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節之日， 為您推送喬石之女喬曉溪回憶母親郁文的文章， 本文原為作者應本刊2015春節特刊《致父母》的邀約而作。
1990年， 喬石夫婦與大兒子蔣小明（左一）、小女兒喬曉溪（左三）、大女兒喬淩（右二）和蔣小明之妻周進（右一）攝於北京。
母親郁文：她是我心靈的避風港
《中國新聞週刊》特約撰稿｜喬曉溪
本文首發於2015年2月16日總第697期《中國新聞週刊》
2013年2月3日， 黎明前， 我與家人早早來到北京西郊的八寶山革命公墓， 等候媽媽的到來。
天亮了， 但太陽遲遲不肯露臉。 前幾天一直晴朗的天空， 此刻變得低沉， 佈滿陰霾。 靈車上路時， 天上紛紛揚揚飄起了雪花。 漫天風雪中， 迎來了媽媽的靈車。 數以千計前來弔唁的人和我們一起， 一一跟媽媽作別。
往事一幕幕， 電影般在我頭腦中浮現。
在家裡四個兄弟姐妹中， 我排行最小， 哥哥姐姐們都說媽媽偏愛我。 其實， 我覺得媽媽關愛她所有的兒女。
童年時和父母的疏離
我生在上個世紀中國大煉鋼鐵的年代。 那時， 爸爸媽媽在東北遼寧的鞍山鋼鐵公司工作。 兩年後， 在我記事前， 他們又奉調大西北， 去參加創建甘肅酒泉鋼鐵公司。 因為西北條件太艱苦， 他們工作忙， 媽媽身體也不好， 我們兄妹四人被送到南京， 由爺爺奶奶代為照料。
我小時候的記憶裡， 幾乎沒有爸爸媽媽的身影。 只是在長大以後， 才聽媽媽講起那時的一些情景。
有一天，
爸爸媽媽想利用有限的假期， 多跟我們相處， 睡覺前總會問我們：“今天晚上誰願意跟爸爸媽媽一起睡呀？”當時， 最小的我， 卻第一個態度鮮明地表示， 怎麼睡都行（跟爺爺奶奶或阿姨睡， 或自己單獨睡）， “反正我不跟你們睡”。
這些事， 令媽媽的印象如此深刻。 後來她講述這些情景時， 我能聽出， 當年我的童言無忌， 曾經多麼強烈地刺痛了她的心。
與爸爸媽媽聚少離多的日子， 持續了好幾年。
1963年， 爸爸媽媽調到北京工作。 根據有限的條件， 先把已經上小學的大哥小明和姐姐小淩接到北京同住。 1965年， 我也到了該上學的年齡， 才和二哥小東還有爺爺奶奶搬到北京。 一家八口終於團聚了。
這是我記事以來， 第一次與爸爸媽媽在一個完整的家庭裡生活。 最初一段時間， 我的口頭禪仍然是：“你們家”比“我們家”（南京的家）如何如何不同。
然而， 這段時光非常短暫。 我還未及完全認同這個新家， 瘋狂、動盪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爸爸媽媽先後遭到隔離審查， 後來又被雙雙“發配”到黑龍江肇源的中聯部五七幹校。
不久， 爺爺去世， 奶奶有段時間去了大姑姑家， 大哥初中畢業後去了延安插隊， 剩下我們三個小的， 徹底沒有了大人的管束，
患難中感受到母愛
1970年， 中聯部五七幹校遷址河南沈丘， 我和二哥隨爸爸媽媽搬到了河南幹校。 看著爸爸媽媽每天從事著繁重的體力勞動， 艱苦地生活著， 我第一次想到， 要體諒他們， 不應該再給他們添麻煩了。
那段日子， 我們一家四人住在一個屋簷下的時間並不多。 爸爸媽媽先後被安排去林場勞動， 分別住在十幾人一間的男、女集體宿舍。 二哥去了沈丘縣城上中學。 留下我一人， 駐守新安集鎮大本營的兩間茅草屋， 以便就近上小學。
