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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貞:俄羅斯帝國為什麼會敗于尼古拉二世之手?

[摘要]本回憶錄因系維特的親歷, 所以真實, 因維特的顯赫地位, 所以重要。 但自恃始終忠於皇上的維特, 其回憶錄的出版卻因皇上而經歷了坎坷之路。

第一方面是農民企盼沙皇成為“開明皇帝”, 但屢屢失望;第二方面是各色知識份子提出種種激進或緩進道路;協力廠商面, 則有貴族和整個上層的抱殘守缺, 自然還有沙皇謀求永遠執政, 甚至想把“革命”一詞從“字典裡抺掉”;第四方面則是幾近失控的日益強烈的工農反抗。 維特雖顯零散但依然真實的記述, 對國內外政界學界多少年爭吵不已的革命道路問題,

不失為一部重要的參考書。

維特伯爵曾代表俄國政府與李鴻章談判修建中東鐵路

本回憶錄作者謝爾蓋·尤利耶維奇·維特(謝·尤·維特)伯爵, 是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時期的宮廷重臣:1892-1903年擔任俄羅斯帝國財政大臣, 1905~1906年任俄國首位大臣會議主席。 1915年2月28日在聖彼德堡辭世。 不言而喻他是這兩個王朝許多重大事件的親歷者, 也是沙皇許多重大決策的目睹者和一定程度上的參與者, 特別是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起草和十分脆弱的君主立憲的出現, 日俄戰爭和1905年《樸資茅斯和約》的簽訂, 以及戰後為恢復帝俄經濟而爭取到的巨額國外貸款。

謝爾蓋·尤利耶維奇·維特, 俄羅斯帝國末期的財政部長, 保守改革家。

維特是俄羅斯帝國工業化進程的重要政策制定人, 也是俄羅斯第一部憲法的前身《十月宣言》的起草者。

謝爾蓋·尤利耶維奇·維特的名字為中國讀者知曉, 多半與他曾經代表俄國政府與李鴻章談判修建中東鐵路一事相聯。 而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大型回憶錄, 則十分詳細而全面地記述了沙皇如何從其所謂“國家安全”考慮修建中東鐵路, 並從俄羅斯需要不凍港而策謀侵佔中國東北, 攫取旅順大連。 維特描述的史實, 如僅僅利涅維奇一人就在搶劫故宮後從中國運回了十車廂“戰利品”, 主要是珠寶, 這足以說明沙皇的對華政策。

維特關於俄羅斯與英國、日本在遠東的角逐, 以及他前往樸資茅斯與日本代表締結和約的過程,

對於研究後來蘇聯對遠東國家的政策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 本回憶錄內容之豐富, 涉及重大內政外交問題之深度與廣度, 諸如國內的動盪、流血的星期日、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發表以及日俄戰爭等, 交相輝映, 構成羅曼諾夫王朝在風雨飄搖年代裡大廈將傾之際俄羅斯帝國的“清明上河圖”。

對於俄羅斯的國內政策, 如猶太人問題、宗教信仰、言論自由、普選權、教育公平等, 本書都有詳細介紹。

維特關於20世紀初美國之行的描寫, 不僅為讀者描繪了沿路風光, 饒有興味的是對於瞭解一個多世紀前美俄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差異, 提供了多視角的圖景。

維特是致力於維持沙皇權柄的保皇派

維特以俄國社會為大背景展開自己的回憶, 從出身家世說到官場沉浮。 他把貴族和平民, 追求改良乃至革命的人, 激烈的或溫和的黨派, 以及他們各自的政治主張與追求, 逐一娓娓道來, 沒有修飾, 平實中傳達真情, 且萬花筒般令人目不暇接。

