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0年5、6月份， 羅素作為戰後西方世界的尋路者， 踏上了蘇維埃共和國的土地。 但一路走來的他， 看到的卻並非是他所想像、所嚮往的社會主義。
“波多”號上的“顛覆行為”
1920年5、6月份， 羅素作為戰後西方世界的尋路者， 踏上了蘇維埃共和國的土地。 一心想為西方取得“社會主義”真經的他， 滿懷熱望， 東奔西走地認真考察了一個月。 如一位學者筆下描述的那樣：“羅素從蘇俄首都到村野、從最高領袖到最底層的民眾、從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到它的實踐、從華美的諾言到現實的生活進行了一番細心的觀察。
伯特蘭·羅素
訪蘇前的2月， 在倫敦演講時他曾宣稱：“我是因為戰爭結果從自由主義改變到社會主義的一人。 ”當他口說社會主義的時候， 他說的是他所信奉的基爾特社會主義， 主張改良而不是革命；這與從革命風暴中誕生、以革命理想立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 自然相去甚遠。
因而他斷言， 蘇俄沒有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
但很快， 心中又濺起了希望的火花。 7月， 剛從蘇聯回國的羅素， 突然接到來自遙遠中國的電報， 熱情邀請他去北京大學講學。 博學的他， 早就讀過中國的唐代古詩和老莊之書， 一直稱道中國古詩的美為西方所未有。 他剛出版的那本論述社會改造的書——《到自由之路》， 卷頭就題有老子的名句：“生而不有， 為而不恃， 長而不宰”。 而《莊子》書中隱約閃現的中國古代無政府主義思想， 與他的社會改造理想尤其合拍， 更是被他讚賞不已。 中國， 一個多美好的國家， 他毫不遲疑地接受了邀請——去中國， 到那裡去尋找西方文明新的希望。
8月， 他就啟程了。 由他的情人朵拉·勃拉克陪伴，
“波多”號穿過英吉利海峽， 到法國停留了三個星期， 然後就直駛上海。 一個多月漫長的海上漂泊， 枯燥、乏味， 在無聊地打發時光中， 誰都想尋找一點刺激。 同船有一群羅素的英國同胞， 知道他去過赤色蘇俄， 便都好奇地催他說說那兒的見聞和印象。 他也閑著無事， 樂意當一回義務報告員。 但他的報告卻曲意摻了水分。 因為他已摸清這幫同胞中有當橡膠種植園主的、有當商人的， 都是資本制度的寵兒， 他可不想在他們面前丟“社會主義”的醜。 因而對蘇俄的社會主義盡揀好話說， 而隱去了對她的失望和不滿。
正說在興頭上， 船艙裡卻泛起了一陣騷動， 話未講完， 對他的不滿、指斥卻已劈頭蓋腦地向他襲來。
這幫富人的瘋狂表現， 讓羅素感到好沒趣。 他和勃拉克突出包圍圈， 逕自登陸上岸， 等待中方接應他們的人。 那幫富人同胞並不甘甘休， 已偷偷給北京的英國總領事發去電報， 告發了他的種種“罪行”。 事情一下被升級、鬧大了。 駐京英方人員立即給倫敦的外交部和國防部通報情況， 回音傳來， 國防部認定依照《戰時條例》， 對有顛覆行為的羅素應立即拘留或遣返回國。
各界追捧
風浪止息。 讓他僥倖地逃過了一劫。 但他對身後的這場風波， 卻毫無所知， 也早已將這幫瘋狂的同胞拋之于腦後。 這時讓他煩心的卻是中國的東道主。 在碼頭邊已等了很久， 卻一直不見來接客的人影。 難道這是“中國人的幽默”？難道來自這個遙遠國度的邀請只是一場玩笑？在茫無頭緒的上海， 真的被撂在碼頭邊， 下一步還不知怎麼辦。 他漸漸地顯得焦躁不安了。
原來這卻是一場誤會。 這天是10月12日， 原定15日抵滬的“波多”號卻早到了三天， 接待方還蒙在鼓裡。 隔了很長時間，得到消息的接待方才派人匆匆趕來，將他們接走。
碼頭邊的不快，很快消散得無影無蹤。見到第一個中國人的那一刻，他就已感受到中國人熱情如火的秉性。因為在這之前，他的名字、他的學術地位都已被在華講學的美國哲學家杜威廣為傳播，在中國學界，幾乎人人知曉他是“現代三大哲學家”之一，是當世的時代精神的代表，早已引頸翹盼他的到來。離開碼頭，他就被帶到西藏路漢口路那所著名的大旅館——一品香旅館，剛安頓下來，就有中國學者絡繹不絕地上門來拜訪、求教，使他又深歎中國人的好學。落定未久，他又收到一封寄自霞飛路漁陽裡，落款為“袁瓊生”、一個他毫無所知的中國人的信：“我們非常高興，您這位世界上最偉大的社會哲學家來華抵達本埠，來救治中國學生的歷史性的思想病。”
第二天晚上，在南京路大東旅社歡迎他的宴會上，他第一次用筷子吃飯，覺得十分新鮮、有趣。喝著一杯杯難以形容如何醇美的米酒，吃著滿桌品味俱佳、多得數不清的菜肴，真有點飄飄欲仙的感覺。已有幾分醉意的他，像中國人一樣從這張桌子走到那張桌子，不停地勸酒，不停地乾杯，世界似乎只剩下了一張酒桌。