我一人住在只有紙糊的窗、沒有門鎖的茅草房裡， 媽媽非常擔心，但也無能為力，只好一邊為我打氣、壯膽，一邊教我挑水、生火、做飯，以及保護自己的基本技能。
家裡有一輛從北京帶去的永久牌26型自行車，學校沒課時，我就騎上一個小時，去林場看望爸爸媽媽。白天，媽媽在地裡幹活兒，我就在一旁“幫忙”、添亂。晚上，就擠在媽媽集體宿舍的通鋪上，倆人睡一個鋪位。
在媽媽身邊的那些日子，完全消融了我小時候的陌生感。那是我跟媽媽最親密的時光，我的記憶中留下了很多溫馨的畫面。
媽媽不會騎自行車，我就很逞能地騎車帶她回家。遇到過水渠上坡時，因為我人小，身體輕，又沒有力氣壓住車把，車子的前輪常會離地翹起，被路人當耍雜技地看：“哈！一個小的，帶著個大的！”
也是在那段時間，從小遠離媽媽懷抱的我，終於有了機會，感受到媽媽深深的愛。也是因為這段患難經歷，媽媽成了我生命中最親密、最信任的人。
亂世中盡力給我們創造受教育的機會
1965年我到北京時，本是計畫秋季入學，但是因為我生日晚，北京對入學年齡卡得嚴，沒有上成，只得再等一年。媽媽看我在幼稚園學不到什麼知識，就督促姐姐開始在家教我小學課程。
一年後，我本該上學了，不想文革爆發，學校都停課“鬧革命”了。在文革戰火還沒燒到我們家之前，媽媽鼓勵我在家讀書。記得那時，我讀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是《歐陽海之歌》。
文革兩年後，在“複課鬧革命”的口號中，我終於踏進了小學的大門。剛剛入學，就已算是三年級的學生。
不久，爸爸媽媽去了黑龍江五七幹校。當時姐姐管家，定期給他們寫信。一天，我心血來潮，也胡亂劃拉了幾筆，寄去了我寫的第一封信，期盼著媽媽的誇獎。收到回信，我驚呆了。媽媽寄回了我的原信，但是上面已經“面目全非”，娟秀的蠅頭小楷密密麻麻，佈滿了信紙，全是批改和點評，從書信結構，到用詞造句，以及標點符號。我當時還不能完全領悟媽媽的用心，只感到無比氣餒。後來我才漸漸體會到，就是在那樣的艱難情形下，媽媽仍然抓住一切機會教我學習。
1970年，我跟著爸爸媽媽去河南幹校時，已是四年級的學生。當地小學師資、校舍條件有限，四、五、六三個年級的學生在同一間教室，由一個老師教課。學生們“各取所需”，只要聽好自己年級的課程即可。反正也是坐在那裡，我就所有課程都跟著學，一年下來，通過了三個年級的所有考試，等於連跳了兩級，混到了河南沈丘新安集完全小學的一紙畢業證書。
1972年，爸爸接到“暫時借調”回北京工作的通知。為了讓我們儘早接受更好的教育，爸爸媽媽馬上決定，由爸爸先帶二哥和我回京上學。媽媽知道我那張小學畢業證裡的水分，讓我回到北京後，降一年，從初一上起。
即使這樣，一開始我仍是跟不上學校的課程。最吃力的是英語，記得第一次英語考試，我連蒙帶猜，只得了37分。所幸媽媽半年後也回到了北京，馬上開始幫我補習功課。
在文革那樣混亂的大環境下，如果沒有媽媽對我們的教育的重視，就不可能有我以後學業上的進步，我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學術位置。
插隊時的家信
1976年，我面臨高中畢業。雖然文革已近尾聲，下鄉插隊仍是當時中學畢業生的主要去向。很多學生的家長都各顯神通，紛紛為子女尋找更好的出路。我在家中排行最小，又是女孩子，從小顛沛流離，營養不良，小病不斷，爸爸媽媽也很為我的前途而擔心。
