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方方小說《軟埋》：家族史記憶不能淹沒大歷史敘事

方方是位勤奮而勇敢的作家， 她淩厲尖銳的筆指向歷史的褶縐和失衡的現實場域， 發掘人性灰暗地帶的風景， 表現出鮮明的人本主義情懷， 具有鮮明的價值傾向性。

也因其鮮明的價值傾向， 在讀者和評論家中產生了分歧較大的評價， 不時成為文壇重要的話題。 新出版的長篇小說《軟埋》就是較典型的例子， 一方它因“具有強大的歷史穿透力和美學的豐富性”而推為第三屆“路遙文學獎”， 另一方則被部分讀者斥為“大毒草”。 藝術表達上， 其整體結構的營造和講故事的技巧精緻而獨到， 這大抵沒有好爭議的。

分歧的焦點或許在對“土改”這一歷史事件的態度上。 作為一部“現實主義”作品， 作家本人說她只是客觀地“記錄”歷史， 我們認為這只是修辭性說話， 作家的價值立場和傾向性早已重要而不動聲色在字裡行間流露出來， 形成文字的情緒感染讀者， 並匯入社會心理與時代情感之流。 但， 對作家的傾向性研究不能簡單套用政治批評的思維方式、方法和話語形式， 而應該用歷史和美學批評的方式展開。

嚴格來說， 作為現實性很強的作品， 《軟埋》是一部家族敘事。 與正典形態的家族小說不同的是， 該小說採用作為植物人的女主丁子桃的“夢幻”和其夫吳家名的日記披露,以及後輩吳青林的調查考證等“真”的“記錄”方式，

拼湊式組合了幾個地主家庭經歷“土改”事件後的曲折命運和悲慘人生境遇。 很顯然， 在這一家族敘事中， “土改”這一歷史上的大事件以“事件哲學”的姿態作為超大敘事動力改變了陸、胡和董三個地主家庭的歷史軌跡， 成為家族和倖存者的悲劇之源， 特別是胡黛雲（丁子桃）遭遇娘家被殺， 婆家集體自殺和軟埋的重大人生變故後， 隱名埋姓靠給人做保姆， 大半輩子生活在夢魘中的“可憐”一生叫人稀噓不已。 客觀上講， 小說敘述這個家族的不幸與悲慘具有相當的藝術性， 丁子桃這個人物形象尚具有了一定的悲劇典型， 並具備了相當的藝術感染力。

▲用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創作理論來審視， 《軟埋》是一部有重要缺陷的作品。

但是， 用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創作理論和悲劇觀念來審視， 這是一部有重要缺陷的作品。 在盧卡奇看來， “現實主義的偉大勝利”在於對現實整體、深刻、全面地反映， 要體現歷史的“總體性”。 藝術作品要反映整體性的生活， 不是對社會生活中個別的， 偶發性的， 孤立的， 乃至片面的生活事件與現象的鏡子式的“反映”， 關鍵是要反映生活的內在整體性， 實現歷史的發展趨勢與現實的內在本質的統一。 盧卡奇甚至認為,真正的現實主義者可以拋棄日常生活本來的面孔和外部世界的先在性， 以實現對現實本質和發展傾向的總體性闡釋。 我們絲毫不否認《軟埋》中涉及四大地主家庭在土改中遭際的可能真實性， 那一場運動鎮壓了200多萬地主。

退一步講， 即便這四大地主家庭是這200萬地主家庭的藝術縮影， 但也無法否定“土改”作為一場階級鬥爭， 它讓1.5億農民獲得土地， 極大解放了社會生產力和重構了新的社會關係這一現實本質和歷史發展傾向， 我們仍可以從今天的社會進步中觸摸到“土改”的歷史體溫和活力。 所以， 不能以“土改”中有冤假錯案為由而否定“土改”這一歷史大事件的歷史真實和歷史整體性。

▲我們仍可以從今天的社會進步中觸摸到“土改”的歷史體溫和活力

換一句話說， 我們用現實主義創作這段歷史時， 不能用家族記憶史淹沒、取代乃至否定大歷史敘事。 否則的話， 就是犯了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 或許有人說， 歷史是由一個個人，