使他從醉意中驚醒的，是眼前中國人完全出乎他想像的舉止。他第一次接觸這麼多的中國人，讓他吃驚不小的是，許多中國人竟然能用流暢嫺熟、妙趣橫生的英語和他交談。說的是英式英語，行的是英式社交禮儀，不時還表現出在這種社交場合所應該具有的恰如其分的詼諧。他壓根沒有料到，在貧窮、落後的中國，竟然會有這麼多富有教養的文明人。“這是我們第一次對中國人有親身的感受……此前我一直不曉得，一個有教養的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有教養的人。”很久以後，他在他的自傳中還念念叨叨地這樣寫道。
下榻在一品香旅館，總是川流不息地有人來拜訪。來的人多了，卻又不能冷落了哪一個，他和勃拉克就將他們安頓在不同的桌子上，兩人從這張桌子到那張桌子來回地挪動，穿梭著應對。來的除了中國人，也有歐洲人、美國人、日本人和朝鮮人等等，國籍不同，境遇也有不同，在不少社會名流、莘莘學子之外，也有外籍的流亡者和落魄者，似乎都想從大學者那裡得到一點什麼。他也不由感覺到，上海真是個世界主義的城市，什麼國家的人都有。
但他對西方人不感興趣，不知怎麼的，他接觸的這些歐洲同胞，似乎都給他留下了凶巴巴的、討人厭的印象。他對已經完全西化的那部分上海，也十分地不待見，很久以後，他在回憶錄中還這樣寫道：“上海大部分是頗為歐化的，更幾乎是美式的；街道的名字、佈告和廣告都是英文的(和中文的)。高樓大廈都是大公司、官廳、銀行之所在；一切都是富麗堂皇。”也就如此而已。他看到“那些僻街小巷仍然完全是中國式的”，而他的興趣所在，恰恰就是這些“中國式”的地方。
一直在追隨羅素行蹤的報社記者們，早已看透他的這般心思，在報上披露說：“羅素先生之意，甚欲得知中國社會之實況，故欣然遊上海，而不願注意租界內情形。”到上海的第二天——10月13日一早，提出要看“中國式”上海風景的羅素，就由主人陪同，驅車遊覽了滬南、閘北等一帶。在老城廂江邊碼頭附近的半淞園，竟足足勾留了兩個多小時。
28歲的清華教授趙元任，這幾天專程從北京趕來隨伴羅素，為他當翻譯。羅素剛到的那天，他在日記中記下對羅素的第一印象，說他看過羅素的照片和別人對他的文字描述，現在親謁其面，覺得遠超乎他的想像。不由在筆下飽蘸著激情形容說，他比想像中的他“更強壯、更高、儀態更優雅”。
13日晚上的歡迎宴會上，中方東道主也熱情有加。主持人稱道他的到來，當為文化之光；預言他的學說將傳遍海內，為中國的前途造幸福；特別談到在素有崇拜哲學家傳統的中國，歷來最崇拜兩千年前的孔子，而隨時勢變遷，今天的羅素先生就是新孔子，是“孔子第二”。這番稱譽以中國人的尺度衡量，無疑已被推上至高無上的地位。
1920 年10 月13 日，上海7 個社團為羅素舉行歡迎會，圖中坐在中間的即是羅素與勃拉克小姐。
演講引起的風波
羅素講學的主講壇是在北京，上海只是一場預熱。但在上海，總不至於只是冶遊賞玩、吃吃喝喝，人們的期待、他的來意，都需要回報一席思想與精神的美餐。他已準備好到北京去盡一個哲學教授的職責，將舉行五大哲學演講——講《哲學問題》、《心之分析》、《物的分析》、《社會結構學》和《數理邏輯》；而在上海，他有更多的現實感觸要傾吐，所以就以一個現實關懷者而不是哲學家的身份進行講演。話鋒所至，也就處處觸及現實的痛癢。
第一次發聲是在13日的歡迎晚宴上。是夜，在南京路大東旅社宴會廳裡，歡迎他的有一百多位各界學者名流。晚宴主辦者有江蘇省教育會、中華職業教育社、新教育共進會、基督教救國會、中國公學及時事新報等六個團體。酒酣耳熱之際，依然沉浸在白天半淞園詩情古意的遊興中，腦海裡仍填滿唐詩、老莊之學而揮之不去的羅素，嘴邊的閘門開啟，幾乎聲聲不離中華幾千年的燦爛文化。他稱頌中國為“極完全文學美術之國”，有此美德，“即為改造一切之本能”。稱頌實是鋪墊，他演講的要旨是想放聲疾呼：對這樣的文化，中國人千萬要珍重保存它。因為他已隱隱發現，有些中國人一心做西方化的夢，已經遠離甚至背棄了自己的老祖宗。於是，他以一個西方人幾十年的閱歷告訴在座的人：晚近歐洲之思想，多激烈破壞及紛亂之狀態，妒忌以之而起，戰爭以之而生。今日之歐洲社會中，凡自私、貪婪、侵坑、強暴之惡根，依然存在，中國人千萬不能“不加以檢擇，一塊羅而致之”。
他告誡在座說，凡中國人之一舉一動、一事一物，未受歐化之影響者，均有至可羨愛之處。此皆中國固有之國粹也，不宜棄之。他知道、也理解中國人有迫切改造社會的願望，他的建言是，歐洲經驗有可取之處，或可移植至中國，但歐洲錯誤之經驗，中國則不必效法。他認為在今日之中國，社會改造固然是急務，但不可操之過急。他舉俄羅斯的例子，認為因過於激進，反而不能達本來之目的。慢慢來，謹慎從事，則前途殊有希望。而教育則是各種改造方法中的“第一義”，是社會改造的一大捷徑。
