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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剛正大 高風峻骨:潘天壽的美學風格

[摘要]潘天壽是民族文化自信的一位先覺者和先行者。 他們這輩人思考東西藝術之間的關係時, 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方案, 有“折中派”, 有“調和派”, 也有“西化派”, 而潘天壽提出的是中西“拉開距離”。

【編者按】潘天壽(1897—1971), 原名天授, 字大頤, 號壽者, 浙江寧海人。 潘天壽是20世紀中國畫大家、美術教育家。 他把民族繪畫提到關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生存發展的重要高度, 認為“一民族之藝術, 即為一民族精神之結晶。 故振興民族藝術, 與振興民族精神有密切關係”。

2017年5月, 適逢潘天壽先生誕辰120周年, “民族翰骨——潘天壽誕辰120周年紀念活動”在中國美術館舉行。

本次展覽展出潘天壽120餘件作品, 從“高風峻骨”“一味霸悍”“奇崛明豁”“雁蕩山花”“守常達變”“飲水生涯”六大板塊來梳理呈現潘天壽的代表巨作、手稿文獻和卓越的筆墨成就, 將研究、策展與展示深度結合, 從潘天壽的藝術問題出發, 將潘天壽的畫作、畫論、詩詞編織為一體, 構成不同主題版塊, 揭示潘天壽對於弘揚中華精神、樹立文化自信、傳承民族藝術的價值意義。

潘天壽(攝於20世紀50年代)

今年是潘天壽先生誕辰120周年, 與20年前的百年誕辰相比, 這次紀念活動超出了20世紀的現代美術語境, 試圖在中國畫史的千年譜系中思考潘天壽的道路與價值。

潘天壽是民族文化自信的一位先覺者和先行者。

他們這輩人思考東西藝術之間的關係時, 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方案, 有“折中派”, 有“調和派”, 也有“西化派”, 而潘天壽提出的是中西“拉開距離”。 他認為, 中國畫只有保持自身的本質, 堅持傳統出新, 才能在世界範圍內形成“雙峰挺立”, 體現出他極強的文化自覺和堅定的文化自信。 他從中西繪畫兩大體系的對比中把握中國畫的歷史發展脈絡, 富有遠見地提出了“中西繪畫要拉開距離”的主張, 指出東西繪畫就像“兩大高峰”, 各有自己的最高成就, 我們應取兩者所長, 為雙峰“增高闊”。 縱觀20世紀中國藝術史, 潘天壽對於中國藝術的文化自覺和高峰意識是最為清晰、堅定的, 同時也是實踐得最為徹底、最為成功的。

煙雨蛙聲圖(中國畫·指墨) 潘天壽 1948年

潘天壽在構圖上找到了許多自己的方法, 首先是方形體塊的運用。 方形的特點是穩定、飽滿、沉重、堅實。 大量出現的方形體塊, 顯然是為了獲得闊大沉雄的力量感。 他在這幅作品中, 開始將大塊方形岩石作為近景, 其特有的以岩石為主體的構圖組合在20世紀40年代已經形成。

20世紀是個“快鏡頭”, 這一百年天翻地覆, 從“天不變道亦不變”, 到“敢教日月換新天”“天翻地覆慨而慷”。 20世紀的中國人在革命與現代的雙向變奏中跋涉在民族復興的道路上, 潘先生以中國畫學振作民族精神, 從傳統正學中重新鼓蕩起中國畫的堂堂士氣。 21世紀, 中國文化藝術自我理解、創新發展的道路已經全面展開, 潘先生這種“正大、至剛、至中、至正”的精神品質正是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所提倡和迫切需求的。

作為藝術家, 潘天壽積極應對時代挑戰, 對於時人對中國畫的責難——“不能反映現實, 不能作大畫, 沒有世界性”, 他以自己的創作一一駁斥, 開拓出一條中國畫傳統出新的藝術道路, 以充滿現代氣息的鴻篇巨制奏響了新時代的黃鐘大呂。 作為教育家, 他兩度擔任中國美術學院(原浙江美術學院)院長, 創辦中國畫專業和書法專業, 建構起中國傳統藝術在現代教育體系中得以傳承和發展的人文系統。 一方面, 他堅守傳統, 堅持從中國文明的原始程式碼出發推動中國畫的發展, 以國粹之畫振作民族精神;另一方面, 他絕不抱殘守缺, 直面現代性的挑戰, 給出了中國藝術自我現代化的振興方案。

雁蕩山花圖(中國畫)潘天壽 1963年

此幅將山花野卉畫入作品中, 以雙勾和沒骨畫法結合, 筆墨剛健, 色澤清新。 背景純為空白, 十分單純, 而前排野花, 卻佈置得頗具匠心。 疏密交叉, 參差錯落, 章法井然, 處處經得起推敲。 其中部分花葉用雙勾填彩畫法, 部分則為沒骨, 卻結合得非常協調, 並具有裝飾味。 從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 潘天壽一再表現他所獨創的這種雅俗共賞的畫面。

