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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冰心在玉壺

吳文藻與冰心的愛情, 可謂因錯結緣。 1923年8月17日, 美國郵船傑克遜號, 從上海啟程開往美國西岸的西雅圖。 這艘船上雲集著風華正茂的中國留學生, 其中僅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的學生就有100多名, 還有剛從燕京大學畢業的美女作家謝婉瑩。 這位23歲的才女, 以冰心的筆名已經發表詩集《繁星》和小說《超人》, 在中國文壇嶄露頭角。

冰心貝滿中學時的同學吳樓梅, 來信拜託照顧同船的弟弟吳卓。 船行第二天, 冰心請同學許地山幫忙尋找, 他卻熱心地從清華的留學生堆中, 找來了一位溫文爾雅、雖姓吳卻名文藻的瘦高男子。

這個美麗的錯誤, 開啟了吳謝的終身之旅。 吳文藻樸實無華, 談起文學卻一口氣列舉幾本著名的英美評論家的著作, 問得冰心啞口無言。 他直言不諱地說:“你如果不趁在國外的時間, 多看一些課外的書, 那麼這次到美國就算是白來了!”一席話刺痛了那顆孤傲的心, 雖在橫渡太平洋兩星期的光陰中兩人再無交結, 愛的種子卻已悄然埋伏。

船到美國西雅圖, 留學生們互留地址各奔東西。 吳文藻節衣縮食地愛書買書, 每逢買到一本文學書, 看過後就寄給冰心, 而且在有關愛情描寫部分畫上重點。 對這種另類表達方式, 冰心其實心有靈犀。 她收到書就趕緊看, 看完就寫信報告讀書心得, “像看老師指定的參考書一樣的認真”。

雙方的學問在增長, 愛情也隨之增長。

入學兩個多月後, 冰心因病住進了沙穰療養院, 吳文藻乘七八小時火車前來看望。 1925年春, 冰心和波士頓的中國留學生為美國朋友演《琵琶記》, 冰心隨信寄去一張入場券。 吳文藻先說功課太忙不能來, 但第二天卻意外地出現在她的面前。 美麗的夏天, 冰心到康奈爾大學的暑期學校補習法文, 意外發現吳文藻也在這裡補習法語。 兩人幾乎每晚從圖書館出來, 就坐在石階上閒談。 兩年的信函往來, 一次又一次的“意外”出現, 有一天在湖上划船的時候, “老實”的吳文藻終於吐露愛的心聲。

1929年2月, 吳文藻博士畢業回到祖國, 受聘燕京大學同時在清華大學兼課。 他們南下上海、江陰拜見了雙方的父母。

回到北京後, 6月15日是星期六, 吳謝在燕大校園美麗的臨湖軒, 請來燕大和清華兩校的同事和同學, 舉行了一個簡樸而熱鬧的婚禮, 僅用34元錢買來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點。 新婚之夜他們是在京西的大覺寺度過的, 找了一間空屋, 除了自己帶去的兩張帆布床之外, 屋裡只有一張三條腿的小桌子——另一隻腳是用碎磚墊起來的。 簡單, 卻別有文人的浪漫。

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十年間, 吳文藻把全部精力用在推動社會學中國化的事業上, 冰心則承擔起家庭的所有家務, 特別是三個可愛的孩子相繼來到世上, 還要照顧兩邊親戚的生老病死, 維繫複雜紛繁的社會關係。 冰心深有感觸地寫道:“一個家庭要長久地生活在雙方人際關係之中,

不但要撫養自己的兒女, 還要奉養雙方的父母, 而且還要親切和睦地處在雙方的親、友、師、生之中。 ”吳文藻的嚴謹、認真、樸實與冰心的細膩、周到、熱忱相得益彰, 吳家經常高朋滿座、師生歡聚一堂。

生活並不總是美好, 但苦中仍舊有樂。 1937年抗戰爆發, 不願當亡國奴的吳文藻夫婦, 等最小的孩子吳青出生後, 立即繞道奔赴大後方昆明。 吳文藻應聘雲南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又創辦了燕大和雲大合作的“實地調查工作站”。 為躲避日本飛機的轟炸, 全家搬到昆明郊外的呈貢, 住在華氏墓廬。 冰心受聘擔任當地中學教員, 將那座祠堂式的房子改名為“默廬”。 1940年吳文藻到重慶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室工作,

