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學習兩見毛主席
我初中是在河北省立天津中學上的， 就是後來的鈴鐺閣中學。 初中畢業以後趕上公安學校招考， 我當時的想法挺簡單， 就是想有口飯吃， 就報名去了。 所以甭管我後來被分到哪都沒失落過，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準備當警祭去的。 1950年8月我從公安學校畢業， 分配到公安局二處， 負責經濟保衛工作。 當時公安局幾個處的負責範疇是這樣一處負責政治保衛工作， 二處負責工廠企業財貨交通， 就是經濟保衛， 三處負責治安， 後來才細化的。
我到了二處以後， 一開始當外勤辦事員， 主要跑各工廠企業的保衛科，
1956年7月， 我到公安部的公安學院學習， 校址在現在的白雲觀， 院長是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 這在當時就是公安機關的最高學府。 這個機會挺難得， 我們處裡就派了我一個人， 去學的也是經保(經濟保衛)這一塊。 在學校聽大課， 有理論課也有業務課， 刑事偵查、消防安全什麼的也都有， 不過沒有實戰訓練， 課都是在教室裡上的。
我在北京學習期間見過兩次毛主席。 第一次是我們剛去的時候， 正趕上慶祝國慶， 我們的公安學院組成方隊參加國慶遊行，
第二次是畢業的時候， 1957年7月， 我們這些學員提出想見見領導， 羅總長就說看看有沒有可能吧。 我們一開始也沒抱多大希望， 過了一段時間， 有一天院領導跟系裡打招呼， 說這個事兒有希望， 大夥聽了都特別高興。 見領導那天， 我們一大早就起床洗漱吃飯， 坐著大轎車到了中南海， 我們不是從正門進去的， 從西邊的一個門進去的。 當時中央領導都在中南海開會， 我們就都站在照相的檯子上等著，
跟毛主席距離就這麼近啊， 我心裡的感受都沒法用語言表達， 這張照片我一直留著。
在辦公室建起火災檔案
去學習之前我已經是二處辦公室的副主任了， 而且學了一年經保專業， 本來以為要繼續在這塊幹下去， 沒想到回來以後就把我調到消防了。 當時是公安機關精簡機構， 原來的好多部門都合併到一塊了， 這樣就富餘出好多人來， 我就到消防了。 我也沒意見， 上哪去都沒意見，
問題是我沒搞過消防這一塊啊， 一開始也頭疼， 好在幹經保的時候抓安全也抓消防， 工廠企業的防火問題也歸我們管。 我新調的部門叫治二處， 那時候交通和消防正在分家， 還沒完全分開， 所以一個是治二處(主管消防)， 一個是治四處(主管交通)。 我在治三樸懷旱幹辦公室主任， 老本行。 當時我們的辦公室攤子比較多， 秘書是一攤， 收發文印是一攤， 還有檔案一攤。 解放以後積累了成麻袋的材料， 我去了以後組織了幾個人， 專門整理這些檔案。 先分類， 然後裝訂成冊， 這部分檔案後來都移交給檔案館了。
還有一攤就是火災調查， 當時消防隊沒幾個人幹這個工作， 基本上都在我這一塊， 像梁義章開始就是火調組的。 還有化驗室也屬於辦公室，後來合到消防研究所了。像潘華，他就是搞化驗室這塊的，他這人是比較能的。
火災調查我也參與，有些大火我也去，像是濱江道松江胡同大火，還有南站大火，都照亮天津市了，這都是調查難度非常大的大火，都不是一兩個人能調查清楚的，得靠康鐵這樣的專家。不過總體上我參與的不是太多，因為辦公室的事情比較雜，都得牽扯精力。上世紀50年代的時候，主要秘書就是張春峰和劉志敏，火調是梁義章、林保峰、楊義信(音)。從公安學院回來我就回家住了，因為消防處沒什麼宿舍。當時的消防處在新華路耀華中學的原址，這是在資料上看到的。1958年1月我成家了，可是那時候一星期上六天班，星期日也不閑著，除了開會就是學習，很少休息，每週起碼有兩個晚上學習，一個晚上黨團活動，有時候再開個會，就全占上了。王治平去了以後，一開會開到夜裡十一二點都不新鮮，家裡的事兒根本顧不上。
這段時間我有印象的火災，除了南站大火，就是撲克牌廠大火，這個廠在東北角的居民區，周圍都是大雜院。火災原因是烘烤做撲克牌的硬紙，不是明火，但是溫度挺高，結果烤著了，夜裡著起來，結果燒死人了。
這些火災現在都能在火災檔案裡查到，這個火災檔案是我在辦公室的時候牽頭建起來的。我當時要求比較嚴格，凡是我們到場做調研的大火，都要寫出文字資料，還要圖片，現場照相，寫好了以後裝訂成冊歸檔，所以火調組的成員比較辛苦，就三四個人，成天黑天白天的轉，夜裡也要值班，有火警他們要和指揮車一起走。