潘天壽是一位藝術創新者。 他強調畫家須勇於“不敢”之敢, 在章法上善立險、破險, 能於奇中求正。 他的宗旨是“在悖戾無理中而有至理, 僻怪險絕中而有至情”。 潘先生嘗言:“古人作花鳥, 間有採取山水中之水石為搭配, 以輔助巨幅花卉意境者。 然古人作山水時,卻少搭配山花野卉為點綴,蓋因咫尺千里之遠景,不易配用近景之花卉故也。予近年來,多作近景山水,雜以山花野卉,亂草叢篁,使山水畫之佈置,有異于古人舊樣。”他將山水造境之法融入全景花鳥畫,又以生機勃勃的山花野卉結合入近景山水,創新而為氣勢撼人的鴻篇巨制,在千年畫史中別開生面。他的巨幅作品有著奇崛明豁、博大壯闊的格局,賦予了中國畫前所未有的紀念性、崇高感以及廟堂氣。

潘天壽繪畫中呈現一種獨特的人間情味。他所刻畫的並非架空的山水、孤絕的自然,而是行旅中的風景、人世間的月色,許多畫中描繪的都是羈泊中所見、兒時之念想。這諸多景致念想連同身世浮沉、家國變幻之痛積郁於胸,在畫面上反復打磨——支撐其創作的不只是胸中丘壑,更有胸中塊壘。

微風燕子圖軸(中國畫·指墨)潘天壽 1961年

此幅是潘天壽指墨佳作之一。題款曰:“久未作指畫,運指如運未練之兵,壽記。”作者似覺得不夠自如隨意,但細觀作品,卻是精到嚴謹,無一敗筆。下方樹幹向右上伸出畫外,又從上部折回畫內,以使氣脈與畫外相聯,又用長款攔住氣機,不使氣散。兩隻燕子,臨風翻飛,增加了畫面的活潑氣氛,上端橫款也起關聯全域的作用。整幅作品處處可見畫家匠心。

他在傳統的梅蘭竹菊之外,更鍾情于深山絕壑中那些無名的山花野卉。今逢四海為家日,山花野草也自由。通過這些遙遠山谷裡普普通通的野草閑花,潘天壽的畫面上呈現出一種平凡質樸卻又生生不息的時代氣象。1969年,他最後的詩篇中寫道:“入世悔愁淺,逃名痛未遐。萬峰最深處,飲水有生涯。”仿佛又回到小龍湫下一角那個草木葳蕤的世界,那“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的僻遠天地中,蘊含著一種尊嚴和質樸,一份自由與生機。

潘天壽注重“寫生”。他的寫生卻不是簡單的對景描摹,往往是先得詩情,再得畫意,詩情、畫意共同構成了他演繹造化的契機。他從雁蕩深山大壑的掩映中領悟到山水花卉參差設景之妙,從斷崖寒流、怪岩醜樹中攫取了用筆與造型的堅實方硬、鐵骨錚錚。他從雁蕩得法,雁蕩山之於他不僅是繪畫的題材,更具有方法論甚至世界觀的意義。在他的筆下,雁蕩山中的無名角落,呈現為一個漢賦般精彩豐富的世界。斷澗寒流剪裁巧妙,山花幽草爛漫繽紛,畫面中所有事物都以沉著霸悍之筆出之,聚合而為一種盛大繁茂的勃勃生機。花草木石在畫面上仿佛都是不同樂器演繹出的不同聲部,一切即時生髮、萬象紛呈,一切筆筆分明、精確無比,如同一部恢宏華美的交響樂章。

潘天壽宣導“一味霸悍”。他說:“石濤好野戰,予亦好野戰。野戰霸悍,觀者無奈霸悍何?”而“野戰,須以霸悍之筆出之”。這種綱舉目張的“霸悍美學”,一反元以降文人審美中強調的溫文爾雅、清虛沖淡。中國畫家大都求圓、尚柔,他求方求硬,文人趣味講求含蓄蘊藉,他於放筆直寫中得響亮雄奇。千年畫史上,其畫面的強度、硬度唯李唐可以媲美。此霸悍雖別開生面,卻有其畫學根基,他說:“用筆須強其骨力氣勢,而能沉著酣暢,勁健雄渾。”他作畫以中鋒立骨,偏鋒取態,於力中行氣,如挽強弓,如舉九鼎,落筆有剛正之骨、浩然之氣、蒼古高華之境。