冗長的敘述中也有閃光的情節, 如李鴻章針對霍登事件大談他的為官之道。 尤其難得的是, 維特因其身份而能在不經意間把沙皇本人及其高官顯宦的生活狀況, 他們對社會事態的第一反應, 以及他們的日常精神面貌輕鬆自如地展示給讀者:尼古拉二世的懦弱, 天羅地網式的新聞檢查和文字獄, 員警制度的嚴酷及其對社會生活的粗暴干預, 各階層對爭論不休的尼古拉二世改革(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態度等。

尼古拉二世(1868-1918), 俄羅斯帝國末代皇帝。 其執政末期俄羅斯先後爆發了波瀾壯闊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前者推翻了他的統治, 後者最終結果了他的性命。

就是通過這一切, 維特也不經意間繪製了一幅極好的自畫像, 展現了自己的面貌:一個“真誠擁護”帝制並一向致力於“維持至高無上”的沙皇權柄的保皇派。 維特原原本本地記載了當時的社會狀況和高層動態, 如俄國人因不堪政治無權、民生凋敝, 或結黨活動, 或斬木揭竿“打土豪分田地”, 或轟轟烈烈舉行罷工等, 在維特指尖匯成的是一股“革命濁流”, 參與運動的學生成了“渣滓”, 他甚至認為這些革命組織若不割掉“革命的尾巴”就沒有前途等, 不一而足。十月革命和蘇維埃俄國的出現似乎一度證實了維特的預測,被維特咒駡的政治勢力成了氣候,但幾十年後蘇聯的解體又不可避免地把人們引入無限的思維空間。

維特回憶錄像是為沙皇尼古拉二世唱的挽歌

要寫自己的政治經歷,維特回憶錄的畫布上當然離不開皇上、宮廷重臣和他們的政治主張:其共同點是維持皇權,改革可以,但要按照10月17日宣言,實行君主立憲制。絕不走馬克思主張的暴力革命道路,在保持沙皇統治的前提下逐漸改良俄國社會,這使人想起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

維特用很多篇幅再三強調10月17日已經給了公民自由,提出了普選制,開啟了寬容的宗教政策等,他苦口婆心地勸告其同僚,哪怕放棄些許利益,退一步海闊天空,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否則社稷不保,“自下而上”的群眾革命,特別是土地革命和他污蔑為“渣滓”的工人的革命將把皇室和王朝吞沒在“革命的濁流”中。

《維特檔案》,謝·尤·維特著,李晶、王福曾等譯,李玉貞審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在這方面,書中關於尼古拉二世把農民和農業問題重重拿起輕輕放下的記述尤其發人深省。作為一國之君,沙皇尼古拉二世鑒於農業的落後狀況一直是俄國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有意建立一個農民問題的特別委員會,以啟動此問題的解決。但是這直接觸動了世襲領地擁有者的利益,遭到享有特權的貴族地主集團的反對,他們緊密團結起來,聲稱俄羅斯的存在就是為了“養活我們”貴族和富人。尼古拉二世選擇了向富貴者讓步的方針,從而阻斷了任何改革的道路,社會動盪,民怨沸騰,結果他不僅於1917年二月革命後喪失皇權,而且1917年11月後不久,維特和權貴們仇視的“革命的濁流”把羅曼諾夫家族沖到了紅色革命者刀斧下。整本回憶錄像是為沙皇尼古拉二世唱的挽歌。

1917年3月8日-12日(儒略曆2月23日至27日),俄國爆發二月革命,推翻了羅曼諾夫王朝,結束了封建專制的統治。二月革命後出現了臨時政府和蘇維埃政權並立的局面。

從農民問題的角度看,維特回憶錄的中文版尤其顯得饒有興味,亞歷山大三世的改革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俄國農奴受到的壓迫,可是到尼古拉二世繼位後的幾十年裡,這一舉措對俄國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畢竟十分有限,農奴作為商品可以轉贈、可以買賣的狀況是有所改變,但要使他們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使這個“人”有真正的“我”的“感覺”,卻是遙遠的社會任務。具有濃烈俄國特色的各種社會主義流派和活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也是圍繞著這個問題。