參軍在當時是上上策。我們那一屆同班同學中，正門加後門，先後一共有十餘人參軍入伍。對此，我除了羡慕嫉妒，是想也不敢想的。因為我知道，以媽媽的家庭出身和複雜的社會關係，加上當時爸爸媽媽雙雙受衝擊的身份，我是不可能為當時的革命軍隊所接納的。此前幾年，大哥參軍夢想的徹底破滅，就是證明。
當時有個政策，父母身邊可留一個子女。可是在我們家，姐姐幾年前中學畢業後已經留在北京工作，就不能再享受這個政策了。萬般無奈，爸爸媽媽有了給我辦“病留”的想法。如果我“病留”辦不成，必須下鄉，那就去也在插隊的二哥那裡，有個照應。
知道了爸爸媽媽的想法，我馬上就急了，年輕氣盛的我在意的是，作為班委，不能在同學面前臨陣逃脫。因此，我對爸爸媽媽一通慷慨陳詞，最後表態：不管與同學們一起去插隊有多苦、多累、多難，我一定要去。“是火坑我也跳了！”爸爸看我那麼堅決，就說：既然你有這樣的決心，那就去吧。
下鄉那天，媽媽陪我一起到學校操場集合。我爬上插隊知青的卡車，準備出發時，再次回頭望向媽媽，竟意外地發現，一向不輕易表露情感的爸爸，不知何時也來了。爸爸媽媽站在人群中，一起默默注視著我，為我送行。
我是在有200多知青的京郊農場插隊的。從一開始我就感覺到，農場領導對我們這些北京城裡來的知青有著莫名的仇視，把我們當勞改犯般改造。記得第一天出工就來了個下馬威，每人挖20個一立方米的深坑，挖完合格了，才允許吃飯。冬天沒啥農活兒，那就修理地球，把山丘上的凍土用鎬頭刨出來，裝上獨輪小推車，填到窪地裡。
當時我們16個女生住在一間雙排通鋪的宿舍裡，每天收工後回到宿舍，就是給家裡寫信訴苦，然後等待和拆讀家人的來信。讀信時，往往一人開個頭，宿舍裡便稀裡嘩啦哭成一片。我平時屬於淚點低的人，但這次來插隊，對我而言完全是自討苦吃，來之前又跟家裡立了軍令狀，現在面對這樣的結果，以我倔強好勝的個性，也只有啞巴吃黃連，跟家裡報喜不報憂。
有一天，我也收到了媽媽的來信。這是一封與眾不同的家信。信裡除了關切、問候，通篇沒有任何悲切的文字，更沒有一字的責難。媽媽說，越是艱苦的條件，越能鍛煉人的意志；越是困難的環境，越是將來值得回味的經歷，這些都是可貴的人生財富。當初我選擇去插隊，說明我有勇氣，她為我感到驕傲，相信我能從這樣的經歷中學到書本中學不到的東西。
媽媽對我的鼓勵和正面的肯定，消除了我心中因為自作自受而產生的消極情緒。同宿舍的姐妹們也都感慨地說：“你媽媽真偉大！”
後來，我回到北京，聽家裡人說起，媽媽知道我在那裡受苦，夜裡默默落淚，但她知道眼淚幫助不了我，唯有正面的激勵，才能堅定我面對困境的勇氣和決心。
2008年，郁文和喬曉溪在澳門。圖|作者提供
困境中的人生導師
我們70年代成長的這一代，沒有接受過愛情教育，談情說愛被視為小資產階級情調，男女生接近甚至被認為是“耍流氓”。因此，我在收到第一封異性表白的來信時，不但沒有欣喜感覺，反而在震驚、惶惑之余，感到莫大的侮辱。盛怒之下，我提筆寫了言辭激烈的絕交信。
媽媽聽說此事後，與我談了幾次。她告訴我：對異性產生好感，並不是什麼非分之想，或十惡不赦的罪過，是青春期的正常情感。假使沒有心動的感覺，選擇拒絕情有可原，但是也應該注意不要傷害別人的自尊心。
正是這樣的疏導點撥，讓我懂得了，不僅要聆聽自己的內心，也要學會尊重別人的感受。
1990年，我已在大洋彼岸求學生活了兩年。由於學業、環境、家庭等問題上的種種壓力，我一度感覺非常無助、迷茫，幾經掙扎，無以解脫，精神緊繃到瀕臨崩潰的邊緣。
