販）”就成了印人黨依賴的基本盤。因為這些群體的文化保守和宗教傳統傾向與志願團的意識形態相容，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志願團在這些群體中新發展了大量支部、志願者和幹部，時至今日他們已經成為印人黨和志願團體系的核心力量。儘管志願團掌握的政治能量不斷積累，但是直到2013年志願團才顯露出明確的政治意圖，宣佈將開始主動利用其支部、志願者和附屬社會組織為印人黨奪取全國政權服務。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志願團第一次明確表示要把“個人-社會-國家”的個人修行，與“國家-社會-個人”的奪取政權結合起來，正式統一“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方針路線。
3莫迪的“發展主義”與黨團矛盾
既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雙管齊下能夠發揮最佳效果，那為什麼志願團直到2013年才最終明確宣佈全面支持印人黨？原因在於在此之前，印人黨“奪取政權”的目標與志願團“改造社會”的目標並非完美相容。
例如，志願團要取消“分裂社會”的種姓配額和少數族群優惠政策，但是迫于選票壓力印人黨必須對這些政策採取策略性支持；志願團要新建印度教神廟，但是印人黨為了不激怒其他族群大多採取模棱兩可的平衡政策……一方面，如果志願團貿然全面支持印人黨，則會導致其內部分裂，尤其是那些忠於“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核心幹部極有可能選擇退出；另一方面，印人黨如果貿然全面倒向志願團，狹隘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不但很難贏得選民的廣泛支持，還有可能因其暴力和極端屬性帶來嚴重的負面效果。
此時，莫迪以“深化改革、發展經濟”為論調的“發展主義”的出現，調和了印人黨和志願團之間的矛盾。莫迪的“發展主義”是強調增量的“做蛋糕”理論，而不是強調存量的“分蛋糕”理論，因此印人黨的政策就可以繞過複雜的現存利益格局，也就避免了黨團之間產生矛盾。例如，雖然志願團在意識形態上強調“印度教社群大團結”，但並沒有提出相應的經濟和社會措施加以落實，但是莫迪卻通過發展大型基礎設施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真正踐行了志願團的普惠式理想——大河漲水小河滿，無論婆羅門、中低種姓、少數民族還是賤民都可以在經濟發展種分得一杯羹。
在這種情況下，印人党一方面利用志願團提供的幹部、志願者、群眾組織和支部，獲得嚴密的組織和強大的意識形態戰鬥力，另一方面通過強調深化改革、發展經濟帶來的“績效合法性”廣泛吸引選民支持，擴大群眾基礎。莫迪在古吉拉特執擔任首席部長期間，這種組織形態與發展主義相結合的做法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這可能也是志願團在大選之前的2013年決定公開支持印人黨的原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莫迪憑藉“發展主義”化解了黨團之間的主要矛盾，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黨團之間能夠全面消除分歧。近年來，隨著印人黨執政基礎的擴大，印人黨和志願團兩邊已經出現了不少質疑和反對聲。
例如，志願團內的堅定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認為莫迪的政策對於穆斯林、基督徒、外國人過於軟弱，如果莫迪繼續實施這種“投降主義”，印人黨將改旗易幟而“黨不將黨”；同時，印人黨內也有人認為莫迪過於依賴志願團，導致印人黨背上了“極端主義”的黑鍋，如果不與志願團進行切割，封閉僵化的印人党將被選民拋棄。莫迪的發展主義也不可避免地觸及了一些志願團附屬群眾組織的利益，例如志願團控制的工會（Bhalatiya Mazdoor Sangh）就成為了莫迪勞工改革政策最激烈的反對者。此外，一些宗教色彩濃重的地方聯盟小黨，也出現了脫離印人黨的舉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馬哈拉斯特拉邦的濕婆軍。
當黨內出現質疑和否定，一般印度政黨因為組織鬆散、意識形態薄弱，往往不了了之，最後難逃分裂。但是印人黨卻體現出了很高的組織紀律性，在莫迪和志願團首腦的推動下“整黨”舉動並不鮮見。例如，果阿邦的志願團領導人就曾因為反對印人党對基督建設教堂的寬容政策而被志願團開除。這雖然表明莫迪有能力根據核心意志執行黨紀，但是這種舉動無疑會傷害印人党賴以立業的核心意識形態集團。印人黨執政過程中，如何在泛爭取支持的同時，保持意識形態核心的戰鬥力和組織度，這是莫迪面臨的一大挑戰。
4結語
正如北方邦選舉所示，在嚴密的意識形態內核和強有力的“發展主義”敘事的共同作用下，莫迪領銜的印人党面對傳統競爭對手已經取得了明顯的優勢。但是，莫迪能否憑藉這一優勢開啟一個屬於印人黨的新時代，則既取決於他能否將“發展主義”落到實處，用績效來維持和擴大支持面，也取決於能否保持其意識形態內核的組織度和先進性，以此落實改革舉措和維持社會動員。
原文載於《世界知識》雜誌2017年第8期
主編郵箱：xinshuping@pangoal.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