潘天壽青年時曾自題匾額曰“崇德”,其“德”字特異,作“真”“心”二字疊加之形。真心為德,直道為真,真心直道而行,既是潘先生的人格寫照,也是其藝術作風。大刀闊斧,運斤成風,放筆直寫,氣象萬千,潘先生的畫有高風峻骨,他的人有堂堂士氣,這一切都根源於他所堅守的中國士人的道義與志氣。“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士尚志。志,心之主也。”正是因為這種堂堂正正的“心之主”“氣之帥”,潘天壽寂寞山谷中的山花野卉才能夠鼓蕩起一股浩然大氣,一掃有清以來文人畫的因襲、萎靡、刻板之風,呈現出清剛正大、峻拔雄強的民族風骨。這正應和了孟子的千古名句:“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然古人作山水時,卻少搭配山花野卉為點綴,蓋因咫尺千里之遠景,不易配用近景之花卉故也。予近年來,多作近景山水,雜以山花野卉,亂草叢篁,使山水畫之佈置,有異于古人舊樣。”他將山水造境之法融入全景花鳥畫,又以生機勃勃的山花野卉結合入近景山水,創新而為氣勢撼人的鴻篇巨制,在千年畫史中別開生面。他的巨幅作品有著奇崛明豁、博大壯闊的格局,賦予了中國畫前所未有的紀念性、崇高感以及廟堂氣。

潘天壽繪畫中呈現一種獨特的人間情味。他所刻畫的並非架空的山水、孤絕的自然,而是行旅中的風景、人世間的月色,許多畫中描繪的都是羈泊中所見、兒時之念想。這諸多景致念想連同身世浮沉、家國變幻之痛積郁於胸,在畫面上反復打磨——支撐其創作的不只是胸中丘壑,更有胸中塊壘。

微風燕子圖軸(中國畫·指墨)潘天壽 1961年

此幅是潘天壽指墨佳作之一。題款曰:“久未作指畫,運指如運未練之兵,壽記。”作者似覺得不夠自如隨意,但細觀作品,卻是精到嚴謹,無一敗筆。下方樹幹向右上伸出畫外,又從上部折回畫內,以使氣脈與畫外相聯,又用長款攔住氣機,不使氣散。兩隻燕子,臨風翻飛,增加了畫面的活潑氣氛,上端橫款也起關聯全域的作用。整幅作品處處可見畫家匠心。

他在傳統的梅蘭竹菊之外,更鍾情于深山絕壑中那些無名的山花野卉。今逢四海為家日,山花野草也自由。通過這些遙遠山谷裡普普通通的野草閑花,潘天壽的畫面上呈現出一種平凡質樸卻又生生不息的時代氣象。1969年,他最後的詩篇中寫道:“入世悔愁淺,逃名痛未遐。萬峰最深處,飲水有生涯。”仿佛又回到小龍湫下一角那個草木葳蕤的世界,那“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的僻遠天地中,蘊含著一種尊嚴和質樸,一份自由與生機。

潘天壽注重“寫生”。他的寫生卻不是簡單的對景描摹,往往是先得詩情,再得畫意,詩情、畫意共同構成了他演繹造化的契機。他從雁蕩深山大壑的掩映中領悟到山水花卉參差設景之妙,從斷崖寒流、怪岩醜樹中攫取了用筆與造型的堅實方硬、鐵骨錚錚。他從雁蕩得法,雁蕩山之於他不僅是繪畫的題材,更具有方法論甚至世界觀的意義。在他的筆下,雁蕩山中的無名角落,呈現為一個漢賦般精彩豐富的世界。斷澗寒流剪裁巧妙,山花幽草爛漫繽紛,畫面中所有事物都以沉著霸悍之筆出之,聚合而為一種盛大繁茂的勃勃生機。花草木石在畫面上仿佛都是不同樂器演繹出的不同聲部,一切即時生髮、萬象紛呈,一切筆筆分明、精確無比,如同一部恢宏華美的交響樂章。

潘天壽宣導“一味霸悍”。他說:“石濤好野戰,予亦好野戰。野戰霸悍,觀者無奈霸悍何?”而“野戰,須以霸悍之筆出之”。這種綱舉目張的“霸悍美學”,一反元以降文人審美中強調的溫文爾雅、清虛沖淡。中國畫家大都求圓、尚柔,他求方求硬,文人趣味講求含蓄蘊藉,他於放筆直寫中得響亮雄奇。千年畫史上,其畫面的強度、硬度唯李唐可以媲美。此霸悍雖別開生面,卻有其畫學根基,他說:“用筆須強其骨力氣勢,而能沉著酣暢,勁健雄渾。”他作畫以中鋒立骨,偏鋒取態,於力中行氣,如挽強弓,如舉九鼎,落筆有剛正之骨、浩然之氣、蒼古高華之境。

潘天壽青年時曾自題匾額曰“崇德”,其“德”字特異,作“真”“心”二字疊加之形。真心為德,直道為真,真心直道而行,既是潘先生的人格寫照,也是其藝術作風。大刀闊斧,運斤成風,放筆直寫,氣象萬千,潘先生的畫有高風峻骨,他的人有堂堂士氣,這一切都根源於他所堅守的中國士人的道義與志氣。“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士尚志。志,心之主也。”正是因為這種堂堂正正的“心之主”“氣之帥”,潘天壽寂寞山谷中的山花野卉才能夠鼓蕩起一股浩然大氣,一掃有清以來文人畫的因襲、萎靡、刻板之風,呈現出清剛正大、峻拔雄強的民族風骨。這正應和了孟子的千古名句:“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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