百般無奈、無助之時，我想到了媽媽。當時我與愛人都在讀書，僅靠有限的獎學金支撐我們的家庭，生活很是拮据。但我還是不顧一切，買了一張對我們當時來說可謂“巨額”的機票回國。
到家後，我跟媽媽聊起近況，後來乾脆睡到了媽媽的房間，對她打開心扉，傾訴這幾年來生活中的種種遭遇、酸甜苦辣。媽媽細心傾聽著，理智地分析，幫我從一件件漫無頭緒的瑣事中，梳理出問題的根源，把事情的前因後果一一擺明，分清主次。原本心中一團亂麻的我，心情豁然開朗。
那是一段非常艱難的日子，我曾經感到人生黯然無光。如果沒有媽媽的支撐，我不知道能否順利走出那個泥潭。媽媽是我的人生導師，她對我的深切理解和全心包容、毫無保留的信任和一如既往的鼓勵，一直伴隨我的人生之路。
學醫的我無法留住母親
我學醫的專業選擇，完全是受了媽媽的影響，也與那個年代的缺醫少藥以及政治環境帶來的風霜不無關係。
媽媽年輕時飽受疾病纏身的痛苦，有了家庭後又很快添了四個孩子，常常因家人生病求醫的困難而苦惱。媽媽無師自通，買來一些通俗淺顯的醫書，常常藉此為我們“診治下藥”。後來，她甚至買來注射器及消毒器具，準備自己給孩子們打針，終因實在不忍下手而作罷。
大概是在1968年，經過連番數日的遊行、陪鬥、批鬥，一天中午，爸爸拖著疲憊的身軀從外面回來，進了洗手間。我們一家正準備著吃飯，突然聽到洗手間裡傳來一聲巨響，媽媽反應過來，馬上跑了過去。門被反鎖了，急切拍門喊叫，裡面沒有任何應答。媽媽正準備讓二哥從上方爬進去，門開了，爸爸面無血色，沒有說上一句話，又直直地朝著我們倒了下來。
媽媽急忙趕出去求救。先去了大院裡一位科班出身的醫生家，不曾想，這位醫生可能是為了與“走資派”劃清界限，不願意管。後來，媽媽總算找回了一位非科班出身但熱心的醫生。她看後，說是失血性休克，得儘快送醫院。爸爸被送到附近的復興醫院急診室，診斷為十二指腸潰瘍出血，導致失血性休克。
正當醫生們討論治療方案時，爸爸單位的造反派聞訊趕到。先是宣讀了“最高指示”，接著告誡醫生：他是走資派，屬於“牛鬼蛇神”、重點審查對象，你們看著辦。有了這樣的指示，醫生只給予一般保守治療，輸上液，用了一些止血藥，在醫院觀察了幾天。
好在爸爸命大，在急診室的候診椅子上躺了幾天，出血居然停止了。病情稍見穩定，馬上被請出醫院。出院病歷上寫著：“患者單位來人，患者是重點審查對象，考慮出院。”
後來才知道，爸爸之前已有黑色“柏油樣”稀便數日，那是典型上消化道出血的徵兆。媽媽為自己沒有這個醫學常識感到愧疚，也為爸爸差點遭遇不測而後怕。
有了這樣的教訓，下放五七幹校之前，媽媽首先買來了一本厚厚的《農村醫療衛生手冊》，並按照上面的提示，備上她可以買得到的一些常用藥物。
在我中學畢業下鄉前夕，媽媽讓我學些醫學常識，除了自己生病時有用，也可以幫助周圍的人。因此，我參加了一個課餘“紅小醫”學習班，並去院裡的醫務室為別人打針。這樣插隊時，誰有個頭痛腦熱，我也可以充當半個“赤腳醫生”。
高考通過後，填報志願時，我本想報自己喜歡的數學和無線電電子技術，但媽媽非常希望我學醫。她細細給我分析了各個專業的利弊，以及未來的需求和可能的職業走向。她說，我的性格也適合學醫。而且，以中國多變的政治環境、我們的家庭出身情況，以及父母的工作性質，將來是否還會受到衝擊，都是未知數。然而，作為醫生，無論走到哪裡，若能夠幫助周圍的人解除病痛，都會受到歡迎，因而受政治氣候影響相對要小。
媽媽的想法我無以辯駁，但我仍然不願完全放棄自己最初的志願。一如既往，媽媽充分闡述了她的想法之後，並不強求，仍然尊重我，讓我自己做決定。