14日午後，他又來到江海交匯處的吳淞炮臺灣，給中國公學師生作演講。被煙水蒼茫、天風浩蕩包容下的中國公學，這一年，校園內正澎湃激蕩著各種新舊思潮。3月梁啟超來過，一如既往地大談他的改良主義；4月陳獨秀也來過，以“五四運動”旗手身份闡發了五四運動的精神內涵。眼下羅素的到來，作以《社會改造原理》為題的演講，正迎合了莘莘學子的報國情懷。他開明宗義，就揭了歐洲的“老底”，聲稱歐洲自近百年以來，“各種潮流，經試驗之結果，竟全失敗”，現今不得不“要求另外一種原理做基礎以圖改造”。他認為，求之古人，中國的老子所謂“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最有價值。希望中國實業的發展，不要趨步歐美後塵，再蹈歐美的種種謬誤；因發達產業，而使固有之審美和精神上有價值的事事物物逐漸喪失，實覺可惜。如果從審美的精神的文明方面努力做去，自然有發達的一日。而社會改造最激烈的俄羅斯，他說他考察之後，覺得“目前情形”已“漸失革命本意”。
這番演說，在期望滿滿的師生看來，大概依然唇幹舌燥而絲毫不解渴。甚或因之而起疑雲：中國的改造，難道就是回到老子的混沌世界去嗎？
16日下午4點半，在老城廂西門外方斜路上的江蘇省教育會會場，他又作了“教育之效用”的演說。論教育他是行家裡手，談及教育時，每每有真知灼見的火花迸濺而出，而引來台下教育界人士的連聲喝彩。但救治破敗、混亂的中國，當下頭等重要、首先要做的，真的就是教育嗎？
前排右起：羅素、勃拉克女士、蔣百里；後排右起：孫伏園、王賡、趙元任、瞿世英
每當縱論西方社會大勢時，羅素儼然是個料事如神、洞明一切的預言家。15日在一品香旅社，他與那位元《申報》記者的一席談話，就有許多精闢之至的論斷。譬如他說：一次大戰後，英、美兩國已控制世界大勢，歐洲如發生革命，英、美兩國只要控制糧食來源，就可致革命各國於死地，歐洲想革命也革命不起來——事實證明正是如此；又說，美國將成為全世界最強大之國，未來百年間，美國必將控制世界均勢，執全世界之牛耳——以後的百年世界史，就是它的最好注腳；還說，德國雖為戰敗國，但因其國物產豐富，英才輩出，人民肯耐勞忍苦，政府能高效運轉，大約二十年內，必然恢復其固有之地位——以後二次大戰爆發、德國橫掃歐洲，也就是在他預測的這個時間跨度內，幾乎完全被他說中。因為對他生於斯、長於斯的西方世界，他知道太多、看得太透了。
但對於中國這塊陌生的土地，他能知道的有限的一點，還大多來自以往涉獵的唐詩和老莊之書。說瞭解，也只是瞭解她的前世；對她的今生如何，只能憑道聼塗説，零敲碎打地得到一點表像皮毛、細枝末節。
羅素不合時宜的演講，自然會碰釘子。風波的緣起，是13日晚他在大東旅社發表的講話。《申報》第二天的報導中，他的演說被冠以一個醒目的標題：“羅博士言中國宜保存固有國粹”。“保存國粹”——這彈眼落睛的四個字，一下觸動了許多人的神經，霎時引來一片譁然。中國思想界正進行著一場中西文化論戰，這番話對於反西化的保守派，自然很是受用，但卻並未吭聲。發難的第一聲來自北京，發難者是“五四”風暴中一度也是風雲人物的周作人。他以“仲密”為筆名、在10月17日《晨報》上刊發的《羅素與國粹》一文中，劈頭就說：“羅素來華了，他第一場演說，是勸中國人要保重國粹，這必然很為中國的人上自遺老下至學生所歡迎的……但我卻不能贊成。”在狠批一通所謂“國粹”之後，他又直言告誡羅素，你不大明白中國的內情，不久你就會知道，“中國的壞處多於好處，中國人有自大的性質，是稱讚不得的”。
責難不是來自一個人，而是來自一派勢力。有人責難，也會有人辯護。“五四”運動主要幹將之一、北大教師張申府，被譽為“中國羅素研究第一人”，“羅素”兩字的中文翻譯定名就出自他之手。10月間張申府來到上海，一邊下榻于漁陽裡陳獨秀的家裡，共謀籌建共產黨組織，一邊也追星似地跟著羅素。13日的晚宴，他也在場，他認為因羅素講話引起的風波，是因為《申報》曲解了羅素的意思。他給上海《時事新報》投去一封信，以見證人的身份辯解說，羅素演說的主旨在於希望中國人在歐洲道路之外另開一條新路，要我們勿瞎眼地、不管好壞地抄襲人家；也提出中國文化上很有些好的地方，希望中國不要把它丟掉。這怎麼可以稱之“保存國粹”呢？《申報》的譯文“未免太違了原意”，把“保存國粹”四字加在最看重創造精神的羅素身上，“很恐不但誣了羅素，並要誤盡蒼生”。
這時羅素已離開上海一個月，正在北京講學，他風聞上海由他引起的一場爭論，不得不投書《申報》，作了自我辯護。不知是出於真心抑或因為無奈，文中他已經改變調門，聲言舊的東西即使很好，如果不拋棄就難以圖進取，工業、民主、科學、新的教育就都不會產生。還特別鼓勵中國最活躍的改革者奮步前進，面對必然不可避免的“美術上損失”，可以“不予以過分之珍惜也”。