全家又搬到重慶郊外的歌樂山, 買了座沒有圍牆的土屋, 冰心又將其叫作“潛廬”。 每座房都伴有一篇美文, 還有歌樂山小橘燈的故事, 表達出冰心的樂觀善良。

1946年吳文藻赴日本擔任中國駐日代表團政治組組長並兼任出席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 冰心受聘東京大學教授文學, 全家團聚日本其樂融融。 他們看透了國民黨的腐敗, 也拒絕了美國大學的邀請, 毅然在1951年歷經艱難返回祖國。 1953年吳文藻正式調到中央民族學院工作, 冰心也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全家搬到民院家屬院的和平樓居住。 大兒子在清華學建築, 兩個女兒聽從周恩來總理建議攻讀英語專業。 1957年反右運動風起雲湧, 兒子吳平、冰心三弟謝為楫, 接著又是吳文藻相繼被錯劃為右派。

十年“文革”中全家八口人(包括三個子女及其配偶)分別在八個地方,70歲的吳、謝還到湖北沙洋“五七”幹校種棉花。吳家終於挺過了最艱難的歲月。冰心深有體會地說:“有著忠貞而精誠的愛情在維護著,永遠也不會有什麼人為的‘劃清界限’,什麼離異出走,不會有家破人亡,也不會教育出那種因偏激、怪僻、不平、憤怒而破壞社會秩序的兒女。”

改革開放以後,1983年他們搬進中央民族學院新建的高知樓新居,窗戶寬大,陽光燦爛。書桌相對,夫妻倆終日隔桌相望,各寫各的,不時有熟人和學生來訪,說說笑笑,享受著人間“偕老”的樂趣。1985年7月3日,吳文藻最後一次住進北京醫院,一直昏迷不醒,在9月24日平靜地離開這個世界。冰心又獨自在這套窗明几淨的房子裡,慢慢地回憶,寧靜地書寫。“人活著一天,就有一天的事情”,她的《我的一天》記錄下一位元智者的雅淡和充實。1999年2月24日,百歲的冰心老人安詳地永遠睡著了。她的骨灰和吳文藻的合裝在一起,2002年10月21日安葬在八達嶺長城腳下的“中華文化名人雕塑紀念園”裡。

冰心說:“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嶇的多。在平坦的道路上,攜手同行的時候,周圍有和暖的春風,頭上有明淨的秋月。兩顆心充分地享受著寧靜柔暢的‘琴瑟和鳴’的音樂。在坎坷的路上,扶掖而行的時候,要堅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抑和痛苦,在荊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包路芳)

十年“文革”中全家八口人(包括三個子女及其配偶)分別在八個地方,70歲的吳、謝還到湖北沙洋“五七”幹校種棉花。吳家終於挺過了最艱難的歲月。冰心深有體會地說:“有著忠貞而精誠的愛情在維護著,永遠也不會有什麼人為的‘劃清界限’,什麼離異出走,不會有家破人亡,也不會教育出那種因偏激、怪僻、不平、憤怒而破壞社會秩序的兒女。”

改革開放以後,1983年他們搬進中央民族學院新建的高知樓新居,窗戶寬大,陽光燦爛。書桌相對,夫妻倆終日隔桌相望,各寫各的,不時有熟人和學生來訪,說說笑笑,享受著人間“偕老”的樂趣。1985年7月3日,吳文藻最後一次住進北京醫院,一直昏迷不醒,在9月24日平靜地離開這個世界。冰心又獨自在這套窗明几淨的房子裡,慢慢地回憶,寧靜地書寫。“人活著一天,就有一天的事情”,她的《我的一天》記錄下一位元智者的雅淡和充實。1999年2月24日,百歲的冰心老人安詳地永遠睡著了。她的骨灰和吳文藻的合裝在一起,2002年10月21日安葬在八達嶺長城腳下的“中華文化名人雕塑紀念園”裡。

冰心說:“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嶇的多。在平坦的道路上,攜手同行的時候,周圍有和暖的春風,頭上有明淨的秋月。兩顆心充分地享受著寧靜柔暢的‘琴瑟和鳴’的音樂。在坎坷的路上,扶掖而行的時候,要堅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抑和痛苦,在荊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包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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