那一年可以報三個志願，權衡利弊之後，我第一志願報了醫學院。心裡的小算盤是，這次考得不理想，第一志願肯定不夠線，僅僅是為了滿足媽媽的願望。然而，出乎我的預料，最後竟然被第一志願錄取了。或許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在助我去實現媽媽的意願。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在這個專業領域一路走下去，從最初的並非十分情願，到越來越體會到其中樂趣，更深深地感謝媽媽幫我做出的選擇。
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看著自己的親人即將逝去，卻沒有絲毫的辦法留住他（她）。媽媽的匆匆離去，對學醫的我更顯得殘酷。看過很多生老病死，也知道自然規律的無法抗拒，但是，我仍然難以接受媽媽已經離去這個殘酷的事實。我多麼希望能有更多時間，在媽媽的膝下繼續享受做女兒的幸福，永遠擁有這份慈愛與呵護。五十多年的母女情緣，媽媽已經與我的生命融為一體。我知道自己不該奢求太多，但是，當媽媽轟然倒下，那巨大的失落仍然令我痛徹心肺。
我最後一次走到媽媽的身邊，趴在她的耳畔告訴她，我有多麼的不舍，如有來世，還望再做她的女兒，給我一個機會報答她的恩情。
送走了媽媽，走出告別大廳，風雪已過，陽光穿過雲層，照在白雪覆蓋的大地上。仰望天空，我相信，媽媽一定去了有陽光的地方，她會一如既往，繼續溫暖我們。 ★
（喬曉溪：喬石和郁文之女。曾任北京協和醫院外科ICU住院醫生。1988年赴美留學，就讀貝勒醫學院，1993年畢業，獲神經科學博士學位。現從事醫學基礎科研和教學。）
家裡有一輛從北京帶去的永久牌26型自行車，學校沒課時，我就騎上一個小時，去林場看望爸爸媽媽。白天，媽媽在地裡幹活兒，我就在一旁“幫忙”、添亂。晚上，就擠在媽媽集體宿舍的通鋪上，倆人睡一個鋪位。
在媽媽身邊的那些日子，完全消融了我小時候的陌生感。那是我跟媽媽最親密的時光，我的記憶中留下了很多溫馨的畫面。
媽媽不會騎自行車，我就很逞能地騎車帶她回家。遇到過水渠上坡時，因為我人小，身體輕，又沒有力氣壓住車把，車子的前輪常會離地翹起，被路人當耍雜技地看：“哈！一個小的，帶著個大的！”
也是在那段時間，從小遠離媽媽懷抱的我，終於有了機會，感受到媽媽深深的愛。也是因為這段患難經歷，媽媽成了我生命中最親密、最信任的人。
亂世中盡力給我們創造受教育的機會
1965年我到北京時，本是計畫秋季入學，但是因為我生日晚，北京對入學年齡卡得嚴，沒有上成，只得再等一年。媽媽看我在幼稚園學不到什麼知識，就督促姐姐開始在家教我小學課程。
一年後，我本該上學了，不想文革爆發，學校都停課“鬧革命”了。在文革戰火還沒燒到我們家之前，媽媽鼓勵我在家讀書。記得那時，我讀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是《歐陽海之歌》。
文革兩年後，在“複課鬧革命”的口號中，我終於踏進了小學的大門。剛剛入學，就已算是三年級的學生。
不久，爸爸媽媽去了黑龍江五七幹校。當時姐姐管家，定期給他們寫信。一天，我心血來潮，也胡亂劃拉了幾筆，寄去了我寫的第一封信，期盼著媽媽的誇獎。收到回信，我驚呆了。媽媽寄回了我的原信，但是上面已經“面目全非”，娟秀的蠅頭小楷密密麻麻，佈滿了信紙，全是批改和點評，從書信結構，到用詞造句，以及標點符號。我當時還不能完全領悟媽媽的用心，只感到無比氣餒。後來我才漸漸體會到，就是在那樣的艱難情形下，媽媽仍然抓住一切機會教我學習。