第一方面是農民企盼沙皇成為“開明皇帝”,但屢屢失望;第二方面是各色知識份子提出種種激進或緩進道路;協力廠商面,則有貴族和整個上層的抱殘守缺,自然還有沙皇謀求永遠執政,甚至想把“革命”一詞從“字典裡抺掉”;第四方面則是幾近失控的日益強烈的工農反抗。維特雖顯零散但依然真實的記述,對國內外政界學界多少年爭吵不已的革命道路問題,不失為一部重要的參考書。

歷史否定了尼古拉二世的君主立憲

對於中國讀者,回憶錄尤其具有啟迪作用,因為長期以來人們被灌輸的是由史達林主持的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歷時8年編寫的《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中的觀點,是列寧的觀點。試以1905年革命為例。列寧認為那是“十月革命的總演習”。維特則把它稱為“革命的濁流”並極其激烈反對蘇維埃。事實是列寧在1905年就主張由俄國“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領導俄國革命。

他反對沙皇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要求,稱那是一種“遷延時日的、遲遲不前的、使人民機體中腐爛部分的消亡過程緩慢得引起萬般痛苦的道路”。他主張用一種“迅速開刀、使無產階級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即推翻沙皇制度,並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的反抗,並麻痹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列寧一派就這樣在政治潮流中亮出了自己激進的旗幟。

列寧的親密戰友托洛茨基,就是1905年革命湧現出的精英,在聖彼德堡工人代表蘇維埃主席的位子上與沙皇鬥爭過。20世紀20年代初蘇聯將托洛茨基有關這場革命的文章集結成冊出版了《一九〇五》,其基調是熱情謳歌激烈的工農運動。它給讀者描繪的是與維特完全不同的景象。

托洛茨基是俄國與國際歷史上最重要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之一。他不僅積極參加了1905年革命,而且提出了“不斷革命”的主張。

1917年(俄曆)10月25日俄國發生狂瀾,蘇維埃政權在革命的第二天頒佈了《土地法令》,它表明,宮廷權貴們反對過的東西如蘇維埃,成了新政權的基本制度和國策。俄國改良主義道路、尼古拉二世的君主立憲被歷史否定了。從十月革命史研究的角度,維特的這本回憶錄也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史料,引出新的線索,開闊了新的視野。

尼古拉二世曾阻礙維特回憶錄的出版

本回憶錄因系維特的親歷,所以真實,因維特的顯赫地位,所以重要。但自恃始終忠於皇上的維特,其回憶錄的出版卻因皇上而經歷了坎坷之路。尼古拉二世早就知道維特回憶錄的存在,在維特屍骨未寒時,密令查封了維特的私人檔案。熟諳沙皇脾性和員警手段的維特對他敬愛的皇上也存有戒心,在手稿處理上棋高一著——把它放到了國外,躲過搜查,保存下來,後人才能看到他的回憶錄。關於這段故事,原版前言已有交代。

回憶錄的某些章節曾經在俄國面世,那是維特故去5年以後的事。

1976年,我國商務印書館內部印行的《維特伯爵回憶錄》是迄今為止研究者廣泛使用的參考資料。這個版本的俄文編選者阿·亞爾莫林斯基顯然為了避免原稿的重複而將回憶錄的順序重新排列、壓縮,故難以反映這本巨著的全貌。

《維特伯爵回憶錄》(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

1981,新華出版社也出版了《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一書,取材與商務印書館版本相同,但篇幅較小。

現在讀者看到的回憶錄是據2003年聖彼德堡版本譯出的,編者是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德堡歷史研究所和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以巴赫梅捷夫命名的俄國和東歐文化歷史檔案館,依據的是後者收藏的檔案,沒有刪減,據俄文原文刊印,悉數發表。