在上海待了5天，以後羅素輾轉去過杭州、南京、長沙，最後落定於北京。上海的一場風波似乎是一個轉捩點：改變了最初一邊倒盡是讚歎、褒揚的氣場，責難、置疑聲開始漸漸多起來。陳獨秀也是13日歡迎晚宴的出席者，聽過那次演說，他並沒有吭聲，也許對羅素的政治傾向還在觀察中。但羅素後來到了長沙、到了北京，傳出羅素的幾次關於社會發展的演說，使這位漁陽裡的革命家越聽越覺得不對勁。終於按捺不住，寫信問羅素：都說你主張中國第一宜講教育，第二宜講開發實業，不必提倡“社會主義”，這話真是你講的，還是別人弄錯了？話到最後，便“攤牌”說：這件事關係中國改造之方針，很重要，倘是別人弄錯了，你最好聲明一下，免得貽誤中國人，也免得進步的中國人對你失望。
當時三十出頭的張東蓀，正身任上海《時事新報》和《改造》雜誌主編，又兼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主任。他是羅素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知音，自稱對羅素“佩服到一百二十分”。羅素去長沙，他一路鞍前馬後地跟著，回上海就在他的《時事新報》上登文章，詳述他隨羅素訪問長沙時的見聞、感想。激進派原本就反感羅素式的“社會主義”，只礙於他是遠來的客人，不便衝撞他；張的文章一出，豈不是送上門來的活靶子？對他，就不會有任何顧忌。左派們就以《新青年》雜誌為陣地一齊出動，借著討伐張東蓀，重炮猛轟了一通基爾特社會主義。
這邊討伐，那邊反擊，熱鬧異常。“五四”時期一場“社會主義大論戰”，就這樣轟然而起，緊鑼密鼓地開演了。羅素訪華的演講，正是這場論戰的直接導火索。
被曝光的私生活
上海的幾日，走到哪裡，羅素都能感到腳下這片土地的躁動。他的演講會招來爭議；他的一招一式都能成為新聞；連他的私生活也不再有私密性。
勃拉克小姐與他同船而來，影形相隨，卻誰都不知她的真實身份。在羅素，也許是疏忽了，也許真的不便明說，悶著頭竟一直沒捅明她是何許人、何等角色。於是憑常理推斷，這樣親昵有加、且同宿同眠的一對男女，自然是夫妻無疑了。
在中國人的眼裡，向來只有妻妾的概念，這回羅素卻讓國人大開了眼界。他帶來了一樣新東西、西方世界的“特產”——“情人”。勃拉克，原來是他的情人而不是妻子。他本是有妻室的，是長他5歲、出身於費城望族的美國女人愛麗絲·史密斯，但結婚27年，婚姻大半時間都處在風雨飄搖中，多年分居後，到這一年都已快走到了盡頭。婚姻之外，其實他更熱衷英國貴族圈風行的婚外戀、敞開式婚姻之類。他這位貴族世家的後裔，與他的同類一樣，在情場玩得風生水起，分居前後都一直沒有閑著。到上海之前，他身邊都還有三四個情人，勃拉克只是其中之一。
不必諱言，在西方世界，早已眾所周知他的情史、性史之混亂。但他一直辯稱這是蔑視世俗陳規，是“戀愛自由”，還高調聲稱這種“對愛情的渴望”，是支配著他一生的“三種純潔但無比強烈的激情”之一。外界也一直沒停息過對他的非議。但對勃拉克，他的用情深久和認真，卻也是有目共睹的。這年5、6月間的蘇聯之行，與他結伴同去的，就有這位年輕可人、幹練而極有才氣的勃拉克。那時，他已有一旦與愛麗絲離婚，就與勃拉克結婚的念頭。勃拉克，這位從“劍橋”走出的女作家兼女權主義者，其實思想遠比羅素激進得多。兩人同游蘇俄時，羅素因受不了布爾什維克的暴烈、過激，虎著臉就要提前回國，勃拉克卻如魚躍大海間，一頭沉浸在蘇維埃的紅色激浪中，意氣奔發，還不想回去。大哲學家只好孑然一身地怏怏而歸。8月份接到北京的邀請、準備去中國講學時，他依然想到讓勃拉克與他結伴同行，於是就寫信召喚她趕快回來，陪他一起去中國。信中，還帶著幾分矯情地說，你要不陪我去，那我也不去了。勃拉克讀懂了信中發來的愛情信號，不由一陣狂喜，也就匆匆地趕回了英國。沒過幾天，兩人就已相擁在駛往上海的輪船上了。
羅素與勃拉克在中國
羅素對兩人關係的沉默，必然引來外界的誤讀。他們一到上海，出現在第二天報上的勃拉克，幾乎都被恭敬地稱呼為“羅素夫人”。等到弄清，這原來是羅素的“劍橋弟子”而不是夫人時，眾家報館都不由一陣著慌。錯得如此邪門、鬧出這麼大笑話還怎麼有顏面面對大哲學家？於是急忙登報更正、致函道歉，不迭聲地陪著不是，生怕氣壞了這位遠道來的貴客。
其實不過是一場虛驚。羅素才不管這些呢。在這位西洋情聖的眼裡，一定覺得中國人太少見多怪、且太不懂風情。只要雙雙有情，何需計較于夫人不夫人的名號？接到《申報》的道歉信後，他大度地回信說，這是一件“無足輕重”的事，根本就用不著深究、道歉。他也隱隱地撕開了他隱私的一角，轉彎抹角地暗示說，其實他倆的關係，除了需法律上的認可外，與夫妻也沒多大差別了。