1970年，我跟著爸爸媽媽去河南幹校時，已是四年級的學生。當地小學師資、校舍條件有限，四、五、六三個年級的學生在同一間教室，由一個老師教課。學生們“各取所需”，只要聽好自己年級的課程即可。反正也是坐在那裡，我就所有課程都跟著學，一年下來，通過了三個年級的所有考試，等於連跳了兩級，混到了河南沈丘新安集完全小學的一紙畢業證書。
1972年，爸爸接到“暫時借調”回北京工作的通知。為了讓我們儘早接受更好的教育，爸爸媽媽馬上決定，由爸爸先帶二哥和我回京上學。媽媽知道我那張小學畢業證裡的水分，讓我回到北京後，降一年，從初一上起。
即使這樣，一開始我仍是跟不上學校的課程。最吃力的是英語，記得第一次英語考試，我連蒙帶猜，只得了37分。所幸媽媽半年後也回到了北京，馬上開始幫我補習功課。
在文革那樣混亂的大環境下，如果沒有媽媽對我們的教育的重視，就不可能有我以後學業上的進步，我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學術位置。
插隊時的家信
1976年，我面臨高中畢業。雖然文革已近尾聲，下鄉插隊仍是當時中學畢業生的主要去向。很多學生的家長都各顯神通，紛紛為子女尋找更好的出路。我在家中排行最小，又是女孩子，從小顛沛流離，營養不良，小病不斷，爸爸媽媽也很為我的前途而擔心。
參軍在當時是上上策。我們那一屆同班同學中，正門加後門，先後一共有十餘人參軍入伍。對此，我除了羡慕嫉妒，是想也不敢想的。因為我知道，以媽媽的家庭出身和複雜的社會關係，加上當時爸爸媽媽雙雙受衝擊的身份，我是不可能為當時的革命軍隊所接納的。此前幾年，大哥參軍夢想的徹底破滅，就是證明。
當時有個政策，父母身邊可留一個子女。可是在我們家，姐姐幾年前中學畢業後已經留在北京工作，就不能再享受這個政策了。萬般無奈，爸爸媽媽有了給我辦“病留”的想法。如果我“病留”辦不成，必須下鄉，那就去也在插隊的二哥那裡，有個照應。
知道了爸爸媽媽的想法，我馬上就急了，年輕氣盛的我在意的是，作為班委，不能在同學面前臨陣逃脫。因此，我對爸爸媽媽一通慷慨陳詞，最後表態：不管與同學們一起去插隊有多苦、多累、多難，我一定要去。“是火坑我也跳了！”爸爸看我那麼堅決，就說：既然你有這樣的決心，那就去吧。
下鄉那天，媽媽陪我一起到學校操場集合。我爬上插隊知青的卡車，準備出發時，再次回頭望向媽媽，竟意外地發現，一向不輕易表露情感的爸爸，不知何時也來了。爸爸媽媽站在人群中，一起默默注視著我，為我送行。
我是在有200多知青的京郊農場插隊的。從一開始我就感覺到，農場領導對我們這些北京城裡來的知青有著莫名的仇視，把我們當勞改犯般改造。記得第一天出工就來了個下馬威，每人挖20個一立方米的深坑，挖完合格了，才允許吃飯。冬天沒啥農活兒，那就修理地球，把山丘上的凍土用鎬頭刨出來，裝上獨輪小推車，填到窪地裡。
當時我們16個女生住在一間雙排通鋪的宿舍裡，每天收工後回到宿舍，就是給家裡寫信訴苦，然後等待和拆讀家人的來信。讀信時，往往一人開個頭，宿舍裡便稀裡嘩啦哭成一片。我平時屬於淚點低的人，但這次來插隊，對我而言完全是自討苦吃，來之前又跟家裡立了軍令狀，現在面對這樣的結果，以我倔強好勝的個性，也只有啞巴吃黃連，跟家裡報喜不報憂。