新譯本的學術價值,除了維特的記述外,還因編者的詳盡注釋而錦上添花。難能可貴的是,編者使用了俄羅斯國家歷史檔案館的豐富資料,引用了歷史學家們的研究成果,把有關重大事件的要素,特別是沙皇的諭旨予以介紹,並把維特記述中的明顯謬誤處或予以糾正或提供佐證材料,對某些觀點之評判,無不鞭辟入裡。編者考據之精細,史料之確鑿,高達全書篇幅10%的注釋量,使回憶錄的價值更加明確,甚至可以單獨輯錄成書。

(本文為李玉貞為《維特檔案》譯文撰寫的譯者前言,有刪減,本號獲出版社授權刊發,編輯:豆豆,文章標題及圖片均由編者所加。)

不一而足。十月革命和蘇維埃俄國的出現似乎一度證實了維特的預測,被維特咒駡的政治勢力成了氣候,但幾十年後蘇聯的解體又不可避免地把人們引入無限的思維空間。

維特回憶錄像是為沙皇尼古拉二世唱的挽歌

要寫自己的政治經歷,維特回憶錄的畫布上當然離不開皇上、宮廷重臣和他們的政治主張:其共同點是維持皇權,改革可以,但要按照10月17日宣言,實行君主立憲制。絕不走馬克思主張的暴力革命道路,在保持沙皇統治的前提下逐漸改良俄國社會,這使人想起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

維特用很多篇幅再三強調10月17日已經給了公民自由,提出了普選制,開啟了寬容的宗教政策等,他苦口婆心地勸告其同僚,哪怕放棄些許利益,退一步海闊天空,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否則社稷不保,“自下而上”的群眾革命,特別是土地革命和他污蔑為“渣滓”的工人的革命將把皇室和王朝吞沒在“革命的濁流”中。

《維特檔案》,謝·尤·維特著,李晶、王福曾等譯,李玉貞審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在這方面,書中關於尼古拉二世把農民和農業問題重重拿起輕輕放下的記述尤其發人深省。作為一國之君,沙皇尼古拉二世鑒於農業的落後狀況一直是俄國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有意建立一個農民問題的特別委員會,以啟動此問題的解決。但是這直接觸動了世襲領地擁有者的利益,遭到享有特權的貴族地主集團的反對,他們緊密團結起來,聲稱俄羅斯的存在就是為了“養活我們”貴族和富人。尼古拉二世選擇了向富貴者讓步的方針,從而阻斷了任何改革的道路,社會動盪,民怨沸騰,結果他不僅於1917年二月革命後喪失皇權,而且1917年11月後不久,維特和權貴們仇視的“革命的濁流”把羅曼諾夫家族沖到了紅色革命者刀斧下。整本回憶錄像是為沙皇尼古拉二世唱的挽歌。

1917年3月8日-12日(儒略曆2月23日至27日),俄國爆發二月革命,推翻了羅曼諾夫王朝,結束了封建專制的統治。二月革命後出現了臨時政府和蘇維埃政權並立的局面。

從農民問題的角度看,維特回憶錄的中文版尤其顯得饒有興味,亞歷山大三世的改革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俄國農奴受到的壓迫,可是到尼古拉二世繼位後的幾十年裡,這一舉措對俄國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畢竟十分有限,農奴作為商品可以轉贈、可以買賣的狀況是有所改變,但要使他們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使這個“人”有真正的“我”的“感覺”,卻是遙遠的社會任務。具有濃烈俄國特色的各種社會主義流派和活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也是圍繞著這個問題。

第一方面是農民企盼沙皇成為“開明皇帝”,但屢屢失望;第二方面是各色知識份子提出種種激進或緩進道路;協力廠商面,則有貴族和整個上層的抱殘守缺,自然還有沙皇謀求永遠執政,甚至想把“革命”一詞從“字典裡抺掉”;第四方面則是幾近失控的日益強烈的工農反抗。維特雖顯零散但依然真實的記述,對國內外政界學界多少年爭吵不已的革命道路問題,不失為一部重要的參考書。