記者們從重負中解放出來，回頭探視，才發現這不就是婚外的男女私通，一出風流韻事嗎？談笑中作著中國式的注解，也暗笑自己的太實誠、刻板。還用道歉什麼？大哲學家或許正偷偷地樂著、求之不得呢！放鬆了神經的這班秀才，忽然又都猛醒過來，發現眼前就是活生生的一個爆炸性新聞話題。現實正需要這類話題。從封建王朝到民國才沒有多少年，“包辦婚姻”如無形的繩索，將青春如花、情竇初開的青年男女們仍捆縛得緊緊的，多少曠男怨女，都還沉陷在痛苦的深淵中。就如胡適，這樣開學術一代風氣的大學者，婚戀問題卻也只能聽從“父母之命”，在於心不甘中默默忍受。現在羅素來了，情場的勇士滿懷“對愛情的渴望”，來得真是時候。借洋人大學者之酒杯，澆中國人的塊壘，開時代之新風，趁此機會，讓報刊也增加點發行量和閱讀率，將是多好的一件事！
上海的報章雜誌，頓時熱鬧起來。《民國日報》、《婦女雜誌》等等報紙、雜誌，爭先恐後推出了“離婚問題號”、“羅素婚姻研究號”，借“羅素式婚姻”做話題進行了一番大討論，將羅素、勃拉克式的“自由戀愛精神”大大鼓吹了一通。
一場“自由戀愛”的豪雨，竟起始于對羅素的一次誤會。經過連番的新聞渲染，羅素與勃拉克的身影已被深深植入一顆顆渴望戀愛自由的年輕的心裡。他不會料到會有這樣的結果。但內心一定清楚，一樣稱做“自由戀愛”，這卻是大相徑庭的兩碼事啊！
（本文節選自徐茂昌著《海上洋人：百年時光裡的碎影》，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年3月。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發佈，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隔了很長時間，得到消息的接待方才派人匆匆趕來，將他們接走。碼頭邊的不快，很快消散得無影無蹤。見到第一個中國人的那一刻，他就已感受到中國人熱情如火的秉性。因為在這之前，他的名字、他的學術地位都已被在華講學的美國哲學家杜威廣為傳播，在中國學界，幾乎人人知曉他是“現代三大哲學家”之一，是當世的時代精神的代表，早已引頸翹盼他的到來。離開碼頭，他就被帶到西藏路漢口路那所著名的大旅館——一品香旅館，剛安頓下來，就有中國學者絡繹不絕地上門來拜訪、求教，使他又深歎中國人的好學。落定未久，他又收到一封寄自霞飛路漁陽裡，落款為“袁瓊生”、一個他毫無所知的中國人的信：“我們非常高興，您這位世界上最偉大的社會哲學家來華抵達本埠，來救治中國學生的歷史性的思想病。”
第二天晚上，在南京路大東旅社歡迎他的宴會上，他第一次用筷子吃飯，覺得十分新鮮、有趣。喝著一杯杯難以形容如何醇美的米酒，吃著滿桌品味俱佳、多得數不清的菜肴，真有點飄飄欲仙的感覺。已有幾分醉意的他，像中國人一樣從這張桌子走到那張桌子，不停地勸酒，不停地乾杯，世界似乎只剩下了一張酒桌。
使他從醉意中驚醒的，是眼前中國人完全出乎他想像的舉止。他第一次接觸這麼多的中國人，讓他吃驚不小的是，許多中國人竟然能用流暢嫺熟、妙趣橫生的英語和他交談。說的是英式英語，行的是英式社交禮儀，不時還表現出在這種社交場合所應該具有的恰如其分的詼諧。他壓根沒有料到，在貧窮、落後的中國，竟然會有這麼多富有教養的文明人。“這是我們第一次對中國人有親身的感受……此前我一直不曉得，一個有教養的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有教養的人。”很久以後，他在他的自傳中還念念叨叨地這樣寫道。
下榻在一品香旅館，總是川流不息地有人來拜訪。來的人多了，卻又不能冷落了哪一個，他和勃拉克就將他們安頓在不同的桌子上，兩人從這張桌子到那張桌子來回地挪動，穿梭著應對。來的除了中國人，也有歐洲人、美國人、日本人和朝鮮人等等，國籍不同，境遇也有不同，在不少社會名流、莘莘學子之外，也有外籍的流亡者和落魄者，似乎都想從大學者那裡得到一點什麼。他也不由感覺到，上海真是個世界主義的城市，什麼國家的人都有。
但他對西方人不感興趣，不知怎麼的，他接觸的這些歐洲同胞，似乎都給他留下了凶巴巴的、討人厭的印象。他對已經完全西化的那部分上海，也十分地不待見，很久以後，他在回憶錄中還這樣寫道：“上海大部分是頗為歐化的，更幾乎是美式的；街道的名字、佈告和廣告都是英文的(和中文的)。高樓大廈都是大公司、官廳、銀行之所在；一切都是富麗堂皇。”也就如此而已。他看到“那些僻街小巷仍然完全是中國式的”，而他的興趣所在，恰恰就是這些“中國式”的地方。