一個個家庭組成的， 只要寫好一個現實的人， 一個現實的家庭， 它們總匯起來就構成了大歷史。 這是不對的， 姑且不說事實上做不到， 在理論也不能成立。 孤立的個人或者家庭簡單相加不能構成能在的現實與歷史的整體性。 因為如果沒有科學的方法， 我們從這些原子式的碎片是不能打撈不到整體而真實的現實和歷史傾向的。 所以， 不能把《軟埋》作為反映“土改”歷史大敘事來看待， 它充其量只能作為一個土改大敘事的另類補充敘事， 並在闡釋上需要做有機化的處理。

那又如何解釋丁子桃式的悲劇呢？我們認為這是中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 要跨越卡夫丁峽谷這一特定歷史階段和歷史條件的不成熟所必須付出的沉重代價。 如小說中所言，由於法制不健全，土改領導者因缺乏經驗沒有預見，翻身農民歷史局限性等因素的疊合，形成無法控制的破壞性給部分開明地主家庭帶來的巨大災難。這也就是馬克思指出的，在現代社會，在社會主義的條件尚未完全具備的條件下，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種要求暫時不可實現所構成的矛盾和衝突，是“現代悲劇”的基礎。因此，丁子桃、吳家名及其代表的陸子樵等地主家庭的不幸作為一種現代悲劇，具有相當感人的藝術力量，獲得相當一部分讀者的認可，引發對特定歷史階段的複雜性和失誤之處的反思，是為了防止“悲劇”重演，促進歷史第二次以喜劇的方式登臺。

歷史事實提醒我們，整體大於部分之和，一個具有悲劇意味極濃的家族敘事是不能淹沒大歷史敘事的，在史傳傳統和文化信仰強大的國度，這一點尤為重要。文學在回憶或者重述那段歷史時，應該採用歷史主義態度，要有歷史的辯證法和歷史同情心，否則採用絕對主義的態度，很容易成為另一種歷史虛無主義。在今天，對於如果對歷史的態度過於隨意，缺少敬畏，過於憑藉感覺和道聽途書，不做辨析和反思，缺少“總體性”觀念，就很容易成為陷入另外一種“政治偏見”的書寫中，而這種書寫可能偏離了從馬克思到恩格斯再到盧卡奇所提倡的現實主義的偉大傳統。

▲盧卡奇最有影響力，也是最具爭議的作品：《歷史與階級意識》 如小說中所言，由於法制不健全，土改領導者因缺乏經驗沒有預見，翻身農民歷史局限性等因素的疊合，形成無法控制的破壞性給部分開明地主家庭帶來的巨大災難。這也就是馬克思指出的，在現代社會，在社會主義的條件尚未完全具備的條件下，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種要求暫時不可實現所構成的矛盾和衝突，是“現代悲劇”的基礎。因此，丁子桃、吳家名及其代表的陸子樵等地主家庭的不幸作為一種現代悲劇，具有相當感人的藝術力量，獲得相當一部分讀者的認可，引發對特定歷史階段的複雜性和失誤之處的反思，是為了防止“悲劇”重演，促進歷史第二次以喜劇的方式登臺。

歷史事實提醒我們，整體大於部分之和，一個具有悲劇意味極濃的家族敘事是不能淹沒大歷史敘事的，在史傳傳統和文化信仰強大的國度，這一點尤為重要。文學在回憶或者重述那段歷史時，應該採用歷史主義態度，要有歷史的辯證法和歷史同情心，否則採用絕對主義的態度，很容易成為另一種歷史虛無主義。在今天，對於如果對歷史的態度過於隨意，缺少敬畏，過於憑藉感覺和道聽途書，不做辨析和反思，缺少“總體性”觀念，就很容易成為陷入另外一種“政治偏見”的書寫中，而這種書寫可能偏離了從馬克思到恩格斯再到盧卡奇所提倡的現實主義的偉大傳統。

▲盧卡奇最有影響力，也是最具爭議的作品：《歷史與階級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