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佳妮／文
上周， 布朗大學一年一度的校友志願者峰會在紐約柏悅酒店舉行。 會議為期兩天， 除了學校管理層， 還邀請了很多重磅嘉賓講座，
現任布朗大學校長、名譽校長、教務主任、院長、校董等都從4小時以外的學校趕來， 究竟是哪些“校友”， 讓學校80%的管理層費勁全力準備這次會議、學校為什麼花如此大價錢， 不停地去“討好”這些校友呢？
被邀請的校友都做了什麼？
被邀請的都是畢業後和學校依然有“千絲萬縷”聯繫的校友， 他們在畢業後， 依然志願參與學校的活動， 活動包括這幾類：
校友面試
每年常青藤大學的大量面試工作， 其實都是畢業校友完成的。 每年兩三萬的申請者， 一個花費一小時的話， 就是兩萬小時， 這些校友基本工資都在每小時100美金以上（峰會中才發現醫生、律師的比例超過30%），
基本過程是， 錄取辦公室每年會通知全世界範圍的校友“區域主席(Regional Chair)”， 然後由區域主席聯繫當地校友， 填志願表， 然後開始分配學生根據每個志願校友願意付出的時間安排面試人數。
要知道， 無論是“區域主席”還是面試校友， 他們都是志願的， 沒有任何報酬。 而且“區域主席”， 往往還都是成功人士。 比如布朗大學的曼哈頓地區區域主席， 就是某私募基金的“大佬”。 這些日進鬥金的人， 願意為了母校的面試親自發郵件、聯繫、甚至四五點睡， 是多大的力量在支撐他們呢？
Annul Fund - 捐款基金
美國私立大學的錢從哪裡來？ 答案就是校友捐款。 這可能在中國是一個比較陌生的概念。 比起中國的公立大學都是政府撥款， 美國的私立大學主要來自于校友和企業的捐助， 因此大學的自主性也比較強。 捐助的資金會直接進入到“捐贈基金”中去產生收益， 捐贈基金的大學會直接影響學校的學術研究、獎學金、教授資源等。
學校的捐款基金大概的數字是多少， 我們可以看看下面的圖：
注意， 他們的數位單位是10億美元， 也就是說， 排名第一哈佛大學的捐款基金， 是350億美元哦（阿裡巴巴市值10分之一大）。
相比如此有錢的私立大學， 美國的主要靠政府捐助的公立大學， 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伯克利加州大學校長羅伯特·貝根奈曾說， “高等教育是一個競技場， 一些私立大學依賴多年積累的雄厚的捐贈基金在這個競技場上獨領風騷， 讓我們這些三分之一的經費來自州政府的公立學校望塵莫及， 因此， 不斷擴大捐獻基金規模是我們可持續發展的唯一出路。 ”
美國私立大學就是用這種培養人才、人才成功後捐助母校， 母校將錢投入到培養更多的人才， 形成了精英滾動式培養的模式。
有了這些背景介紹， 現在知道校友們， 尤其是“精英校友”對母校的作用有多大了吧。
可是和很多人想像中的不同， 美國的大學並不是在一個人成功， 企業上市的那一天，忽然貼上去說“哎呀，捐點錢吧”，而是有一個非常先進的系統：在學校門畢業後，分成5年、10年、20年的校友，把不同年齡段的校友放進系統，根據他們的家庭和在校期間對學校的滿意程度、個人成就等多項資料，把和學校聯繫最緊密的放進“金色系統”，然後組織“金色系統”的人為學校找到更多人捐款。這些人如果同意了幫學校做這件事，其實犧牲的時間也不少，不僅僅要在自己能力的範圍捐款，還需要不斷地勸說同樣能力範圍的人捐助學校，他們為什麼願意這麼做呢？
校友的動力是什麼？
為什麼有的校友願意花這麼長時間為學校面試、願意花這麼長時間和金錢去捐款呢？看似一天隨機安排的峰會，慢慢給了我答案。
有機會參與學校今後的戰略決策
被邀請的校友並沒有想像中的多，可是其中不乏從加州趕來的70多歲老夫婦、特意休假的律師、醫生，包括某著名銀行的董事……第一個分會議就是校長回答在座所有校友的問題，然後這些校友有機會提出建議，這些建議會直接傳達到管理層。無論是校長、教務長、教授，他們的姿態都不太是管理者，而更像是面對投資人的創業者，細心地聽取建議、做筆記、解釋情況，然後會根據建議之後跟進解決方案。
每一位在學校生活四年的人，覺得自己如此被重視，其實都在心裡有一些感動，也願意為母校繼續付出吧。
歸屬感
其實人的一生，能讓人有歸屬感的事情不多，但是在美國文化中，大學絕對是其中的一項：