一直在追隨羅素行蹤的報社記者們，早已看透他的這般心思，在報上披露說：“羅素先生之意，甚欲得知中國社會之實況，故欣然遊上海，而不願注意租界內情形。”到上海的第二天——10月13日一早，提出要看“中國式”上海風景的羅素，就由主人陪同，驅車遊覽了滬南、閘北等一帶。在老城廂江邊碼頭附近的半淞園，竟足足勾留了兩個多小時。
28歲的清華教授趙元任，這幾天專程從北京趕來隨伴羅素，為他當翻譯。羅素剛到的那天，他在日記中記下對羅素的第一印象，說他看過羅素的照片和別人對他的文字描述，現在親謁其面，覺得遠超乎他的想像。不由在筆下飽蘸著激情形容說，他比想像中的他“更強壯、更高、儀態更優雅”。
13日晚上的歡迎宴會上，中方東道主也熱情有加。主持人稱道他的到來，當為文化之光；預言他的學說將傳遍海內，為中國的前途造幸福；特別談到在素有崇拜哲學家傳統的中國，歷來最崇拜兩千年前的孔子，而隨時勢變遷，今天的羅素先生就是新孔子，是“孔子第二”。這番稱譽以中國人的尺度衡量，無疑已被推上至高無上的地位。
1920 年10 月13 日，上海7 個社團為羅素舉行歡迎會，圖中坐在中間的即是羅素與勃拉克小姐。
演講引起的風波
羅素講學的主講壇是在北京，上海只是一場預熱。但在上海，總不至於只是冶遊賞玩、吃吃喝喝，人們的期待、他的來意，都需要回報一席思想與精神的美餐。他已準備好到北京去盡一個哲學教授的職責，將舉行五大哲學演講——講《哲學問題》、《心之分析》、《物的分析》、《社會結構學》和《數理邏輯》；而在上海，他有更多的現實感觸要傾吐，所以就以一個現實關懷者而不是哲學家的身份進行講演。話鋒所至，也就處處觸及現實的痛癢。
第一次發聲是在13日的歡迎晚宴上。是夜，在南京路大東旅社宴會廳裡，歡迎他的有一百多位各界學者名流。晚宴主辦者有江蘇省教育會、中華職業教育社、新教育共進會、基督教救國會、中國公學及時事新報等六個團體。酒酣耳熱之際，依然沉浸在白天半淞園詩情古意的遊興中，腦海裡仍填滿唐詩、老莊之學而揮之不去的羅素，嘴邊的閘門開啟，幾乎聲聲不離中華幾千年的燦爛文化。他稱頌中國為“極完全文學美術之國”，有此美德，“即為改造一切之本能”。稱頌實是鋪墊，他演講的要旨是想放聲疾呼：對這樣的文化，中國人千萬要珍重保存它。因為他已隱隱發現，有些中國人一心做西方化的夢，已經遠離甚至背棄了自己的老祖宗。於是，他以一個西方人幾十年的閱歷告訴在座的人：晚近歐洲之思想，多激烈破壞及紛亂之狀態，妒忌以之而起，戰爭以之而生。今日之歐洲社會中，凡自私、貪婪、侵坑、強暴之惡根，依然存在，中國人千萬不能“不加以檢擇，一塊羅而致之”。
他告誡在座說，凡中國人之一舉一動、一事一物，未受歐化之影響者，均有至可羨愛之處。此皆中國固有之國粹也，不宜棄之。他知道、也理解中國人有迫切改造社會的願望，他的建言是，歐洲經驗有可取之處，或可移植至中國，但歐洲錯誤之經驗，中國則不必效法。他認為在今日之中國，社會改造固然是急務，但不可操之過急。他舉俄羅斯的例子，認為因過於激進，反而不能達本來之目的。慢慢來，謹慎從事，則前途殊有希望。而教育則是各種改造方法中的“第一義”，是社會改造的一大捷徑。
14日午後，他又來到江海交匯處的吳淞炮臺灣，給中國公學師生作演講。被煙水蒼茫、天風浩蕩包容下的中國公學，這一年，校園內正澎湃激蕩著各種新舊思潮。3月梁啟超來過，一如既往地大談他的改良主義；4月陳獨秀也來過，以“五四運動”旗手身份闡發了五四運動的精神內涵。眼下羅素的到來，作以《社會改造原理》為題的演講，正迎合了莘莘學子的報國情懷。他開明宗義，就揭了歐洲的“老底”，聲稱歐洲自近百年以來，“各種潮流，經試驗之結果，竟全失敗”，現今不得不“要求另外一種原理做基礎以圖改造”。他認為，求之古人，中國的老子所謂“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最有價值。希望中國實業的發展，不要趨步歐美後塵，再蹈歐美的種種謬誤；因發達產業，而使固有之審美和精神上有價值的事事物物逐漸喪失，實覺可惜。如果從審美的精神的文明方面努力做去，自然有發達的一日。而社會改造最激烈的俄羅斯，他說他考察之後，覺得“目前情形”已“漸失革命本意”。
這番演說，在期望滿滿的師生看來，大概依然唇幹舌燥而絲毫不解渴。甚或因之而起疑雲：中國的改造，難道就是回到老子的混沌世界去嗎？
16日下午4點半，在老城廂西門外方斜路上的江蘇省教育會會場，他又作了“教育之效用”的演說。論教育他是行家裡手，談及教育時，每每有真知灼見的火花迸濺而出，而引來台下教育界人士的連聲喝彩。但救治破敗、混亂的中國，當下頭等重要、首先要做的，真的就是教育嗎？
前排右起：羅素、勃拉克女士、蔣百里；後排右起：孫伏園、王賡、趙元任、瞿世英