放禮花與籌建消防研究所
1958年，我任消防處辦公室主任，正科級。當時負責的就我一個人，也沒有副主任，有一段我還兼管行政科，事兒特別雜，就是忙亂，最主要的兩攤是秘書和火調。消防所有的情況整合都得匯總到秘書組，工作進度、成績、經驗、開會講話稿、年終總結、工作計畫，都得秘書組來寫。
我的工資從18級漲到17級、16級，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是17級，99塊，一直到"文革"以後。當時這個數就不少，能拿這個工資的人也不多，我知足(笑)。那時候99塊跟現在不是一個概念，3分錢一個燒餅，4分錢坐公共汽車，99塊能養好幾口人。下放期間我買了一台縫紉機，一百多塊錢，買了一輛紅旗自行車，好像也八九十塊，具體記不清了。那時候也沒別的大件可買，也就收音機，手錶，後來才有電視機，這都算大件了。
知道天津市放禮花是怎麼回事嗎?這段歷史我最瞭解。天津市的禮花一直是消防上來放的，最早就是我負責組織的，現在放禮花也算是天津消防的傳統了。
那是1959年，慶祝建國10周年，市裡面領導下達了燃放禮花的命令，當時這個任務是給了直屬隊了，直屬隊就是相當於原來的機動部隊，當時隊長是趙金髮，這個人恐怕不在了。選址的時候，燃放地點就定在和平區的河邊了，那時候叫帶狀公園，就在廣場橋附近，主席臺在河對岸。
當時設備都很簡陋，所謂的禮炮就是個鐵筒子，為了保證安全準確，消防員就得提前訓練，一個炮三個人，一個人拿著禮花，另一個把信子放在擦板上點著了，把禮花彈扔到筒子裡，禮花就能放出來。最早就兩三個炮筒，一次就放兩三個禮花，可不像現在那麼多。另外，消防隊還得提前對周圍地面進行安全檢查，防止引燃民宅和建築物。
頭一次放禮花，就放了不到半小時，還是一個一個放的，那傢伙人那個多啊，老百姓都沒見過，太新鮮了，維持秩序都困難，放完了以後說是撿鞋子撿了不少。我當時就在現場，因為領導們都在主席臺，我還得看著禮花筒，一晚上都是從主席臺到炮筒兩邊跑。後來再放禮花，為了讓看見的人更多，我們就選在老百貨大樓的樓頂平臺上放，還有一次在渤海大樓樓
頂上放，這幾個地方我都在現場。這是咱們天津市放禮花的歷史。
我幹辦公室主任，從職務上來講我是一直幹到文革，但是實際上中間還幹了一段別的事情。
1965年以後，公安部在天津籌建直屬的消防研究所(見注)，就把我臨時抽調出去，負責消防研究所籌建，和公安部派來的一位叫陳國興的同志配合。陳國興是主要負責人，我協助他工作，他跑基建，我主抓所裡的業務，我的原職務不變，但是原來辦公室的事情就都不管了。
消防研究所最開始籌建的時候，班底就是潘華他們的消防化驗室，地點在鞍山道1號。那裡有限公安局的倉庫，騰出來以後給研究所作為臨時的辦公地點，一個小點的倉庫當辦公室，一個大倉庫當實驗室和化驗室，外加一間廚房。這時候公安部就從各地的石油學院調來一批大學生，有甘肅的也有東北的，一共十幾個人充實過來，和原來化驗室的人合到一起，加起來有20多個人，這就是最早的全體“元老”。那時候他們剛大學畢業，有的是中專畢業，現在這些人肯定也都退休了。
後來就到了河北路的消防三隊旁邊，那有個看守所，我們把看守所改造了，就搬過去了。在那裡又增設了塗料組、煙霧組，研究塗料滅火什麼的，研究方向比較明確了。改造辦公地點的同時，我們還建設了消防實驗場，位址在王蘭莊，現在還有，裡面還有大油罐，都是做實驗用的。
研究所剛起來的時候也比較艱苦，大學生來的時候，有廚房但是沒有大師傅，沒人給做飯，有時候星期天我過來給做頓飯吃，反正大家要求不高，能做熟了就不錯(笑)。有個工程師，姓呂，是從甘肅過來的，人家不樂意來天津，“文革”以後就回去了，後來這些大學生就都起來了。
還有化驗室也屬於辦公室，後來合到消防研究所了。像潘華，他就是搞化驗室這塊的，他這人是比較能的。火災調查我也參與，有些大火我也去，像是濱江道松江胡同大火，還有南站大火，都照亮天津市了，這都是調查難度非常大的大火，都不是一兩個人能調查清楚的，得靠康鐵這樣的專家。不過總體上我參與的不是太多，因為辦公室的事情比較雜，都得牽扯精力。上世紀50年代的時候，主要秘書就是張春峰和劉志敏，火調是梁義章、林保峰、楊義信(音)。從公安學院回來我就回家住了，因為消防處沒什麼宿舍。當時的消防處在新華路耀華中學的原址，這是在資料上看到的。1958年1月我成家了，可是那時候一星期上六天班，星期日也不閑著，除了開會就是學習，很少休息，每週起碼有兩個晚上學習，一個晚上黨團活動，有時候再開個會，就全占上了。王治平去了以後，一開會開到夜裡十一二點都不新鮮，家裡的事兒根本顧不上。