在某個工作崗位上，如果遇到了校友，那自然就形成了輔導關係，好像校友之間有責任互相幫助。
在家庭中，如果家庭成員是一所學校畢業的，那麼共同的回憶往往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夫妻二人一同參加學校的返校聚會，曾經被紐約時報評為“夫妻最浪漫的事情”之一。
即使走在大街上，如果你看到別人的車子上貼著學校的車貼，看見偶爾某個健身房有人穿母校校徽的套頭衫，都會是很開心上去打招呼的機會。
其實學校要做的，就是營造一個氛圍，勾起大家共同的回憶。畢竟18-22歲的年齡，無論身在何處，都是美好的事情多。其實學校要做的，就是多將美好歸功於自己，把這些不斷地傳遞給校友。
人是群居的動物，往往在孤獨時，需要一些歸屬感。往往在年邁時，想要美好青春的回憶。
這不都是大學水到渠成的嗎？
情懷
會議中有這麼一項，邀請了三個“優秀”在校生分享他們的經歷。
第一個“優秀在校生”是個小姑娘。
我作為新校友，其實我知道她和我年齡差不多，可是今天我已經換了個視角去審視這些小孩，我想知道我的時間、金錢投入，到底給了怎樣“優秀”的人。我知道他們打動我往往更難，不僅僅是因為我年輕，更是因為我參加了中國論壇，開始幫助學校與中國方面的合作，這樣的貢獻，別人又怎麼超過我？我抱著如此高傲的心態，可是接下來的一個小時，我真的被震撼了。
一個住著拐杖的女孩走上台，說我先介紹一下自己吧，我是布朗大學大三的學生。我從小有先天性小兒麻痹症、多動症，很不幸大一那年我出門時被性侵犯，很長時間住院，不能出門。那段時間我開始自殘，患有很嚴重的抑鬱症。
我知道很多人這時候會告訴我，學校有兩個抑鬱症治療中心，我在紐約的家旁邊就是最好的抑鬱症診所，好像我的整個世界都充滿了治療心理健康的資源，我就該好起來。
可是若不是自己的經歷，我又怎麼知道，其實心理健康問題的人缺少的並不是治療資源，而是迷茫中告訴自己去看醫生的勇氣：我不知道我這種身體情況會不會被退學、不知道這樣的記錄未來會有多少人看到、不知道這樣的故事會怎樣影響我已經過不下去的人生。沒有經歷的人又怎麼知道這些？
於是我成立了一個組織，用於彌補患者和治療資源中間的縫隙，希望更多的幫助真正患病的人，在他們和治療資源之間建立真正的聯繫，提高社會對這個問題真正的意識。
目前我的組織一共説明了18000名學生，我們從在布朗小小的社團，到現在成為聯合國聯合的群體，兩年了，慢慢壯大。
我記得她一步一步用拐杖下臺時，所有校友都站了起來，用力鼓掌。
那個時候我在想：
比起我的國家，美國在心理健康方面已經足夠關注，醫療和輔導已經是世界最領先水準，可是依然有20歲的孩子希望不斷完善這個系統，希望説明更多的人。
從意識到問題(social awareness)到大面積解決這個問題，大概就是這個精英教育下的女孩子發揮的最好的優勢吧。
其實她下臺時，我偷偷地掉了幾滴眼淚，坐在我旁邊的那位校友，某銀行的董事，也偷偷地拿起了桌子上的紙巾。
我相信她和我一樣，覺得付出的都值得了。
我兩年前從大學畢業，從“被學校服務”的學生身份，開始轉化為“對學校有用的”校友身份。去年的我，僅僅因為好玩和好奇，為學校花了幾個小時面試，也在試探著找人捐款。可是參加了這個會議，我心裡已經流了很多感動的眼淚，從今年起，我想真真正正地花更多時間投入到志願中去。
他們打動了我這個24歲的年輕人。24歲，只是服務的開始。
看看身邊這些花甲之年的成功人士，他們大概也就是從20多歲時被打動，一直為這個家付出到現在的吧！
這個文化的力量，真大！
閱讀連結：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企業上市的那一天，忽然貼上去說“哎呀，捐點錢吧”，而是有一個非常先進的系統：在學校門畢業後，分成5年、10年、20年的校友，把不同年齡段的校友放進系統，根據他們的家庭和在校期間對學校的滿意程度、個人成就等多項資料，把和學校聯繫最緊密的放進“金色系統”，然後組織“金色系統”的人為學校找到更多人捐款。這些人如果同意了幫學校做這件事，其實犧牲的時間也不少，不僅僅要在自己能力的範圍捐款，還需要不斷地勸說同樣能力範圍的人捐助學校，他們為什麼願意這麼做呢？校友的動力是什麼？
為什麼有的校友願意花這麼長時間為學校面試、願意花這麼長時間和金錢去捐款呢？看似一天隨機安排的峰會，慢慢給了我答案。