歷史否定了尼古拉二世的君主立憲

對於中國讀者,回憶錄尤其具有啟迪作用,因為長期以來人們被灌輸的是由史達林主持的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歷時8年編寫的《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中的觀點,是列寧的觀點。試以1905年革命為例。列寧認為那是“十月革命的總演習”。維特則把它稱為“革命的濁流”並極其激烈反對蘇維埃。事實是列寧在1905年就主張由俄國“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領導俄國革命。

他反對沙皇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要求,稱那是一種“遷延時日的、遲遲不前的、使人民機體中腐爛部分的消亡過程緩慢得引起萬般痛苦的道路”。他主張用一種“迅速開刀、使無產階級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即推翻沙皇制度,並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的反抗,並麻痹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列寧一派就這樣在政治潮流中亮出了自己激進的旗幟。

列寧的親密戰友托洛茨基,就是1905年革命湧現出的精英,在聖彼德堡工人代表蘇維埃主席的位子上與沙皇鬥爭過。20世紀20年代初蘇聯將托洛茨基有關這場革命的文章集結成冊出版了《一九〇五》,其基調是熱情謳歌激烈的工農運動。它給讀者描繪的是與維特完全不同的景象。

托洛茨基是俄國與國際歷史上最重要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之一。他不僅積極參加了1905年革命,而且提出了“不斷革命”的主張。

1917年(俄曆)10月25日俄國發生狂瀾,蘇維埃政權在革命的第二天頒佈了《土地法令》,它表明,宮廷權貴們反對過的東西如蘇維埃,成了新政權的基本制度和國策。俄國改良主義道路、尼古拉二世的君主立憲被歷史否定了。從十月革命史研究的角度,維特的這本回憶錄也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史料,引出新的線索,開闊了新的視野。

尼古拉二世曾阻礙維特回憶錄的出版

本回憶錄因系維特的親歷,所以真實,因維特的顯赫地位,所以重要。但自恃始終忠於皇上的維特,其回憶錄的出版卻因皇上而經歷了坎坷之路。尼古拉二世早就知道維特回憶錄的存在,在維特屍骨未寒時,密令查封了維特的私人檔案。熟諳沙皇脾性和員警手段的維特對他敬愛的皇上也存有戒心,在手稿處理上棋高一著——把它放到了國外,躲過搜查,保存下來,後人才能看到他的回憶錄。關於這段故事,原版前言已有交代。

回憶錄的某些章節曾經在俄國面世,那是維特故去5年以後的事。

1976年,我國商務印書館內部印行的《維特伯爵回憶錄》是迄今為止研究者廣泛使用的參考資料。這個版本的俄文編選者阿·亞爾莫林斯基顯然為了避免原稿的重複而將回憶錄的順序重新排列、壓縮,故難以反映這本巨著的全貌。

《維特伯爵回憶錄》(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

1981,新華出版社也出版了《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一書,取材與商務印書館版本相同,但篇幅較小。

現在讀者看到的回憶錄是據2003年聖彼德堡版本譯出的,編者是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德堡歷史研究所和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以巴赫梅捷夫命名的俄國和東歐文化歷史檔案館,依據的是後者收藏的檔案,沒有刪減,據俄文原文刊印,悉數發表。

新譯本的學術價值,除了維特的記述外,還因編者的詳盡注釋而錦上添花。難能可貴的是,編者使用了俄羅斯國家歷史檔案館的豐富資料,引用了歷史學家們的研究成果,把有關重大事件的要素,特別是沙皇的諭旨予以介紹,並把維特記述中的明顯謬誤處或予以糾正或提供佐證材料,對某些觀點之評判,無不鞭辟入裡。編者考據之精細,史料之確鑿,高達全書篇幅10%的注釋量,使回憶錄的價值更加明確,甚至可以單獨輯錄成書。

(本文為李玉貞為《維特檔案》譯文撰寫的譯者前言,有刪減,本號獲出版社授權刊發,編輯:豆豆,文章標題及圖片均由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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