有一天，我也收到了媽媽的來信。這是一封與眾不同的家信。信裡除了關切、問候，通篇沒有任何悲切的文字，更沒有一字的責難。媽媽說，越是艱苦的條件，越能鍛煉人的意志；越是困難的環境，越是將來值得回味的經歷，這些都是可貴的人生財富。當初我選擇去插隊，說明我有勇氣，她為我感到驕傲，相信我能從這樣的經歷中學到書本中學不到的東西。
媽媽對我的鼓勵和正面的肯定，消除了我心中因為自作自受而產生的消極情緒。同宿舍的姐妹們也都感慨地說：“你媽媽真偉大！”
後來，我回到北京，聽家裡人說起，媽媽知道我在那裡受苦，夜裡默默落淚，但她知道眼淚幫助不了我，唯有正面的激勵，才能堅定我面對困境的勇氣和決心。
2008年，郁文和喬曉溪在澳門。圖|作者提供
困境中的人生導師
我們70年代成長的這一代，沒有接受過愛情教育，談情說愛被視為小資產階級情調，男女生接近甚至被認為是“耍流氓”。因此，我在收到第一封異性表白的來信時，不但沒有欣喜感覺，反而在震驚、惶惑之余，感到莫大的侮辱。盛怒之下，我提筆寫了言辭激烈的絕交信。
媽媽聽說此事後，與我談了幾次。她告訴我：對異性產生好感，並不是什麼非分之想，或十惡不赦的罪過，是青春期的正常情感。假使沒有心動的感覺，選擇拒絕情有可原，但是也應該注意不要傷害別人的自尊心。
正是這樣的疏導點撥，讓我懂得了，不僅要聆聽自己的內心，也要學會尊重別人的感受。
1990年，我已在大洋彼岸求學生活了兩年。由於學業、環境、家庭等問題上的種種壓力，我一度感覺非常無助、迷茫，幾經掙扎，無以解脫，精神緊繃到瀕臨崩潰的邊緣。
百般無奈、無助之時，我想到了媽媽。當時我與愛人都在讀書，僅靠有限的獎學金支撐我們的家庭，生活很是拮据。但我還是不顧一切，買了一張對我們當時來說可謂“巨額”的機票回國。
到家後，我跟媽媽聊起近況，後來乾脆睡到了媽媽的房間，對她打開心扉，傾訴這幾年來生活中的種種遭遇、酸甜苦辣。媽媽細心傾聽著，理智地分析，幫我從一件件漫無頭緒的瑣事中，梳理出問題的根源，把事情的前因後果一一擺明，分清主次。原本心中一團亂麻的我，心情豁然開朗。
那是一段非常艱難的日子，我曾經感到人生黯然無光。如果沒有媽媽的支撐，我不知道能否順利走出那個泥潭。媽媽是我的人生導師，她對我的深切理解和全心包容、毫無保留的信任和一如既往的鼓勵，一直伴隨我的人生之路。
學醫的我無法留住母親
我學醫的專業選擇，完全是受了媽媽的影響，也與那個年代的缺醫少藥以及政治環境帶來的風霜不無關係。
媽媽年輕時飽受疾病纏身的痛苦，有了家庭後又很快添了四個孩子，常常因家人生病求醫的困難而苦惱。媽媽無師自通，買來一些通俗淺顯的醫書，常常藉此為我們“診治下藥”。後來，她甚至買來注射器及消毒器具，準備自己給孩子們打針，終因實在不忍下手而作罷。
大概是在1968年，經過連番數日的遊行、陪鬥、批鬥，一天中午，爸爸拖著疲憊的身軀從外面回來，進了洗手間。我們一家正準備著吃飯，突然聽到洗手間裡傳來一聲巨響，媽媽反應過來，馬上跑了過去。門被反鎖了，急切拍門喊叫，裡面沒有任何應答。媽媽正準備讓二哥從上方爬進去，門開了，爸爸面無血色，沒有說上一句話，又直直地朝著我們倒了下來。
媽媽急忙趕出去求救。先去了大院裡一位科班出身的醫生家，不曾想，這位醫生可能是為了與“走資派”劃清界限，不願意管。後來，媽媽總算找回了一位非科班出身但熱心的醫生。她看後，說是失血性休克，得儘快送醫院。爸爸被送到附近的復興醫院急診室，診斷為十二指腸潰瘍出血，導致失血性休克。