有機會參與學校今後的戰略決策
被邀請的校友並沒有想像中的多，可是其中不乏從加州趕來的70多歲老夫婦、特意休假的律師、醫生，包括某著名銀行的董事……第一個分會議就是校長回答在座所有校友的問題，然後這些校友有機會提出建議，這些建議會直接傳達到管理層。無論是校長、教務長、教授，他們的姿態都不太是管理者，而更像是面對投資人的創業者，細心地聽取建議、做筆記、解釋情況，然後會根據建議之後跟進解決方案。
每一位在學校生活四年的人，覺得自己如此被重視，其實都在心裡有一些感動，也願意為母校繼續付出吧。
歸屬感
其實人的一生，能讓人有歸屬感的事情不多，但是在美國文化中，大學絕對是其中的一項：
在某個工作崗位上，如果遇到了校友，那自然就形成了輔導關係，好像校友之間有責任互相幫助。
在家庭中，如果家庭成員是一所學校畢業的，那麼共同的回憶往往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夫妻二人一同參加學校的返校聚會，曾經被紐約時報評為“夫妻最浪漫的事情”之一。
即使走在大街上，如果你看到別人的車子上貼著學校的車貼，看見偶爾某個健身房有人穿母校校徽的套頭衫，都會是很開心上去打招呼的機會。
其實學校要做的，就是營造一個氛圍，勾起大家共同的回憶。畢竟18-22歲的年齡，無論身在何處，都是美好的事情多。其實學校要做的，就是多將美好歸功於自己，把這些不斷地傳遞給校友。
人是群居的動物，往往在孤獨時，需要一些歸屬感。往往在年邁時，想要美好青春的回憶。
這不都是大學水到渠成的嗎？
情懷
會議中有這麼一項，邀請了三個“優秀”在校生分享他們的經歷。
第一個“優秀在校生”是個小姑娘。
我作為新校友，其實我知道她和我年齡差不多，可是今天我已經換了個視角去審視這些小孩，我想知道我的時間、金錢投入，到底給了怎樣“優秀”的人。我知道他們打動我往往更難，不僅僅是因為我年輕，更是因為我參加了中國論壇，開始幫助學校與中國方面的合作，這樣的貢獻，別人又怎麼超過我？我抱著如此高傲的心態，可是接下來的一個小時，我真的被震撼了。
一個住著拐杖的女孩走上台，說我先介紹一下自己吧，我是布朗大學大三的學生。我從小有先天性小兒麻痹症、多動症，很不幸大一那年我出門時被性侵犯，很長時間住院，不能出門。那段時間我開始自殘，患有很嚴重的抑鬱症。
我知道很多人這時候會告訴我，學校有兩個抑鬱症治療中心，我在紐約的家旁邊就是最好的抑鬱症診所，好像我的整個世界都充滿了治療心理健康的資源，我就該好起來。
可是若不是自己的經歷，我又怎麼知道，其實心理健康問題的人缺少的並不是治療資源，而是迷茫中告訴自己去看醫生的勇氣：我不知道我這種身體情況會不會被退學、不知道這樣的記錄未來會有多少人看到、不知道這樣的故事會怎樣影響我已經過不下去的人生。沒有經歷的人又怎麼知道這些？
於是我成立了一個組織，用於彌補患者和治療資源中間的縫隙，希望更多的幫助真正患病的人，在他們和治療資源之間建立真正的聯繫，提高社會對這個問題真正的意識。
目前我的組織一共説明了18000名學生，我們從在布朗小小的社團，到現在成為聯合國聯合的群體，兩年了，慢慢壯大。
我記得她一步一步用拐杖下臺時，所有校友都站了起來，用力鼓掌。
那個時候我在想：
比起我的國家，美國在心理健康方面已經足夠關注，醫療和輔導已經是世界最領先水準，可是依然有20歲的孩子希望不斷完善這個系統，希望説明更多的人。
從意識到問題(social awareness)到大面積解決這個問題，大概就是這個精英教育下的女孩子發揮的最好的優勢吧。
其實她下臺時，我偷偷地掉了幾滴眼淚，坐在我旁邊的那位校友，某銀行的董事，也偷偷地拿起了桌子上的紙巾。
我相信她和我一樣，覺得付出的都值得了。
我兩年前從大學畢業，從“被學校服務”的學生身份，開始轉化為“對學校有用的”校友身份。去年的我，僅僅因為好玩和好奇，為學校花了幾個小時面試，也在試探著找人捐款。可是參加了這個會議，我心裡已經流了很多感動的眼淚，從今年起，我想真真正正地花更多時間投入到志願中去。
他們打動了我這個24歲的年輕人。24歲，只是服務的開始。
看看身邊這些花甲之年的成功人士，他們大概也就是從20多歲時被打動，一直為這個家付出到現在的吧！
這個文化的力量，真大！
閱讀連結：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