這段時間我有印象的火災，除了南站大火，就是撲克牌廠大火，這個廠在東北角的居民區，周圍都是大雜院。火災原因是烘烤做撲克牌的硬紙，不是明火，但是溫度挺高，結果烤著了，夜裡著起來，結果燒死人了。
這些火災現在都能在火災檔案裡查到，這個火災檔案是我在辦公室的時候牽頭建起來的。我當時要求比較嚴格，凡是我們到場做調研的大火，都要寫出文字資料，還要圖片，現場照相，寫好了以後裝訂成冊歸檔，所以火調組的成員比較辛苦，就三四個人，成天黑天白天的轉，夜裡也要值班，有火警他們要和指揮車一起走。
放禮花與籌建消防研究所
1958年，我任消防處辦公室主任，正科級。當時負責的就我一個人，也沒有副主任，有一段我還兼管行政科，事兒特別雜，就是忙亂，最主要的兩攤是秘書和火調。消防所有的情況整合都得匯總到秘書組，工作進度、成績、經驗、開會講話稿、年終總結、工作計畫，都得秘書組來寫。
我的工資從18級漲到17級、16級，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是17級，99塊，一直到"文革"以後。當時這個數就不少，能拿這個工資的人也不多，我知足(笑)。那時候99塊跟現在不是一個概念，3分錢一個燒餅，4分錢坐公共汽車，99塊能養好幾口人。下放期間我買了一台縫紉機，一百多塊錢，買了一輛紅旗自行車，好像也八九十塊，具體記不清了。那時候也沒別的大件可買，也就收音機，手錶，後來才有電視機，這都算大件了。
知道天津市放禮花是怎麼回事嗎?這段歷史我最瞭解。天津市的禮花一直是消防上來放的，最早就是我負責組織的，現在放禮花也算是天津消防的傳統了。
那是1959年，慶祝建國10周年，市裡面領導下達了燃放禮花的命令，當時這個任務是給了直屬隊了，直屬隊就是相當於原來的機動部隊，當時隊長是趙金髮，這個人恐怕不在了。選址的時候，燃放地點就定在和平區的河邊了，那時候叫帶狀公園，就在廣場橋附近，主席臺在河對岸。
當時設備都很簡陋，所謂的禮炮就是個鐵筒子，為了保證安全準確，消防員就得提前訓練，一個炮三個人，一個人拿著禮花，另一個把信子放在擦板上點著了，把禮花彈扔到筒子裡，禮花就能放出來。最早就兩三個炮筒，一次就放兩三個禮花，可不像現在那麼多。另外，消防隊還得提前對周圍地面進行安全檢查，防止引燃民宅和建築物。
頭一次放禮花，就放了不到半小時，還是一個一個放的，那傢伙人那個多啊，老百姓都沒見過，太新鮮了，維持秩序都困難，放完了以後說是撿鞋子撿了不少。我當時就在現場，因為領導們都在主席臺，我還得看著禮花筒，一晚上都是從主席臺到炮筒兩邊跑。後來再放禮花，為了讓看見的人更多，我們就選在老百貨大樓的樓頂平臺上放，還有一次在渤海大樓樓
頂上放，這幾個地方我都在現場。這是咱們天津市放禮花的歷史。
我幹辦公室主任，從職務上來講我是一直幹到文革，但是實際上中間還幹了一段別的事情。
1965年以後，公安部在天津籌建直屬的消防研究所(見注)，就把我臨時抽調出去，負責消防研究所籌建，和公安部派來的一位叫陳國興的同志配合。陳國興是主要負責人，我協助他工作，他跑基建，我主抓所裡的業務，我的原職務不變，但是原來辦公室的事情就都不管了。
消防研究所最開始籌建的時候，班底就是潘華他們的消防化驗室，地點在鞍山道1號。那裡有限公安局的倉庫，騰出來以後給研究所作為臨時的辦公地點，一個小點的倉庫當辦公室，一個大倉庫當實驗室和化驗室，外加一間廚房。這時候公安部就從各地的石油學院調來一批大學生，有甘肅的也有東北的，一共十幾個人充實過來，和原來化驗室的人合到一起，加起來有20多個人，這就是最早的全體“元老”。那時候他們剛大學畢業，有的是中專畢業，現在這些人肯定也都退休了。
後來就到了河北路的消防三隊旁邊，那有個看守所，我們把看守所改造了，就搬過去了。在那裡又增設了塗料組、煙霧組，研究塗料滅火什麼的，研究方向比較明確了。改造辦公地點的同時，我們還建設了消防實驗場，位址在王蘭莊，現在還有，裡面還有大油罐，都是做實驗用的。
研究所剛起來的時候也比較艱苦，大學生來的時候，有廚房但是沒有大師傅，沒人給做飯，有時候星期天我過來給做頓飯吃，反正大家要求不高，能做熟了就不錯(笑)。有個工程師，姓呂，是從甘肅過來的，人家不樂意來天津，“文革”以後就回去了，後來這些大學生就都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