每當縱論西方社會大勢時，羅素儼然是個料事如神、洞明一切的預言家。15日在一品香旅社，他與那位元《申報》記者的一席談話，就有許多精闢之至的論斷。譬如他說：一次大戰後，英、美兩國已控制世界大勢，歐洲如發生革命，英、美兩國只要控制糧食來源，就可致革命各國於死地，歐洲想革命也革命不起來——事實證明正是如此；又說，美國將成為全世界最強大之國，未來百年間，美國必將控制世界均勢，執全世界之牛耳——以後的百年世界史，就是它的最好注腳；還說，德國雖為戰敗國，但因其國物產豐富，英才輩出，人民肯耐勞忍苦，政府能高效運轉，大約二十年內，必然恢復其固有之地位——以後二次大戰爆發、德國橫掃歐洲，也就是在他預測的這個時間跨度內，幾乎完全被他說中。因為對他生於斯、長於斯的西方世界，他知道太多、看得太透了。
但對於中國這塊陌生的土地，他能知道的有限的一點，還大多來自以往涉獵的唐詩和老莊之書。說瞭解，也只是瞭解她的前世；對她的今生如何，只能憑道聼塗説，零敲碎打地得到一點表像皮毛、細枝末節。
羅素不合時宜的演講，自然會碰釘子。風波的緣起，是13日晚他在大東旅社發表的講話。《申報》第二天的報導中，他的演說被冠以一個醒目的標題：“羅博士言中國宜保存固有國粹”。“保存國粹”——這彈眼落睛的四個字，一下觸動了許多人的神經，霎時引來一片譁然。中國思想界正進行著一場中西文化論戰，這番話對於反西化的保守派，自然很是受用，但卻並未吭聲。發難的第一聲來自北京，發難者是“五四”風暴中一度也是風雲人物的周作人。他以“仲密”為筆名、在10月17日《晨報》上刊發的《羅素與國粹》一文中，劈頭就說：“羅素來華了，他第一場演說，是勸中國人要保重國粹，這必然很為中國的人上自遺老下至學生所歡迎的……但我卻不能贊成。”在狠批一通所謂“國粹”之後，他又直言告誡羅素，你不大明白中國的內情，不久你就會知道，“中國的壞處多於好處，中國人有自大的性質，是稱讚不得的”。
責難不是來自一個人，而是來自一派勢力。有人責難，也會有人辯護。“五四”運動主要幹將之一、北大教師張申府，被譽為“中國羅素研究第一人”，“羅素”兩字的中文翻譯定名就出自他之手。10月間張申府來到上海，一邊下榻于漁陽裡陳獨秀的家裡，共謀籌建共產黨組織，一邊也追星似地跟著羅素。13日的晚宴，他也在場，他認為因羅素講話引起的風波，是因為《申報》曲解了羅素的意思。他給上海《時事新報》投去一封信，以見證人的身份辯解說，羅素演說的主旨在於希望中國人在歐洲道路之外另開一條新路，要我們勿瞎眼地、不管好壞地抄襲人家；也提出中國文化上很有些好的地方，希望中國不要把它丟掉。這怎麼可以稱之“保存國粹”呢？《申報》的譯文“未免太違了原意”，把“保存國粹”四字加在最看重創造精神的羅素身上，“很恐不但誣了羅素，並要誤盡蒼生”。
這時羅素已離開上海一個月，正在北京講學，他風聞上海由他引起的一場爭論，不得不投書《申報》，作了自我辯護。不知是出於真心抑或因為無奈，文中他已經改變調門，聲言舊的東西即使很好，如果不拋棄就難以圖進取，工業、民主、科學、新的教育就都不會產生。還特別鼓勵中國最活躍的改革者奮步前進，面對必然不可避免的“美術上損失”，可以“不予以過分之珍惜也”。
在上海待了5天，以後羅素輾轉去過杭州、南京、長沙，最後落定於北京。上海的一場風波似乎是一個轉捩點：改變了最初一邊倒盡是讚歎、褒揚的氣場，責難、置疑聲開始漸漸多起來。陳獨秀也是13日歡迎晚宴的出席者，聽過那次演說，他並沒有吭聲，也許對羅素的政治傾向還在觀察中。但羅素後來到了長沙、到了北京，傳出羅素的幾次關於社會發展的演說，使這位漁陽裡的革命家越聽越覺得不對勁。終於按捺不住，寫信問羅素：都說你主張中國第一宜講教育，第二宜講開發實業，不必提倡“社會主義”，這話真是你講的，還是別人弄錯了？話到最後，便“攤牌”說：這件事關係中國改造之方針，很重要，倘是別人弄錯了，你最好聲明一下，免得貽誤中國人，也免得進步的中國人對你失望。
當時三十出頭的張東蓀，正身任上海《時事新報》和《改造》雜誌主編，又兼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主任。他是羅素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知音，自稱對羅素“佩服到一百二十分”。羅素去長沙，他一路鞍前馬後地跟著，回上海就在他的《時事新報》上登文章，詳述他隨羅素訪問長沙時的見聞、感想。激進派原本就反感羅素式的“社會主義”，只礙於他是遠來的客人，不便衝撞他；張的文章一出，豈不是送上門來的活靶子？對他，就不會有任何顧忌。左派們就以《新青年》雜誌為陣地一齊出動，借著討伐張東蓀，重炮猛轟了一通基爾特社會主義。
這邊討伐，那邊反擊，熱鬧異常。“五四”時期一場“社會主義大論戰”，就這樣轟然而起，緊鑼密鼓地開演了。羅素訪華的演講，正是這場論戰的直接導火索。
被曝光的私生活
