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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精神病房裡的“護士先生”們

國際線上報導: 一提起“南丁格爾”這個名字, 人們的腦海中常常會浮現出那些挽著髮髻、戴著燕帽的女護士的形象。 然而在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這所專門治療精神心理疾病的機構裡, 卻忙碌著一群“護士先生”的身影。

張磊就是這“護士先生”中的一員。 畢業於北京大學醫學部護理醫學院的他已經在醫院工作了六年的時間。 他坦言當初擇業時, 心裡多少還是有些抵觸情緒的。 他說:“也是覺得這男的做護士, 幹點兒什麼不好啊。 ”

張磊選擇當護士的原因很簡單。 人吃五穀雜糧誰能沒病?身邊的親戚朋友生病了,

自己也能幫一把。 就這樣, 他走進了北大六院, 成為了一名男護士。 這六年中, 他上的最多的是夜班。

穿過第一道門, 換上護士服, 再穿過第二道門進入病房。 張磊每天的工作是從清點病房的各種危險物品開始的。 保護帶、血壓計、縫紉用針、應急燈、遙控器、洗澡卡、體溫計等等, 都要一一清點清楚。 一旦發現數量對不上, 要馬上和上一班的護士進行溝通。 他說:“這裡面涉及到一些藥物, 都貼著標籤, 每天都點, 看看有多少片。 這是蘿拉西泮。 ”

在醫院工作已經快20年的何啟龍被晚輩們親切地稱為“何叔”。 何叔說, 在北大六院, 打針、分藥這些精細活兒男護士們樣樣拿得起來, 而每當有病人發作時, 他們更是沖在最前面, 保護病人的安全。

開朗樂觀的何叔很喜歡講故事, 每每談起他的妻子, 何叔總是開玩笑地說“她就是喜歡聽我講故事才走到一起的”。 何叔的故事之所以吸引人, 是因為他講的是一個讓我們普通人既好奇又有些退避三分的群體——精神障礙者。 在何叔的右手大拇指上, 至今都留著一個被病人咬傷的齒印, 這對於男護士們來說, 已經是見怪不怪了。

何啟龍說:“沖洗、消毒、包紮一下。 因為我是夜班, 第二天護士長讓我去三院打了破傷風。 然後就沒事了, 也不算什麼病假。 這在我們這兒也就是毛毛雨, 很小的事情。 ”

來到醫院工作前, 護士們在學校學習的都是全科護理, 並沒有特別學習精神科方面的知識。 何叔清楚地記得自己剛參加工作時,

看到前輩們對自傷的病人進行保護, 自己卻站在原地感到手足無措。 多年來的經驗積累和不斷的學習, 他們對病人的護理也越來越專業化。

張磊說:“我們每天除了日常的基本護理以外, 主要就是對他們有一些陪伴和心理上的支持, 幫助他們瞭解疾病和用藥的相關知識。 也讓他們覺得這裡不僅僅是一個冰冷的醫院, 而是有關愛, 有家的感覺。 ”

除了體力的付出外, 張磊和他的同事們還要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 醫院曾發生過病人吞眼鏡片、體溫計的危險事件。 只要在班上, 張磊的弦都繃得緊緊的, 按照他的話說, “永遠都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 上夜班時, 張磊每15分鐘就要在病房巡視一次, 時刻警惕著病人們的自殺、自傷行為以及藥物副反應。

張磊表示:“因為抑鬱症有晨重夕輕的心理體驗, 所以淩晨三、四點他們的自殺情緒是比較強烈的, 對於這種抑鬱的病人, 這段時間要特別的關注。 ”

午休時間, 何啟龍正耐心地勸一位病人回屋午睡。 他說自己天生是個急脾氣, 原本的夢想就是做個和機器打交道的火車司機, 甚至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 護士這和人打交道的行業, 他一干就是20年。

何啟龍說:“我覺得我能上20年班真是個奇跡。 要是遇到強迫症的病人, 洗手能洗一個小時, 督促下也得洗半個小時、四十分鐘。 現在我覺得我這脾氣已經磨得好多了。 ”

在工作六年的時間裡, 儘管張磊和他的同事們也時常會感受到一些不被尊重的無奈, 但他們對於護士這份職業卻一直充滿了自豪和敬畏感,

因為在任何一家醫院裡, 護士都是和病人接觸最多、也是最直接的人。 他說:“醫生會開一個醫囑, 就像一個指揮官, 下達指令, 而我們護士就是執行這個指令的, 而且要保質保量、出色地完成這個任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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