正當醫生們討論治療方案時，爸爸單位的造反派聞訊趕到。先是宣讀了“最高指示”，接著告誡醫生：他是走資派，屬於“牛鬼蛇神”、重點審查對象，你們看著辦。有了這樣的指示，醫生只給予一般保守治療，輸上液，用了一些止血藥，在醫院觀察了幾天。
好在爸爸命大，在急診室的候診椅子上躺了幾天，出血居然停止了。病情稍見穩定，馬上被請出醫院。出院病歷上寫著：“患者單位來人，患者是重點審查對象，考慮出院。”
後來才知道，爸爸之前已有黑色“柏油樣”稀便數日，那是典型上消化道出血的徵兆。媽媽為自己沒有這個醫學常識感到愧疚，也為爸爸差點遭遇不測而後怕。
有了這樣的教訓，下放五七幹校之前，媽媽首先買來了一本厚厚的《農村醫療衛生手冊》，並按照上面的提示，備上她可以買得到的一些常用藥物。
在我中學畢業下鄉前夕，媽媽讓我學些醫學常識，除了自己生病時有用，也可以幫助周圍的人。因此，我參加了一個課餘“紅小醫”學習班，並去院裡的醫務室為別人打針。這樣插隊時，誰有個頭痛腦熱，我也可以充當半個“赤腳醫生”。
高考通過後，填報志願時，我本想報自己喜歡的數學和無線電電子技術，但媽媽非常希望我學醫。她細細給我分析了各個專業的利弊，以及未來的需求和可能的職業走向。她說，我的性格也適合學醫。而且，以中國多變的政治環境、我們的家庭出身情況，以及父母的工作性質，將來是否還會受到衝擊，都是未知數。然而，作為醫生，無論走到哪裡，若能夠幫助周圍的人解除病痛，都會受到歡迎，因而受政治氣候影響相對要小。
媽媽的想法我無以辯駁，但我仍然不願完全放棄自己最初的志願。一如既往，媽媽充分闡述了她的想法之後，並不強求，仍然尊重我，讓我自己做決定。
那一年可以報三個志願，權衡利弊之後，我第一志願報了醫學院。心裡的小算盤是，這次考得不理想，第一志願肯定不夠線，僅僅是為了滿足媽媽的願望。然而，出乎我的預料，最後竟然被第一志願錄取了。或許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在助我去實現媽媽的意願。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在這個專業領域一路走下去，從最初的並非十分情願，到越來越體會到其中樂趣，更深深地感謝媽媽幫我做出的選擇。
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看著自己的親人即將逝去，卻沒有絲毫的辦法留住他（她）。媽媽的匆匆離去，對學醫的我更顯得殘酷。看過很多生老病死，也知道自然規律的無法抗拒，但是，我仍然難以接受媽媽已經離去這個殘酷的事實。我多麼希望能有更多時間，在媽媽的膝下繼續享受做女兒的幸福，永遠擁有這份慈愛與呵護。五十多年的母女情緣，媽媽已經與我的生命融為一體。我知道自己不該奢求太多，但是，當媽媽轟然倒下，那巨大的失落仍然令我痛徹心肺。
我最後一次走到媽媽的身邊，趴在她的耳畔告訴她，我有多麼的不舍，如有來世，還望再做她的女兒，給我一個機會報答她的恩情。
送走了媽媽，走出告別大廳，風雪已過，陽光穿過雲層，照在白雪覆蓋的大地上。仰望天空，我相信，媽媽一定去了有陽光的地方，她會一如既往，繼續溫暖我們。 ★
（喬曉溪：喬石和郁文之女。曾任北京協和醫院外科ICU住院醫生。1988年赴美留學，就讀貝勒醫學院，1993年畢業，獲神經科學博士學位。現從事醫學基礎科研和教學。）