上海的幾日，走到哪裡，羅素都能感到腳下這片土地的躁動。他的演講會招來爭議；他的一招一式都能成為新聞；連他的私生活也不再有私密性。
勃拉克小姐與他同船而來，影形相隨，卻誰都不知她的真實身份。在羅素，也許是疏忽了，也許真的不便明說，悶著頭竟一直沒捅明她是何許人、何等角色。於是憑常理推斷，這樣親昵有加、且同宿同眠的一對男女，自然是夫妻無疑了。
在中國人的眼裡，向來只有妻妾的概念，這回羅素卻讓國人大開了眼界。他帶來了一樣新東西、西方世界的“特產”——“情人”。勃拉克，原來是他的情人而不是妻子。他本是有妻室的，是長他5歲、出身於費城望族的美國女人愛麗絲·史密斯，但結婚27年，婚姻大半時間都處在風雨飄搖中，多年分居後，到這一年都已快走到了盡頭。婚姻之外，其實他更熱衷英國貴族圈風行的婚外戀、敞開式婚姻之類。他這位貴族世家的後裔，與他的同類一樣，在情場玩得風生水起，分居前後都一直沒有閑著。到上海之前，他身邊都還有三四個情人，勃拉克只是其中之一。
不必諱言，在西方世界，早已眾所周知他的情史、性史之混亂。但他一直辯稱這是蔑視世俗陳規，是“戀愛自由”，還高調聲稱這種“對愛情的渴望”，是支配著他一生的“三種純潔但無比強烈的激情”之一。外界也一直沒停息過對他的非議。但對勃拉克，他的用情深久和認真，卻也是有目共睹的。這年5、6月間的蘇聯之行，與他結伴同去的，就有這位年輕可人、幹練而極有才氣的勃拉克。那時，他已有一旦與愛麗絲離婚，就與勃拉克結婚的念頭。勃拉克，這位從“劍橋”走出的女作家兼女權主義者，其實思想遠比羅素激進得多。兩人同游蘇俄時，羅素因受不了布爾什維克的暴烈、過激，虎著臉就要提前回國，勃拉克卻如魚躍大海間，一頭沉浸在蘇維埃的紅色激浪中，意氣奔發，還不想回去。大哲學家只好孑然一身地怏怏而歸。8月份接到北京的邀請、準備去中國講學時，他依然想到讓勃拉克與他結伴同行，於是就寫信召喚她趕快回來，陪他一起去中國。信中，還帶著幾分矯情地說，你要不陪我去，那我也不去了。勃拉克讀懂了信中發來的愛情信號，不由一陣狂喜，也就匆匆地趕回了英國。沒過幾天，兩人就已相擁在駛往上海的輪船上了。
羅素與勃拉克在中國
羅素對兩人關係的沉默，必然引來外界的誤讀。他們一到上海，出現在第二天報上的勃拉克，幾乎都被恭敬地稱呼為“羅素夫人”。等到弄清，這原來是羅素的“劍橋弟子”而不是夫人時，眾家報館都不由一陣著慌。錯得如此邪門、鬧出這麼大笑話還怎麼有顏面面對大哲學家？於是急忙登報更正、致函道歉，不迭聲地陪著不是，生怕氣壞了這位遠道來的貴客。
其實不過是一場虛驚。羅素才不管這些呢。在這位西洋情聖的眼裡，一定覺得中國人太少見多怪、且太不懂風情。只要雙雙有情，何需計較于夫人不夫人的名號？接到《申報》的道歉信後，他大度地回信說，這是一件“無足輕重”的事，根本就用不著深究、道歉。他也隱隱地撕開了他隱私的一角，轉彎抹角地暗示說，其實他倆的關係，除了需法律上的認可外，與夫妻也沒多大差別了。
記者們從重負中解放出來，回頭探視，才發現這不就是婚外的男女私通，一出風流韻事嗎？談笑中作著中國式的注解，也暗笑自己的太實誠、刻板。還用道歉什麼？大哲學家或許正偷偷地樂著、求之不得呢！放鬆了神經的這班秀才，忽然又都猛醒過來，發現眼前就是活生生的一個爆炸性新聞話題。現實正需要這類話題。從封建王朝到民國才沒有多少年，“包辦婚姻”如無形的繩索，將青春如花、情竇初開的青年男女們仍捆縛得緊緊的，多少曠男怨女，都還沉陷在痛苦的深淵中。就如胡適，這樣開學術一代風氣的大學者，婚戀問題卻也只能聽從“父母之命”，在於心不甘中默默忍受。現在羅素來了，情場的勇士滿懷“對愛情的渴望”，來得真是時候。借洋人大學者之酒杯，澆中國人的塊壘，開時代之新風，趁此機會，讓報刊也增加點發行量和閱讀率，將是多好的一件事！
上海的報章雜誌，頓時熱鬧起來。《民國日報》、《婦女雜誌》等等報紙、雜誌，爭先恐後推出了“離婚問題號”、“羅素婚姻研究號”，借“羅素式婚姻”做話題進行了一番大討論，將羅素、勃拉克式的“自由戀愛精神”大大鼓吹了一通。
一場“自由戀愛”的豪雨，竟起始于對羅素的一次誤會。經過連番的新聞渲染，羅素與勃拉克的身影已被深深植入一顆顆渴望戀愛自由的年輕的心裡。他不會料到會有這樣的結果。但內心一定清楚，一樣稱做“自由戀愛”，這卻是大相徑庭的兩碼事啊！
（本文節選自徐茂昌著《海上洋人：百年時光裡的碎影》，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年3月。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發佈，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